坚定文化自信，坚决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东欧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警示
文／邢媛媛
“颜色革命”的提法最早起源于在美国兴起的文化反叛运动，如性解放、摇滚乐、披头士等，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秩序的反动行为。沿袭这一称谓，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依据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在世界上频频策动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运动，被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推行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施和平演变的种种尝试，给相关国家乃至国际地缘战略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被“颜色革命”了国家的政治动荡向我们敲响警钟，客观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兴衰本质、准确认识“颜色革命”的霸权主义本质，是需要我们时刻警醒的重大问题。从“郁金香革命”到“玫瑰革命”的“非暴力战争”魔影在肆虐东欧中亚中东北非的同时，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成巨大挑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持续不断地推行新型霸权主义战略， 加紧对我国文化、思想渗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从捍卫民族文化开始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土完整。
“颜色革命”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显著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形势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采用一种间接方式推行新型霸权主义——文化霸权，这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文化战略。作为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霸权”主义鼓吹“普世价值”，兜售“新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在实施文化操纵时适当辅以经济、政治、军事手段，最终目的是控制和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保障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①“颜色革命”是依靠文化霸权、利用文化“软实力”改变别国“颜色”、颠覆别国政权的一种显著形式，手段、路径却极为隐蔽，通过“依托反对派力量获得文化霸权来控制公民社会，造成政治危机并彻底摧毁政治制度”的普遍模式在广大第三世界逐渐展开。秉承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颜色革命”有两个明确目标指向：一是西方垄断资本利益所涉及、但强烈抵抗西方强权的国家与地区，西方在这些地方发动“颜色革命”，企图颠覆现政权，培植亲西方亲美的傀儡政府；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用“没有硝烟的战争”搞垮社会主义政权。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和平演变”自身也几度演变。②今天，非暴力战争（又称“软政变”）已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玫瑰革命”、“橙色革命”以及缅甸的所谓“藏红花革命”、再到科索沃独立，非暴力政权更迭和分裂民族国家的范式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构建和90年代的首次尝试，业已全面成熟，确立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颜色革命”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颜色革命”的首要前提是西方势力的文化操纵——通过传播各种文化符号改变人的政治文化观念，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即输出民主战略。被“颜色革命”了的国家新上台政权的外交政策都转向亲西方，人民的价值观被自由、民主、人权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所侵袭和渗透，反对派或受蛊惑的人民以民主为旗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大量现实已经证明，“颜色革命”不是自发行为，是西方势力参与、操纵的产物；带给人民的不是福祉，而是伴随无尽苦难的社会动荡与暴力频仍。
“颜色革命”恶果肆行东欧中亚
整个20世纪，特别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西方不遗余力地制定针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世界政治战略。可以说，西方具有发动“颜色革命”的百年经验，通过“颜色革命”来解决地缘政治难题和维护资本最大利益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苏联解体后，东欧中亚国家内由资本控制的大众媒体、报纸和社交网络无孔不入地宣扬“新自由主义”，倡导根除共产主义思想并引入“财产私有和契约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潜移默化地让这些国家服从“华盛顿共识”，追求转型为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主社会。③最终，这些国家盲目、激进地实行“冲击疗法”，本来还算健康的制度被顷刻瓦解、价格结构被轻易打破，导致更加脆弱的社会不稳定与阶级不稳定。
格鲁吉亚在2003年成为独联体内第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鲁斯塔维-2的广播成功发挥了动员群众和鼓励抗议的作用，广播持续宣扬反对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思想并号召打倒总统这一独裁者，描绘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革命失败的电影也在当时反复播出。④2003 年夏天，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一个讲习班，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西方同时在格鲁吉亚颜色革命前向其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西方干预、帮助下通过“玫瑰革命”上台的萨卡什维利却“忘记了民主”，并未兑现对人民的承诺，而是迫不及待在掌权第二年修宪以加强总统集权。2009年的第比利斯街头爆发了倒萨反对派组织的最大规模示威游行。2017年12月8日晚萨卡什维利在乌克兰被乌警方逮捕。
人类不仅仅直接面对外部世界，继而要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理解并改造外部世界，文化操纵因此成为可能。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伴随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汹涌而至，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居安思危，认真应对各种挑战。各级干部要克服麻木、软弱思想，敢于亮剑；对群众进行普遍、持续的思想教育。
自上世纪末起，西方强国就把目光对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中亚小国吉尔吉斯斯坦。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为铲除外交独立、强硬并亲俄的阿卡耶夫，美国暗中扶植亲美反对派，迫使阿卡耶夫辞职。“郁金香革命”后，吉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国内围绕政治、经济等体制变革的争斗从未停止过。巴基耶夫上台后无视之前对人民的承诺，吉每年春季和秋季都会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民众的福祉成了这场“颜色革命”的无谓祭奠。
来势汹汹的“颜色革命”，其震荡效应即如亨廷顿所形容的“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美国甚至有学者发文章称，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理论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得手后，“颜色革命”之锋芒一路指向中东北非。吉“三月事变”后，乌兹别克斯坦发生暴乱，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苏联共和国，甚至蒙古国，政治反对派都程度不同地兴奋起来。西方炮制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仍旧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艰难、安全没有保障。西方势力深度介入利比亚之后，利比亚民兵武装林立、犯罪率激增、恐怖袭击频发、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埃及街头运动导致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经济毫无起色、治安恶化、恐袭不断，世俗与宗教势力之间、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生艰辛。
“颜色革命”的基本轨迹
从“颜色革命”典型案例看，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的基本轨迹是：在培植亲美亲西方势力、等待时机（突发事件、选举）制造骚乱的过程中，对目标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最深度的渗透，首先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从思想上摧毁人们现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一，以重大谣言抹黑目标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动摇它的文化根基，使民众丧失文化自信和认同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西方文化渗透有着密切关系。1985年以后的几年里，西方媒体加大诋毁社会主义的宣传攻势，使很大一部分苏联人民迷失方向，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价值观。类似“大清洗杀害几千万人”的重大谣言动摇了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年轻一代的信念。西方就是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说成是人类最黑暗、悲惨的时期，从而在根本上否定苏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对与西方作对的政权领袖进行极端妖魔化，在国际上丑化国家形象，利用民众追求自由的心理离间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使政权失去群众基础。2005年2月，吉尔吉斯国内的一家受外国势力控制《MSN》杂志登出阿卡耶夫的“豪华别墅”照片，使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但事后调查发现，所谓的“豪华别墅”其实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国家招待宾馆，并不是总统私人住所。所以，吉尔吉斯人民坚决否认反对派有关总统家族腐败的指控，坚信“阿卡耶夫时期是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段闪亮的日子”。第三，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以及人员的来往，灌输西方价值观；在目标国重金扶植反对派，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西化培训，为革命预热，为有朝一日建立亲西方政权奠定思想意识基础。鲁斯塔维-2、“国际之声”、“自由之屋”、 “独立解放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体遍布东欧中亚各个角落，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爱因斯坦研究所等众多“伪智库”暗中援助反对派。1993年，美国“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与培训”项目的实施目标从获取对方信息改变为在东欧推广美式民主。1998年的第二期项目明确规定，特别鼓励受资助者在对象国从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政府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活动。2013年，美国通过《支持乌克兰自由法》公开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同时以语言为武器向东欧地区传播美国声音。美国法律授权美国广播理事会加强对原苏联国家的俄语广播，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加强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广播。
注释：
居安思危，“颜色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乌克兰危机中固然有内部历史原因及外部大国博弈等因素，但西方对其输出民主战略发挥了强大催化作用。1990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还在24个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大搞“民主渗透”。乌克兰在颁布新宪法后，美国国会在“支持乌克兰独立”的特殊决议中赫然指使乌当局“拆除经济中剩余的社会主义部分，加快私有化过程，消除集体经济”，并从控制乌克兰社会和政治秩序迅速越俎代庖确定乌克兰外交政策。反对派的信息用乌克兰语发布，以面向乌克兰本国民众为主，且网民间互动频繁。反政府的示威活动通过 Twitter 和Facebook大量传播带有特殊标签的话题以炒热舆论。⑤2004 年秋，西方派遣 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 14个州，为橙色革命及时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在被“颜色革命”了的乌克兰：首先是人员的惨重伤亡和流离失所。据联合国报告显示，乌冲突地区中有5187人死亡、逾1.15万受伤、超过500万平民生存环境恶劣、约100万人沦为难民。其次是国家分裂与动荡。颜色革命导致社会巨大混乱，极右翼分子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的世代矛盾，国家出现裂痕，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东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三州要求自治。再次是经济与社会的重创。内战让乌克兰经济崩溃，物价疯长、失业率增加、货币贬值，机场、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变为瓦砾。乌克兰自此开始持续动荡。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垄断利益，必然酝酿更大阴谋。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又以新媒体（互联网）霸权为主要工具、价值观霸权为主要内容。随着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的普及，“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全球战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其策略也在网络化这个不可阻挡的技术潮流下完成改良和升级，这使“颜色革命”威胁更为隐蔽、更为通畅、更为广泛，后果反而更加严重。⑥如果说用传统暴力方式控制地理空间是上世纪早期一种地缘扩张方式，那么21世纪通过对信息空间的管理影响人的意志和价值观进而达到策动演变目的，正是“非暴力战争”战术的明显升级。因此，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这更加要求我们安不忘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数据的标定用来获得传感器的静态特性,其标定的精度将直接影响传感器使用时的测量精度,其重要程度显而易见。
主要鲜畜禽产品流通量：生猪日屠宰量平均为150头，其中盛荣食品有限公司在巷口镇的定点屠宰场日宰量平均约为110头，无公害鲜猪肉主要调运重庆主城区和全县城镇居民消费；山羊日屠宰量为80只，其中旅游旺季仅仙女山景区烤羊就在日均100只以上，无公害鲜羊肉主要为外调和用于景区烤羊及全县羊肉汤锅等；肉牛日屠宰量平均为15头，绿色牛肉主要供应市主城一些快餐店、超市等；土鸡日屠宰量平均为500只，绿色鸡肉主要运往重庆大型超市和本县城镇居民消费。
从侧吹浸没燃烧熔池熔炼的长期性、稳定性以及获得经济指标的先进性等方面考察，其大规模工业化条件已经成熟，再加上投资的节约性及配置的紧凑性，采用富氧侧吹煤粉熔融还原工艺处理红土镍矿前景是乐观的，该技术将是传统红土镍矿工艺升级改造的首选技术。
嘉靖五年七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高于谨身殿大学士，故费宏地位高于杨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夏言取代严嵩成为首辅。
系列“颜色革命”已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警醒，埃及、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未雨绸缪，预防和杜绝“颜色革命”的侵袭。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体现出“绝对安全”与“扩展民主”的双重利益诉求，并将之与国家地缘战略相结合，反映出新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内部各大国力量对比与竞争的态势。
不同血型T G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型HDL-C水平高于AB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79，P=0.007）；A型VLDL-C水平低于B型、O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90、2.082，P=0.036、0.044）。见表2。
②赵波、高德良：《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出社2012年版，第98页。
我国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虽然在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状况、文化背景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始终面临着“西化”、“分化”的潜在外部威胁。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只有当目标国的意识形态不够强大，难以抵制反动分子的“糖衣炮弹”时，“颜色革命”才有可能成功。然而，如若现政府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强大的时代适应能力，定能抵挡“颜色革命”的侵蚀。为应对“颜色革命”的挑战与“西方文化”的渗透，我们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发展中的中国应对外部潜在威胁有成功的经验，而且应该持续深入下去。第一，我国坚持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根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置于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坐标中，指出其世界普遍意义的同时，更是把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并通过时代创造与创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焕发出了强大能量，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根本理论保障和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第二，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符合社会规律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社会上存在着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这都是在前进中的问题、探索中的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内、是党领导人民正在积极努力予以解决的、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党中央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缩小地区、城乡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都在有效促进着社会良性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中稳步发展，其重要意义在于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小、易于被群众接受。第三，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策动“颜色革命”需要必要的制度基础，主要是多党竞争制、议会制和选举制，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颜色革命”在中国完全没有制度平台。随着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将更加和谐，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一定会不断增强。
从我国社会主义健康、稳健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从遏制中国的角度看，西方势力必然会不遗余力地尝试、试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否认“颜色革命”威胁的存在与“颜色革命”本身同样可怕。 “颜色革命”实际上通过“文化操纵”来实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资本主义强国把自由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能力转变为利用反对派攻击、颠覆现任政府的武器。他们并不考虑当地民众的福祉，而是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如何应对“颜色革命”侵袭，这是一场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战争，是一场多战场全方位的战争，是一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争，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抓紧意识形态工作不放松，始终坚守优秀中华文明的综合思想体系、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严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批判弥漫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霸权主义有害思潮。“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表明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要求、严标准，表明党中央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去看待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价值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精神动力。”⑦在拥有绝对文化自信与绝对价值自信的民族中，运用好文化战略资源，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有效的抵抗方法定能挫败西方企图。同时，针对“颜色革命”的特殊实施手段，我们还应坚定对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切实负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责任”，在社会中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启迪人民的文化自觉，固本强身，从捍卫民族文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捍卫中国国家安全、维护良好国际秩序。
①参见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北京。
③参见韩源：《中国文化安全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北京。
④黎哲：《东欧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媒体传报分析》，载于《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5期，第99页。
2014年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因此，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是教书育人，还要承担社会责任。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战略部署：高校要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办学和培养人才。同时，高校教师要从培养学生走向服务社会。2018年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职成〔2018〕1号]，鼓励校企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或职工培训方案。这就意味着新时代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要从单纯的加强教学能力扩展到为社会服务，从校内培养扩展到校企合作培养。
⑤赵永华、刘佳宝：《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架隐喻—基于〈纽约时报〉对乌克兰“橙色革命”报道的框架分析》，载于《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⑥李慎明：《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⑦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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