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娟[1]2002年在《在中国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资源之间——谈林纾的翻译和创作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内容提要：林纾以独特的翻译方式，多产的译作及其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本文从一、林纾的译介情况及影响其书目选择的因素：二、“林译小说”序跋中的比较文学思想；叁、林译小说与林纾自身创作的关系；四、林纾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林纾的翻译及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资源的关系问题。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林纾的翻译和创作都是站在坚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文学)立场上探索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系的，并没有因文学翻译活动而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排斥和否定。早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完全是由中国文学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种自然状态进入中国文学之中的，并且，它们也都兼容在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崭新的历史内容；其二，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文体形式，并没有构成外国文学翻译的障碍。相反，外国文学都能够顺利地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学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以中国文学自身的更新和创造为前提的。同样，坚持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并不妨害同时可以把外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创造的基本资源。——“林译小说”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时代潮流的情境中，最为突出地完成并代表了中外文学的历史性融合。
李琦[2]2015年在《近代小说叙事形式论研究》文中认为近代小说理论是中国叙事理论上极为关键的一环,它在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与西日文艺理论的激荡中孕育生成,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思想,又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理论的某些新特质。域外小说的译介让近代小说理论家对西方小说的叙事形式技巧有了十分直观的认识,林纾、梁启超、吴趼人等小说理论家都提出了一些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形式理论。本论文研究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为基本文献,并广泛参阅其他相关小说理论资料和论着,从而筛选出“开局突兀”、“举定一人为主”、“自叙体”、“横截面”、“明着一事焉以为之型”等小说叙事形式论术语与命题。本文借鉴西方的经典叙事学理论,主要从叙事时序、叙事视角和人称、叙事内外在结构以及人物叙写技巧四个方面对这些命题展开阐释,追溯它们内在的传统文论精神,发掘附缀其上的外来文化因子,从叙事学的角度探究这些命题对“五四”以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具体影响。近代小说理论以“开局突兀”来表述西方小说理论中的“倒叙”手法,直观的揭示出了倒叙形式最明显的运用方式及叙事效果;“举定一人为主”说则从小说布局的角度阐释了西方小说限制叙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近代小说理论在叙事视角上的重大发现;近代小说理论还从主客观的角度提出了“自叙体”与“他叙体”论,凸显出了小说叙事人称意识的觉醒;“以政论入小说”的命题强调小说中政论化因素的引用,冲击了注重情节结构完整性的传统小说观念;在吸收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基础之上,近代小说理论家们更提出了“横截面”说和“穿插藏闪”说,分别阐释了短篇小说截取典型片段和长篇小说多元有机交叉的结构方式;此外,主观化“内面”叙事论、“镜中取影”的白描叙事论、着“型”立“式”等术语和命题提出了对小说人物塑造真实性、个性化和典型性的要求,在延续传统小说人物观的基础上又体现了向现代小说叙事理论过渡的新趋向。近代小说理论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呈现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近代化特色,它承担了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向现代小说理论转变的历史重担,不仅为“五四”小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方向。
朱志瑜, 张旭[3]2009年在《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主题与分类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已历经了四次翻译高潮,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译学研究资源。本篇从文献的角度对作者近年来所收得的八百余篇在1950年以前中国出现的相关传统译论篇章进行考察,并就这些文献的构成情况作出数据统计,还对其涉及的主题进行了初步的分类考察。
罗列[4]2012年在《论20世纪初叶中国翻译文学中女性译者的译入文体意识》文中研究说明翻译文学是本土与域外不同诗学和语言文化的交接地带,其文体最终呈现的形态与译者的译入文体意识息息相关。本文以20世纪初叶中国的女性译者为分析对象,探讨她们在中国文学首次大规模与域外文学的遭遇中,在小说、戏剧和诗歌翻译中表现出的译入文体选择意识。译者的译入文体意识,在协调不同诗学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启发本土文学变革创新的重要环节之一。
徐欢颜[5]2013年在《高真常《悭吝人》翻译与西方喜剧概念在中国的确立》文中认为高真常的《悭吝人》译本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莫里哀喜剧翻译作品,这一译本的出现,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文学名着翻译热潮息息相关,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身份认同、出版社的商业运作、读者受众的心态皆有关联。《悭吝人》的剧作译名、人物译名、译本语言和译文风格,体现出高真常在现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过渡时期的调适与选择。高真常翻译的莫里哀剧作《悭吝人》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喜剧"样板,他对莫里哀喜剧分幕不分场的处理也促进了"幕"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的基本结构单位。高真常的莫里哀喜剧翻译为中国现代喜剧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的资源,也为喜剧概念在中国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任东升[6]2011年在《论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文中指出在圣经汉译史上,严复于1908年完成的《马可所传福音》前四章文言试译本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梳理该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严复的文化心态及其翻译艺术,指出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叁重意义。
高玉[7]2019年在《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艺术性表现在语言之中。文学之所以不会被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替代,并且能够在思想上产生长久和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文学研究始终不能脱离语言,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首先要对文学史进行文学语言层面的梳理,恢复文学语言学研究传统,从语言的角度重新叙述文学史和研究文学。文学语言本体论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包括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并建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键词”研究,即重视词义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词语体系研究,通过研究关键词来研究文论体系,研究文艺理论思想深层的语言规定性。
郭建玲[8]2016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林译小说不仅有“误译”,更有率性的删减和增补,却至今未失去吸引力,是“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也存在“林译”现象,葛浩文等人的翻译往往删削或夸大某些方面,以符合或满足目的读者的视听期待。在中国文学至今依然处于世界格局的边缘位置,而中国文学又亟待“走出去”的现实背景下,这些“林译”手法以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为首要考虑,竭尽全力让中国文学译本走近西方读者,从而有机会走入西方主流文化,让西方读者首先了解我们的文化常规与思维方式,从翻译目的论和多元系统论来看,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功不可没。
徐从辉, 庄巾[9]2016年在《“大时代”与“小品文”》文中指出“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周作人“小品文”概念的提出缘于1921年他在西山养病时对佛经的阅读,他的小品文实践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革命话语构成另一种回应,它隐含着以个人理性对抗革命狂欢,以文学的审美性对话革命文学工具性,以及对各色“八股”的反动和解构,开创了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匕首”、“投枪”式杂文不同的另一种以平和冲淡、博识理趣、闲适苦涩为特征的文体范式。
参考文献：
[1]. 在中国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资源之间——谈林纾的翻译和创作实践[D]. 林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近代小说叙事形式论研究[D]. 李琦.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3].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主题与分类考察[J]. 朱志瑜, 张旭. 东方翻译. 2009
[4]. 论20世纪初叶中国翻译文学中女性译者的译入文体意识[J]. 罗列. 东方翻译. 2012
[5]. 高真常《悭吝人》翻译与西方喜剧概念在中国的确立[J]. 徐欢颜. 东方翻译. 2013
[6]. 论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J]. 任东升. 东方翻译. 2011
[7]. 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J]. 高玉. 探索与争鸣. 2019
[8]. 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考察[J]. 郭建玲.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2016
[9]. “大时代”与“小品文”[J]. 徐从辉, 庄巾.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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