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基本思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基本思路论文,关系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4)03-0005-06
我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少有资本主义的遗产，其发展先天不足，遭受极大的困难，许多方面都要从头做起，重新创造。因此，如何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吸收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方面和创造社会精神文明方面一切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使我国自立于世界上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的民族之林，全心全意服务于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就借重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方面的历史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发展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独到见解。
借重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为发展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压迫、排挤、摧残的地位，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特别是缺乏现代工业基础，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2]这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和“最后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这种不可避免性，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私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经济成分，是现代工业中仅次于国营经济的不可忽视的第二大力量。因此，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对于逐渐扩大现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并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物质基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及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借重资本主义的相当发展，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物质基础的思想，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现实精神。
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使资产阶级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借重私人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战略，必然涉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一再说明：“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3]并规定，国营经济“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3]要在合乎共同纲领和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使资产阶级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1952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对黄炎培先生一篇讲话的批语中还指出，超过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4]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并批评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战略考虑，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既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合法的，那么资本家在国家经济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工商业所获取的利润，或称“剥削所得”也是被允许的、是合法的。这里不存在所谓“罪恶”问题。相反，在国民经济连年战乱濒临崩溃，工业萎缩，农业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剥削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国家利用资本主义扩大生产经营，维持社会就业的积极作用是唯恐不足，对所谓“资本主义剥削”的纯道义上的谴责，更显得无的放矢，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大力扶持，这一切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即既具有唯利是图剥削工人的一面，又具有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把民族资产阶级归入人民的范畴，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利用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的冷峻思考和对中国现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向外国学习”为中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5]资本主义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东西，同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5]建国后一段时间，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歧视政策，但毛泽东仍然表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为正确学习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毛泽东强调一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不能一味依赖外国，否则，就只能变为外国的附庸，受制于人。二要正确解决学习外国与“全盘西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各国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必须善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但是学习外国人不等于否定自己的历史，抛弃自己的遗产，学习外国不等于“全盘西化”。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因此，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学好。“要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5]三要正确解决学习外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将“不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5]作为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方针。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有效地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消灭殆尽，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对此，毛泽东有所觉察，有所思考，并力图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底，针对上海又有搞地下工厂的情况，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3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6]在这里，毛泽东实质上说明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对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包容性，以此改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受到对比和竞争的锻炼，具备充满活力的素质。这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重要的启迪。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实施。他在1955年曾讲过的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占了上风，1957年出现反右斗争扩大化，1962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更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致生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而造成文革十年内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
毛泽东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前后不能一以贯之，并在认识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复，有多方面的原因。胡乔木在分析为什么会犯20年“左”倾错误时认为：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7]那时在华工作的一些苏联专家和来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也不满，指责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调情政策”，认为中国城乡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尽管中国共产党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要得到苏联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搞社会主义。1952年，苏联领导人在接待访苏的刘少奇、周恩来时，都希望中国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早日退出中国经济舞台。从主观方面讲，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受其影响，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盲目求纯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总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成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资本主义都相反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时态”的现实面前，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认为不排斥资本主义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并由此形成了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社会主义就必须加以反对和废除的错误观念。实践证明，这种认识和态度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尽管由于许多人为地阻碍和历史客观原因限制了毛泽东借重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一思想的提出以及对它的论证，毕竟为中国现阶段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
邓小平对毛泽东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作了全面总结，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放眼看世界的博大胸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正确的理念，纠正其错误的思想和实践，以理论创新和道路创新的巨大勇气，再一次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世界时代潮流的结合，把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途径置于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中加以审视，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的新特点，探索了如何利用外部资本主义来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为此，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照这个根本标准来衡量，我们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错误地判断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既可为“资”所用也可为“社”所用的错误地加以排斥。究竟哪种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是好的，哪个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是正确的，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坚持、推广；反之，就应该制止、纠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特的理论与实践。
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变革，跨越了社会主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道鸿沟。
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总是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的是邓小平。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社会化生产，都是商品经济，因而许多内容是共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具体做法是由社会生产一般的要求所决定的，往往与资本主义有“共性”，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也可以向资本主义学习。反映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要求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反映商品经济运行需要的规则和做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它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市场经济作为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有的，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分。“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在这里，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首次被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的范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9]如果在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地方硬要去找社会制度的区别，进行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不仅是无谓的，而且会束缚手脚，使得改革开放一步都迈不出去，徒然延误时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变革，从而跨越了社会主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道鸿沟。
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提出一整套方针和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一是强调要加大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力度，摆脱我国科技工作长期以来的封闭局面。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发展，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8]二是主张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创办三资企业，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创造条件，吸取外国资金，并表示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厂。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9]“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他认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9]因为利用外资能部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金的不足；能学习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能部分地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能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国家税收、扩大财政收入；能增加国民收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三是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突破口。邓小平认为，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既可以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促进国内企业管理和体制改革，带动国内经济的现代化；也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为此，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相继开放了十四个港口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等地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海南建省，开辟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践证明，从最早创办经济特区，到如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的实践，促使人们改变了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传统认识，这种认识的变化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对外开放。邓小平关于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构建“一国两制”，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功模式。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根据世界主题转换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认为，实行“一国两制”，在一国之内使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存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10亿人口，台湾是近2000万，香港是550万，这就是个10亿同2000万和550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9]尤其是香港地区，虽然长期受殖民统治，但它已经是全球最开放的资本主义自由港，多方多国的资本集中于此，香港已成为国际主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其大背景是中国的大市场，香港主要依靠这个大市场发展起来，同时它又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贸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两地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继续保持不变，居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法制健全，社会治安良好。香港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仍然保持着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被公认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澳门很快走出了回归前经济连续几年负增长的困境，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回归后的香港、澳门所保持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以及与中国内地经济互助、互补、互利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既解决了主权统一的问题，又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发展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拓宽了前途。“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把“利用资本主义”扩展到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存在几个资本主义地区并长期不变，社会主义国家既可以为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也允许和保护一定地区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要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因素的影响。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但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思想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抵制腐朽的一面，仅吸取有益于我们的一面。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就不宜引进，引进了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反而不利。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明确告诫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8]防范和削弱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一定要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8]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能手软。在搞好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综上，邓小平借重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立足对外开放，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一国两制”，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创造，为我所用，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结语
对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思路进行回顾、总结、比较，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再全靠“暴力革命”，更多的或主要的则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在坚持自己经济和政治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与竞争中，通过改革不断地完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保持其生机与活力，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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