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国经济在开放环境下发展，本币实际汇率作为一个基本价格变量，会因应经济成长不同阶段相对竞争力演变，对内外经济关系和矛盾加以调节。虽然实际汇率受复杂因素影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依托劳动生产率增长部门差异性等关键假设，逻辑推导出追赶过程会伴随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命题，为观察开放经济成长时期实际汇率走势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币实际汇率是否确实存在升值趋势？生产率增长明显不同的国家实际汇率变动与上述理论预测是否具有一致性？虽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逻辑清晰严密，但是科学理论解释力需要结合经验证据加以评估。
考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设及其经验证据，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经济正经历快速成长和结构变动时期，同时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深化，现实条件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设背景大致吻合。如果这一标准理论模型不仅逻辑严密，而且能较大程度解释相关经验现象，则可能为观察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提供一个有用视角，并能为有关问题争论寻求共识提供某种分析借鉴。反之如果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设缺少经验证据支持，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思路则应有不同选择。
本文介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理论内容，讨论相关变量度量数据和经验研究文献，利用最新统计数据考查和评估其主要经验证据。第二部分考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第三部分介绍该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文献，第四、五部分利用最新国别相对价格数据以及若干经历了较快追赶型的经济体时间序列数据，观察分析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经验证据，第六部分概括和评论本文内容和意义。
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基本内容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美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讨论中提出的，其直接内容是揭示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解释理论存在系统性偏差。上世纪50年代前后十多年，伴随西欧、日本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和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和官方储备减少，① 成为当时美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② 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本质在于美元汇率高估，并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单位劳动成本数据测算美元高估程度，由此再次引发有关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理论局限性的争论。巴拉萨教授1964年发表题为《购买力平价教条：再考察》论文，揭示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具有内在系统偏误（Balassa,1964）。萨缪尔森教授同年发表论文阐述类似观点（Samuelson,1964）。③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由此正式提出。
巴拉萨论文假设反映经济总量结构的“一篮子商品”包括“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可贸易品部门国际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即穷国生产率远低于富国；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国际差异较小。国际贸易使可贸易品价格大体可比，穷国相对于国外很低的劳动生产率，导致该部门相对于国外很低的工资水平。然而一国内部劳动力部门间流动性对两部门工资产生趋同性影响，结果不可贸易部门虽然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大，由于工资与可贸易部门大体均衡也远远低于国外水平，从而使该部门价格也相应低于国外水平。由于一篮子产品价格包含两部门产品，穷国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国外较低，导致一般物价相对于国外较低。
由此可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包含以下关键假定和推论：一是对可贸易品国际交换不存在边境壁垒，因而大体满足一价定理条件，然而“无形产品和资本流动不进入国际收支”（Balassa,1964,586页），即假定服务不可贸易，并且不考虑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二是生产率水平差异的部门分布特点，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升可能性比较大，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远远大于不可贸易品部门。三是在单个生产要素和高度竞争市场结构假设下，贸易品部门劳动边际产品决定工资和价格。四是国内劳动力市场内在整合性，保证两部门工资大体相等。给定以上结构性假定，富国与穷国之间价格水平必然会出现系统差异，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理论也就存在系统偏误。巴拉萨观察12个国家1960年有关变量数据，发现以人均收入代表的生产率水平与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联系，为理论假说提供了初步经验支持（Balassa,1964,pp.588—590）。
既然特定时点上生产率水平不同国家相对价格不同，给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历时性变动会派生出其相对价格相应变动。巴拉萨在解释相对价格国际系统差异的同时，也包含了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相对价格变动之间联系的推论。巴拉萨在论文中观察1953—1961年美国和其它六个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贸易品价格（WPI）、GNP通缩指数，发现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的GNP通缩指数相对于WPI指数显著高于美国（pp.594—595）。如果生产率变动会导致相对价格持久性变动，依据相对购买力平价决定名义汇率调整有可能存在系统偏误。
虽然巴拉萨理论模型假定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比例变动，但在分析其理论假设动态含义时，分别讨论了工资对生产率冲击的三种可能反应。第一种假设情况是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货币工资不变，结果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可贸易部门价格下降，但是不可贸易部门价格不变，导致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幅度，一般物价下降但幅度低于可贸易品价格降幅。第二种情况是货币工资、利润与劳动生产率成比例增长，贸易品价格不变，但是生产率增长幅度较低的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幅度超过生产率上升幅度，导致这一部门相对价格上升以及一般物价上升。第三种情况属于中间状态，生产率追赶一方面引入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压力，另一方面对出口品和进口替代品引入价格下降压力（P.593）。④ 这时国内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也会上升，但是一般物价变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Balassa（1964）没有直接讨论三种工资调整假设所暗含的通过名义汇率变动，实现外部实际汇率调整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到均衡汇率分析场合通常需要假设的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不难看出把名义汇率作为调节变量与巴拉萨分析的实质精神并无矛盾，并且更便于全面理解外部实际汇率的具体调整机制，因而可以通过引入国际收支平衡约束和名义汇率可变动条件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出一种拓展表述。这时在工资不变的假设情形下，可贸易品部门价格下降压力会提升该部门产品国际竞争力，导致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和贸易盈余不断增加，由此派生的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最终会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在第二种假设下，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和价格不变，不可贸易品工资上升会导致一般物价上升，同时实现本币内部和外部实际汇率的升值。在第三种中间状态下，外部实际汇率通过国内物价和名义汇率升值组合变动来实现升值。
三、数据资料和实证研究概述
虽然存在争论，⑤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分析价值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学和开放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型（Sachs and Larrian,1992;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1998）。实证检验首先要度量各国实际汇率以及分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实际汇率可利用两类数据加以度量。一是直接依据实际汇率定义（Pd/EPf），利用各国名义汇率和物价数据加以度量，IMF等国际机构发表的各国汇率和物价时间序列数据，可用来计算实际汇率。二是Penn Table国际收入比较数据以及世界银行整理发表的类似数据，其中包含各国相对价格信息，也可以作为实际汇率的统计度量数据。⑥ 分部门劳动生产率数据则存在较多困难。美国劳工局统计了十几个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OECD统计了一些国家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数据，然而统计对象都是发达国家，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发展银行统计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数据，但各国统计行业划分的方法不同⑦，时间只能上溯到1987年。劳动生产率部门统计数据获得的限制性，构成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难题之一。
有关这一问题的实证检验研究大体采用三种方法。
一是利用截面数据，通过分析给定时点不同国家相对价格分布形态来考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解释力。由于上述劳动生产率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困难，这类研究一般利用人均收入代表相对劳动生产率，观察和估计不同经济体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之间联系。Edwards和Savastano（1999,p.36）列举的15篇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绝大部分采用这类方法。本文后面将利用最新数据进行类似检验，并仔细解读这类分析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二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特定国家经济成长过程中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现。例如Hsieh（1982）通过分析1954—1976年日本和德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能显著解释这一时期日元和马克有效实际汇率的变动。Marston（1997）利用1973—1983年间日本和美国部门劳动生产率数据，发现由于日本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要保持美国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大体不变，就需要日本工资大幅上升或是美元大幅贬值，说明生产率相对追赶，对日元相对于美元的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具有数量解释作用（第28—29、2页）。Ito et al.（1997）比较APEC成员经济体1973—1995年人均GDP增长率和实际汇率变动关系，考察是否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并分析机械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动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指标意义。Chinn（1997）分析包括中国、日本、台湾地区、美国在内的十个亚太经济体1970—1992年数据，发现相对劳动生产率、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实际石油价格等因素对实际汇率变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作用，但是中国、泰国等高速增长国家构成了例外（第5、6—7、16页）。
三是估计基本均衡实际汇率的计量研究，也具有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含义。相关文献讨论基本均衡实际汇率决定因素，通常包括代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变量。如Williamson（1983,p.5）认为三组主要因素影响长期均衡实际汇率，其中第一组因素就是不同国家生产率的增长。Edwards（1989 ）对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系统讨论也包括生产率部门差异的因素。Montiel（1999,pp,238—240）把均衡实际汇率决定因素分为两类，一是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联系的生产率相对增长等供给方面的因素，二是不同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等需求方面的基本因素（demand-side fundamentals）等。 这类研究在进行均衡实际汇率计量模型估计时，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之类指标代替劳动生产率，结果有的研究发现该变量对实际汇率具有显著解释作用，也有的研究得出估计系数不显著甚至符号与理论假设相反的结果（Edwards,1989,第141页）。
近年出现不少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角度讨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⑧ 其中有的采用比较简略评论方式，提出这一模型可以解释或不适于解释人民币汇率表现（俞萌，2001; 关志雄，2002）；有的利用国别截面数据估计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方程，讨论近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否低估失衡问题（Frankel,2004）； 还有的重新表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模型，通过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汇率演变特点，提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应当实行“技术进步性贬值”政策（杨长江，2002）。作为对上述文献的补充，本文考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主要经验证据，以求更好地认识这一理论对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象的借鉴意义和局限性。
四、利用多国截面数据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设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影响实际汇率，由于在多国样本研究情况下，获得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数据往往存在较多困难，因而用人均收入指标作为生产率替代指标。就经济长期发展的实质关系而言，人均收入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提升，因而这一替代方法有其合理性。然而这一变通处理暗含假设与现实潜在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实证分析的相应误差。给定上述理解，本节利用最新国别实际汇率和人均收入数据，观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验解释力。
图1报告了2004年全球130个经济体的实际汇率以及用汇率换算的美元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二者之间具有明显联系，大体形态是在收入较低时实际汇率较低，收入较高时实际汇率较高。图中直线是样本观测值的线性趋势估计线，R[2]值显示各经济体实际汇率差异约八成在统计上能被人均收入变量所解释，人均收入变量估计系数高度显著，t值为22.95。⑨
图1 各经济体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2004）
注：人均收入是以汇率换算所得数据，实际汇率是由各经济人均汇率衡量GNP除以人均PPP计算GNP所得相对价格。共130个经济体数据。
数据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虽然多国截面数据整体显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然而数据也提示这一关系在不同收入区段存在着显著差别，在统计上表现为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图2报告上述两个估计方程残差，大体显示在收入较低区段残差较大，收入较高阶段残差较低。相关统计检验程序显示存在显著异方差。⑩
图2 巴拉萨效应水平值线性估计方程残差分布（2004）
数据来源：与图1相同。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高低收入经济体之间解释力的差异可能与两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受到对劳动生产率度量误差及其分布形态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可能不同，从而带来统计误差。例如，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两国如果处于人口结构变动不同阶段，人口视窗因素决定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不同会导致人均收入差异。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如果旧体制下资源配置扭曲，大量资源滞留在低生产率部门，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措施后，即便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大体不变，资源要素从较低效率部门流向较高效率部门的重组效应，在一定时期有可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提升。这类导致人均收入与劳动生产率不一致的因素主要是在经济发展较早期阶段发生影响，度量误差作用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区段，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对收入区段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是来自理论假说，而是由于对理论变量度量方法的局限。
二是实际汇率变动受到生产率以外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分布与收入水平相关，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上述问题。这属于理论假说本身的局限性，对解释上述估计结果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例如，依据当代基本均衡实际汇率理论，贸易条件变动可能会通过替代和收入效应来影响实际汇率；政府支出和投资支出结构中两部门比例发生显著变动，也可能从需求角度对实际汇率发生影响。高关税、外贸数量控制、外汇管制等措施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维持实际汇率高估，并使国内经济锁定在低效率运行状态。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在放松管制和降低贸易壁垒的过程中，体制变动会对实际汇率走势产生影响。这类因素变异程度在经济发展早期较大，可能构成低中收入区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较弱的重要原因；经济成长进入中高水平或高收入增长期后，这类因素变异程度较低，因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较强。五、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观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由于生产率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利用国别时间序列数据观察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解释力，往往仍采用人均收入作为替代度量指标。可能采取的一种简单考察方法，是挑选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相对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观察其实际汇率在追赶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来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为此挑选18个经济体，整理估测它们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相对美国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的数据。(11) 图3报告这些经济体相对人均收入和实际汇率的数据。这些经济体在观察期开始时(12) 相对于美国收入比例简单平均值为25％，到期末2004年上升为69％；实际汇率简单平均值期初为57.8％，期末上升到94.7％。
图3 若干经济体相对收入和相对价格变动（1950／60—2004）
续图3
续图3
数据来源和说明：（1 ）相对美国人均收入是依据汇率折算所得的各国美元人均GDP。除台湾以外所有数据来自IMF的IFS数据库。台湾汇率换算的人均美元GDP，1951—1993年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中文版，1994—2004年数据来自Asian Development Bank“Key Indicators 2005”。
（2）1950—2000年实际汇率度量是Penn World Table 中各国或经济体与美国相对价格数据；2001—2004年实际汇率数据用下面方法测算：先利用IFS数据库各国CPI以及各国货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计算2000—2004年实际汇率和2001—2004年实际汇率增长率，然后用增长率数据与Penn Table数据对接，得到整个样本期实际汇率数据。但是Penn Table没有报告德国1950—1969年相对价格，这一时期马克实际汇率也利用IFS 中马克对美元名义汇率和德国美国CPI数据计算得出，并与Penn Table 其它年份数据对接而得到所用序列。
这些经济体收入追赶与实际汇率的关系可分两类情况。一类是西北欧国家和日本，一共包括11个样本经济体。它们或二战前已跻身列强，或在样本观察初期人均收入起点已接近或超过美国1／3，其战后发展，本质上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完成对美国这一参照国的较高收入阶段追赶进程的。这组经济体初期人均相对收入简单平均值为34.6％，期末为93.3％，大体完成了追赶；实际汇率平均值从58.6％上升到118.3％，与购买力平价预测状态的偏离明显缩小。对这11 个经济体上述两个变量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简单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统计联系，人均收入估计系数为0.677。(13) 这与截面数据提示的高收入国家区段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显著结果具有一致性。
无论是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都显示在较高收入阶段存在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重要原因应在于高收入阶段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过程必然伴随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满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因而如果把劳动生产率相对提升看作实际追赶，把汇率换算所得的人均收入相对增长看作名义追赶，上述结果说明一个经济体如能有幸进入高收入追赶阶段，名义追赶会由于实际汇率升值而以高于实际追赶速度展开。
第二类是七个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经济体。 数据观察期从香港和新加坡的1960年开始，他们初期相对于美国人均收入分别为15％和17％，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五个经济体期初人均收入不到10％。经过大约半个世纪追赶，绩效最好的香港和新加坡相对于美国人均收入，2004年达到60％左右，已大体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收入期末分别为36％和34％，发展成为中上等和高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墨西哥相对人均收入不到美国20％，泰国不到10％，大体仍处于中等和中下等经济体。
它们实际汇率变动也有较大差异。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对收入与相对价格之间存在明显正向联系，如1960—2004年相对价格平均值从55％上升到69.3％，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之间弹性系数为0.265，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然而也很显著。(14) 韩国和台湾地区20世纪50 年代前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与后来起飞阶段相比有差距，(15) 并且实际汇率大幅下降，相对美国人均收入在徘徊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追赶绩效不如东亚四小龙，实际汇率变动差异更大。墨西哥人均相对收入与实际汇率变动联系紧密，东盟两个重要国家虽然在人均收入快速追赶阶段实际汇率也有明显提升，但是整个时期反而有所下降。这些观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过程最终会导致相对价格提升，然而不同经济体进入实际汇率上升所对应的相对价格，临界水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个案研究加以考察，并且经济追赶挫折可能会伴随相对价格变动趋势阶段性的逆转。
六、小结和评论
利用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力国内跨部门流动和国际隔离等常规分析假设，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方面解释穷国与富国价格水平存在系统差异，对购买力平价提出理论置疑或修正；另一方面对经济追赶与实际汇率走势关系提出推测，为观察经济收敛过程中实际汇率演变轨迹提供一个理论视角。本文在介绍这一模型提出背景和逻辑结构的基础上，从国别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两方面观察其经验证据，发现大体上可以对这一理论假说解释能力提出两点判断。
一方面存在相当强的经验证据，说明这一理论假设对广泛的经济现象具有相当强的解释能力。在多国截面数据场合，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与理论推测一致的显著性统计证据；在国别时间序列数据场合，也能观察到许多经济追赶伴随实际汇率相应升值的现象。然而，经验证据也显示出理论假设的局限性。利用截面数据估计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国别时间序列数据显示这一效应的差异性表现，提示这一理论有效性对观察对象所处收入区段相当敏感。对于在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区段经济快速增长的观察对象，实际汇率变动与理论预测状态存在较大偏离，并与高收入区段更为显著的关系形成鲜明对照。本文从变量度量误差和劳动生产率以外因素影响相对价格两个角度讨论了上述现象原因。
本文对理解经济成长过程中实际和名义追赶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启示含义。把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提升看作实际追赶和收敛，把汇率换算后的人均收入相对增长看作名义追赶和收敛(16)，本文观察提示二者组合的不同情况。一是发展中国家如实行进口替代和汇率高估政策，有可能在一定时期人为提升相对价格并派生名义收敛较好的表现，然而这类战略内在的困难决定名义追赶最终会趋缓、停滞甚至逆转。二是市场化和开放取向的改革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因而加快实际收敛，然而转型初期要求汇率贬值回归基本面，相对价格下降导致一定时期出现以本币衡量的收入较快增长与汇率换算的收入增长很慢的情况。三是如果一国在有效体制和开放环境下持续成长，劳动生产率追赶最终推动本币实际汇率升值，经济成长进入名义收敛速度超过实际收敛的阶段。
在产品内分工拓展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经济成长与当代其它国家和地区共享某些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然而由于存在历史起点、体制环境、经济规模等方面特性，这一进程又具有深刻的国情特征。我国经济开放型成长道路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演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性问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以其简明清晰的理论逻辑和不俗的经验表现，对这一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借鉴意义。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理论变量与中国特色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经济成长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矛盾运动的深层原因和内在规律，是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 如美国黄金储备在1957年12月到1961年6月间减少了28％（Ingram,1962,p.177）。
② 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1962年发表专题研究报告集，汇集十多位专家对这一问题分析观点，见Joint Economic Committee,US Congress,1962。
③ 在当时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环境下， 美元汇率政策调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当时美国政府有关这一问题的官方立场并不接受汇率高估的判断。然而上述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报告集有三篇论文专门从汇率高估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其中哈佛大学教授Houthakker（1962）论文利用购买力平价原理测算汇率高估程度，成为巴拉萨和萨缪尔森教授论文直接批评对象。
④ 这时可贸易部门价格能否下降以及下降幅度，不仅与工资增长幅度有关，还取决于该国属于“小国”还是“大国”等因素。
⑤ 如Officer（1974,1976a,1976b）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提出批评，Edwards和Savastano（1999）对这一理论提出较多置疑，这类文献倾向于更多肯定购买力平价假说的合理性和解释力。
⑥ 依据前面讨论，相对价格与实际汇率本质上一致。
⑦ 如一些国家的工业作为整体核算，没有单独列出制造业数据。
⑧ 卢锋（2006）系统介绍评论了这一领域文献。
⑨ 卢锋、韩晓亚（2006）还报告了上述样本数据对数值模型估计，同样在整体形态上显著支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
⑩ 采用Breusch-Pagan/Cook-Weisberg检验方法，估计方程x[2]（1）统计量估计值为210.1，而x[2]（1）统计量在1％显著程度上临界值为6.635。
(11) 虽然可以采取更严谨筛选程序挑选观察对象，然而这些经济体大体属于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经济追赶“第一梯队”成员，因而对我们考察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12) 其中14个样本开始于1950年代初，另外4个分别开始于1951、1953、1955和1960。
(13) 估计方程为LogRER＝0.731＋0.677logY，其中RER为实际汇率，Y 为相对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变量和截距项估计系数的t值分别为60.5和36.0，R[2] ＝0.863，n＝593。
(14) 估计方程为LogRER＝1.44＋0.265logY，其中RER为实际汇率，Y 为相对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变量和截距项估计系数的t值分别为17.99和71.9，R[2]＝0.63，n＝195。
(15) 韩国在1954—196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5％，远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到东亚经济危机前的36年8％的年均增长速度；台湾1953—196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58％，也低于随后30年经济起飞时期年均9.32％的增长速度。
(16) 这里对名义收敛的定义，与欧盟要求成员国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指标必须控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的名义收敛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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