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宛[1]2004年在《上市公司配股后债务融资行为与资本结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监管环境,导致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再融资需求,由于股票融资的低成本和软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偏好通过配股实现其保留资金储备、回报大股东的目的。这种盲目的“圈钱”行为导致企业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配股后业绩严重下滑。但我们看到,配股完成后上市公司“圈钱”行为并未终止,进而通过大幅提高债务融资规模,使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本文从资本结构的视角研究企业配股后债务融资选择的问题,发现国外资本结构经典理论中的“优序融资”和“静态均衡”假说均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配股后债务融资现象,而导致企业持续融资行为的最主要原因是最大化“圈钱”的动机。企业通过配股提升其资本实力,降低财务杠杆,为进一步债务融资创造良好条件,从而实现其持续“圈钱”、营造“帝国大厦”的目标。我们发现,企业不同的融资动机和财务策略,将直接导致配股后财务及市场表现的差异,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不同的叁组企业,配股前企业规模、资产有形性、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盈利能力、闲置资金水平、上市时间等指标存在显着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指标都对企业配股后资本结构的选择产生显着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配股后资本结构变化趋势不同的企业,“圈钱”动机也有所不同:(1)配股后继续增加借款、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的企业,存在最大化的“圈钱”动机,没有目标资本结构,单纯追求公司规模持续高速扩张;(2)配股后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的企业,既有保持目标资本结构、实现公司平衡发展的考虑,又在为其未来的股权融资积蓄能量,实现持续的低成本“圈钱”;(3)配股后偿还债款,降低资产负债率的企业,既有通过配股调节其资本结构的考虑,也存在保留资金储备,回报大股东的“时机性圈钱”动机。
黄格非[2]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对国内外融资决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融资行为和决策机制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的市场格局和融资行为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黑箱进行了揭示，构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系统分析框架，对决策的主体、决策目标、决策程序和关键环节、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金融压抑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资金的财务成本不是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遵循相机决策模型，即取决于资金到位的快慢和管理层的管理成本，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绩效普遍下降，说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从微观看，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经理层与股东的两类代理问题均非常严重，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巨大的代理成本使得再融资决策背离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论目标，因此运用发达市场的公司融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行为难以做出了有效的解释。这使得作者转向宏观领域，试图从转轨经济和金融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尽管中国的货币化程度(M2／GDP的比例)在2005年已高达164％，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R)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银行系统持有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占绝对优势，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4万亿，银行存贷差逾9万亿，由于缺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供给仍然十分短缺。我国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供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有限且没有充分的自主权，金融市场严重分割，金融产品种类少、数量少，政府对利率进行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被导向政府偏好的部门，都说明我国还存在着普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破坏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最后，本文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二元特征随之消失，解决了两类股东的主要利益冲突，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制度背景和市场预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效率，笔者从完善公司治理和推进金融深化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积极推进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逐步放松政府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发达成熟市场逐渐接轨。全流通后的中国再融资市场的格局、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特征和融资决策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债券市场将逐渐兴旺发达，控制权因素、公司估值及发行时机将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赵晓艳[3]2013年在《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其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陆续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便开始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融资是企业的重要事项,它不仅能够保证企业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融资方式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价值与业绩。在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根据1990-2012年的融资数据,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5个阶段：1990年以前企业融资的早期阶段、1990-1997年上市公司融资的起步阶段、1998-2001年的成长阶段、2001-2005年的调整阶段及2006年-2012年的完善阶段。1984年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呈现以财政拨款为主的特征；而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在1984-1989年银行贷款这种融资行为成为企业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1990年以后,银行贷款融资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股权融资所取代,上市公司出现股权融资偏好,但1990-1992年并没有再融资方式,这阶段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只有IPO,1993年开始出台配股的政策,并且使得配股成为1993-1997年期间股票市场上唯一的再融资方式；1998年上市公司出现公开增发和可转债的再融资行为,并在1998-2001年阶段表现出以配股为主、公开增发和可转债为辅的融资特征；2001-2004年,随着融资政策的不断变化,上市公司的融资呈现出以配股、公开增发、可转债并重的多元化融资格局,2005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股权分置改革使得资本市场暂停其融资功能,这样就使得IPO、配股和可转债的融资额出现大幅度的下滑；2006年证监会颁布的新的融资政策对于再融资方式的发行条件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在放宽配股条件的同时,提出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这种新的再融资方式,由于低成本和发行简便等优势,定向增发成为近几年最受欢迎的融资选择,2006-2012年的融资行为可概括为：定向增发为主,公开增发、配股和可转债为辅的融资格局。不同的融资方式有不同的融资政策,而政策中对于公司财务业绩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它们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上市公司的业绩指标有很多,如果只用一个指标,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片面性的误差,因此该论文采用12个综合业绩指标,借助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及配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比较2008-2011年公司业绩综合排名的变化情况,验证融资前后对公司业绩是否产生显着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对于公司的业绩影响并不显着,但对于公司的长期业绩有显着的消极影响；上市公司的公开增发对于公司增发当年的业绩影响并不显着,但对公司的短期业绩和长期业绩都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即会造成业绩的下降；而进行配股的上市公司,配股对于公司当年的业绩有显着的正面影响,但对于公司的短期业绩及长期业绩的影响都不显着。
汤胜[4]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时机选择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行为是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但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相关研究始终没有脱离传统财务学框架，无法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所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基于此本文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引入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为基础，在市场时机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不同性质的股东和管理层的融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随后运用一般多元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对A股市场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符合配股和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混合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上市公司倾向于在自身股价水平较高时进行股权再融资，从而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股权融资时机选择的现象。进而本文分析了股权融资的时机选择行为对公司的长期经营绩效、财务状况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融资的时机选择行为造成了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下滑，而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没有得到持续的改善。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控股股东和管理者通过股权融资都获得了明显的收益，但却损害了公司部分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存在显着的负面反应，但这种反应在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有所不同，而公司融资时的市场状况，公司的M／B值以及非流通股股东参与比例等都影响了股权再融资公司的长期市场回报。 文章最后对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监管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监管政策无法起到事前约束公司融资行为和事后监督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而市场也无法对公司发行的新股进行合理的定价，这为上市公司进行融资时机选择提供了机会。
提云涛[5]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利用国外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第一章说明为什么研究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评述已有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理论，探讨内部人控制下的规模导向的企业融资选择。已有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理论，无论是静态平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还是啄食顺序理论都认为：企业外部融资时应首先选择债权融资后选择股权融资。当企业被内部人控制时，则偏好股权融资。第叁章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外部环境。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使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有规模导向特点。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盈利下降，上市公司扩大规模时往往偏好股权融资。同时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迟缓、股票市场股价过高且市场分割等因素使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第四章研究企业偏好股权融资的内在动因。研究了融资成本、企业绩效以及治理结构等因素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影响。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股权的二元结构使企业融资成本与成熟市场融资成本不同，股权融资的大股东低成本促使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企业在预期盈利下降时会选择股权融资，我国上市公司预期盈利下降是其偏好股权融资另一原因。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使大股东可以凭借控股地位获取收益也是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原因。第五章考察二级市场股价与上市公司配股的可行性问题。发现：过高的二级市场股价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了方便。我国上市公司在配股前后短期价格行为和配股后长期股价表现上也与成熟市场不同，我国上市公司配股除权日前后有显着的正异常收益，配股后长期有正异常收益。第六章研究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与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大股东会综合考虑股利支付和融资的影响制定股利政策，增加大股东价值。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制定股利政策时不仅考虑盈利、规模等因素，更考虑配股融资因素。配股融资额越多，股利分配越多。第七章在论文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如何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认为应综合采取多种措施从公司治理、市场规范、投资者保护、发展债券市场等方面规范上市公司融资。本文还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提出了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原则并设计规范路径。
唐楚生[6]2005年在《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整个证券市场上,不论是公司数量还是资产总量、股本规模,农业上市公司所占份额都不足5%。但是,正如不能因农业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而否认农业的基础地位一样,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农业上市公司的作用及影响。农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作为具有一个特征鲜明的行业,对证券市场乃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在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现实而又不能的回避的问题是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率总体偏低,存在严重的二元股权结构问题,流动负债比重过大等。这种不合理的资本结构,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并决定企业行为特征及企业的绩效。因此,如何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成为困扰农业上市公司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紧紧围绕如何优化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这一主题展开分析,其内容可概括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基础分析,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该部分旨在为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理论做好理论铺垫和明确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实基础。第二部分研究农业上市公司资本运动中的财务政策选择行为为与资本结构优化问题,包括第四、五、六章。公司资本结构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和形成过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财务政策的选择和形成,一方面受到现有资本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并以现有的资本结构为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财务政策的实施及结果,又会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改变着现有的资本结构。第四章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3年的截面数据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专门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第六章则从股利分配政策角度分析其对资本结构优化的影响,论证股利政策优化、合理的股利支付率,股利支付方式和策略的协调配合将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第叁部分为资本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包括第七、第八章。笔者在第七章提出了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对策借以构建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微观制度基础,第八章则在宏观上,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培育完善资本市场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叁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宏观经济体制、市场环境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这叁个影响和决定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措施。这两章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完整对策措施。 经过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林书顺[7]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成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现状,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过分偏好于股权融资。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共同局限性在于: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无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评价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策略合理与否及融资结构的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或出发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本文先是分别从投资者、公司管理者、公司大股东叁个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做了理论分析,认为从投资者角度计量的融资成本是公司“真实的融资成本”,而从公司管理者角度计量的融资成本只是“名义融资成本”,当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时,大股东成本才是真正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紧接着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全部实施过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建立了一系列经济计量模型,分别从投资者角度和公司大股东角度计算了融资成本,并对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总成本的因素作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的真实的股权融资成本远大于“名义融资成本”及大股东成本。最后从树立正确的资本成本观念、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及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叁个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合理化的建议。
余涛[8]200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文中认为企业融资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融资方式形成不同的融资结构,这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逐年增加,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融资方式、融资行为不仅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等,这必然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和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找出其根源,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促进其长远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把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融资偏好作为研究主题。 本文首先对融资概念和融资理论进行了梳理,在理论上获得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和行为进行分析的依据。融资理论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但很难有一种理论能够对所观察的企业融资行为和融资偏好做出普遍适用的解释,但大家的共识是合理的负债可以达到融资结构最佳,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并且外部股权融资不应是企业最优先考虑的融资方式,西方国家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而我国上市公司则明显地表现出对股权融资的强烈偏好,本文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从融资结构、融资行为等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融资偏好: (1) 融资结构。我国上市公司优先选择外部股权融资,融资顺序为外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内源融资,表现出轻债务、重股权融资的特征;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无论是与全国企业相比较,还是资产负债率的分布来看,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偏低。 (2) 融资行为上。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融资资格不惜采取盈余管理,并且不主动放弃所具备的融资资格,为了获得更多的权益资金竞相争取筹资量较大的增发新股的股权融资方式。 但这种股权融资偏好带来的结果却是业绩的持续下降,对实施配股、增发的上市公司前后业绩统计显示,几种会计业绩指标在融资后的几年显着下降。同时上市公司对筹集的资金随意变更其投向,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动因。对动因的分析上前人多采用理论分析,较少采用实证分析,而在少量的实证分析文献中也主要采取的是人们惯用的资本结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一是,我国上市公司能否实施股权融资要受到证监会的严格控制,对于一些有融资欲望但未能获得批准的公司来讲,现有的资本结构或许是无奈的选择,因此上述实证方法不能直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和偏好;二是,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少分红甚至不分红的现象,这实质是内部股权融资,它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仅通过资本结构比率也不能完全反映出上市公司对外部股权融
杨定华[9]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文中提出公司融资是公司决策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决策,弄清楚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也是经济学中最为困难的研究之一。自从 1958 年公司融资理论的奠基性理论——MM 定理诞生以来,公司融资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并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尔斯等人 1984 年对公司融资顺序的研究(Myers,1984;Myers&Majluf,1984),即着名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theory)。根据这个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资金优先,债券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而且发达国家的公司融资实践从实证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进行考察,却发现完全相反的现象,即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时首选股权融资,而较少采用债务融资,表现为股权融资偏好。这种融资实践与西方的主流理论是相悖的,可以说是对西方融资理论的挑战。而且更为迫切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已经给中国上市公司的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已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悖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公司融资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遇到了挑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与发达国家的实践迥异?从实践上来说,我们需要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中产生的变异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此,本文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征,综合应用公司融资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视角来寻找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动因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包括大股东控制权和公司经理的控制权两方面。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说,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是由于上市公司畸形的股权结构,即国有股比重太高,国有股成为绝对控股股东。由于国有股不流通,通过配股、增发可以瓜分流通股的流通权溢价或租金,因此股权融资成为国有股股东的理性选择;从经理的角度出发,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选择往往是由经理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的,而经理在决策时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因此经理就会最大化自己的任期,即避免公司破产和抵御控制权市场对控制权的争夺。而在控制权市场运转不良的情况下,经理的目标就仅仅是避免破产,这样,经理就必然选择股权融资。因此,在目前的约束条件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公司经理尽管动机 I
吴元波[10]2005年在《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多种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观点作为研究基础,采取以理论论证为主、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研究的方法,以金融制度为研究主线,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及融资方式的发展会提高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绩效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核心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包括十个部分。 第一部分:本部分首先提出本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和一些基本概念的异同,从当前国内外资本结构研究的现状出发指出问题的切入点是我国当前的金融制度。由此出发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逻辑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观点。 第二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资本结构理论各主要分支的模型及基本观点。并尽量包括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综述,说明每种理论都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不同理论强调不同的成本从而会得出不同的融资策略选择。在应用某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的融资现实时,首先要看中国的现实环境能否模拟这种理论的分析框架。相对而言,我认为,流动性理论和机会窗口理论分析的情形与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现状和融资环境比较相近。 第叁部分:分析了我国金融产权的制度性缺陷以及我国企业融资制度低绩效的根源,指明了我国融资制度的叁大缺陷:结构性缺陷、体制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认为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组织的创新以及金融产权的改革,才能进一步硬化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约束和增进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 第四部分: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德国以及日本在融资结构及融资方式上的异同,并从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融资成本、公司治理与市场效率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剖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建立经理人持股激励制度;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加强对银行的监控力度;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创造能使他们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加强经理人的外部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上市公司配股后债务融资行为与资本结构选择[D]. 陈宛. 清华大学. 2004
[2]. 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D]. 黄格非. 同济大学. 2006
[3]. 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其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D]. 赵晓艳. 山东大学. 2013
[4].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时机选择行为研究[D]. 汤胜. 暨南大学. 2006
[5].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D]. 提云涛. 复旦大学. 2003
[6]. 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唐楚生.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7].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成本分析[D]. 林书顺. 福州大学. 2006
[8].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D]. 余涛.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9].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D]. 杨定华. 复旦大学. 2004
[10]. 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的制度分析[D]. 吴元波. 西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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