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183;人格转型#183;教育定位——当代青少年教育取向及路径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路径论文,人格论文,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按照现代化的理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类文化传承与相应人格的现代转型问题。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际上也就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问题，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当然就要从青少年抓起，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素质的培育养成实现国民素质的现代化，从而才有可能完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全球的现代化进程。
一、社会发展：以人为基础的整体视角
两个人以上才能构成一个小社会，整个人类则构成大社会。由此可以说，人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的存在，人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当然，人性包含着物性与理性，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自身的基因与文化传承；同时，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制于物质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鉴于人性的发展与提升，除了自身的相对十分稳定的物质因素如基因外，主要是其理性的发展与提升。由此，笔者以为，人类整体理性的发展与提升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不过人性——主要是理性的发展与提升又要受制于物质文明与文化生态环境。这样，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物质发展、文化生态、人的素质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维互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用图1来表述，以下略作阐释。
（一）社会发展与物质基础
1.物质生产水平与社会发展阶段
图1 人类发展：物、人、文化与社会的多维互动
按照日本学者尾关周二的观点，人类社会要经历权威社会、竞争社会和共生社会三个发展阶段①，其实这三个社会也是人类物质生产水平完全不同的三个阶段。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物质生活水平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权威社会是与农耕的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社会。这实际上是由于物质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不时脱节，为了使有限的物资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当然这是有等级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主持这种分配。但是由于人性和制度的局限，往往这种极其有限的、明显不平等的等级性分配也不能维持，特别是由于生产力低下、认知水平有限，人类抵御天灾人祸（包括决策错误）的能力极为有限，以至于人与人，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难平。人类为了生存，却又将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推入腥风血雨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民族都在一场场的浩劫中苦苦求生。人们祈盼着神明的威权统治，然而又一次次地由于人性与制度的缺陷，由于物质基础的脆弱，梦想、希望一次次的破灭，人类挣扎在自身缺陷的深渊之中。人们往往只能在宗教性的理想家园中寻求安慰与归宿。
竞争社会是一个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尽管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支撑起了一个与农业社会相比迥然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物质生产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能够充分开发自然资源的制度，使得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民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权威统治向民主治理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决策有可能实现从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或两者的优化结合，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决策更有利于广大民众。但是，正如哈贝马斯和埃德加·莫兰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工业现代化只是准现代化或是未完成的现代化，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黄万盛先生更全面地分析批判了这三大支柱的非人文倾向。由于人性的缺陷与制度的有限合理性，科学主义、物质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极可能在人类社会物质基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将人类社会引致万劫不复的自我毁灭的陷阱②。如何摆脱危机，走出误区，许多研究者的答案是：建设一个共生共荣的社会；在中国的语境中大致也可以说就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所谓共生社会，就是控制科学技术使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共生共赢，推进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经济利益真正公正地得到分配，能真正惠及人类的所有群体。从而使人类真正进入一个“人的科学的时代”。③
由这一立场出发，笔者以为工业社会或竞争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是以量为评估标准的，而后工业社会或共生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注重的是质的评估标准，这个标准的主要内涵或内核是人文的标准是以人为本的标准。
2.物质生产水平影响社会发展的特点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物质基础—人类物质生产水平对于社会发展作用的特点大致呈现出基础性与间接性两个方面。
所谓基础性是指人类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或提供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没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发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只能是画饼充饥式的空想主义。
所谓间接性，是指人类的物质生产水平所起的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总是要通过人——国民及其素质水平，并通过与人的素质水平相适应的文化制度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当人或对自我既对人性的认识失当，或在物质主义引诱下物性失控，那么这个物质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能走向反面，乃至社会经济大崩溃、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可能都存在。可以说，这时的物质生产已经走向了社会发展的反面、走向了人类愿望的反面。
（二）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
人类的历史已经或正在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决定于人自身，决定于人的理性水平；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取决于国民的素质与国民的理性水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素质与理性水平主要依重于整体性的水平，这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使人类的公共空间空前拓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素质与理性唯有整体性的提升，一个全球村的社会公共规范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有可能，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实现才有可能。
笔者曾经将人的理性分为生存理性、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三大部分④，这是一个与人类物质生产水平与生存方式呈互动状态的、不同层次与水平的理性。这些不同层次的理性水平往往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具体地说，在人类、在某个国家或民族中，具有以上三类理性的人口比例的不同往往影响、制约着人类或某个国家、民族之社会发展的水平。
就国家与民族的范围来看，由于物质的匮乏，绝大多数人在严峻律法的威权治理下，社会秩序可以得到相对的稳定，社会风气表面上也会较好。但在这种以他律为主的生存状态下，一遇天灾人祸，这种稳定和秩序就极易发生变故，乃至礼崩乐坏、改朝换代。其实，这种一潭死水式的稳定和秩序极易养成人的依附性性格，使民族极其缺乏创造与创新能力，对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无什么积极的推动力。
由于人类工具理性的发育和提升，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首先是技术和经济理性的发育和提升，极大地促发、激发了人的潜力和创造性，出于功利的目的，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物质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其次，契约、交往理性的发育与提升，人们往往通过协商、退让、互利、共赢的途径来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维护应有的权利，社会的运转成本大为降低，进而社会能够稳定、有秩、高效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充分、更公正的运用。
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状态下，人们的独立人格得以发育和确立，从而使人的创造力进一步得到开发，进而产生更强劲的生产力。
不过，由于工具理性的基本立足点是功利性的，人的物性往往在功利的诱惑下极度膨胀，这就极可能在人类物质生产水平与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由于缺乏人本的立足点而走进误区乃至走上歧路，从而给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幸亏，人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那么一些占总人口比例不多但能代表社会良心、具有较高理性的智者、贤者坚持人文价值，孜孜不倦地传播人类文明的结晶，提升生存理性，警惕工具理性，不忘人本追求和人文关怀。尽管人类社会之中的这些智者与贤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人类的大多数物性未脱者来说，不仅尚还不可能立马都成为智者和贤者，甚至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民。由此人类大同世界与理想社会的实现，在目前还只能是一个方向尚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这也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重要原因所在。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物质基础发展的不同，我们目前最多提倡的应当是现代公共伦理生活中的人文公共理性的发育和提升。从立足功利的、他律的公共理性向立足人本的、自律的公共理性的发展，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以自治协商为制度追求的和谐社会，或者说建设一个社会经济利益得到公正公平分配，人人有幸福感的小康社会。
（三）社会发展与文化准备
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说来，这些关联表现于文化自身的绵延性，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性以及文化自觉对社会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把握文化准备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是在认识绵延性、互动性的基础上，提升文化自觉性，从而为培育、养成21世纪的新公民认清方向与准确定位。
1.社会发展与文化绵延
文化绵延性是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如帕格森、布罗代尔、海德格尔等。这个绵延性主要源自于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既“文化——心态”时间，这是不同于自然意义上的客观时间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主观时间，这一“时间”具有长期绵延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内在的、心灵的时间，包含着人的心态结构，并同文化传承、文化经验的承袭密切相关，也和人性的基因遗传、文化遗传与实际社会经验不断结合、积淀、因袭相连。正是这种文化绵延性使得朝代可以更替，国家可以分合，但社会却可以维持、运转乃至持续发展。
2.社会与文化的互动
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往往存在着两种状态，一是先进文化与进步、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互动，一是落后文化与黑暗、愚昧社会的互动。当然，进步社会中也会有落后文化的存在，黑暗社会中也会有进步文化的存在，关键是不占主流、主导地位。
先进文化主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与其高度的物质生产水平相映成辉，使社会低成本运转，使人的理性水平得到提升，使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反之，落后、腐朽文化主导下的黑暗社会，即使有较高的物质水平，也将使人们生活在享乐主义之中，使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乃至社会崩溃，让人们回归“丛林”，遭受灭顶之灾。
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似乎一次次地印证着以上的假设，文化的堕落、理性的衰退，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衰败，人们被一次次地推进深渊。
3.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
为社会持续发展、现代社会完善建设作文化准备，最核心的内容应是实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末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他是这样解释这一命题的：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⑤
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命题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对多元文化进行自觉的梳理和把握的基础上，站在21世纪的世界性的高度上，造就“在21世纪的世界里生活的人”，为新一代“准备一个能适应21世纪人类生活的脑筋”。⑥
费孝通先生的洞见无疑指明我们为建设现代社会造就新一代进行文化准备的方向。
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应当包括继承与吸纳，而且继承与吸纳也是有选择的：一方面要继承和吸纳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则要梳理、批判、剔除中西文化中的糟粕。具体到社会发展上就要剔除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落后文化，如臣民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黑社会文化这些体现人性中物性与低层次的个人生存理性的落后文化，就要继承和吸纳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先进文化，如契约文化、法治文化这些体现了人性中交往理性与公共生存理性的先进文化。
由于人类就个体而言，其成长的历程具有零和性与可塑性。所谓零和性这里是指当人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胚胎，从出生到发育成熟要近20个年头。就文化的传承而言，每一个胚胎的降生都要从零开始。正是因为人的这一成长特性也就决定了其可塑性，先进文化抑或落后文化能否对新一代产生影响，孩子无法选择，但成人社会——家长、老师、传媒、社区却可以选择。有了文化自觉，承担着养育孩子重大责任的成人社会理当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尽责的努力。
著名生物哲学家理查德·利基曾指出：文化是人类对共生共荣的一种适应，幼儿及青少年期的不寻常的成长形式使这种适应成为可能。⑦
“共生共荣”也就是公共生存理性，如何使公共生存理性的养成从可能变为现实，这就是成人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应是当代青少年教育的明确定位。
二、现代人格养成：从个人准备到社会应对
解思忠先生曾经指出：“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文化进程的实质。”⑧这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现代人格的培育两者应是一种互动关系，当然这种良性互动有两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基本物质条件的具备与社会政治诉求的明确，在这两个前提条件真正具备的情况下，良性互动才是可能的。不过，这种良性互动，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发展的，这种互动应当和社会养成教育与个人自我教育相伴相生。社会政治诉求与人格教育取向的互动关系大致可见图2，本文主要围绕该图展开阐释与分析。
（一）社会政治诉求决定人格教育取向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由于受物质生产水平、生产方式的限制，社会政治的诉求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与生产方式的演进，人类文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良性互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辅相成，将人类社会不断推向更高的文明形态。
图2 不同社会政治诉求与相应的国民教育取向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专制国家，国土是皇土，臣民是皇帝的仆人，皇帝是这个大家园的至高无上的家长，效忠于皇帝就是效忠于国家，家国是一回事，一切权利、一切物质的支配归天子。这种专制制度下的威权治理，普通的民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皇上（包括代表皇权的地方官吏）说什么便是什么。对老百姓的“教育”就是服从于威权统治，对多级官吏的教育就是“精忠报国”，皇帝便是“国”，替皇帝效力的核心是如何更好地驭民、防民。这种专制制度不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只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培养出只具依附人格的臣民，使得这些臣民只懂得唯有依附于皇权及其代表者，才能获得恩赐，以图个人基本生存与有限发展。这种依附性人格也保证了皇权的绝对统治，以及等级分明的社会稳定与运转。由此可见，传统社会出于“家天下”的驭民政治诉求注重培养的是人的“臣民素质”，在这样的诉求下现代国民素质与人格的培养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这种诉求成为一种数千年传统社会积淀下来的“臣民文化”的话，那么，我们对其在当今社会文化，如电视剧、电影以及种种娱乐电子游戏中时不时地展现—绵延也就不奇怪了，也更能了解我们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与国民独立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武昌城头的新军人从形式上彻底结束了帝制。中国打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从理论上说，也应该开始培育现代人的社会工程，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项空前绝后的系统工程。民众既然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政治诉求无疑就应是利民——为全体民众谋利，这就决定了治理方式的民主性和治理政策的透明度，对国民的教育重点则理应是如何有序参与治理，如何实现有效地对国家管理者的监督，对各项管理工作绩效的考核，对多级管理人员工作的评判。这里最核心的国民人格决非个人主义或那种自顾自、独立特行的意识与行为。现代社会的独立人格的主要品质是公共意识与交往理性。这就要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起：在现代社会，公共空间极大地发展，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承认每个人是一个个独立的、有自身利益的个体，他们的相互关系只能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在互利互惠的关系中每个人的自身利益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就可能是一种互损互害的恶性关系，因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也就是对个人利益的损害——人人都去损害公共利益，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附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独立人格的养成，其主要内容是社会公共意识的明确和人际交往理性的提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良性社会运行才是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可惜的是，近百年来，由于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国民素质的教育和提升时断时续，时进时退，这个培养现代人的社会大工程，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二）现代人格转型：个人的准备
现代国民素质提升的核心内容无疑应为公民素质，这在经历数千年传统社会的中国更应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笔者认为，现阶段的公民素质提升的教育或曰公民教育，除了一些知识性的教育外，最为关键的当属独立人格的培养，这是一种品性的养成，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提升。要实现这种品性的养成和理性的提升，首先应该将依附性人格与独立性人格从人性的角度作些许区别与分析，见图3。
图3 不同人格的区分与生成背景
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格的转型，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也称作转型社会前期），是一个以竞争生存为标志的社会阶段，这往往易于造就依附性人格，依附性人格其实极易转变为双重人格，这就是为了谋取私利，又不便于明说，于是往往拉大旗作虎皮，说一套做一套；或是在威权统治下，总是言不由衷，以求自保。由此，双重人格成为了不少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性格，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重则说假话以隐藏自己的私心物欲，轻则虚与委蛇、见风使舵，苟且偷生。人性的幽暗、理性的遮蔽和为人行事的虚伪性，成为此类性格者的必然表现。
现代社会共生共荣、互利双赢的共同生存方式，催生着独立性人格。由于利益的透明性、政治的公开性，社会民主风气渐浓，言论自由、思想解放。民众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取应得的利益，同时承担自己的义务；任何的观点都可以坦陈，思想无禁区，行为有规范。这里的独立人格必然与透明人格相联系，一切皆在阳光下，人们不再需要遮遮掩掩，文过饰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公民素质，从个人准备的角度讲，独立人格——阳光人格的养成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样的人格成为国民——公民素质的结构性要素的话，社会运转、政策执行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自然也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人格转型：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定位
广义的社会养成教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教育在含义上几乎无异，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开展各种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包括知识与能力学习），组织各种有益于人了解社会、了解他人的社会交往，营造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在这些教育者精心安排的活动、交往以及营造的各种环境中，让受教育者——以青少年为主体，逐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民人格素质，承担起保证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责任，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中，追求个人幸福，在自我提升理性的过程中，提升个人的幸福水平。
就当代社会的发展和现实教育的不足来看，现阶段青少年教育的重心大致应定位在以下相互有联系的三个方面。
1.风险社会与社会养成教育
许多科学家、社会学家都预言人类今天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社会教育的积极回应就是要对新一代的国民及时做出相应素质的培养，为人类应对风险社会做好准备。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养成教育的一个重要定位。
何谓风险社会？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且变化的脚步越来越快。飞机变得更大、更快、更安全；计算机从能占据整个屋子的“恐龙”变成了桌头工具，功能还比原先增强了十亿倍；遗传学从对遗传的基本理解发展到能够创造新的生物体。伴随着这些变化出现的不仅是利益，还有危险，甚至是潜在的灾难。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无法预见高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新科技有其固有的风险，社会学家称之为风险社会。
生活在风险里，我们要不断地面对知识的扩充和对所得信息之后好坏与相关与否的不确定性。每做一个决定，我们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很矛盾但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不能去消除矛盾，风险社会里的公民只能去适应这种矛盾。
风险社会一词暗示：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不仅会变得很严重，而且会变化很快，我们甚至都无法预测其变化的方式。未来的国民就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他们需要改变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通过相应的养成教育，提高人们参与社会决策的能力。只有积极投入到对问题的争论中来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家庭、学校、社区都应该为青少年提供机会，让他们接受相应素质的养成。
一般认为，应对风险社会的素质，主要是指三种能力的培养，这三种能力决定了未来的国民参与社会决策的水平，和最终能否真正解决各类风险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问题。
具体来说，三种“能力”可以通过三种认知来表示，即：“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其中，后两者不仅包括说出来的内容，还包括没说出来的和与价值观相联系的知识。
“是什么”，即知识本身，包含了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结果。这意味着国民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也会用到一些知识的非专业方面。传统的教育体系被知识本身所统治，知识本身被认为比知识的应用更重要。知识是专家证明其科学假说的手段，也是与外行辩论的手段。但，这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应当被充分认识。
“怎么样”，指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对事物的理解。虽然对事物的理解随着实践的增多而加深，但是对行动的反省也能够推动这种认知的发展。所以，实践与反省对认知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什么”，即实践智慧（指在确定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中的智慧）具有民族和政治背景，因此既不中立也不客观。实践智慧暗示了行动的选择要经过深思熟虑。实践智慧的发展要求有社会经验，这就要求让青少年参与到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社会实践中去。
以上三种能力的养成可以让每个人在风险社会里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能够适应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但是，有能力做出个人的决定仅是国民素质养成教育的一个要求和在社会里生活的一部分要求。作为一个风险社会里的国民，我们不仅要有积极参与社会决策的能力，还要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致。这些能力在充满“铜臭味”的工商社会里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为这个社会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忽视了大众的需求。而在现代公共社会里，接受了社会养成教育的民众不仅能够在精神上团结起来，更能够在行动中团结起来。这也涉及公共生活与社会养成教育的关系，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2.公共生活与社会养成教育
现代公共生活的兴起与持续发展，往往依赖于国民日常生活习性的诸多变革，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相应的教育来养成、推展与实现，这就决定了当今社会养成教育的又一定位。
一般认为，在公共生活日益拓展的今天，国民日常生活习性的变革主要应在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相应社会习气的养成。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讲，无论一个共同体有没有公共传统，只要试图建立并维持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性，在现代的背景条件下，就必须解决共同体的公共性问题。为此，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组织结构都必须在社会生活的演进中，练习并熟稔现代公共生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操作概念，从而逐渐养成按照公共的方式处理共同体事务与共同体成员关系的社会习气。这些基本原则、操作概念与处理技巧的练习掌握自然离不开社会性的养成教育。
其次，相应社会心理的培育、养成。这就是说，公共生活的运转与维持还仰赖共同体成员愿意相互妥协、理性协商、互利互惠的社会心理。因此，共同体成员必须在处理成员间关系、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间关系的具体事务时的、漫长而琐细的过程中，逐步自觉地培育以妥协代替敌对、以理性代替冲动、以互利代替自利的心理倾向。养成这种平和妥协的社会心理就会促进共同体成员间对于“公共”的正确认知，从而造就一个有利于公共生活稳定而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这里的一系列理论认识与实践技能都离不开社会养成教育的支撑。
再次，相应国民心智的提高。一个共同体只有造就了促使共同体成员心智水平提高的社会大气候，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公共性才会有自觉的、理性的认识，也才足以将公共问题提升到公共理性的水平。缺乏心智上自觉的认识与普遍的主动维护，共同体的公共性就十分脆弱，就极易为共同体成员，尤其是共同体领袖依据各种自利的理由加以摧毁。这种心智的提高在相当程度有赖于社会养成教育反复的强化与有计划的推进，可以说，在以上三者中国人民心智的提高是基础性的。
3.网络生活与社会养成教育
在风险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对于青少年成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网络。如何发挥网络生活在青少年养成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重大课题，也是笔者在此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开发，世界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就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网络社会⑨。网络技术与信息将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这是从宏观的社会层面而言。而从微观的人的日常生活来看，随着电脑的普及，快捷的网络正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依赖工具：人们将从网上获取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各类信息，在网上处理从专业工作到家庭生活安排的一切事务，在网上与人聊天、讨论，在网上娱乐、游戏、看电影……几乎是无所不能。
可以说，网络技术与网络信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则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变化、人的自我认同的变化。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而言，“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新一代人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脱离了观念、伦理、责任的相袭相续，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⑩由此，如果网络能提供新一代人感兴趣并有助于其健康成长的信息，那么人们就无须担忧；但如果提供的是不利于新一代人健康成长或是新一代人不感兴趣的信息，那么优良传统的绵延、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就将面临严峻的考验。让网络成为人类文明传承的主渠道，应是办网人和用网人的共识，也是网络存在的理由。然而，众所周知，社会是复杂的、人性是多层次的，即便是一个基本正常的网络，也有可能被不正常的使用——包括办网与用网，而在这种非常态的使用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人。
要使网络的运转与使用从非常态进入常态，从根本上说，要认清网络较之于其他传媒与交流工具的不同特性，这就是：
(1)日常性。今天网络已经完全溶入了社会生活特别是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正在成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关于上海未成年人现状的调查发现，上海地区的中小学生里从不上网的只有3%，网络提供的快捷便利，必将随着电脑的进一步普及而覆盖全部人群。有朝一日，人们可能会发现没有电脑与网络，你将无法工作乃至生活。这股时代的大潮任谁也改变不了。
(2)参与互动性。网络的使用可以是单向的，更可以是双向的，这就决定了网络使用的参与互动性。现今，无论家庭琐事还是国家大事，人们都可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见智见仁，争执、探讨，各抒己见，或抨击或褒奖，体现了相当的民主自由。只要说得在理，就能获得一片喝彩声，反之，则遭贬斥。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上网人的理性思考与理性水平。当然，也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情绪化，以至走向极端，出现“民主暴政”。
(3)自我认识与自我教育性。在网上交流可以匿名、亦无人监管，在交流对话乃至行为时，往往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我，通过自我的评价来对自己的认识与行为进行纠正与改善，这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教育。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是一种内生的自律性较强的自我约束与完善；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自我完善缺少必要的硬性的监督与奖惩，其成效堪虑。但是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培养现代公民极其需要的进行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的抓手和通道，如果我们努力优化网络使用的环境，则其积极性的发挥还是可能的。
(4)公共性。网络是一个巨大的交流平台，可以说几乎没有时空的限制，任何人、任何时空，只要你掌握上网的技术和必要的语言运用能力，你就可以超越国界、种族、阶层，不分时段的与任何愿意与你交流者讨论任何问题。在这样的公共交流平台上，你能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是地球村，所谓“天涯若比邻”。不过，正因为其明显的公共性，你就应该有公共意识、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你不应也不能违背作为人基本理性、规范乃至真善美的追求；否则，你将招致他人——乃至全体网民的谴责，并从此销声匿迹。正是这一点，大致可以弥补我们对于自我评价、自我教育之局限的忧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带有明显的双刃性，其消极性往往连着人的非理性，而积极性却连着人的理性，在发挥其积极性，抵制其消极性，显然在于提高上网者素质和理性水平。
当我们认识了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媒交流工具所具有的、其他传媒无法比拟的特性之后，那么，我们就必须转变一些观念以适应之。就使网络成为青少年养成教育的工具而言，这至少有两个方面：
(1)让网络成为主流文化传承的通衢大道。受传统社会文化心态的束缚，我们总是将网络信息的传递视为旁门左道，以防堵为习惯性行为，以至于让网络为某些有经济与政治目的集团或个人所用，将网络的文化传承权拱手让人，使网络的不良信息大行其道。为此，转变观念，就应将网络构建成为人类文明传播的通衢大道，特别是要适应网络传播的特性，肯花大气力，全面研究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大变革，使网络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应参与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兴趣与需求。当然，适应并非是无原则的迎合。
(2)正确认识日常性与理想性文化传承的统一关系。传统的教育往往侧重理想性教育而漠视日常性问题，这完全不适合网络信息传递的特性，你一味强调理想性，人家完全可以不理睬你，所以，我们要转变观念“不求思想的统一，但求行为规范的一致”。在网上不可能强求网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思想，但作为网络平台、网络社会，人人都应有大致相同的行为规范，这样的平台才能成为公共文化教育讨论、交流的平台。同样，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以有七情六欲，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必须遵奉的，而“存天理、灭人欲”则也是伪善。所以，做到日常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就网络而言，主要的就是或仅仅是将低水平的个人生存理性引向一般水平的公共生存理性而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网络社会与公民社会有着共同之处，通过网络的使用与信息的交流，或许正可以弥补国民之公共理性不足，这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现代国民素质的养成则是幸事。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不必将网络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要叶公好龙，错失通过引导当代青少年来提升国民素质的机会。关键在于，社会各界包括党政部门要狠下工夫弄清情况，把握时机，善于引导，将网络建构为真正的人类现代文明传播渠道，而不是简单的排斥与放弃。
注释：
①〔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中央编译出版社[M]，1996:115-137.
②黄万盛.建构世界公同体·编者手记[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282.
③〔法〕矣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2.
④参阅孙抱弘.人性假设与解释性青少年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7:(3).
⑤⑥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群言出版社，2007:(1).178、81.
⑦〔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因[M].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35.
⑧解思忠.中国国民素质危机前言[M].中国长安出版，2004:(9).5-6.
⑨参阅〔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社会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⑩黄万盛.建构世界公同体·编者手记[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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