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击“非典”看健全我国经济应急反应机制的迫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迫切性论文,非典论文,我国经济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3）05-0057-03
2003年冬春之交，我国遭受了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型性肺炎的猛烈袭击，在短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突发性流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危机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使疫情得到了遏制。回顾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尽管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但是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一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一种冠状病毒竟引发了一场新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让人始料未及。在与“非典”抗争取得成果的同时，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的经济领域是否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呢？当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在发展的同时，在获得新机遇的时候，遭遇经济风险甚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们从事的是现代化建设，美国著名学者塞谬尔·亨廷顿在总结了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以后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因为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和变动的情况，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良反应。为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健全经济应急反应机制。这主要是因为：
1.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增加了外贸风险。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使我国的产品全方位进入了国际市场。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1.8％，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都更加紧密了。这样紧密的联系，使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要承担全球政治波动带来的影响和经济衰退形成的风险。在对外贸易上，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出口的产品大量是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的大宗产品。这些产品极易受到各国的反倾销和绿色壁垒的限制。加上我国的出口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出口受阻，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不但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波及效应，使那些依靠输出劳务支撑经济的较为贫困的省份，受到连锁打击，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2.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渐对外开放我国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取消了许多市场限制服务市场迅速扩大，特别是旅游服务业。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人数连年增长，出游的国家也在不断增加，在境外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我们的金融市场虽然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也不可自由兑换，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货币稳定，加之大量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境外消费，在我国周边地区已经构成了一个人民币的实际使用区，而且这一区域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就导致人民币大量滞留境外，造成境外人民币的实际流通，增加了我国的对外支付压力，形成了金融债务风险。
3.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能源风险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早已由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大国。目前，我国石油的采油量和可采储量是1∶12，而世界平均是1∶45，我国石油的资源储量严重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和海上有了不少油气勘探成果，但在已探明的油气选区中没有大油田。另外，东西部之间没有铺设输油管道，这也制约了国内石油的供应。2000年我国的石油进口已经达到了8832万吨，占石油需求量的35％。据权威部门估算，到2005年，中国的石油产量最高可以上升到1.8亿吨左右，即便如此，也还有约9000万吨的缺口。而且我国的进口石油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国内至今还没有建立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内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消费将成为我国新的消费热点，对进口石油的需求量也将大幅度增加，万一出现石油供应危机，我国将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
4.随着中国的强大，出于政治的考虑，西方国家增加了对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遏制。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经济以年平均8％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的增加，但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经济规模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仅为日本的1/4；分别为美国、欧盟的1/10。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法，即通常所说的PPP法计算的话，中国的GDP虽然会扩大4倍，但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GDP数值也会同样上升这个要素一起考虑的话，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仅仅从第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欧盟的GDP将分别达到20万亿美元左右，日本的GDP则是美、欧的40％。中国的GDP将达到5万亿美元，仍低于日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及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霸权主义的作祟，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成为了某些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借口，他们不失时机地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奇谈怪论，目的在于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资投资环境，阻挠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从经济技术上遏制我们，以达到其霸权主义的目的。这种遏制无疑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5.经济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有很强的连带性和很高的相关度，有时其他方面危机也会成为导火索引起经济方面的危机。“9·11”事件在使美国人民遭受巨大的失去亲人的痛苦的同时，民航和旅游等经济部门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次“非典”，据有关人士测算，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重灾区的广东、北京，也将造成不可低估的经济影响，其危机程度比1998年大洪水和亚洲金融危机还要严重，因为它直接威胁到我国最大的都市圈：广州、香港和北京。要说“非典”对经济的破坏性，旅游业首当其冲。假设减少2000万人外出旅游，每人少消费1000元的话，那就是200亿元。旅游行业消费乘数极高，在国际上为7，即旅游者每消费1元钱，可以带动7元钱的社会消费。在中国乘数为5左右，因此200亿元旅游收入的减少意味着1000亿元消费需求的减少。其他方面如航空和会展经济的损失类似于旅游，就目前情况来看，“非典”造成的损失主要集中在旅游、航空和会展等第三产业部门。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33.7％，因此对整个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2002年第三产业各个行业吸收的就业人口却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50％，所以“非典”流行可能使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除了恐怖主义和疾病流行之外，自然灾害、空难以及局部战争也都会对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对日益开放的中国来说，全球经济造成的任何波动，都将对国民经济形成一定的冲击，有时甚至会造成危机。
6.信息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络安全漏洞的威胁也在不断增长。近些年来，在信息全球化的推动下，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非常迅速，经济发展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网络风险的威胁也在日益增加。近期，世界著名软件商美国赛门铁克（Symantee）公司在其首次全球同步发表的《互联网安全威胁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互联网遭受的威胁日益严重，仅在过去一年中，全球互联网就新增了2524个漏洞，比上一年增长了81.5％。当前，电信、金融等行业是安全风险最高的行业。这份报告同时还指出，中国属于网络安全性薄弱的一类国家，80％遭受网络攻击的计算机集中于10个国家，而属于第一级遭受网络攻击的国家和地区中就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一旦我国遭受强烈的网络攻击，网络处于瘫痪状态，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
这次“非典”袭来，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相对缺失和体制的沉疴，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健全应急反应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们获得如下的启示：
第一，对危机事件必须有一个准确快速的预警机制。准确快速的预警是应急反应机制的关键。这次“非典”大范围流行，预警机制反应迟钝，没有准确、快速的反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的医疗管理体制长期处于条块分隔状态，隶属关系复杂，给信息统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次“非典”流行中，由于统计数字的不准确，在“非典”发病初期，预警机制没有准确快速地反映疫情，干扰了有关部门对疫情的判断，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使疫情得以不应有的扩散，甚至一些医院都成了主要的传染源。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17日召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有关方面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果断地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推动了全国的抗击“非典”工作，才使局面得到好转。就经济工作而言，其范围比公共卫生领域要宽得多，需要掌握的信息量也要大得多，既包括经济工作本身，也包括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等方面，还包括有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方面，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为此，经济预警机制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金融、外贸、旅游、房地产等部门和行业形成的预警机制外，还应该打破条块分割，健全综合的宏观预警机制。在这个预警机制中，首先应保证统计渠道的快速畅通，统计数字的准确可靠，真实的反映经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其次还应建立预警责任制度，如果发现哪个地区或部门出现有意漏报、瞒报的情况，应该严肃追究该地区或部门领导的法律责任。
第二，必须迅速建立全面的、完善的应急反应体系。对于应急事件的反应，不论是公共卫生的、经济发展的，还是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单靠一个预警机制是不行的，还应该包括畅通的信息披露机制、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社会的心理应急体系和强大的技术支持体系等方面内容。这次“非典”流行告诉我们，哪一方面发生了疏漏，都会影响到危机的缓解。仅以法律支撑系统为例，我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多为传染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着手构建了以防治传染病为主的公共卫生的法律体系。从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颁布了9部法律、24个行政法规、400个规范性文件和若干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标准等，包括防病治病、卫生检疫、医院管理到卫生产品市场准入等各方面，基本上覆盖了社会公共卫生的各个层面。1988年上海发生了肝炎疫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城市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一事件使我国加快了《传染病防治法》的制定。该法于1989年2月21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措施，明确了公民、社会有关组织和政府在传染病防治中的责任和义务，是我们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核心法律。但是在突发性疫情面前，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也暴露了一些不完善和亟待弥补的缺陷。由于《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增传染病确定过于集权，使得“非典”在广东出现后，当地政府无法立即按照法律运作来控制传染病，从一定意义上失去了缓解疫情的有利时机。为此，国务院不得不紧急制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以补充法律上的不足。相比之下，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方面的立法数量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了其他方面，但是针对突发性事件的法律和法规明显不足，遇到紧急情况不免会捉襟见肘，加之经济方面的突发事件往往涉及面广，冲击影响大。为此，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早做准备，健全我们的经济法律体系。
第三，必须加快经济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实现高效政府的目标。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效率的高低是能否迅速缓解和降低危害程度的关键因素。我国政府经过“非典”事件的考验，正在向高效政府的目标迈进。同样，美国政府经过“9·11”恐怖事件的考验，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在处理“非典”事件中则充分体现了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早在3月初“非典”开始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南方流行时，美国政府就启动了应急处理机制。美国卫生部下属的疾病预防中心（CDC）开始向公众发布有关“非典”的信息。4月4日，也就是“非典”在美国爆发的早期，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卫生顾问的建议下签署了第13295号行政令。该行政令修订了现行应隔离的传染病种类清单，在上面加上了“非典”。这就给予了CDC在必要时对感染“非典”的病人进行强制隔离的权力。在这之后，当“非典”开始全面袭击美国时，CDC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处理应急事件的机构是否是高效的；二是政府在危急事件面前是否能充分发挥处理危机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决策能力、技术咨询能力、各部门的协调能力和信息的通报和反馈能力等等。当然，美国政府在危急事件面前的快速、高效，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起来的。
我国由于长期处于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波动较小，社会长期安定，自然灾害的发生一般都是季节性和局部性的，因此对应急事件的处理，特别是大范围的应急事件的处理经验明显不足。这次“非典”实际上是一场锻炼，它能促进我国政府加快改革的步伐，提前实现高效政府的目标。相比之下，经济方面的危机可能要比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在应急处理方面对政府效率的要求会更高。因为经济危机，特别是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一般都具有来势汹涌，波及面广的特点。仅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泰国政府没有任何应急准备的情况下，当天泰国铢就下跌了20％。泰铢大幅贬值造成金融恐慌，平民百姓为了保值目的，纷纷将银行存款取出，购买黄金，泰铢的贬值越发不可收拾，情况迅速恶化并很快波及到其他国家。首先影响的是菲律宾，比索大幅贬值，继而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这些亚洲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措手不及，无以应对，结果酿成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直到现在，一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依然还没有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汲取。为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在处理危机方面多下些功夫，真正形成快速、高效的经济应急反应机制，保证我国经济在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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