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论转向与哲学解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西方哲学在从语言论转向后现代释义哲学过程中把理解从本体论上规定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既是人的归宿，又是人的使命。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就是理解。生命的意义在于与历史文本的视界融合，而理解就是生命创造性的展开。通过对理解的超越，人类不断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文本，获得新的自我理解，从而走向永恒的未来。
在西方思想语境中，哲学是关于Was ist sein（存在是什么）的询问、思考和知识。哲学的问题方式因其论域展开和内在矛盾而不断变化，从而使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出现了两次转向：一次是知识论转向，它使哲学由研究超验存在的古代本体论转为研究认识的主一客体关系的近代知识论；另一次是语言论转向，它把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为对主体间交流和传达及人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个意义的世界，意义需要理解，正是语言才使得意义理解成为可能。因此，语言研究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特点。关于从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作者已初步论及〔1〕， 本文的研究取向是在哲学语言论转向背景下欧陆哲学关于解释学的理论运思和建构。
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哲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存境域的终极关怀和存在意义的理论表达。在西方人的精神信念中，人生有限却渴求无限和永恒的超越，短暂的感性个体生命却期望成为超迈卓绝的亘古生灵。当人们渴求超越、追寻自由、冥思终极意义时，人便具有了哲学禀赋。哲学的产生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得以可能提供一种终极本体的理性论证。
但是，柏拉图哲学的“洞穴”比喻把感性个体的存在视为理念的幻影和囚徒，从而区分出不真实的感性生命与绝对真实的理念本体之间的对立，个体存在被遗忘了，被隐没在对抽象普遍的存在的玄学关注里。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试图以“我思，故我在”来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但因其思维主体的抽象理性本体的性质，驱迫康德在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之间划出一条威胁人的个性统一的冷峻“鸿沟”。
黑格尔哲学关于统一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努力表明了理性的胜利，理性的胜利造成了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但人性的完整却被分裂为碎片，他为维护思辨体系和绝对理性的完整而牺牲了人类的感性生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思辨地论证人的绝对性和无限性，而在于实际地关注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境遇；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在其现实性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的、社会的实践方式就是人的感性生活和存在方式。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个人生活境遇的热切关注和寻求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解放不同，其他欧洲哲学家更愿意在理论层面或语言形态中关注现代人个体生存的苦难悲剧和边缘状态。在他们的视域中，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不仅是技术理性造成了人性的分裂，更深层的根源在于，由于上帝、形而上学和理性逻辑的抽身离去，人失却了终极实体的依靠和稳固根基，处身于“无家可归”的被抛弃状态。理性逻辑减退了感性生命的自然灵性，形而上的实体无法慰藉个人的孤独灵魂，上帝的抽身隐没使人最终失去了获救的希望。诸神的逃离意味着黑夜降临，人生在世失去了根基。既然诸神、本体和逻辑都是sein的实体化和理性化，Sein的隐退就使人有必要站出来生存（Existenz），而语言为人提供了生存一番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和历史，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即人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质言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性的。
感性个体的存在（Sein）是在此（Da）存在，即此在（Dasein）。Dasein意味着人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实体、抽象的主体或超越的无限，它表明感性个体的情绪性存在的方式以及感性个体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哲学把Sein 当作一个 Seiende （在者）去探究使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Sein本身。只有Dasein才是存在意义的追询者和展露口，而人这个此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追询存在的意义。语言使此在场并构成其本质。在语言这一人的存在方式中，Sein和Dasein的意义得以揭示和敞亮。无家可归的现代人的精神灵魂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当然不意味着人拥有语言便恬然安居于世界，也不意味着人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只是表明，此在之生存就是走向语言之途，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意义关系。“此在—语言—理解”突现为意义探寻的内在逻辑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哲学中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内在差别，语言论转向后对语言的哲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传统的不同旨趣。一般来说，英美分析哲学侧重于语言的“用”，关心如何正确地或科学地使用语言；欧陆人文哲学则注重语言的“体”，强调语言的非工具性、非逻辑性和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英美哲学的分析性质和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对语言的考察和批判，给语言划定界限，分清什么是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对于可说的要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哲学就因无事可做而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欧陆哲学“对语言所作的阐释不过是要指出语言现象的存在论‘处所’是在此在的生存状态之内”〔2〕，把语言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尼采认为语言到处都生病了， 成了一种自为的暴力，在语言的衰落中，人们也成了词的奴隶。他对语言的无情批判呼唤着一种真正的语言，它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3〕。 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哲学，他早期把语言的使用建立在意向活动之上以寻求绝对意义，晚期则在生活世界中考察语言的实际意义，发现意义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海德格尔则指出，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事件。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真正的语言是诗，“出于此在之命运，存在之敞开才为诗人所思”〔4〕，人生在世， 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语言中显现其意义，并为语言所敞亮。就其本质而言，海德格尔使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不再具有实体关系（古代）和认知关系（近代），而是成为一种意义关系。意义关系的揭示是通过语言的阐释才成为可能的。由此，解释学由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而成为哲学本身。
二、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哲学解释学的目的不是求得恒定不变的本质，而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活动，使人及其对象的意义得以生成。因而，对文本的理解就是自我理解，对本质的直观就是对自己存在深度的测定，对此在的理解就是人与人的对话。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解释学作为一种关乎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最初形态是对圣经经文、法典内容考证和意义阐发而形成的“释义学”和考证诠释古典资料的“文献学”。到了近代，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运用于哲学史中，试图通过解释来重建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变化而造成词义变化了的文本的原意。他将各种有关解释的方法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建立了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古典解释学。19世纪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则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语言作品文本出发，通过体验和理解，复原文本所表征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地去理解他人。他竭力避免解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宣称解释学方法的最终目标，是要比作者本人理解自己还要好地去理解这个作者。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坚持主体和客体的二分，他们的解释学本质上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出现的，属于客观主义的“一般解释学”，他们以恢复客观性为解释的目标，重建文本的意义。但是，一方面意义被规定为客观不变的，另一方面阅读理解又不可避免地造成意义的变化。因此，历史和人生如何在解释中使自身客观化、如何重建文本的“客观”意义问题，使客观主义的认识方法论解释学陷入困境。走出困境的决定性步骤是在认识论的底层揭示出理解的本体论根据。
海德格尔实现了解释学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前人的解释学研究的基本缺陷在于没有从本体论上去探讨理解现象，即没有把Sein和Seindes分开。存在是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 而在者是指世界万物，是一种已经生成和已经规定的东西。人这个特殊的在者即此在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他对Sein的理解，此在与存在是一种理解关系，存在的意义通过此在的询问才得以展露出来。因此，意义不是客观地固有，也不是主观地赋予，而是此在对存在的询问和理解中的生成，即意义生成。如此，海德格尔结束了柏拉图以来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本体论辩论，他把黑格尔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联系起来，使得作为历史主体的此在在制造自己存在的未来命运时，不再为历史所造成的客观时势所束缚，而是在现实的“被抛境遇”中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描述的方法上的意义就是解释。存在的 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只要发现了存在的意义与此在基本结构的意义，也就为进一步对非此在式的在者进行种种存在论研究提供了境遇。”〔5〕但是， 后期海德格尔为昭示那超出一切在者之外的“既亲近又缄默”的Sein，已相当程度地放弃了解释学，而转向在《诗·言·思》中以诗化的语言把Sein从寂然中唤醒。语言“说”出存在，也说出作为存在断片的个体的存在。语言在说着此在的时候，必然也说出了人类存在者的相互关系，语言因此创立了人类历史。“语言是境域（templum），即存在之家（the house of Being）……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所以我们通过不断地穿越这个家园而抵达存在。”〔6〕语言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的家园，此在以语言方式看护着存在，语言给作为物和世界的存在命名，“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真正的语言是诗，诗呼唤授予Sein的世界出现。由于对中国古代老庄思想（天—地—人）的心领神会，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重结构的世界图式，对西方式的Sein的追询代之以“大道”（Exeignis）之“道说”的神秘倾听。不是语言“说”，而是语言之根logos （逻各斯）“说”。逻各斯之于西方与道之于中国，代表着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源生地。 Logos与道的融汇而成现代之“大道”，使海德格尔被誉为第一个超出西方文化传统的世界性思想家。
如果说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客观主义解释学是被作为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基础建构的，海德格尔早期的此在解释学服务于生存本体论的，那么，伽达默尔则是西方哲学史上使解释学成为哲学本身的第一人。他的三大卷巨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运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展开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视界，建立了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解释的现象”是哲学解释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因为“理解和对文本（Text）的解释不仅仅是科学所关注的现象，而且它显然地组成了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7〕。 海德格尔生存论解释学把理解界定为此在的筹划特性或此在的未来性，与此不同，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在理解的诸关联中，强调了把握过去所留存下来的东西这一因素”，即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或文本。在哲学解释学视域里，人的历史地发生和形成的精神世界不是一个客观的、给定的客体”文本，因而在理解中无法求得文本的“客观”意义。“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8〕。 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中，因而“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对象’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句话说，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Sein）”〔9〕。 效果历史是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之间的“视界融合”。
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命题是，人是他的理解。理解既是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历史局限和正在展开的可能性。然而，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假定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对方法论的着迷和推崇表达出主体要求用方法控制客体，把方法视为通向真理与知识之路。如此，本来首先应当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却在传统哲学中被视为主体的认知方式和如何去理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结果却遗忘了人自身的历史存在。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和解释构成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理解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并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因而，理解活动就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意识活动。哲学解释学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阐释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人的语言本性，最后达到对世界、历史和人生意义的把握。
理解是怎样作为人的历史存在方式的，或者说，是什么使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是Vorurteile（成见）。成见对理性主义来说意味着与理性和正义相对峙的力量，伽氏破除对成见的历史内涵的误解，认为成见构成了个人在历史文化中的存在，形成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野，为人的理解活动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成见是我们现今的存在与历史的联系，理解是以存在的形式把这种联系展示出来；它一方面限定了理解不可能做超越历史的理解，同时又使人在历史中向可能的存在开放。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成见，成见是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因而构成我们的存在。在理解活动中，成见形成解释者的特殊视界。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由于理解者和文本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即文本作者的“原初视界”和对文本阅读理解者的“现今视界”，两种视界因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变化而具有差异。理解活动是一种“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它既包含了文本和解释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从而给新的经验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就此而言，任何视界都是流动生成的，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视界的超越。
理解活动中产生的视界融合使理解者和文本对象的历史性存在及其意义处于不断生成过程，意义生成过程的历史即“效果历史”。就此而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效果历史意味着人类通过与文本的“解释学相遇”而达到理解的真实和创新理解的可能性，过去不是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义的源泉，对意义的无穷探索实际上就是对人类自己生命的无穷探索。理解就是超越，不断地理解和超越丰富发展了人类文化，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文本。人类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永恒的未来，并不断获得自我理解。
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哲学解释学认为，在理解中发生的视界融合和意义生成是语言固有的成就。这是因为，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因而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语言与世界不可分，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是世界，语言也只有在世界在它之中得到表现这一事实中才有它真正的存在，“因此，语言本源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10〕。语言的本体论地位表明，语言揭示事物的意义，其实质在于让事物自身通过语言表现自己，使事物自己成为语言并被理解，并借语言之思深入更深广的世界。质言之，现在和传统之间的语言交流这一解释学事件，表明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的世界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解释学的发展触发了语言的哲学研究，而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直接后果使解释学成为哲学本身。
注释：
〔1〕见《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嬗变》和《哲学本体论批判》，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1995年第2期。
〔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02、47页， 三联书店1987年版。
〔3〕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0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4〕海德格尔《林中路》，德文版第269页。
〔6〕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载英文版《诗·言·思》第132页。
〔7〕〔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导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德文版第283、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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