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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萨墨斯 V·托马斯 著 潘黎明译 杨先明 郭穗彦校)
3.2 企业的竞争环境
由私有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管制严格的环境。
尽管市场有种种缺陷,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竞争激烈的市场是有效进行产
品生产、分配以及提供服务的最令人满意的途径。国内、外的竞争提供了发挥企
业家精神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Balassa1977年,Bhagwati1978年,P
otter1990年)。
对贸易、投资实行开放政策以及思想观念开放鼓励了国内的生产者通过引入
新技术和开发新的、更好的产品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Chenery,Robinson和
Syrquin,1986年)。与此相反,实行高度保护,则会在许多方面使国内产
业落后几十年。智利和土耳其对厂商实行进口保护;巴西、日本和韩国的厂商在
国际市场上激烈地竞争,这两种政策的结果都证实了开放型经济能够对效率做出
重要的贡献。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认真从世界性的贸易自由化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作
为70-80年代这一历史阶段各种自由化的一个结果,发展中世界如今比现代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开放,但是面临的保护主义(尤其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保护
主义)的威胁也比以往更大。事实上,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
展,工业化国家一般也升高了贸易壁垒。如果所有国家都不全面撤消贸易壁垒,
那么,发展实质上就只能是人们的期待。
宽松的国内环境是指一种政府尽可能降低经济管理成本的环境。政府降低经
济管理成本意味着废止投资许可,避免限制厂商能力,削减对经济增长有长远影
响的资本品的关税和配额。有一项研究发现,非洲的资本品交易价格比其他发展
中国家高50%。创造一种竞争的环境也可以使私有部门免除由政府垄断和不规
范行为带来的损害。尼日利亚政府废除农业市场交易管制以及向实际汇率靠拢,
说明了取消管制是可以实现的。1986年尼日利亚的咖啡产量增长了50%,
橡胶和棉花增长了400%,大豆和大豆加工制成品也比以往有更大的增长。宽
松的环境也是指一种市场力量能够自动建立价格的环境,不需要价格控制和政府
补贴的环境。前苏联在若干年里石油价格比真实汇率低1美元,这是一个由政府
补贴造成的极端扭曲的例子。但是,发展中国家对能源和能源消费产品的大量补
贴仍然普遍存在。
由政府直接管理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服务是失败的。全世界国有企业的管理
都不成功。在严格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一样有效率,这在理论上可能是
对的,但现实则不然。国有企业经常要受到政府的干扰。这种干扰是以效率为代
价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很少被允许为了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而开排工人。企业
的承包人和作为中介人的政府官员在为争取自己的职位和富裕而不是为生产效率
尼日利亚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政府试图操纵产业时可能会产生的错误,而
这些产业应当民营才合适。1973—90年间,尼日利亚政府向国有企业投入
了1150亿美元,按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公民1000美元。这笔依靠外汇
的投资等于这个国家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这笔投资并没有导致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的资产在生产能力利用系数不到40%的水平上营运;30亿美元令
人难以置信地闲置,在等待追加10亿美元的投资。与此相对照,墨西哥提供了
一个私有化可以实现的例子。墨西哥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吸引了丰富的外国投资
,并且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效率。若干国家已经发现,企业私有化可能会
创造出一种提高效率的推动力。
3.3 宏观经济管理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的财政赤字和实际汇率的基础上,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
发展的必要前提(Fischer,1986年)。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会吸收掉国内
储蓄和国外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注入到私有部门中去。政府赤字挤走农场
主、企业家和大公司的生产性投资,就会使金融系统受到巨大的压力,通常,由
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又必然恶化赤字状况,形成恶性循环。赤字还会导致高估汇率
。高估汇率又会抑制出口,损害本国的生产者和增长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巨额
财政赤字会产生影响广泛的病态效应,在各国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
证据(例如,Corden1989年,世界银行1988年,Tanzi和Blejer198
东亚经验的显著特点是对公共部门的开支实行管制。为了使政府干预保持在
最小限度,以避免由政府干预带来的弊病,这种管制是绝对必要的。财政管制是
以不同方法实施的。1987年以前,台湾的一条法令限制了政府公开发行的公
债价值不能超过中央政府年度预算的40%。泰国把财政赤字限制在政府开支的
20%。印尼实行公开资本帐户制度,以此监督会促发货币投机和危机的不负责
任的财政行为。马来西亚虽然有过巨额赤字(1982年高达GDP的19%)
,但是当威胁到绩效时,赤字就被猛降了下去(1990年降到了5%)。
毫无疑问,由于国际事件,或者国内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动荡的影响,
财政和金融不稳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政府受到冲击。但是,政府可以选择如
何对付这些冲击。对于暂时性的经济高涨,象牙海岸(该国独立后称为科特迪瓦
。——译者)、肯尼亚、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的反应是承受不了公共开支增加;博
次瓦那、智利、哥伦比亚、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和泰国则是保持宏
观政策不变,于是获得更大的经济成就。
如果说,持续出现的政府预算赤字是引起经济衰退的第一因素,那么,人为
地高估汇率就是第二位因素。导致高估汇率的是膨胀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过多的
欠债、不恰当的贸易和汇率政策等因素。高估汇率会导致外汇配额限制,而配额
不外乎是被随意分配或被政府官员及其亲友挪用。高估汇率也会对进口、资金流
通甚至旅游业产生层层管制的压力,并且会毁坏幼稚的出口产业。而这些产业或
许是最受发展中国家重视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汇率紊乱及其有害于经济运行的影
响,已经有人很好地论述了(例如,Edwards1989年,Williamson1987
3.4 体制的完善
一个国家的制度功能越好,它的运行效率就越高。相似的政策在世界各国有
不同的结果(Thomas及其他人,1991年),人们对此所作的一种解释是:不
同的制度实施改革的能力不同。经济体制的完善既与市场有关,也与政治体制有
许多国家的市场发育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预,但是市场体制经常受到政府有
害干预的压制,政府不时以强调政治稳定和其它政策为理由干预市场。这种干预
的结果通常是市场扭曲和损害竞争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改变这种做法
对于体制完善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需要政府下决心并允许市场改革和市场发育。
“政府只会制造麻烦而不会解决问题”,这种说法不真实。当政府做其不该
做的事情时,它们会把必须要做的事情淡化到没有必要做的地步。政府应当对市
场发育提供帮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为交换提供体制框架。这意味着政府应当制
订支配产权的原则,制订以契约为基础的执行契约的规范。建设功能良好的法律
体系、司法制度以及产权保障制度是完成经济改革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许多国家,公共部门的改革在经济发展中首当其冲。除了市场自由化和企
业私有化之外,公共部门的改革还包括一系列改革:行政机构改革、公共开支合
理化以及某些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关的改革包括公共货物分配、银行监督、促进
金融发展的立法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使政府提高管理经济的素质、增强实
施发展政策的能力,以及使社会建立起监督和平衡机制。
4.不确定的问题
前面提到有一种观点倾向,认为政府做了太多政府所做不好的事情,例如管
制市场和一般商品的生产;而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又做得太少,例如,保持宏观
经济稳定、进行必要的公共投资。尽管不同国家需要政府以不同方式少做某些事
和做好应当做的事,但是仍然存在许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这是一些涉及实施手
段和外部约束的问题。
首先,东亚获得了成功,但是东亚的经历表明,东亚仍然存在不受限制的各
种政府干预(Wade1990年,James,Naya和Meier1989年)。政府在发展
的关键时期都在对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贸易和信贷分配政策等方面大力施加影
响。《世界发展报告》(1991年)指出,东亚有一些关键的条件使其政府干
预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政府干预有效得多。政府干预要受国际竞争惩罚,但是东
亚的政府干预以效率为基准而变通,有很强的适应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抛开
政府为开辟市场所进行的努力,日本、韩国和台湾也能获得成功。随着这些国家
和地区持续取得成功,这种观点越来越令人怀疑。但是也有不同观点存在的余地
,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其一,相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外向型经济、资本和人力
投入以及投资政策,部门干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重要?其二,东亚有什么独
特的原因使干预政策能够成功?而这样的政策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成功。如果
要利用东亚的经验要对其他国家提供指导,那么,必须要弄清楚后一个问题。
第二,改革的顺序和推进速度问题。如果上述政府行为是恰当的,那么,也
还存在改革的方针策略问题。经验表明,在改革的顺序问题上,那种认为改革就
是克服一系列必须要克服的障碍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许多领域的政策变动
是同时发生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尽管不存在确定的顺序,但是,总的来说,作为
一般的改革方案,宏观经济稳定是最重要的,并且是需要最早迈出的一步。金融
自由化通常最好推迟到宏观经济稳定、企业恢复了活力以后再进行(Fischer和G
elb1991年)。改革推进的速度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恶性通货膨胀
蔓延或逼近的地区,局势紧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种威胁并不即将发生的地
区,例如非洲、中国或印度,“大爆炸”式改革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改革涉
及到不能很快解决再就业问题、有大量流动劳动力的地区,渐进推移的改革方式
有其合理性。麻烦的是,浙进推移式改革通常是那些一开始就不打算改革的人所
第三,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早期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主与
发展是抵触的,由强有力的领袖控制的强权国家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已经
没有人信奉这种观点了。世界银行1991年对大量的研究作过总结,发现自由
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制度上的关系,自由和社会成就之间的确切关系缺少证据
。有些研究肯定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里存在疑问,因为
具有成功经历的大多数国家,例如智利、中国、韩国和新加坡,在许多领域存在
着集权统治。通过使无能、腐败的政府不能继续掌权,民主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这里也仍然存在疑问,民主与卓越的经济成就之间是否就没有矛盾。相关
的问题涉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推进的顺序。识别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的经济改革
的成功例子比较容易,困难的是直接应用这种经验。
第四,在收入非常低的国家,特别是非洲,以“亲市场”的手段进行调整是
否能够有效?如果没有详细说清楚可替代的战略,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8
0年代调整的一个严酷教训是,调整和改革都需要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政府的信
誉一旦丧失,恢复起来相当慢,并且,国内、外打算投资的人总是拖延投资,他
们在等待、观望事态在他们做出投资决定之前会怎样发展。二战后的日本、德国
、智利、韩国以及最近的墨西哥,经济形势在变得更好之前总是变得更坏,这些
国家的成功是花费了时间的。这个过程在收入很低的国家会更长。
第五,全球的经济形势是否可能使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贯穿未来的二十五年
?出口导向战略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战略。考察二战期间和二战刚结束的这一段历
史,人们不难理解进口替代理论的吸引力。但是,1965-80年市场相对封
闭的巴西几乎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
导向战略有两个前提,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必须以其中之一为基础。
其一,其他国家普遍忽视出口导向战略;增加总体出口水平会影响单个国家
的利益,除非这种问题不会发生。这样,少数增加出口的国家才能受益。其二,
不建立保护主义政策,国内工业品市场也能够发展,或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
易在未来会比现在更重要,这些因素可以使许多国家不降低贸易条件而能够大量
增加出口。在改革席卷所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慢速增长以及乌拉圭回合的
谈判反复折腾的时候,这些约束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发展,过去的国际环境是
降低关键的贸易壁垒,没有被误导的国内政策那么重要,但是随着各国国内政策
的完善和工业化世界保护主义的增加,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第六,自然环境的约束是否会抑制经济发展或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基础上逼
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些问题长期以
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制订中都很少得到反映。大范围的环境问题
是以狭隘的经济理由为基础的错误政策的结果,例如,实行能源补贴,不给予农
民土地所有权和充足的贷款,对重要产业实行公有制,无效收取水费,等等。如
果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么,困难在于进行正确的成本价格分析,并为可持续发展
实施最节省成本的政策(世界银行,1982年)。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是要铲
除标志着环境严重恶化的设施,例如简陋的卫生设施、污染水和空气的设施,它
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改善环境是议事日程中的一件大事。以对环境负责
的态度促进经济发展涉及到要对政策和优先项目进行重大调整,要对解决环境问
题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一种挑战。但是不接受这种挑战,人类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第七,永远存在新问题要显露出来的危险,唯一真正不变的是未来的不可预
作者简介: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L·H·萨墨斯是世界银行主要的经济学
家,现在是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V·托马斯是世界银行研究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的经济学家。
(译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综合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