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轨迹溯源探新——读《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思想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自周秦以来，就已形成封建大统一王国，延至明、清，虽然历代王朝不断更替，而君王治国之策却代代相循。历代也曾有过变法之举，但却转向不转轨，变法不变体。封建的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存活二千多年，基本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成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机制。历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正是这种自我调节的体现。尽管古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经济政策思想，但最终未能有助于新制度和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以致于当西方17世纪发生资产阶段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时，古老的中国却在历史的车轮前老态龙钟地蹒跚着，并终于在19世纪中叶，在列强的铁蹄践踏下受辱挨打，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为了对历史重新作出实质性的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一书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广征博引，精心梳理，针对古代中国经济政策思想中的关键性问题，如重农抑商和官商问题，财政体制、田地制度和赋税问题、历代变法成败和实质问题，地域经济失衡和调控问题，以及对外贸易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
此书发人深省，令人咀嚼回味的东西很多，仅择其要者，有感于下。
一、剖析静态均衡思维定式的局限性
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此书肯启地剖析了古代中国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化倾向，指出每一项政策所规范的经济行为都体现了伦理化的特征：决策者总是从祖制家法中寻找立论根据，力图把政策与“圣贤”、“经典”挂钩，似乎政策的利弊不在于政策本身的是与非，而在于是否为圣人所言、经典所载；是否具有“圣王之德”的伦理色彩，以便在推行中减少阻力，从而将执行政策的行为限制在特定的伦理规范之中。作者观点鲜明地指出，这是一种静态均衡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农工商的经济活动、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按照他们的意志，遵循祖制家法，调整到一种理想的、矛盾平衡的状态，使其长期静止不变，以求得现存的制度万古长存。如《左传》所说的“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四民相处、均衡而安、和谐不变的生活模式，以及老子的小国寡民、自给自足、寡欲淡泊、清净无为的理想境界。先秦思想家的静态均衡思想，对于后世历代王朝的土地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影响很大。战国以后历代的抑制兼并，西汉董仲舒的限田，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其目的均是希望对土地与劳动者作长久地、合理地配置。实际上，由于贫富分化、人口增长、居民迁徒，预想的平衡不断地被打破，而且限田、均田、抑制兼并，直接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很难实现。
在工商业政策中，先秦以来一直实行抑制私人商业的政策。历代的统治者片面地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刺激，造成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而破坏农业生产，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因此极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保持农业与工商业的均衡。最典型的是明、清两代的对外贸易，禁止铜、铁、绸绢、丝绵和日常器物出口，理由是物资外流，影响国内消费。这是用静止的眼光把国内消费品的生产，看成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常数，不懂得产品出口，扩大海外市场，可以直接刺激国内生产发展的道理。
历代统治者在处理各种矛盾的时候，运用平衡思维，产生了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我们的祖宗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可供选择的不同主张，如：粮食储备是藏之于民还是藏之于国；重税还是轻税；征收实物还是征收货币；财政收入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经济干涉政策还是经济自由政策；官营专卖还是私营自由买卖，等等。这些不同的政策主张，都有圣人的口谕、经典的记载，从表面上看全是悖论，而实际上，却成了历代统者调节经济矛盾的两面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经济矛盾，或因循祖制，或变法改制，统治者都可以从圣谕或经典中，找到为其所需的制衡武器，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二千多年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也是此书独到、高深的见解。
静态均衡的思维方式所引发出来的踏步不前或龟步爬行的行为模式，对于维系封建制度的生命虽然有很大的稳固力，然而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却具有巨大的阻遏作用。
二、力陈官商的弊端
古代中国工商业政策，占主导地位的是官营工商业政策。早在春秋战国，已出现官营工商业。当时的官营工商业主要是从国家的立场、利益出发，在王室自用的手工业生产之外，垄断经营和控制一些重要的工商行业，如盐、铁、铜等矿藏资源，以及山林、湖泊等土地资源。唐宋以后，茶、丝、酒、马也渐入专卖范围。与官营工商业并存的是民间私人工商业。明清以前，历代官营专卖政策虽有变化，官营范围有大有小，民间私商受压抑的程度有轻有重，但历代王朝的基本政策，一是重要的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由朝廷控制，不准民间经营；二是通过官营、官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韩非、吕不韦，汉代的桑弘羊，宋代的王安石等，都是官营工商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汉代和宋代的儒者对官商的好处夸耀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这是兑现不了的空话。几千年来，老百姓和民间私商永远也摆脱不了苛捐杂税、税外之“税”的困扰。
战国以后，民间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快。汉代的富商大贾周游天下，私人工商业财累万金，但不佐国家之急。汉武帝采取断然措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最严历的抑制私人工商业的举措。这是因为，私人工商业力量的积聚和发展，可能在社会中心之外再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如西方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工商业力量）。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这个阶层，该阶层就会影响或干预国家政治。汉武帝抑商政策的历史影响，在于其阻断了封建大一统帝国下的政治、经济二元中心的形成道路。这对于以后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
封建社会不能没有私人工商业，但历代的经济政策都是限制其发展，不任其成为与国家政治和权力相抗衡的势力，即允许其存在，但又要使其永远处于依附封建国家的地位。如果私人工商业的力量过度膨胀，国家就要压制它，这就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抑商政策的由来。它既体现了封建王朝自我调节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官营工商业和民间私人工商业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贯串在二千多年工商业发展的整个实践之中。
官营工商政策虽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官商的弊端却是很明显的。东晋贵族、官吏插手商业活动，亦官亦商的风气，导致东晋纲纪废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不得其生业。由于官府垄断，苛剥过重，以致“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北魏太安初，各州郡亦官亦商，法令混淆，官昏于政，佞邪当道。唐代中后期，官吏、权贵兼营工商而致巨富者，事属常见。宋代亦官亦商更甚，除岳飞身后无余财外，其余张浚、杨存中家累亿万，子孙享受不尽，也都同经营货殖有关。宋末的贾似道公然以贩卖食盐逐利，把权势与商利捏合在一起。元代蒙汉权势之家与豪商富贾勾结，仗势偷税漏税，垄断运输，民不堪扰。由于政策偏倚，官商之腐败，官吏之堕落，权势之贪黩，最终导致元王朝的溃灭。《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对比一一加以分析，以史引证，鞭辟入理。
准确地讲，古代中国的抑商政策是扶官商，抑私商；在私商中是重大商，轻中小商。
封建国家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实行垄断，对某些行业实行与私商合营，是历史的必然，并非坏事。然而，再好的政策，都需要人去执行。在廉洁之人手中，事半功倍；在贪黩者手中，好事变成坏事，良政变成乱政。古代官工商除了用人的错误外，最大的弊病，就是统治者怂恿官吏经商。官吏与私商勾结，狼狈为奸，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金钱，盗公肥私，为非作歹，这是政治腐败、世风堕落的要源。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三、从东西方比较中深入解析历史经济政策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达二千多年？我国学术界曾经从不同的视角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像此书从纵向探本穷源，剖析历代经济政策思想，进而从横向比物连类对照同时期东西方情况，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还不多见。此书精深之处也在于此。
西方的经济政策思想，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封建社会晚期，相对东方有不少可资比较之处。此书从经济政策思想出发，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导向作了考察：
（一）经济政策思想的“本位”起点不同。
自周秦以来，古代中国一直以追求国家财政为核心的富国政策为立足点，即以国家为本位的思想。
西方最早的经济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奴隶主经济学说。古希腊奴隶制的生产管理是以家庭为单位，“经济”一词含有“家庭管理”的本意。他们重视农业生产，但重视的目的并不是为国家提供和开辟税源，而在于为奴隶主经济的“家庭管理”服务，使奴隶主增加收入。古希腊思想家也关心工商业问题，并具有鄙视和反对商业资本的倾向，但他们并没有由此形成法定的政策和统治思想，更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建立起强大的官营工商业。相反，古希腊、罗马时期奴隶主的私人工商业，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较为完整的赋役政策思想。这是由于古希腊、罗马当时是城邦制国家体制，奴隶主是地域经济和地域政治的主体。国家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也不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吏，国家的财政职能弱化了，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国家财政赋税政策思想。因此，西方从一开始，主要形成并执行一种以奴隶主私人经济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它关注的中心是奴隶主的私人经济，而不是国家经济。它不是以国家财政为核心，而是以奴隶主的家政为核心。东西方不同的“本位”起点，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同。
西方社会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中世纪时期起， 政治上存在世俗国家政权与教会神权的二元化结构，君王本身受到教会神权的挟制。其时，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多元的，即教会经济、自治性的庄园经济和工商业城市市民经济。由于政治结构二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难以形成统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格局，这就促使了城市私人工商业在一种松弛的控制下逐渐壮大起来。十四、十五世纪西方封建社会晚期，是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候，国家不得不仰仗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支持，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得不正视日益强大的私人工商业利益。重商主义的普遍出现，就成为西方经济政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法国进一步强化了重商政策，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终于引发了第三等级的政治革命，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了。恩格斯说的很精辟：“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然而， 当东方的中国由于经济思想政策的不同，仍在因循祖制家法，满足于静态均衡的态势，陶醉于自我调节的能力，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时，西方社会却来了一个质的飞跃，甚至远东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把古老的中国抛在历史车轮的后面。
历史的轨迹启示人们：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和走向。此书的思想内涵，就在于充分揭示了社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的反作用。
此书除工商业政策之外，对于土地赋役、财政体制、变法问题、地域经济、对外贸易等，均有深刻、新颖、独到的见解和论述。此书虽是史书，但对于我国现实的改革开放，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评说前人，可以启迪后人。历史的积淀是沉重的，激浊扬清的任务是艰巨的。追昔抚今，深切地感到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于振兴中华所具有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此书给予人们的教益在于此，该书的价值也在于此。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