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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97.5；K27；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6-0071-11
“一号命令”也称“第一号号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等，是指1969年10月中旬，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战备命令。为了叙述方便，文中称之为“一号命令”。这个命令当时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层引起复杂的反应，多年之后仍然众说纷纭。对于“一号命令”与老干部疏散、城市人口遣散之类事件的关系，早已有人做过比较清楚的论述[1]，但对于命令本身尚无较详细的研究，如：“一号命令”是如何发出的，内容是否适当，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为何不满，命令产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影响，等等。本文拟依据相关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号命令”产生的背景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在中国和苏联国内各自针对对方举行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发表抗议、声明等，随之两国军队加强了战备。中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盟关系破裂的状态进一步恶化到军事对峙。
在中国，毛泽东于3月15日提出“要准备打仗”①。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向全党发出战备号召：“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2]当时中国与苏联军事力量的对比是苏联远比中国强大。毛泽东“准备打仗”号召的含义是做好抵御苏联侵略的准备。毛泽东说过“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3]之后，中央军委制订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主要也是针对苏联入侵的。中国方面以防御姿态展开战备活动。
苏联方面自珍宝岛冲突后，不断加强其国内的反华宣传，称中国是“侵略者”，中国领导人是“现代冒险家”；诬蔑中国人如何残暴，中国要用武力改变边界，要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要对苏联发动核大战，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到黑海的大帝国，并发出要打击中国的叫嚣。[4]6月13日，苏联发表声明，宣称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历来是属于苏联的，“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中苏边界纠纷是“中国当局继续在苏联边界上组织挑衅”，宣称“要越过苏联边界的任何企图定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击”。[5]苏共政治局会议对使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问题连续几个月进行讨论。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共政治局一度决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由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探听美国的反应。[6]1969年6月5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再次反对中国。7日，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苏联开始研究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的具体计划，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7]中国政府及时揭露了苏联的行为，认为苏联同美国“串联亚洲各国反动派，拼凑一个反华军事包围圈的罪恶阴谋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8]
与此同时，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勃列日涅夫宣布要“不惜人力物力”加强国防。苏联高级军官号召军队“进行分秒必争的战斗准备”，“不容许有丝毫的缓慢”。[9]苏联在边境全线派驻了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6](p.195)中国方面统计，苏联部署在亚洲地区可用于对付中国的兵力到1969年已增加到100万人以上，有70多个陆军师，2万余辆坦克，3000多架飞机，800多艘海军舰艇、合计60多万吨。[10]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冲突呈扩大态势，苏军加紧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并且把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②苏联继续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开枪开炮。[11]8月13日，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地区，对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行突然袭击，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10](p.103)在此期间，苏军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部队向中苏边境推进，加紧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不断地在中苏边境地区举行入侵中国的作战演习，同时加紧进行战场准备。苏联扩大征兵规模，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备公路和铁路，并把居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迁走，沿边界线建立了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12]
1969年，关于中苏之间是否会发生一场战争是国际舆论的热点。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一美国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在讨论苏中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说：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苏联恪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7](p.339)路易斯的文章是经过克里姆林宫授意的。[13]
到了9月，苏联部署于中苏(蒙)边境的军队规模和兵力组成已经显示出：苏联有能力向中国发动进攻，特别是攻击中国的核设施。[14]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声称：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开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15]
至于苏联的意图是战争恫吓，还是决心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中共中央没有贸然决断，而是根据掌握的苏联军事、政治动态，结合国际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随时进行修正。
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争端是局限于边界线上还是继续扩大尚不能判断。毛泽东初提“要准备打仗”时，着重点是有备无患的战备思想。我国军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的时间和人员投入政治运动中，正常训练几近停顿，战备水平严重降低。对趋于紧张的国家安全形势来说，军队的状态是危险的。毛泽东强调“准备打仗”意在恢复并加强军队的战备水平。他在解释“准备打仗”的思想时说：“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3]或许毛泽东内心感觉大战即将来临③，但这时形势尚不明朗，对部队的部署还属于正常战备。
随后苏军的调遣和苏联领导层的战争言论使中央军委越来越加深了对战争可能扩大化的认识。六七月间，军委办事组召开的“三北”(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分析认为：各方面情况表明，苏修正在加紧准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在中苏(蒙)边境，正在积极进行准备。林彪在听取汇报时提出要防止苏修采取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中央分析苏联的军事战略是在欧洲搞平静，在亚洲搞紧张。毛泽东也认为苏联是先把中国搞下来，然后再搞西方。8月，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证明苏联不会善罢甘休；尤其这一时期开始传出苏联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些大大提高了中央军委对战争危险性的判断。军委办事组召集总参谋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小组及有关人员，对苏联战争动向进行了专门研究。9月10日，军委办事组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确实加快了对我国的战争准备，虽然苏联马上发动全面战争的困难很多，但是苏联领导集团是一伙不计后果的冒险家，就连尼克松都说苏联领导无能，“存在犯致命性错误的巨大危险”。报告认为苏联领导集团对我国和世界形势往往会作出错误的估计，战争提早到来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同一天，军委办事组给各军区、军兵种、基地发出战备指示，要求加强防敌突然袭击的准备，“三北”地区和海(边)防第一线部队以及担负要地防空部队，立即着手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随时应付可能的突然情况。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提议，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四条共识，并商定各派代表团择期举行边界问题谈判。9月18日，周恩来根据双方商定的程序致信柯西金，将达成的共识列成条文④，经苏联政府确认后，即作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生效。但9月26日柯西金复信，完全避开机场会谈达成的谅解，只是说：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16]至于边界谈判的时间，经双方协商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苏联方面避而不谈就谅解达成协议的重要问题，说明苏联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有倒退。对于苏联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急于同中国进行谈判，而表现出的谈判立场却游移不定，中央军委给予高度的警惕。毛泽东、林彪以及军委办事组都倾向于认为：苏联谈判是假象，准备战争是其实质。当时，苏联发动对中国核袭击的可能性是中央军委关注的焦点。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恩来曾就外界关于苏联将对中国核袭击的报道质问柯西金，对方没有否认。从苏联的军事部署、战争战略理论、中苏各军兵种力量的对比、中苏国家关系的态势等各个方面来看，苏联极有可能利用核武器对付中国，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
从9月中旬起，中央军委对战备的认识明显提高，军队的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首先是准备国庆期间和10月19日苏联谈判代表团来京这两个关节点的战备。
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做好战争准备。他在审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时，加上这样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3](p.66)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号，而被认为是“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7]9月20～29日，全军战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示“军队不要松劲”。林彪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周恩来也强调“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18]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战备会议在国庆前中止，各战区首长不留在北京过节，全部返回岗位抓战备。9月30日夜，林彪发出战备指示，“三北”各军区陆海空军部队奉令紧急行动，当夜转入疏散待战状态。国庆节后，10月9日，林彪乘飞机视察北京军区重点防区，部署防御。10月中旬，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⑤。受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谈判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突然袭击，并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疏散的指示。[19]会后，中共中央通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最早疏散离京，10月15日晚已到达武昌。10月16日，林彪与叶群疏散到苏州。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以及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陶铸等纷纷被疏散离京。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留守北京，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发出了军队战备命令，应当说是形势发展的合理需要，在时机上是适当的。
“一号命令”的内容与发布的经过
林彪的战备命令经过军委办事组及“前指”⑥下达全军时按照内容被区分为四个命令，分别传给军内不同的部门。根据值班参谋的记录，其第一个指示标题为《阎副总长传达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第二个指示标题是《林副主席第二个指示(给二炮)》；第三个指示标题是《传达军委办事组给二、三部的指示(第三号)》；第四个指示标题为《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工办、科委、总部各有关部局的指示》。其第一个指示的内容如下：
第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十九)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十九、二十两日，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第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第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第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第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10](pp.108～109)
尽管第三、第四个指示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发出的，但它是由林彪的命令衍生出来的。完全是对林彪的战备命令的具体化，没有超出原命令的内容和范围。
由此可知，“前指”接到命令的时间是10月18日晚21时30分。那么，林彪何时发出命令呢？1972年二三月间，张云生⑦曾接受调查，反复写出证明材料，据其回忆：林彪口述命令的时间是在18日下午3点左右；我用电话传给黄永胜的时间是在当天黄昏以后，即大约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张云生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大致沿用了这个说法。但是，经过查对记录原件却清楚地标示林彪口述命令的时间是10月17日。由此可以基本判定张云生回忆有误，就是说林彪是17日就向秘书口授了命令。
这样，在林彪发出命令与传达到“前指”之间差不多有了一昼夜的时间差。而据张云生的说法，命令是按惯例压了两三个小时后即发出。那么到底是何时发出？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耽搁了一天的时间呢？
首先，分析一下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达命令的时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战备疏散的决定后，留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也以战备姿态展开工作。10月17日21时，“前指”人员全部进驻疏散地域，并正式宣布组成“前指”，开始工作。18日凌晨2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李德生、刘贤权也转移到了疏散地。黄永胜率领的办事组与阎仲川带领的“前指”相距不远。根据后来阎仲川的回忆和总参组织的调查，黄永胜收到命令后即召阎仲川来办事组传达，随后阎仲川回到“前指”向值班参谋转述。这些环节都是进入疏散地域后完成的。命令传到北京以后即开始了紧张的传递，没有耽搁。据阎仲川回忆，他到办事组接受命令时，黄永胜正在召集办事组会议。张云生也回忆了一个细节，与之相合。当黄永胜记录完张云生传来的命令后，二人在电话上还闲聊了几句，黄永胜说到他正在开会。黄永胜是在办事组会议进行中就完成了命令的接受、传递过程。时间是18日18时前后。由此可以判断，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达命令的时间是18日下午，而不可能是林彪于17日发出指示的当天。所以说，林彪的命令是在苏州压了一天的时间才发往北京。
长期以来，对“一号命令”存在一个疑问，即它在发出之前有没有向毛泽东汇报的问题。最初也是最权威的关于林彪未经毛泽东批准擅自发出了“一号命令”的说法，出自1971年12月7日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其中说：“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此后书刊多采信这种说法。
但是，当事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据张云生回忆：叶群当时主动提出这样大的事，不和主席报告一下不好；并建议由她打个电话给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一下，并让张云生在林彪的口述稿上加上一句：这个电话记录传给黄总长的同时，告汪东兴同志转报主席；如主席有指示，以主席指示为准。
张云生回忆个别地方可能不准确，但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回忆的命令的内容即与档案记录基本一致。张云生写这份材料是在中央文件作出定论的两个月之后，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讲明事件原委，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种态度难能可贵。
在武汉方面，除毛泽东之外，最重要的当事人就是汪东兴了⑧。但汪东兴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对10月17、18日发生的事一笔带过，观点、材料与1971年和1972年中央文件对此事的论述完全一致。
可见，两位当事人关于“一号命令”发出之前是否请示过毛泽东的回忆是矛盾的。张云生肯定地认为林彪、叶群通过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而汪东兴认为没有请示。事情到底怎样，可以从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分析。
第一，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林彪集团在1971年确实图谋政变夺权。这是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随着林彪政治地位动摇才开始实施的。没有证据表明林彪在1969年即存有此念，并有直接的行动。第二，“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曾以各种手段强化个人的权势，但是，如果林彪通过明显非法的手段越权发布命令只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力，似乎于理不通。它也不符合林彪的行为习惯。第三，这时期的林彪处处刻意维护与毛泽东的关系，尽量避免刺激毛泽东，不至于这样露骨地向毛泽东的权威挑战。第四，就事物发展的逻辑来说，林彪成功地用“一号命令”指挥了全军，却没有后续事实证明他利用了这个效果。发布“一号命令”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事件。第五，至于军委办事组一班人对林彪的忠实程度，他从日常表现就可以准确感知，无须采用这样的手段。第六，如此全军性行动的大事不可能隐瞒毛泽东，而毛泽东知道后就等于暴露了企图，后果是灾难性的。比较一下1971年时的情况即可以看出。1971年随着批陈整风的进行，毛泽东觉察到林彪心存不满，并初露阴谋夺权迹象，便不耽时机地采取行动，一刻也不放松对事件的关注和处理。而“一号命令”这样关系军权的敏感问题，如果毛泽东意识到其中有阴谋，绝不会漠然视之。第七，另据1969年10月21日，在军委办事组召集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上，吴法宪曾说：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首先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根据以上各方面间接的逻辑关系推断，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有意瞒报擅权。那么有没有遗忘的可能呢。且看命令生成后，在苏州压了一天，有足够的时间报告。事后各当事人均没有遗忘的说法，如果是工作人员的疏忽，却没有谁因此而被追究责任；也不大可能是叶群遗忘，因为从林彪19日给叶群的条幅⑨看，林彪对叶群毫无责备之意，而是互赠条幅共勉。另外，在当时处于战争气氛下，林彪、叶群专为战备而到苏州，战备命令是关系国家、军队的大事，疏忽遗忘的可能性也很小。
综合各种因素，可以判断张云生关于此事的回忆基本可信。即林彪作出战备指示后，即向毛泽东作过汇报，直到第二天傍晚，这个指示才发往北京，通过军委办事组向全军传达。
反过来看，即使林彪未经过毛泽东批准而发出了这个命令，也不是擅自行动。在正常情况下，类似这样全军性的调动命令必须经过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复。但1969年九十月间，国家已处于紧急战备的特殊时期，10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提出：为保证在发现敌人突然袭击时，中央能迅速准确地发出警报，全国军队和地方立即转入战时状态，规定向全国发出警报的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紧急情况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根据这一规定，林彪有权向全国、全军发布战备命令。理论上虽然是这样，但林彪并没有滥用这个规定。
但是，“一号命令”发布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表示出不满。问题出在哪里呢？
毛泽东对“一号命令”不满意的原因
1969年10月18日夜，“前指”以最快的速度将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全军。当夜，陆、海、空军战备部队大部分完成了疏散。事后统计，全军疏散的部队，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舰艇430余艘，飞机4100余架。[10](p.109)
10月19日，对林彪、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不利的消息纷纷传来。毛泽东看到命令后，当即把它烧掉了⑩。这是不同寻常的反应，表明了毛泽东的不满。在北京，周恩来也在查问命令的内容、来历。在昆明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林彪的战备命令已经流传到军外群众中了，有的甚至把命令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大街上，在群众中引起了恐慌。林彪、叶群对战备命令发出后出现的问题也很不满。当秘书把北京传来的情况汇报给林彪、叶群时，林彪、叶群都说这是“帮倒忙”。
总之，“一号命令”发出之后，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周恩来不高兴，林彪也不高兴。具体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讲过。分析起来有四种可能：一是对没有请示即发布命令不满；二是对内容不满；三是因为泄密；四是对冠名不满。
关于林彪事先没有请示毛泽东的说法前面已经否定了。现在分析是否因为毛泽东不赞同命令的内容。汪东兴回忆：林彪和黄永胜等知道了此事(指毛泽东烧掉了林彪的“一号命令”——笔者注)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20]似乎是说毛泽东不赞同命令的内容。可事实并非如此。
如前所述，中苏开始谈判前，毛泽东判断中苏战争形势可能突然恶化，并提出中央领导人进行战备疏散。在这种形势下，军队进入紧急战备是必要的，如果军队不作准备反而不正常。尽管后来没有出现局势恶化的局面，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苏联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全军持续处于紧急战备状态。1969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发出组织战时指挥班子的指示，继续在组织上加强战备、防范苏联的突然袭击。10月23日，军委办事组对战备疏散问题作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要求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12月12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各军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又指示全军加强元旦、春节期间的战备，并要求疏散的部队和武器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1970年1月20日、2月23日、3月9日，先后向有关军区和海、空军下达了防备苏修从海上进攻；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抓一把就走的指示。这一系列战备命令，不论是以中央军委还是以军委办事组名义发出的，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并非只是林彪或军委办事组的主张。如果没有毛泽东对战备问题的重视，军委办事组不可能在随后数月中又连续多次发出加强战备的命令。到1970年4月下旬，由“一号命令”发布而开始的战备疏散已经过了半年。冬去春来，全国许多地区陆续进入雨季，对疏散部队的生活与武器保养产生了诸多不便。根据战备形势和部队实际状况，4月24日，中央军委指示疏散部队区分不同情况可以全部或轮流撤回营房。但随后，毛泽东对军队战备又作出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4月29日，军委办事组又下达了部队疏散的补充指示，要求部队的战备程度要比1969年国庆节期间大大加强；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战备训练、物资准备、国防工程和一线部队、防空作战部队以及国防工业等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由此可见，“一号命令”发出后，战备还在持续加强，疏散也在坚持。毛泽东对战备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与“一号命令”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对命令内容不满的表现。
关于泄密的问题。是否因为泄密，或造成地方居民不应有的恐慌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泄密是疏忽所致，是具体操作的问题，毛泽东如果有不满，直接作出批示就可以解决，而不必采用使人难以捉摸的不寻常的情绪化举动。况且，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夺权运动后，打乱了原来比较严密的组织制度，泄密是经常出现的事，很难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纰漏。
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毛泽东的不满是针对命令的冠名。毛泽东所烧掉的命令应该是经过“前指”下达全军的命令的格式。按照一般程序，军委、总部的有关命令在传达军队单位执行的同时要抄报中央军委领导人和政治局的有关人员。就是说，毛泽东在命令发布之前和之后，两次收到了命令稿。前一份是请示件；后一份是下发的文本，毛泽东烧掉的是后一份，标题是“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单纯地看，“一号命令”的冠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在战争年代，各战略区时常以首长个人名义发布军事命令。1969年10月，正处于紧张的战备气氛中，军委办事组和“前指”铺开摊子准备担当“战时最高统帅部”的重任，对命令是按非常时期情况处置的。“前指”所发出的几个命令的命名没有统一的格式，显得比较混乱。这反映出“前指”进入疏散地域后工作还没有进入正轨，处于比较忙乱的状态。
从政治上讲，这个名称则有原则性的错误，至少是缺乏政治敏锐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林副主席指示”这样的名称向全军发布命令是非常奇特、绝无仅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即使是个人的提议，经过组织程序后，公布时也要以集体名义。“文化大革命”使集体领导原则受到损害，但突出的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地位。对越权行事或有擅权之嫌的事，仍然是严格禁止的。发往全军的指示，如果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布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他总是提出建议，要求军委讨论，以军委或其他适当机构的名义发出。这次出现以林彪副主席命令全军的事很不平常，它违反了组织原则，不适当地突出了林彪，有僭越之嫌。尤其关系军事武装的大事，更加敏感。但这类事发生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涉及二人的关系，不宜明说，又不能任其存在不作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用“烧掉”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周恩来在19日看到战备命令后，当天召见军委办事组人员，询问“一号命令”的事，在追问泄密问题的同时，特别提出为什么把林彪的指示称为“一号号令”。周恩来直接表示出对命令名称的敏感。
战备命令发出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林彪、叶群没有想到的。从命令的冠名可以感觉到军委办事组及“前指”对林彪的尊重和依从，但是产生的影响很不好。林彪、叶群也不高兴地埋怨这样做是“帮倒忙”。
围绕“一号命令”的善后，军委办事组一方面处理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处理冠名问题。黄永胜等人大张旗鼓地反复追究各单位在执行命令中的泄密。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头给各军区、军兵种打电话，并连续作批示、发通告。黄永胜还在各总部、军兵种干部会议上严厉地说：再出现这样的事，要“提头来见！”。同时，他们尽量掩饰冠名错误产生的影响。在各军区、军兵种上报军委办事组关于执行“一号命令”的情况汇报后，军委办事组有的删去“第一个号令”字样再抄送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传阅，有的则按下不报。
“一号命令”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影响
林彪最初发出战备指示时，只有内容，没有标题。秘书记录后，加上标题《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1)。在正常情况下，来自毛泽东或林彪的指示，经过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一般都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往部队执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指定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名义发布。1968年3月以后，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中共九大以后继续沿用这一做法。就是说，军委办事组等同于中央军委常委，但二者还有微妙的差别。军委办事组做出的决定不像以前军委常委的决定那样名正言顺地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而是以军委办事组或总部的名义，除非来自毛泽东的指示或由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才用中央军委名义。
在这样紧急的临战时刻，“前指”如何处理来自上级的命令还没有规定，也没有惯例援引。对于从林彪那里发来的战备指示，军委办事组有为难之处。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降低了林彪的地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也不太合适；另外，不久前刚有通知规定林彪有向全军发布命令的权力。所以，黄永胜与军委办事组在处理冠名问题上似乎也遇到制度和惯例的难题。林彪的命令经军委办事组之手后，没有确定一个名称就原原本本地传到了“前指”。阎仲川考虑：这是“前指”设立后收到的第一份上级的命令，“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至此，命令的冠名已有很大变化。“首长”改为“林副主席”，“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反映主旨的标题略去，增加了“第一个号令”字样。命令逐级传到部队，后又泄露到社会上。
至于保密问题，在命令发出的过程中，从林彪、叶群到军委办事组、“前指”各个环节都没有想到。这是工作的疏忽。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大量的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在许多省、市以及地区、县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干部担负了主要领导责任。这使军队与地方的联系空前紧密，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融合。这种情况下，军队执行特殊战备任务必须特别传达，明确区分范围和强调保密。
从更广一点的范围看，“一号命令”出现冠名和泄密的错误反映了当时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它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军队领导体制的不正常、军队正规化建设制度被否定有直接的关系，折射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中潜伏的危机。
就军队最高统帅机构来说，经过“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军事领导体制不合理、不严密。自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领导职能开始，军队统帅机构(这里指负责军队具体领导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人员组成就改变了以往各战略区成员的大致均衡性，几乎清一色地出自原第一方面军和第四野战军，中共九大以后有所调整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局面。在毛泽东之下，林彪一手控制了军委机构。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与林彪之间形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另外，由原来的军委常委领导集体，一下子过渡到全新成员的军委办事组，没有经过传承衔接阶段，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没有领导全军工作的经验，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严谨的作风。他们主要依靠林彪的支持和对林彪的服从维持领导。叶群任林彪办公室主任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明显是不合适的。她是办事组里的特殊人物，出席办事组召开的会议是“百忙中参加这个会议，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12)，在办事组会议上发言是“作指示”。林彪与办事组之间的联系都要通过叶群。她的存在使军委办事组与林彪的关系更密切，也更微妙。军委办事组的这种体制破坏了领导集体中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必要的制衡关系，使军国大事掺杂了较多的私人感情因素。
由“文化大革命”导致的这些恶果，对“一号命令”这样的错误的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如果领导关系合理、制度健全、工作作风扎实，应当不至于出现这类问题。“一号命令”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存在其必然性。
“一号命令”是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变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毛泽东无言的反应对林彪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自然清楚这个错误的冠名容易引起的误解。这同样不宜用语言解释。事情发生的当天，林彪手书两张内容相同的条幅“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十九”，分别贴在林彪和叶群的卧室墙上。间隔三天后，叶群又回赠林彪一幅字“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 叶群 于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13)。这是林彪、叶群对此事的反应。可以看出，事件对林彪带来的震动很大。这也说明林彪、叶群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是十分敏感和谨慎的。
至于毛泽东，除烧掉战备命令以外，再未见到任何与之直接有关的反应。似乎事件过去后就结束了。毛泽东未必认为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林彪有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应该能够感受到军委办事组结构的不正常，及其与林彪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可以忽视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这种现象结合4月中共九大选举风波以及一年后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与林彪走向分裂的量变积累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之一。
注释：
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的时间，现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3月5日，另说是3月15日。本文根据1969年3月18日黄永胜在总参谋部、局领导会议上的讲话和1969年11月22日黄永胜在听取赴东北地区学习的各省市领导汇报时的指示，认定后一种说法。
②1969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使馆，详细列举了从3月15日到5月31日“苏联蓄意侵犯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的严重事件”。参见《我国政府表示极大愤慨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1969年6月7日，第1版。
③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战争形势紧迫性的分析。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④条文内容如下：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注释。
⑤详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⑥“前指”也称为“精干班子”、“小班子”、“一梯队”、“指挥所”、“指挥班子”等，是根据林彪指示于10月中旬组成，准备担任战时指挥全军打仗的任务。“前指”由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亲自带领，随军委办事组行动。
⑦时任林彪秘书，随林彪疏散到苏州，负责记录和传达林彪的指示。
⑧汪东兴当时是否在武汉尚有疑问。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所言，汪东兴当时应该在北京。而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没有明确讲何时到武汉。但行文表明10月19日汪东兴已在武汉。这样两本书的说法就出现矛盾。另外，张云生1972年2月10日的证明材料也认为汪东兴在武汉。
⑨即“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⑩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4页中说毛泽东烧掉这个命令。1969年10月21日，黄永胜在总部、军兵种会议上也提到毛泽东烧毁命令的事。
(11)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95页的附图。
(12)黄永胜的讲话，1970年6月5日。
(13)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97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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