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相关问题再探讨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国共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过分歧，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通过任弼时的报告，共产国际肯定了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93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对抗战进入新阶段后如何坚持抗战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系统阐述，但并未与王明展开“激烈的争论”，会议后期他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另有他因；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关键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统一战线;独立性
在中共党史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被认为与遵义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注]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因此，有关著作在述说这一历史时，常使用毛泽东与王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重新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类的表述。那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与王明究竟各自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会议是否对王明展开了“批判”，如何看待这次会议的意义？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一、会前中共中央与长江局的分歧
1937年12月，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回国，并在同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系统发表了他关于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王明前往武汉领导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在长江局成立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这段时间里，王明及长江局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等问题上，确实曾与毛泽东、张闻天及中共中央产生过某些分歧。
一是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问题。193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66次常委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国民党领导抗日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一份，但未等中共中央答复，就于24日将这个建议书交给国民党。
这个建议主要就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提出应建立一个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参加联盟的各党派保持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建立健全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组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且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登记，并接受政府及党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愿赞助国民党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注]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1—922页。
3月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建议书后，认为这个建议书“有严重缺点”[注]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于是另起炉灶，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如下八条意见：(一)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五)继续改善政治机构。(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七)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改善民生的法令。(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196页。
长江局收到中共中央这个电文的时候，国民党临全大会还未召开(大会3月29日开幕，4月1日闭幕)，本来有时间将这个建议书送给国民党，同时将第一个建议书收回。但是，长江局既不将电文送去，又不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等到国民党临全大会即将结束，才于4月1日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注]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且不论这两个建议书的内容谁是谁非，但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此举，确有不尊重中央、闹独立性之嫌。
二是关于三青团问题。193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陈立夫曾提出能否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一个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作为合作的一种办法。“由于对国民党的实际意图还不了解，周恩来没有立即表示态度。”[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这年3月底4月初的国民党临全大会正式宣布将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中共中央对成立三青团态度一开始是积极的。4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发表讲演时提出，国共两党要想真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4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对国民党临全大会与纲领立场》的指示，明确表示“赞助国民党的进步与扩大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明确提出对于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但长江局对三青团的态度稍有不同。5月6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就三青团问题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鉴于三青团其名义类似国民党候补党员的组织，且有人欲以青年团代替国民党，并以青年团溶化甚至代表各党派，以此孤立中共，他们认为对此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而首先应该明确三青团为“统一青运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运”，“依三民主义总方针决定青运统一纲领”。三青团应是“青年个人或团体以自愿原则加入”，“各级青委上设指导训练委员会，容纳各党派负责人共同领导”。应保持三青团“独立的青年组织的性质，但加入青年团之青年有信仰及加入政党之自由”，“各党派不在青年团内发展其组织”。[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231、232、241—242、247、907页。
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电视专题片，听取了服刑人员现身说法，“零距离”了解触目惊心的案例。现场每位党员干部在鲜活的案例与深刻的教训面前反思和警醒，接受灵魂洗礼和心灵净化，思想受到强烈冲击。
5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王明、周恩来等，认为应该承认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中共的目的是使三青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231、232、241—242、247、907页。 王明、周恩来等于5月23日回电说：“肯定(三青团)只是国民党的团体，乃蓝衣社、复兴社所想，即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各阶级联盟，也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因此，他们主张向国民党建议，“说明青年团为统一青年运动或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别于其为候补党员组织，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231、232、241—242、247、907页。
我家就在207国道边，我从懂事开始，就记得不断有衣衫褴褛，皮肤黑黝的人上门乞讨。刚见到他们我总是吓得哇哇大哭，爷爷奶奶一边耐心哄我，一边牵着我的手递粥饭给乞讨的人，待他们食饱，再塞上几条番薯、玉米，然后难过无奈目地送他们走远。那些年，我家的自留山、自留地、屋边、田边连地缝都种满了番薯、木薯、芋头、玉米这些农作物。每天煮一大锅杂粮，这样是为了有乞讨的人来了，能随时给他们填肚子。爷爷奶奶还吩咐我们每晚喂鸡鸭都要夜点，喂前望望大路前方是否还有乞讨的人；还交待我们平时要留出几只蛋，以防乞讨的人来到没粥饭没杂粮，还能煮两只蛋给人充饥。一年到头，村里最迟喂鸡的是我们家，附近种最多农作物的也是我们家。
延安方面对长江局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认可。6月2日，中央书记处就此复电王明、周恩来等，认为中共不应以使三青团成为统一战线组织为唯一目的，“还有经过它改造国民党的目的”。可以向蒋介石提出三青团应是“各党派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的团体”作为最高要求，以试探蒋介石的真正意图，如果蒋不能做到，“即应有具体办法，即利用一切机会与各种可能，动员进步青年公开加入，动员一部分有能力的同志秘密加入，并设法取得某些地位”。[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231、232、241—242、247、907页。
第一，必须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产业是扶贫的基础。威县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把引进经济效益高、市场前景好、便于群众参与的涉农项目，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的重要内容，使扶贫效果由“分散式个体增收”向“区域性整体脱贫转变”。目前，威县已将德青源“金鸡扶贫”模式复制到肉鸡、奶牛、梨果、生物肥等4个项目，推动产业精准扶贫全覆盖，让群众不仅脱贫，还可以实现长期增收。
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部门，顾名思义，负责企业对内、对外的信用信息管理，并将整合过的信用信息对内部各部门共享、对外部使用者披露，以达到维护企业信用、甄别客户风险的目的。
从上述延安与长江局就三青团问题你来我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延安方面的用意，主要是利用三青团改造国民党；而王明及长江局之用意，则在于防止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之工具。后来由于蒋介石反对中共党员跨党具有双重党籍，国共两党合并及中共党员加入三青团一事便告中止。
三是关于如何保卫武汉的问题。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和许多机关迁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也设在这里，武汉一时成为中国抗战的军事、政治中心。这年5月19日，日军占领战略要地徐州，打通了津浦线，切断了陇海路，随即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日军原计划在占领郑州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夺取武汉，由于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河堤，豫东、皖北、苏北的大片地区随之变成泽国，使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企图暂时无法实现。尽管如此，日军并没有放弃进攻武汉的计划，转而集中9个师团又3个旅团及部分海空军共30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武汉。因此，如何保卫武汉就成为全国军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不对的”。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38页。
6月17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又就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徐州放弃后战争进入新阶段，我们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有利地形，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敌人西侵，同时加强长江防备；抽一部分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战场，把敌人后方变前方。这样造成战略上的夹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以便实施战略反攻。[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231、232、241—242、247、907页。
7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注]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认为，不能过于夸大保卫武汉的意义，武汉的得与失并非长期抗战和中国存亡的关键，不必要号召人民像保卫马德里那样来保卫大武汉。中共中央还认为，王明等人提出的组织各种兵团进行阻击，以求将敌军击败与消灭在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的战略方针，不符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地硬要死守武汉，不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和坚持长期抗战。在中共中央看来，“保卫武汉主要是一个宣传口号”，应当“借保卫武汉这个时机来大力发展党的工作，动员党的干部，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发动与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变敌后为前线。因此，保卫武汉宣传的重心应放在广泛地发动群众方面。”[注]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除了这些分歧，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的一些做法，还表现出对中共中央的不尊重，甚至表现出闹独立性。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演讲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以后只是在《新群丛书》中作为第15种出了个单行本。此外，王明“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甚至公开发表；以陈(即王明)、周、博(后加凯)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等，“特别让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的问题，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注]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王明辩解说，是自己“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
现在看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到武汉工作之后，在处理国共关系、估计抗战形势及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上，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间确实存在一些分歧，并且在若干问题上未作请示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主张。但严格说来，那些意见分歧主要是认识问题而非立场问题，更非路线问题，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并没有一条独立于中共中央领导之外的路线，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没有认为王明犯有路线错误。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可见，到这时，毛泽东并没有认为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犯有“右倾”甚至“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更没有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只是认为其犯了“个别错误”。既然如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自然也谈不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共产国际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研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不能不提及1938年4、5月间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任弼时是1938年3月5日离开延安启程前往莫斯科的。4月14日，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等五部分。
8月29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离开武汉前往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9月10日前后，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前往迎接。
5月17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就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与补充。口头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9个月抗战的简单经过和9个月抗战的估计，其内容与4月14日书面报告大致相同。口头报告对十二月会议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十二月会议确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并且“中国党根据这些原则教育全党同志，同时并向外宣布。在去年十二月宣言中，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是长期的，不仅为着抗日，而且在抗日胜利之后，共同建国。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口头报告也介绍了此次国共合作的新特点，以及合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阻碍。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各个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国民党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想借统一之名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等等。[注]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2—173、177、179、181—182、187—188、199页。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做出《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注] 《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有论者说，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沉重地打击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注] 如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确实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是中共成功地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的政策，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并没有认为中共内部此时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分，更没有提及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没有任何文字表明中共内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王明回国后不论是十二月会议的发言，还是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以及他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其基本精神正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看来，王明本不存在所谓“错误主张”，在其《决议案》中又何能给王明以“沉重的打击”？当然，从王明回国之时季米特洛夫就明确要求中共要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并嘱咐王明回国后不要争权，不要争当领袖的情况看，共产国际已经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等于间接地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共领导的正确性。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上述报告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提出回国，得到批准，其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对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谈话。据王稼祥回忆说：“在我要走的那天，他(指季)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注]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随后，王稼祥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回国后，中共中央通知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回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8月7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请中共中央派王稼祥速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如王稼祥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8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说：王稼祥不能来汉，决议原文尚未到达，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指示内容起见，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延安。[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912页。
报告总结了抗战八个月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如“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开始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国民革命军开始成为统一的国防军”，“中国国际地位开始在抗战中提高了”，“民众运动有组织地和自发地在开展”，“获得对日作战的许多经验，使得军事战略战术上开始进步”等。报告强调“惟目前的形势，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投降主和派的力量，特别是前线作战的将领的最大多数和一部分国民党元老，还是主张坚持抗战的。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坚决的。全中国的人民，是绝不愿意投降屈服的。”报告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认为“去年十二月份政治局会议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许多的进步与发展”，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日益进步。由于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存在某些不足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着缺点，加之国民党人士的深刻偏见，曾经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有某些摩擦，但这种现象“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逐渐减少，使统一战线得到发展与成绩”；十二月会议 “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与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任务有基本上的改变，确立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的”；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是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等等。[注]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14日至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连续开了12天，其中9月18日休会一天)。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精神。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对中共路线的估计。报告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2.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这是报告的中心内容。王稼祥说：国际认为，统一战线是建立起来了，但今天还不够广泛与坚固，这是总的方针。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是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第一，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在诚意拥护中并不因此便不反对亲日派，相反地，正是要反亲日派斗争。第二，在巩固国共合作中，要中共党员在政府与军队中起模范作用，在政治上、工作上去影响国民党，如过去(周)恩来影响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引者)即是很好的。第三，中共提出拥护三民主义是正确的，要提出谁不愿统一，不实行三民主义，谁就不能真正的完成抗战的任务。第四，中共不参加国民政府是对的，国内外有许多反对统一战线的人，我们以不参加国民政府为有利，但军事、国防部门可以参加。3.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是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七大决议在注意短期的、实际的东西。”“七大要吸引许多新的干部。”4.关于党内团结问题。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与我谈话中有下列各点：(1)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党在公开活动中是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2)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团结，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3)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最后说：“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央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注]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2页。
从王稼祥这个报告的内容看，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这种评价，就在于中共“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指示，并没有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而是肯定国民党抗战之后“会进步”，蒋介石中途对日妥协的可能性“更少”，要求中共“诚意拥蒋”，中共党员要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国民党”，其基本观点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所讲的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很大程度上恐怕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有关。共产国际亦没有对王明回国后的是非问题做出任何评判，它所强调的是中共要加强内部的团结。为保证这种团结，特地指示中共在召开七大的时候，要着重讨论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要去争论十年内战时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六中全会的最大影响，是它明确表示中共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正式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与以前的观点相比虽然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的观点，也提出‘长期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也主张‘发动游击战争’，并说它可以‘发展成为根据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等，但仍坚持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如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说：‘保卫武汉是全中国军民的责任，武汉的得失，关系着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且关系着国际的影响”，“保卫武汉是有可能的；继续强调军队的‘统一’，并继续强调运动战，说应‘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等”。[注]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第119—120页。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均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的意义、国际指示、抗战经验总结、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今后任务等五个问题。他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指示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提供了保证。[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处理好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并指出：“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相关文献中，不论是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还是全会通过的《致蒋委员长电》，都对蒋介石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一段时间蒋介石抗战比较积极，中共此举自然含有鼓励、激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日之意；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诚意拥蒋”不无关系。
9月26日的会议还对即将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议程作出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张闻天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康生、刘少奇、王明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等决定，准备提交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会议还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
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由毛泽东、王稼祥、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明、项英组成主席团，由张闻天致开幕词。张闻天对会议要讨论的具体问题作了归纳，即：“要总结民族抗战的经验和教训，要正确估计目前形势，克服当前困难，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前途”；“要确定明确的方针，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以保证抗战的胜利”；“要讨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他说：“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中国共产党能在抗战中起先锋作用，实现民主共和国，直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注]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452页。 之后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
同一天，会议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王明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信。信中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注]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54页。 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送交给蒋介石(周因时局危急，未等全会结束，就于10月1日返回武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第一阶段，是听取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各地区负责干部报告相关工作。10月12日起，全会进行第二阶段，由毛泽东与张闻天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作了论述，认为中日战争是长期的，将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强调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预计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是更加困难，也将更加进步。“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坚持；(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84、595—596页。
6月9日，周恩来见蒋介石时，根据中共中央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以此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三青团可由国共两党训练，但各党各派不能在团内活动。6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青年之团章，规定凡加入三青团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
报告强调，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报告对国民党在抗战十五个月来的进步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进步也是显著的”，具体表现在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毛泽东说：“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84、595—596页。
报告认为，将国民党转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可能的，因为“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曾经有过将自己变为民族革命联盟的两次经历，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联合了一切反满的革命党派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另一次是1924年至1927年，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因此，“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7、604—605、629、660页。
“公海赌王”连卓钊、前内地首富黄光裕、“南粤政法王”陈绍基、粤浙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在内的政商权力精英，形成超级分利联盟，黑道与白道互为利用、商界与政界交相渗透，大量走私、洗钱、行贿，安然往来于其间。而当这些高官相继走进秦城监狱，连卓钊却以自由之身重返港澳赌场。
原文有三层意思，“稳是大局”，“要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和“要守住底线”。首先，“稳是大局”是整句话的总说，是后面内容的总概括，因此可以单独译为一句。“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是排比句式，在内容上更为紧凑，所以也应该单独译为一句。“守住金融、民生和环保等方面的底线，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稳定”也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汉语长句可以分译为三个英语句子。分译法也是从读者角度出发，以读者理解为前提的翻译方法。在进行汉英翻译的时候，将长句根据意思层次划分为若干短句，再译为对应的英语，更易于读者理解，这也符合目的论的目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这就决定了国共合作是长期的，不但在抗战中要合作，抗战胜利后仍然要合作。为了保证长期合作，需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报告认为，抗日民族统一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形式，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统一组织形式。如果建立这种合作形式，中共可以实行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的办法：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的，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第二种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报告认为，“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7、604—605、629、660页。 第三种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维持。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电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能也逐渐成为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电网系统信息化运营也是电力发展的一个必要方向。我国电网企业正在努力建设“三集五大”体系，[1]这是电网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而运监系统是电网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此前电网运营监测分析系统存在不完善、不可控、不能控的问题，客户对电能的需求和电力部门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电网系统和电网企业必须针对原有运监系统应用架构进行革新，以确保电网企业信息化建设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关于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报告认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
十几年的光景里，大丫结了几次婚，也离了几次婚。能推测出，她在一波波破碎而难过的日子里，是怎样一副形象。
关于党的团结问题，报告指出：“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7、604—605、629、660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报告的内容，是希望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毛泽东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他并不认为王明与他及中共中央有重大原则的分歧，亦不存在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或许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党内的团结才这样说的。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他与王明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他至少没有必要这样讲。
四、张闻天的组织报告与王明的发言
10月15日，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组织报告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认为它既与法国的、西班牙的统一战线不同，同中国大革命时代的统一战线也不同。由于过去长期的斗争，在两党间造成了很深的成见与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相互间存在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与政权。“这些均是磨擦的来源。”[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7、668—670、671—672页。 不但如此，在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又是不平等的。共产党方面承认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及拥蒋的合作。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统治的地区小。力量上的不平等，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于是“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这是国民党方面的高慢主义、阿Q主义的来源”。[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7、668—670、671—672页。
报告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概括为八个方面，即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并对这些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报告指出，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7、604—605、629、660页。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特点，张闻天认为，必须善于把握总路线，克服一切障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为此，在言论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其他如民主、民生，均应放在比较次要地位。不为一时的不满、磨擦、逆流，而丧失自己的基本方向。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成就，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张闻天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首先应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推动国民党的进步，发展统一战线。尊重国民党中央的抗战国策，服从他们的抗战法令，用自上而下推动、协商、联络、影响、说服、批评等方法，使国民党党、政、军走向进步。其次，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而要善于在现在不平等的形式下，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在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工作，去在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等也成为平等。[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7、668—670、671—672页。
张闻天指出，要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要用一切办法去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同时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进行斗争；要“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不怕进行必要的磨擦”；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7、668—670、671—672页。 由此观之，在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上，张闻天比王明要策略得多，也高明得多。
10月19日至29日，会议进入发言阶段，在会上发言的先后有：林伯渠、朱德、吴玉章、王明、朱理治、贾拓夫、曾山、涂振农、彭德怀、张文彬、郭述申、潘汉年、谢觉哉、宋一平、李昌、谭余保、高文华、孟庆树、罗迈、李富春、冯文彬、杜里卿、张浩、彭真、刘少奇、萧克、高自立等。
10月20日，王明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还于这天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据王明自己讲，他已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做了报告，同时行期又很紧迫，本来不预备再作发言，“但是因为有些同志要我对某部分问题发表点意见”，故而作这样一个发言。王明一开头就说：“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工作，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对中华民族十六个月的英勇抗战，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的紧急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同意的。”[注]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4页。
王明的发言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日本法西斯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二)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同时也正处在无尚光荣的时代；(三)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严重困难的阶段；(四)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五)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
发言强调，我国抗战目前的根本困难，在于敌力增强，我力不足，克服困难的中心问题是增加力量，继续坚持抗战到底，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而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和进行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基本保证，即是说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全中华民族的团结。那么，如何巩固和扩大这种团结？王明提出：首先，要使参加抗战而有利害冲突的各阶级加紧团结。其次，是要使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能更加亲密团结。王明说，毛泽东在其报告中，不但指出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必要与可能的各种条件，而且代表中共提出了减少两党摩擦和奠定两党长期合作的具体办法，这办法值得党内外严重注意。为此，王明一口气强调了七个必须“严重注意”的办法，即：“再一次确切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承认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再一次声明我们现在不参加国民政府”；“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的支部”；“明白地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进一步的经常形式的问题”；“再一次说明国共合作的正确关系”。[注] 《王明言论选辑》，第623—624、629—630、639页。
对于怎样才能正确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王明说：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我们要以“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为原则，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助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有广大力量和长期存在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也包括有内部的严重斗争，而且只有在适当的斗争中才能巩固才能发展”。[注] 《王明言论选辑》，第623—624、629—630、639页。
发言的最后，王明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团结统一，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中国党现在的力量还不够，现有的各种人才和干部还不够用，须使党的各种力量发展。他还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注] 《王明言论选辑》，第623—624、629—630、639页。
10月28日、29日，刘少奇作华北党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10月31日，陈云在大会上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对抗战初期党的青年工作进行初步总结。此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八路军第一二○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亦报告了各自负责的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张浩作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的发言。因要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王明未等六中全会闭幕，便于10月底11月初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经西安飞往重庆。
11月5日，全会通过《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电》《致蒋委员长电》《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致日本共产党电》《致西班牙共产党电》《致各国共产党电》。《致蒋委员长电》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日寇以巨大打击，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弊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谨以至诚向我国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本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注] 《致蒋委员长电》，《解放》1938年第57期。
9月26日，张闻天作长篇发言。发言总结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取得的胜利，指出“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统一战线虽然发生了逆流，国共之间有摩擦，但“总的方向是前进了”。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矛盾的解决促进运动的发展。他还说，抗日战争是由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游击战、运动战将取代正规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民主等问题要进一步解决。武汉的保卫因没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是要失掉的，武汉不能保卫时，要避极大的牺牲，不守时我们也有办法。中国持久战的胜利，不在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关于国共能否长期合作的问题，只要国民党愿与共产党合作，我们可以和国民党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不仅抗战建国，即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我们也要和他们合作。中国有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抗战胜利后能够建设“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在“新式民主共和国”中的经济建设有可能保证转变到社会主义。[注]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586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414页。
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11月5日、6日，毛泽东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报告。报告首先对全会作了评估，认为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在结论中，毛泽东着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了意见。
关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毛泽东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做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
首先，对于在测验水位环境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应明确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2个方面：（1）人为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设备仪器操作失误以及数据录入信息错误等方面，导致误差数值相差较大；（2）自然方面的影响，主要是水系回流、气候风向等因素造成的。由于受其自然方面影响较大，导致误差数值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要避免或减少误差对水文测验数据的影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要对特定区域进行实时考察测量，避免河流附着物以及回水等影响；（2）要制作适合水流变化较大区域使用的菱形水尺柱，减少湍急水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3）要尽量在风力小、风浪稳定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检测。
6月15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联合在《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实具有保卫武汉的一切可能条件”，主张按照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经验来保卫武汉。文章强调：“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整个第三期抗战的成败，对于武汉保卫也有极重要的关系。”文章认为，在军事方面，“保卫武汉的最好方法，是能够将敌军击败和消灭在一切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因此“要巩固和提高前线的战斗力”，“要用一切办法，更加亲密前线一切部队的团结”，“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陆地战，辅之以游击战”，“造成军民一体，形成军民互助”，“要认真地进行建立有新式武装和能担负对敌决战的几十师坚强部队的工作”等。
对现代宇宙学界来说，这是自1929年哈伯发现河外星系红移即宇宙膨胀现象以来又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追究令人讨厌的噪声，竟带来了现代宇宙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他们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理由是他们的“贡献是一项根本性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得到很久以前——在宇宙形成时——所发生的宇宙变化过程的信息。”
与评估对象相关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是评估的基础性资料，没有这些资料，评估将无法进行。因此，委托人应当及时向评估专业人员提供这些材料，评估专业人员也有权要求委托人提供这些材料。根据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拒绝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执行评估业务所需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评估机构有权依法拒绝其履行合同的要求。同时，评估专业人员也有权要求委托人提供为执行公允的评估程序所需的必要协助。例如根据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为完成现场调查，评估专业人员有权要求委托人提供必要协助。
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几种办法。一是在敌后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独立自主地去做，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他解释说，由于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中共同意是做不到的，如果想把中共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中共发展，中共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二是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三是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四是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五是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在讲到党内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他还谈到对于王明的看法问题，说：“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第519—520页。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异议，为何在全会作结论时又对此提出批评？笔者认为，并不是因为这时王明已经离开延安，而是很大程度上与蒋介石此间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变化有关。10月4日，周恩来见蒋，递交毛泽东、王明致蒋信件，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议四点：(一)停止两党斗争；(二)共产党可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留其党籍。[注] 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又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据周恩来10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谈到武汉失守后将遇到新的困难，他承认；对抗战坚持，他表示无问题；对在敌后求补充发展，他表赞成；对〈我们〉不在国民党及军队中发展，他很动思；对公开加入国民党，他注意听；对加入青年团，他说可商量；说到特务工作要注意
辨别情报真相，即有误会或错误亦不能行动，他表示同意。”[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9、289、291页。 最后，蒋介石要周恩来将有关意见写给他。10月8日，周恩来将书面意见交给蒋介石，蒋见后，“先召集其干部陈立夫、朱家骅、康泽、贺衷寒、谭平山、黄季陆面谈，告以关于我们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提议公开加入国民党、改变青年团章程三项，要他们研究。言词中对我党尚无坏评，仍反对小党及我们外围。”[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9、289、291页。 14日，周恩来再见蒋介石，蒋答复周说，关于共产党公开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问题，必须由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三青团章程可以改变，共产党可以加入。周问蒋：是否可以立即加入，蒋回答说：可先见青年团诸人谈谈。[注]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89、289、291页。
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由于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赞成国共合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共产党人数少，力量与影响不能与国民党对等，故而不赞成党与党的平等合作，而认为只能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即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即容共政策，将共产党容纳于国民党之中。由于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难免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各种纠纷，孙中山在世时，由于他国共合作的态度坚决，两党合作能够相安，而孙中山去世之后，随着共产党力量和影响的增大，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共势力逐渐猖獗，最后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因为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共产党会更加坐大，必须赶紧对共产党下手，蒋介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
现在中共重提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对此自然十分慎重。虽然出于抗战需要，蒋介石对共产党由“剿共”改为联共，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此时蒋对中共仍抱有相当的成见与敌意。他一方面认为“对共产党应放宽，使其尽其所能也”，“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共“幼稚与枭张”。[注]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第34、36，38页。 所以他的联共实为“溶共”，是要“合并融化”共产党，将共产党化入国民党。至于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问题，他最担心的是此举不但不能将中共化入国民党，反而会使共产党利用国民党之躯壳进一步壮大自身力量，如同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他发动四一二政变之时，中共还没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对他突然分共反共未加防范，而且手中也没有多少反击的本钱(没有掌握多少军队)，而经过十年内战之后，中共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斗争经验，不可能再像十年前那样任其摆布了。因此，对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担心的是共产党乘机再次改造国民党，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一般。他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亦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对共党防范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外，尚有他法否？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注]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第34、36，38页。
基于对中共的这种成见与敌意，蒋介石觉得还是不能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为好。12月6日，周恩来在桂林再次见蒋，蒋表示不赞成跨党，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如果这一点可以商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蒋问周：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答称：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是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是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都不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介石听后表示：如果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面谈。[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7页；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在强调中共必须警惕右倾投降危险的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还是充分肯定的，并且也曾一度产生过将国民党再次进行改造，使其转变成为民族联盟的设想，即使他在会上所《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这样的设想仍未放弃。可是，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建议很冷淡，不但不愿给中共以平等地位，而且他始终企图“溶共”，将共产党化入国民党。这使毛泽东意识到由于两党实力的差异，不可能达到改造国民党的目的，统一战线约束不了国民党，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于将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唯有独立自主才能生存与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斗争，就必须团结与斗争两手并用。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与其说是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现实教育中共的结果，是认识提高的结果。
六、“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
11月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认为随着抗日战争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抗战的困难将进一步增加，但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与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蒋委员长与全国人民的不动摇的坚决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7—758、760—761页。 这些都是中国将更加团结进步的表现。
《决议案》强调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并指出：“为此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7—758、760—761页。
《决议案》还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模范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根据民权主义的精神，在政治上组织上尊重各党派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尊重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的独立性的模范；同时，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图1所示为集中拉底后的一期进路，两帮控制较好，工区对进路两底角清理非常干净。进路回采结束后集中拉底在一期进路中的应用初见成效。随后，工区又对53#进路、18#进路和48#进路这三条一期进路进行了集中拉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2、3、4是这三条进路拉底后的情况。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全过程看，虽然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能说专指王明一个人的。首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王明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发言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并不是王明的发明，而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其次，当时认可这个观点的也不只有王明一人，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的会议精神传达大纲，更是在这个口号之外，另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这个传达大纲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的，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集体的意见。所以，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既是针对王明的，也是针对所有认同这个观点的人的。应当说，经过一年多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新的认识。第三，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与国共关系问题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意见分歧，但当时毛泽东对王明并没有扣上什么帽子。后来毛泽东也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所以笔者认为，这次全会并未开展对王明右倾错误(更不要说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但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处理上取得了新的认识，最终意识到不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应当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套管气伴生的过程，直接影响原油的物性和流动状态，套压的变化对于油井的供液能力、地层的生产压差都将发生一定的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遵义会议是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第一步，随后逐渐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经过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一方面毛泽东的领导才能逐渐为全党所公认，另一方面其领导地位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与会者在发言中纷纷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张闻天在会上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甲)有一大批党的中心干部。(乙)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注]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22页。 彭德怀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真正成为群众所拥护的领袖。”李富春说：“党的成功有：(一)党的统一与团结；(二)保存广泛干部；(三)党的组织路线这正确。……最主要的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注] 王秀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林伯渠说：“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注]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尽管如此，这次全会之后，虽然张闻天在形式上还在主持中共中央的会议，但实际上并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注]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 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经过这次会议，已完全得以确立。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UO Ping-han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Study，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angtze Bureau led by Wang Ming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n some specific issu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gtang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fore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ut there was no “two lines”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rough Ren Bi-shi’s repor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ffirmed that the CPC’s political line since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correct. At the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eptember 1938 and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o Ze-dong made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n how to persis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consolidate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fter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did not launch a fierce debate with Wang Ming. Later in the meeting, for some reasons Mao Ze-dong said that “It is maybe a mistake for everything going through United Front”. This meeting further established Mao Ze-dong’s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Key words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united front；independence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2019)04 -0089 -15
作者简介： 罗平汉(1963- )，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汪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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