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洋伙伴关系视野下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建设
姜秀敏1,2 陈 坚1
(1.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2.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计划，对拓展中国海洋伙伴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共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包括深化民间交流，增强双方信任感；谨慎处理地缘问题；因国施策，关注各沿线国家利益诉求等为基础的合作策略，从而为中国加强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协调，实现构建符合各方总体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一带一路”；蓝色经济通道；海上合作；海洋伙伴关系
当前，各国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纷纷在亚太地区展开博弈与较量。中国为了有效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国家海洋局共同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该设想围绕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提出了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和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设想。
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生教育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教兴国”提供人才支撑,关系着强国兴邦;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直接关系到以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科技实力的竞争[1]。对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阐明各因素的作用机理,对于科学地进行研究生培养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以海洋为纽带，建设全方位的海洋伙伴关系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正是该共识的具体与深化，它既能推动已有的蓝色伙伴关系，也可以吸引新的海洋伙伴加入，从而实现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海洋合作与社会发展，进一步拓展中国“朋友圈”。[1]因此，本文对三条蓝色经济通道进行重点研究，在分析其发展意义和挑战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和展望。
经CA-074预处理后再使用LPS打击，相比于单纯LPS打击，WT及TLR4-/-CA-074+LPS组小鼠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WT CA074+LPS组最长生存至60 h，TLR4-/-CA074+LPS组最长可生存至132 h（图1），即抑制组织蛋白酶B活性可以进一步缓解致死剂量LPS的作用，表明组织蛋白酶B在LPS导致脓毒血症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建设海上合作：中国海洋伙伴关系新拓展
海洋伙伴关系，是在以“海洋强国”战略和“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上的深化，[2]其所包括的范围又不止于这两方面。“海洋强国”战略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发展海洋科技、建设海上力量四个方面，[3]它是建设现代海洋强国的理念基础，为蓝色经济通道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在“利益共同体”的理想归宿，它是指双方在利益依赖关系之上，对彼此前途命运的共生性关系有了强烈的互信与共识。“命运共同体”能够超越一定时期的利益分歧，[4]是国家外交理念上的创新，它为蓝色经济通道发展提供了动力。
“海洋伙伴”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合作领域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延拓。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标志着双方的海洋伙伴关系已基本形成，双方的合作领域从交通、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人文交流、技术合作等深层次方面。为了更有效应对欧美国家的“再平衡战略”，中国需要更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作用，与更多的国家建立与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5]因此，海上伙伴关系的建立，需要以东盟发展关系为模板。以海上合作为基础，串起联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经济板块市场链，建立连接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的合作经济带，在涵盖东南亚、东北亚经济整合的基础上，最终整合欧亚大陆经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上合作是中国建立海上伙伴、发展蓝色经济通道的桥梁。有关海上合作的研究，不同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论证。Rahman在孟加拉湾治理研究中认为，海上合作需要在学习，控制和信息共享中进行。海上合作应基于公认的普遍参与原则，即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公平分享利益。[6]Amrita Dey在海洋领域合作的研究中提出，国家间合作是政治项目，但不一定是国家主导的，它可以跨越国界、货物、资本、服务、知识和市场。[7]海上合作也是如此，它涉及到了政治制度、文化、安全安排和经济政策，以及合作间个体的身份认同。Yen-Chiang Chang在海军外交研究中指出，海军外交可以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各国有必要为海军行动制定详细的法律规则，加强海洋公约的效用，从而增强政治互信，进行有意义的安全合作。[8]由此可以认为，虽然学者侧重点和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有以下两点特征：
基础设施在“黄金周”期间明显供需失衡，“黄金周”结束，设施闲置。基础设施供给的稳定性与长假消费需求的密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此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无法解决，需要政府主导，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贷款人、规划者、投资者、环保组织、旅游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协商，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预防多地为分享“黄金周”经济效益而争相扩建旅游基础设施，避免出现重复建设现象，使基础设施的供给在“黄金周”期间和“黄金周”之外的时间与消费需求大致对等，从而减少“黄金周”之后恶性竞争现象的出现。
(1)海上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国家间才能采取切实行动来维护与推动双方关系。海洋伙伴关系更是如此，其代表着双方对于重要问题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和一定程度的信任，双方既能共享利益，更能共担风险。
(4)比吸能SEA(Specific energy absorption)，定义为结构压溃前的总吸能E与质量m之比，见式(3)：
(2)海上合作的保障是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海上通道安全保障问题研究，实质上是公共安全产品供应问题研究，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则是政府管理最基本的本质属性之一。因此，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倡导互利共赢的海洋共同安全观，在双边航行安全的问题上，加强海洋公共服务、海上搜救等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威胁，保证运输航道的畅通。[9]
需要注意的是，海上合作的新时代内容是注重海洋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关乎国家安全，它对塑造未来全球海洋格局，构建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起到重要作用。[10]目前，海洋污染、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愈发成为全球性问题。新时代的海洋合作，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海洋环境的保护，推动海洋可持续利用。
中国和沿线国家在进行海上合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工作思路。在考虑各国国情的前提下，找寻各个国家的发展重点和利益诉求，因国施策，找寻国家间的利益诉求点，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方面进行合作和发展，积极探寻多边合作的施展策略。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正是中国海上合作的进一步细化。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可以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海洋产业、海洋安全领域、海洋人文领域等多方面，实现海洋伙伴关系新拓展。但由于涉及沿线国家较多，每个国家的利益点都不同。而在拓展海洋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利益，更要着眼于挑战，使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既能“共享利益”，更能“共度患难”。
(3) 列车长期运营。列车振动荷载作用会引起土体固结沉降，尤其是运营初期；另外，列车振动荷载将使盾构隧道漏水冒泥现象加剧。因此，城市轨道交通振动荷载对隧道沉降有重大的影响。
二、蓝色经济通道的内涵与建设过程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了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基本思路：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需要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并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衔接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延拓中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等国家的联系；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则需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北冰洋的蓝色经济通道则需要积极连接欧洲。
蓝色经济是海洋经济与绿色经济相融合的创新性经济，其外沿不仅包括海洋资源的利用和相关服务行产业，也包括海洋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模式，蓝色经济是海洋生态系统与海洋经济系统统筹协调的新型发展模式。[11]其内涵则与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划分相似，包括发展经济主体、发展经济功能、发展经济手段等内容。[12]蓝色经济通道建设则是在蓝色经济概念之下的细化与具体，涉及的主体缩小到经济通道所包含的国家地区。有关蓝色经济的功能和手段的探讨，国内外都有所涉及，Rahman认为，发展蓝色经济的功能是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并将其转化为发展工具；发展蓝色经济手段是无缝整合的空间规划。赵隆则提出，蓝色经济功能是发展，手段则是通过空间规划，来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和利用；其中，海洋资源则包括了能源、运输线路、海洋生物等。[13]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肛门排气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下床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1年后宫内受孕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输卵管妊娠部位位于输卵管壶腹部的患者例数较多，推测其原因为输卵管局部炎症及输卵管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功能障碍。本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手术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研究数据也充分表明了腹腔镜手术的创伤较小，患者恢复较快[9]。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海洋为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交流日益紧密，发展蓝色经济，加强海上合作成为国际共识，事实上，早在提出蓝色经济通道之前，中国就已经进行相关方面尝试。2009年，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山东时就已经明确提出建设蓝色经济区的建议。而蓝色经济通道，是在蓝色经济区的尝试后的进一步发展。蓝色经济通道由数个蓝色经济区组成，其所涉及的主体更为宽泛，所包含的方面更为广阔，这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洋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双方需要在海洋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发展蓝色经济通道内涵
蓝色经济区是构成蓝色经济通道的基础，其依托海洋资源，以劳动区域分工为基础，形成了涵盖广阔的区域。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主体主要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相关参与者，而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主体则变为利益涉及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相关群体等，这意味着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不仅需要完善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更需要成熟的涉外体系，以协调各国利益诉求和及时应对各国利益冲突。
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是在全球视野下，应用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在海洋领域的应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内涵主要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内容、治理目标四部分。治理主体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相关群体；治理内容是它们为了追求某一共同的目的而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治理客体是和国际机制展开前后的海洋局面；治理目标是各国成为和谐共赢的海洋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作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提出者和先行者，理应成为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体系中国际机制的主导者，中国需要与沿线国家共同商讨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安全、海洋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和保护等涉及国家利益问题，积极发展多边关系，扩展中国“海洋朋友圈”。
蓝色经济通道建设需要分阶段进行，由于其所涉及国家众多，中国需要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国家的进行不同层面的合作和治理。中国构建蓝色经济通道的近期目标是：以周边国家为起始点，以印度洋地区为重点，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海上合作，从而深度参与全国海洋治理体系中。[14]
(二)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过程
海洋产业是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支柱，由于环境的相似，太平洋岛国的商业和文化都存在一定共同点。目前，海洋环境的治理问题和民生问题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都缺乏完善的治理对策，政府支持水平低下。[19]因此，当地人民要求政府引进国外优良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中国与当地进行海上合作，建立海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机遇。中国可以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积极参与太平洋环境治理问题中，为当地人民提供民生援助，从而获得太平洋岛国的信任。
按照空间层次的划分，地缘合作主要分为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个层次。[15]地理区域合作取决于地理位置单位划分，主要应用于社会普适性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它是深层次的国家间合作，欧盟、东盟就是典型代表。地理区次区域合作是指几个邻国和地区之间，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具体方面(例如河流、山地等空间要素)进行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它的合作性低于地理区域合作，澜沧江等综合治理是典型代表。地缘经济区合作以地理为基础，相邻国家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形式的合作，并制定特殊政策，促进该经济区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地缘经济区合作合作性最低，但可行性最高，诸多国家都实行了地缘经济区合作。
蓝色经济通道与以上的地缘合作有相近之处，其发展历程会经过地理经济区合作-地理区域合作-人类共同体建设三个层次。首先是地理经济区合作，蓝色经济通道会串联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建设，双方在经济方面展开合作。随后发展到地理区域合作状态，合作领域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各领域，海洋伙伴关系正是这一状态的理想归宿。人类共同体建设则是地缘合作的最终结果，此时，和平、共分享、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是建设中的核心理念，双方以人类世界为中心、追求人类幸福和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的文化和利益中，建立和谐共生、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16]
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构想，超越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构建和思维，它是中国为应对目前的东亚局势，致力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相比于西方所盛行的零和博弈理论，蓝色经济通道建设属于非零和博弈，其更注重国家间的共有、共享、共赢。尽管在建设过程中，会存在利益冲突，但这种利益只是短时间内的冲突，并不影响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主流。
三、共建蓝色经济通道：合作与挑战
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所经历的国家，在文化、宗教、环境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国家间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点，这些利益点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相悖之处。如何激发沿线国家的积极性，调和好沿线国家是建设蓝色经济通道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一)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合作与挑战
这条线路是三条经济通道最为复杂，最重要的蓝色经济通道，存在以下四大经济板块：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阿拉伯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沿线国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并且是国际战略和政治博弈的主要地区，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处理好四大板块的关系，建立稳定的海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在访问中明确表达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并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日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在这次访华中，双方在能源开发、海洋安全、青年交流上达成诸多共识，这意味着日本很可能加入到蓝色经通道设想中。日本位于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起点处，如果日本加入通道建设，很可能会改变东亚地缘格局，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建设。
首先，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存在南海争端问题，美国、日本、欧盟都对此进行介入，企图从中获取利益。在处理中南半岛的问题上，尽管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积极主动地展开双边磋商，但是目前形势仍不乐观。其次是金三角问题。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区域，该区域长期盛产鸦片等毒品，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之一。金三角问题严重威胁蓝色经济通道的正常建设，涉及的利益相关国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金三角问题。最后是国际河流治理问题。澜沧江、怒江、红河等国际性河流均发源于中国，途经中南半岛，各方在河流治理问题上均存在歧义。在这些河流中，澜沧江流经六国，所涉及地区利益错综复杂，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是中国所必须考虑的。
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主要指中国-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近年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表现良好，而在与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合作中，虽然主流是经济合作，但各方均存在问题。首先，中印存在边界问题。近年来，印度一直对西藏地区图谋不轨，而且依靠地缘优势，对尼泊尔、孟加拉等国施行政治与经济压迫。此外，印度想通过控制印度洋命脉来获得更大的筹码。其次，缅甸北部地“民地武”问题不断发酵，这给中缅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双方能否达成海洋伙伴关系，缅北问题的解决是关键。[17]最后，如何对接两端经济走廊的问题必须考虑，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领土争端和宗教信仰等问题，只有两国放下武器，握手言和，才能推动“一带一路”蓝色经济通道的顺利进行。
3)当锚固段长度较小时，处于弹性变形阶段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可近似认为是均布的。随着锚固长度的增加，锚固始端最大剪应力值逐渐降低，界面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
尽管阿拉伯地区战争形势严峻，近年来的ISIS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等严重影响经济通道的畅通，但中国依旧积极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2010年，致力于推动中阿的项目投资与商务合作的中国阿拉伯国家投资促进会成立，为中阿提供良好的投资促进平台。2017年，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公司报告称，2016年中国是阿拉伯地区主要投资国，投资总额达295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阿联酋与美国，这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主动地推进中阿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20]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2016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扩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与其战略》，2016年3月，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chinareport/index.html。
2016年，中远海运集团和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正式签署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在投资地中海地区进程中，取得里程碑式进展。比雷埃夫斯港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它的支线网络辐射整个地中海地区，它的内陆腹地是整个欧洲。中国在接管比雷埃夫斯港后，远东的货物可以在这里从海上进入欧洲大陆，并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配合，这对构建欧亚大陆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18]
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是三条蓝色经通道设想中途径国家最复杂，利益冲突最严重的通道之一。并且，中国与某些沿线国家也存在一定层次的冲突，对此，中国应该在加强自身海洋建设同时，积极磋商，推动双方利益在共同战略中趋同，保障蓝色经济通道的安全。
南方庄社区7公里外的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65岁的滕玉焕老人照例来此拿药。滕玉焕说,社区开药看病,不用排长队，60岁以上老人免挂号费,也是对老年人的优惠。
(二)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的合作与挑战
人才教育培养、旅游业发展与华侨团体的紧密配合，是建立民间信任感的有效策略之一，这也是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中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民众，需要有更为直接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被某些西方媒体所利用和煽动。双方只有通过诚恳的交流，才能更为了解彼此，从而建成双方的伙伴关系。
该项目旨在建立冻融循环条件下岩土体灾变孕育及控制理论，开发环境友好型金属矿山安全开采及固废处置技术，研发矿山开采安全预警与通风、无轨运输安全保障技术及装备，建立矿山人机功效评价体系和标准，形成高海拔寒区金属矿产资源安全高效开采及灾害防治理论体系，开发成套技术与装备，开展应用示范工程，提升我国高海拔寒区金属矿山高效开采的安全水平。
(1)谨慎处理领土问题。在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中，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有越南、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都是蓝色经济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对此，中国应谨慎处理好双边关系，积极搭建双边磋商机制，做到“斗而不破”，在维护边界的基础上，进行积极合作。双边磋商机制在推动领土问题上有良好的效果，例如，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在经历两次磋商后，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第三次磋商，两国坦诚友好地就当前问题交换了意见，积极探讨了有利于解决双方问题的方法，并重申继续合作，共同探讨促进互利的措施。同时，中菲第四次磋商将于2019年在菲律宾举行。中菲南海问题磋商机制为中国既解决领土矛盾，又推动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本质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展开的地缘合作，双方在海洋领域的方面展开不同层次的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和谐发展的海洋伙伴关系。
在系统的后期建设中，应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严格制度的流程。与此同时，对网络资源管理系统进行升级，并按照程序与物流系统、财务系统和客户客服系统等进行有效的对接。网络资源录入结束后，需要对网络资源管理系统的相关辅助功能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从而对公司的运营提供有效的帮助。在进行网络资源的改动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源进行及时的更新，通过成立专业的管理机构，比如将网络建设项目组相关人员组成全新的管理部门，这有助于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网络资源管理系统而言，往往涉及多个应用软件，其目的是处理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目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首先，信任问题。美国在太平洋岛国部署了严密的防御网，并大量散布“中国威胁论”，使部分太平洋岛国对中国的主动示好存在疑虑，该通道很难摆脱美国对此的影响，中国在此的布局，需要循序渐进。其次，由于文化和地域原因，岛国地区对美澳等国的援助会有更强的偏好，中国要取得岛国的信任，需要在岛国比较薄弱方面，例如环境治理、民生援助等进行援助和合作。最后，岛国之间联系较低，海洋交通领域薄弱，又由于资源稀缺，每年需要进口大量能源以维持基础设施，这对中国的太平洋通道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借此与太平洋地区进行能源方面的合作，推动岛国建设，增强岛国人民对中国的信任感。
(三)北冰洋的蓝色经济通道的合作与挑战
北冰洋的蓝色经济通道主要涉及到北极航线的开发与北极区域的治理，对此，中俄两国均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俄罗斯对此亦高度重视，主动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并明确表示正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北方航道。[21]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海上合作意义重大。尽管在国际社会中，太平洋岛国被认为是“小岛屿形地发展中国家”，存在感较低，在国际博弈中极有可能会被忽略。但这些国家实际上也是“大型海洋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处理好太平洋岛国关系，对于构建其他蓝色经济通道均有着借鉴意义。并且，太平洋岛国也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三岛链的据点之一，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岛国的关系，对突破岛链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散布在太平洋上的珍珠”已经引起中国的注意，但对于它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2006年，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斐济举行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此后，“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得到快速发展，双方在海洋经济、海洋安全等领域均有利益诉求点，充满特色的海上国际合作机制已逐步建立。[20]
北方航道的开通对俄罗斯战略意义重大，俄罗斯将在以下四个领域推动北冰洋蓝色经济通道建设：(1)在经济领域内优化北极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2)在军事领域保障北极地区的安全；(3)在环境方面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4)在技术领域施行先进的技术，全方面深入北极地区的研究。中国可以在这四个领域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推进北冰洋海上通道的发展。
目前，中俄在建设北方航道的目标、角色和利益上达成一致，但是在建设北方航道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限制。[22]首先，由于中国并不是北冰洋沿岸国家，也不是相关大陆架的国家，因此在建设蓝色经济通道中需要避免陷入航道主权问题中。其次，随着北极地区价值的凸显，北极航线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已经不断插手北极问题，俄国与美国、丹麦等国的大陆架划界仍存在一定矛盾。因此，中国在该通道上，要同时考虑“中长期思考”和“正面性引导”，把握俄罗斯在此通道中的地缘区位和制度优势，共同推进北冰洋的蓝色经通道设想。[21]最后，吉林省正在和俄罗斯共建扎鲁比诺港，以实现“借港出海“的战略意图。但在“借港出海”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主权问题。因此，东北三省可以考虑建立离岸港，从而联通广大内陆地区。但由于目前存在图们江治理等问题，该战略仍需要进一步考证。[23]
中南半岛主要包括中国云南南部、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及马来西亚西部等地区。除了中国，这些国家都属于东盟地区，中国与东盟原本就有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中南半岛毗邻的广西、云南两省已建成多条连接中南半岛的交通通道，双方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海洋伙伴关系。但是，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关系仍存在微妙之处，建立一定信任程度的海洋伙伴关系，需要多方进行协调。
四、推进海洋伙伴关系建设的对策
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所经过国家繁多，在处理多国关系问题中，需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因国施策，让沿线国家都享受到利益，并在深化利益中，不断推动双方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共同承担起风险与责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深化民间交流，增强双方信任感
海洋伙伴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信任。一味的经济投资并不能解决对方心中疑虑，双方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目前，西方国家一直在宣传“中国威胁论”，使得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疑虑。因此，双方需要在民间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交流，逐渐构建医疗、教育、民生等交流体系，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加深双方对彼此的信任与了解，通过文化交流和沟通来提升相互间的认同与信任。
(1)加强对蓝色经济通道沿线国家的人才教育与培养。文化思维的差异会影响经济交往的顺利。[24]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包含65个国家和53种官方语言，语言和文化都具有一定差异。而蓝色经济通道所经济的国家和语言则更为复杂。因此，中国不仅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定期的文化交流，主动了解沿线国家的语言、宗教、习俗，从而培养具备全球化思维人才，更需要更欢迎其他国家学生来华访学，双方对彼此均有较好的了解。目前，受到应试教育影响，中方建设人员很容易将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和文化思维应用于外国文化，例如“中式英语”等容易造成误解的语言，这会对双方经济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学习方式，在于沿线国家交流中，可以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为彼此成为海洋伙伴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石。
(2)加强双方旅游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际旅游体系的治理提供良好契机。国际旅游的发展，可以让双方民众面对面交流，从而逐步消除双方的误会与偏见。中国与沿线国家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双方可以从旅游业着手，进行旅游项目合作，以点带面，逐步推动民间信任感的增强。但是“一带一路”沿线旅游机制尚不统一，沿线旅游机制缺乏有效的治理和实施步骤，各国对旅游发展诉求不一，基础设施、签证难度、社会治安等问题也影响人们旅游偏好。因此，中国在推动国际旅游治理中，需要发挥好大国主导力，[25]搭建好国际旅游平台和标准，推动国际旅游业的治理。
(3)充分发挥华侨的纽带作用。华侨是推进海洋伙伴中必不可少的纽带，该群体与中国企业是蓝色经济通道中重要的力量。目前，华侨在国外的话语权已经得到重视，华人团体的社会影响力增强，许多华人都参与竞选公职，并在国外担任一定职务，这对蓝色经济通道建设有着重要帮助。华侨团体也能直接与沿线国家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从而加深双方理解。并且，华侨团体既可以来国内进行招商引资，也可以介绍国内企业来国外投资。因此，华侨在建设海洋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华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上仍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华侨在国外的传统产业是餐饮服务业，华侨的国外产业继续转型。其次，华侨与中国经济“走出去“，配合度不够明显，在信息方面的交流仍存在一定问题，桥梁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发挥。最后，华侨投资的主要行业具有一定局限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华侨在国外投资产业主要是地产行业，其他产业投资则相对较弱。因此，华侨需要由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互配合，实现产业对接、资本对接、技术对接和网络对接，充分发挥华侨应有的重要作用。[26]
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主要途径东南亚地区、大洋洲地区。这条蓝色经济通道经历的岛国较多，尤其是南太平洋地区岛国，当地与中国联系度较低，并且受欧美国家控制较多，中国在构建这条蓝色经济通道时，需要谨慎处理好双方关系，确保蓝色经济通道的畅通无阻。
(二)谨慎处理地缘政治问题
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展开，会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域扩大，涉及领域拓宽，这必然会突破中国与国外国家合作的层级。而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邻国，外国之间都会存在利益矛盾之处。例如，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就存在领土争端，并且沿线国家之间也会存在相似问题。其所涉及的不仅包括当事国，某些境外大国为了自身的全球利益也会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制定完善的边界海洋维权政策，积极和平谈判和磋商，坚持维护权利的斗争，努力做到“斗而不破”，稳步推进边界谈判和共同合作。[27]
该蓝色经济通道路经的东南亚地区，与上述的中南半岛地区存在同样的机遇与挑战。该通道的关键点在于南太平洋地区。当地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余太平洋岛国经济较为落后，对国外援助有着较强的依赖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国家对当地都进行一定的势力渗透，太平洋岛国对中国信任感较低，这从近期的瑙鲁总统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中便可以看出。
(2)重视蓝色经济通道的衔接点。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均有独特的衔接点和切入点，而这些地区往往是相对不安全或者被霸权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区域。在这些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会严重影响蓝色经济通的畅通。对此，中国应注重衔接点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积极与沿线国家对话，共同保障链接点的安全问题。
(3)积极展开多边外交，共同协商经济通道建设。多边外交通常是各国政府主导的，由官方、半官方、民间的互相参与的以外交形式，其适用于涉及主体较多的外交形式，多边合作的谈判范围往往比双边交流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而蓝色经济通道所涉及国家和国际组织较多，其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也不光使是经济合作。中国需要在各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框架下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从而达成多领域、深层次的项目交流，这对建设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
(4)整合既有合作机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合作组织具有典型的“边缘-区域”特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领导者，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成为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主导者。与沿线国家进行积极交流与合作，中国可以依托已有平台，完善已有平台不足，并发展新的交流平台，从而推动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构建新型海洋合作伙伴关系。[28]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格局，全球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全球国家都整合在了一起，并在国家领土范围内衍化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都超越了传统国家的边界问题，使国家不得不主动融入全球化中。但在融入过程中，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会交织在一起，从而影响地缘政治合作问题。因此，中国需要充分发挥大国的主导性作用，整合既有机制，完善新机制，共同推进蓝色经济通道建设。
呜呼，今之言秦与汉者，纷纷是矣，知其果秦乎汉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尝言秦与汉，而能尽其才之所近，其守绳墨，谨而不肆，时出新意于绳墨之余，盖其所自得而未尝离乎法。其记与序，文章家所谓法之甚严者，先生尤长。先生在翰林三十余年，尝有闻于弘治以前诸先辈老儒，而潜思以至之，故其所为若此。(《中峰集》卷首《董中峰先生文选序》)
(三)因国施策，关注各沿线国家利益诉求
不同国家偏好不同，因此其利益诉求点也有一定差异。并且受到已有世界格局影响，它们对蓝色经济通道的相应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受到美国政策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华中明确表达了中日贸易合作、日本参与亚投行、中日加强教育交流等请求，这代表日本在经济教育上有着更强的利益诉求。而太平洋岛国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受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影响较大，西方国家对其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和教育帮助。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或教育合作，它们的反应并不积极。但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太平洋岛国对海洋环境治理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中国可以加强与他们的环境合作，将先进的环保技术引入这些国家，从而获得它们的支持和响应。
(1)基础设施诉求。基础设施诉求是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中最普遍也是最基础的诉求，其所涉及的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着较高的利益诉求点。而中国在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有了一定经验，援助形式上更注重“授之以渔”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和中国交流中，不仅能获得物质上的援助，也可以培养属于本国的技术人才。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消耗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能推进国家间交流与合作，为蓝色经济通道建设提供基本保障。
(2)安全协作诉求。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霸权主义国家的渗透形式和干预机制都有了转变，因此，维护国家安全的外延是维护沿线国家主权和蓝色运输通道顺利进行的保障。蓝色经济通道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双重危机。因此，在维护海上运输通安全时，需要建立国家间的“良性对话”机制。我们要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上，保障沿线国家的安全，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
(3)技术创新诉求。技术创新包括了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它是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中合作层面不断深入的动力，它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建设综合国力。中国在与其进行技术交流的同时，即可以认知自身产品的不足，可以向其他国家所擅长的技术学习，也能实现国家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推动“中国制造”国际化。并且，在与沿线国家交流中，统一的管理标准、操作指南、服务平台可以有效推动沿线发展，这也有利于经济通道中其他方面的交流。
(4)环境保护诉求。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化，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许多岛国和沿海国家的国家利益。而绿色“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将生态环保融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诉求之中，它对深化双方合作层次，保持中国良好国际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满足环境保护诉求时，需要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组织构架，为建设蓝色经济通道保驾护航，这也是建立海洋伙伴的必须要求。
目前，中国在沿线国家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成，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金融机构能为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中的各种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资金。而安倍首相在访华时也表达出在会在适当时机加入亚投行等来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这无疑会进一步刺激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帮助完善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需要因国施策，因海施策，因边施策，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交往中需要明确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点。而随着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合作，已经从贸易往来，拓展至产业投资、交通物流、区域航空等诸多领域。并且，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专门针对国家援助的金融体系也逐步成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合作，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9]
五、总结与展望
海洋伙伴是“海洋强国”战略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发展。而建立稳定的海上合作关系，使沿线国家在利益和挑战前能共同应对，是海洋伙伴建设的必由之路。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具体和细化，其发展经历了地理经济区合作-地理区域合作-人类共同体建设三个层次，在逐步深入中建立和谐共生，平等互惠的海洋伙伴关系。
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和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东盟)上发展，尽管两条通道在语言、宗教等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但合作机会和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北冰洋的蓝色经济通道，则需要同时考虑“中长期思考”和“正面性引导”，与俄罗斯共同开辟冰上丝绸之路。此外，日本最近明确表示了加入蓝色经济通道的愿望，日本的加入，有可能改变目前的东亚格局，从而拓宽中国“朋友圈”。
对此，中国应施行深化民间交流，增强双方信任感、谨慎处理地缘政治问题、因国施策，关注各沿线国家利益诉求等措施，从而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因国施策，在满足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时，积极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与三条蓝色通道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新型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着力推广五项农业机械化新技术。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有效供给不足，是当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最大“短板”和“瓶颈”。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中高端产品不多、产能过剩与缺门断档并存、机具适应性可靠性有待提高以及农机农艺融合不够、技术集成配套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突出。为加快农业机械化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提高河南省农机化综合水平，结合河南省实际，河南省农机部门确定了小麦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技术、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玉米籽粒机械化收获技术、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机械化深松整地技术5项农机化主推技术。
随着美国贸易战影响，东亚地缘格局极有可能产生质的变化。中国、日本与韩国是对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三个国家，也同样位于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端点，经济相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对推动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可以借此契机，积极主动地与日韩交流，三方在经济通道建设中达成共识，从而达到多头并进地良好局势。并且，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展开，对沿线国家是良好的时机，对中国相关省市区的发展也是绝佳的机遇，广西、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省市区也因此受益，例如，在广西的推动下，中国、东盟成员国和亚行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泛北合作论坛至今已举办十届，其所涉及的内容包含交通物流、人文合作等诸多方面，有力地推动了蓝色经济通道的开展。
蓝色经济通道设想是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上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所关注的范围，远不止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在今后的蓝色经通道设想中，所关注的也不会局限于某条具体线路，它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将会各尽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在深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中，推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积极促进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建立，共同推动符合各方总体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 何广顺.共建蓝色伙伴关系,串起海上“朋友圈”[N].中国海洋报,2017-07-19(002).
[2] 葛红亮,彭燕婷.海洋外交视野下的中印尼海上伙伴关系[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3):1-8.
[3] 贾宇.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思考[J].太平洋学报,2018,(1):1-8.
[4] 阮建平,陆广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析[J].南洋问题研究,2018,(1):8-19.
[5] 谷合强.“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J].东南亚研究,2018,(1):115-133.
[6] Mohammad Rubaiyat Rahman. Blue Economy and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Bay of Bengal: Role of Bangladesh[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7, (8): 356-361.
[7] Amrita Dey. How relevant is North-South Cooper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aritime Domain of Asia?[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1): 317-321.
[8] Yen-Chiang Cha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and naval diplomacy in China[J].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2018, (3): 148-156.
[9] 马晓雪,贾世娜,韩依潼.我国海上运输通道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结构与优化[J].管理世界,2017,(9):8-16.
[10] 杨振姣,周孟.国际视野下海洋生态安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J].太平洋学报,2010,(12):91-99.
[11] 林强.蓝色经济与蓝色经济区发展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0.
[12] 胡志勇.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J].太平洋学报,2018,(4):15-24.
[13] 吴士存,陈相秒.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J].太平洋学报,2018,(4):25-36.
[14] 胡志勇.“印度洋已成地缘政治中战略博弈之洋”[Z].中评社北京,2015-01-04.
[15] 宋涛,李玏,胡志丁.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6,(1):1-11.
[16] 黄瑞丽.“同呼吸、共命运、谋发展”——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J].长江丛刊,2018,(26):144-145.
[17] 姜秀敏,梁译文.“一带一路”倡议下中缅合作困境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67-73.
[18] 刘作奎.收购希腊比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及风险预估[J].当代世界,2016,(4):46-49.
[19] Alan M. Friedlander.Marine conservation in Ocean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8(10).
[20] 梁甲瑞.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构建基础困境及构想[J].中国软科学,2018,(3):1-9.
[21] 姜秀敏,朱小檬,王正良,等.基于北极航线的俄罗斯北极战略解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2,(3):45-49.
[22] 赵隆.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对接俄罗斯北方航道复兴——从认同到趋同的路径研究[J].太平洋学报,2018,(1):82-91.
[23] 窦博.冰上丝绸之路与中俄共建北极蓝色经济通道[J].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1):5-14.
[24] 周广艺,李清平.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湖湘论坛,2018,(2):137-143.
[25] 韩元军.基于“一带一路”构建全球旅游治理新秩序[J].旅游学刊, 2017, (5): 10-11.
[26] 邓江年.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互动机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8-22.
[27] 孔令杰.试析“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未决边界海洋争端的交互影响[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1):115-125.
[28] 熊琛然.“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南半岛面临的挑战与中国地缘战略重构[J].东南亚纵横,2016,(4):3-9.
[29] 伊佳.因国施策,合理安排对非资金投入[N].国际商报,2016(8).
Research on the Three Blue Economic Chann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ean Partners
Jiang Xiumin Chen Jian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iti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116026,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 The plan for the three blue economic channels proposed in Maritime Cooperation Plan for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marine partners. Three blue economic channels have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In the current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re ar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of building three blue economic channels. We need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ncluding promoting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enhancing mutual trust, and dealing with geopolitical issues cautiously.We need to concern cooper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ir national legitimate interests so as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with these countries and construct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in line with overall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
Key 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lue economic channel; maritime cooperation; marine partnership;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35X(2019)03-0038-08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构建研究”(17ZDA17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姜秀敏(1975- )，女，吉林公主岭人，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府治理与改革、绩效管理、海洋战略、国际问题等研究。
责任编辑：鞠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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