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兴衰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城市兴衰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可怕，同时又是最普遍的现象之一。苏格兰学者帕特里克·格迪斯对此曾指出：“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城邦国家开始兴起，而结束于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场，或死亡之城”。①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影响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有很多，如政治倾轧、战争摧残、环境与资源的枯竭、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传染病、交通与贸易的变化、种族与宗教冲突、人口的“爆棚”、社会与阶级矛盾等，曾使无数辉煌绝代的伟大城市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此外，甚至是一些极其偶然、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或个人因素，如倾城之色与奸佞之徒，也可成为城市兴衰的直接导火索。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忽视，文化始终是影响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永恒的关键要素。在文化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的深层联系。简言之，首先，不同于自然记号的文化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是人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类本质，如卡西尔所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② 其次，文化是城市这一特殊的人类聚集与生活空间的本质属性与重要功能，如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③ 由是可知，文化既直接关涉到城市的主体方面，又在深层牵连着城市的本质，这是文化与城市兴衰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根源。
在学理上讲，由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城市又以其异质性与多元化区别于乡村社会的简单与淳朴，因而，仅仅停留在“文化影响城市”的层面，就难免使研究本身走向空疏和浮泛。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形态中，文化与城市兴衰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只有对其作逻辑分层与微观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其内在机制。综合西方城市社会学与当代都市文化学的相关研究，城市形态可划分为起源阶段的混沌形态、以“政治型”为主流的古代城市和以“经济型”为深层结构的现代城市，它们直接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对城市兴衰的影响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由此出发对文化与城市的相互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与现代阐释，可发现或建构出“文化影响城市兴衰”的一般规律或普适性原理，并为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启示。
二
在城市尚未出现的时期以及在城市起源过程中，文化就已经是其最重要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与乡村等小型聚落形态在起源上偏重于各种实用目的与功能不同，城市这一巨型聚落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文化生产与精神活动的结晶与成果。
关于城市起源与城市文化的论述尽管很多，但在逻辑上可将其归纳为两种针锋相对的话语谱系：一是为一般人所熟知与接受的观点，其核心可归纳为“先有城市，后有文化”，即把城市文化理解为城市的产物或派生物。二是以美国学者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研究，他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先有文化，后有城市”。芒福德对此的论证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的起源可一直追溯到原始聚落中的文化功能与精神活动，这不仅在时间上早于村庄与城镇的出现，也早于后来作为城市要素的经济、商业、军事等。芒福德指出：“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出现，远在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还未形成功能齐备、健全的整体环境之时，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就已存在于上述那些原始结构之中了。”④ 其次，从城市原型的角度看，尽管城市的基本内容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与财富，但这只是表象；城市之所以不同于乡村，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聚会与交流的文化活动中心，这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圣地”中就已经出现的原型：“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⑤由此可知，正是先有了超越自然目的与各种实用意图的精神与艺术活动，有了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然后才在这个观念、目标与需要的引导下逐渐发展出城市这个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空间神话。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原始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不仅是城市起源与发生的母体与第一推动力，在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史上也一直是城市本质的直观再现与最高代表。“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⑥ 由此可知，城市与人类其他聚落形态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人口、空间与经济规模，而因其始终是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生活方式的中心与象征。这既是城市总是吸引大量人口与各种资源，也是城市生活具有永恒魅力与诱惑的根源。正如柏拉图《法律篇》所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⑦ 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突显了文化在城市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厌恶、痛恨、诅咒乃至希望它彻底解体的内在根源。对此，只有深刻地领会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实践中一方面修复受到严重损害的城市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创造出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有意义、更美好”的新生活，才有可能预防、减缓或阻止当代城市的衰落进程或程度。而对于仍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中国城市而言，最关键的无疑是首先要获得一种深刻的精神觉醒，即真正意识到，从作为城市胚胎的原始聚落直到作为其最高发展形态的当代城市群，文化与精神始终是影响城市兴衰的一个关键要素与重要结构。
三
由于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与文化概念完全相对等的文化实体，文化对城市的现实影响总是以其某一层面或某种形态为主导而发挥作用的，因而，要研究与阐释文化与城市兴衰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如何把握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要素或具体形态。在古代政治型城市中，由于政治制度及其需要是决定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伦理文化结构成为影响古代城市兴衰的核心力量与主要机制。这是研究文化与古代城市兴衰的逻辑起点与经验基础。
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古代城市文化会在总体上偏向于伦理类型？对此可从逻辑与历史两方面加以分析与认识。
从逻辑上讲，这是因为在文化分层已有相当进展的古代社会发生期，伦理文化借助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迅速上升为人类文化系统的主导性结构。“在文明的初期，随着古代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出现，人性中‘恶’的欲望迅速膨胀，原始伦理道德的崩坏，……道德问题成为社会的头等大事，道德思维也迅速地形成结构，并在轴心期时代一举占据了人类早期文明的中心位置。在古代东方社会它表现为人伦道德，在西方则表现为宗教道德。其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柏拉图、奥古斯丁等等。”⑧ 伦理要素在文明时代的精神结构中取得霸权地位，不仅使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泛伦理化的特点，同时也使城市、村庄甚至包括未定居的游牧民族受到程度不一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周代礼乐制度可视为其最高代表。正如《乐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借别。”礼乐制度对于城市、社会、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经济与军事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一套繁文缛节本身并无直接的实用价值，但却成为中国轴心时代资源、财富以及智力投入的重点工程。而“礼崩乐坏”也直接成为城市、王朝以及文明衰落、覆亡的同义语。这与现代世界的经济型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后者，迅猛发展的城市经济严重扭曲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因而，以反抗现实异化、追求感性自由为主题的审美文化思潮一跃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生产主题。但在整个古代世界中，无论是作为类生存重要工具的知识探索，还是作为个体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都无法与伦理文化的势力与影响相提并论。
从历史上看，则因为文明的发源多以相对贫瘠或恶劣的自然环境为摇篮，要求主体必须具备丰富的文化创造力与更高层次的生存智慧才能回应大自然的挑战，这是刺激与人自身再生产密切相关的伦理文化迅速扩张，并使之远远超出直接的生存目的（真）与缥缈的自由需要（美）成为古代生活实践中头等大事的根源。关于文明的起源，汤因比曾指出：“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两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⑨ 在这种交互作用中，来自地理环境的刺激与挑战对提升人类素质最为重要，这是相对贫瘠、压力较大的生存环境易于成为文明摇篮的原因。以古代中国为例，长江水患少于黄河，又有水利与航运的便利，气候更加温暖，“然而古代中国文明却诞生在黄河岸上而不是诞生在长江流域”⑩，这是因为艰苦的环境有益于培养、凝聚主体的意志、精神与智慧，为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提供更优越主体条件与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也如此。如刘师培先生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曾说：“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以希腊城市为例，首先，“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的贫瘠与恶劣，是希腊城市发生与发展的不利因素。正如芒福德说：“此地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11)其次，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与生存环境的刺激，才形成了古希腊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与独立、自力更生的个性品质。“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无拘无束，不羁身于铺张的物质消费——像当今美国这样的铺张消费——却能从事交流谈话、发展性爱、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12) 这是以雅典城为代表的古希腊城市在成就上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在希腊城市那种朴素、节制、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城市的伦理文化本质得到最好与最直观的实现。
古代城市文化在总体上倾向于伦理型，是伦理文化可以直接影响城市兴衰的根本原因。这与芒福德在研究希腊城邦兴衰时发现的一个普遍规律有关。在他看来，城市中至关重要的是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保持内在平衡并在更大环境中保持稳定时，城市才能繁荣”。(13) 至于如何培育与保护城市中的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则主要需要两方面的条件和基础。其一是需要一定规模与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如马克思指出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 其二是需要丰富的文化、精神与艺术以强化城市的吸引力与魅力。也可以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对平衡与协同发展，是城市持续繁荣与平稳发展最重要的前提与基础。伦理文化之所以对古代城市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因为它不仅深深地渗透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领域，同时也在两者之间搭建了最重要的对话与沟通的桥梁，因而极大地保护了古代城市中的“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一旦古代伦理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制约与控制受到挑战与损害，城市本身的衰落或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从伦理文化对物质生产的影响看，主要是限制消费、提倡节俭的伦理型意识形态可最大限度地保护与储备有限的生活资料，这可以为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充盈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伦理文化对精神生产的影响看，主要是以克制生理欲望为基本手段的伦理型价值体系能极大地提升主体的人格与精神境界，从而为城市自身的再生产准备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进一步说，这两方面都与伦理文化的独特功能直接相关，伦理的本义在于对欲望的节制，而节制个体的动物本能与限制城市对环境与财富的恶性消费，恰好构成了城市“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最重要的培育与保护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世界中符合人性目的的城市人以及符合人类生活理想的城市家园，正是借助伦理文化的特殊机制及其影响才出现的。以希腊人与希腊城邦为例，“它挣脱了文明的许多其他标准的约束，挣脱了赚钱花钱的忙忙碌碌的俗套：既不放浪形骸狂饮取乐，也不着意追求舒适与奢华，装饰与摆设；过着一种运动员式的、确实是很节制的生活，在苍天之下进行着他们的每一种活动。美好的生活并不昂贵，而且这种生活中最美善的种种内容，尤其是这座城市都可尽情受用了。”(15)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才把希腊称作“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这不是因为它多么富有和奢侈，而是以其在伦理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体的全面发展。(16)
以中国古代江南城市为例。尽管江南城市发生的自然地理条件稍好于希腊，但在交通上的不便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发展障碍则与希腊相近，“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龛中（cultural niche）……文化龛之间虽然互相存在影响，但交往上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17) 而江南城市与希腊城市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以一定的物质基础获取了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关于文明的发展中，除了需要一定的环境压力与刺激，汤因比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这种压力与刺激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可承受的范围内，过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样不适于文明的成长。对此加以引申，伦理文化对城市的约束与限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同样会干扰或破坏城市中的“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这恰好可用来解释中国南北城市的不同命运。与北方与中原城市相比，江南城市之所以更富有魅力与吸引力，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中伦理话语与诗性话语固有的互渗律或互文性。简单地说，北方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主要来自墨子，它的最高理念是“先质而后文”，或者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但是一旦把这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理论普遍化和绝对化，其直接后果必然是使人自身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只知道吃坏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导致对内在精神需要的根本性异化，使人不再懂得珍惜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和实在，直至完全丧失掉“吃好马铃薯”这种发展的理想和需要。与之不同，尽管江南人也懂得生活和艺术不同，但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生活应该向艺术看齐，不是为了生活而牺牲艺术需要，相反却是尽量创造条件使生活艺术化，才是一个江南人最重要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由此可知，丰富多彩的江南文化是江南城市保持兴盛与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通过大运河与江南地区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北方城市，在城市生活与文化价值上很快会发生“江南化”，而与其固有的社会与文化模式发生重要的变异。(16)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由于个体的欲望与需要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主体因素，因而对其理性压抑与伦理约束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在希腊城市与古代江南城市，由于有效地保持了感性与理性、伦理与审美的和谐，因而分别在不同地区与时代创造了繁荣的城市文明。而对于古罗马和古代北方城市，或是由于完全放弃了理性对感性的制约，或是由于伦理异化了审美，因而其衰退或覆亡也就必然快速和彻底。
对于古代政治型城市而言，伦理文化的关键在于抓住了主体这一社会生产的核心。由于从主体角度直接减少了城市发展对环境与资源的过度消费，或者把消费限定在城市与人类可承受的某种范围之内，因而不仅对城市的物质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极大地维护了城市的长远目的与根本利益。在此必须予以讨论的是，一些海外学者如黄仁宇等反对从伦理角度阐释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化，而易以经济、财税、货币等视角。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研究杭州城市生活时曾指出：“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19) 尽管类似的观点颇受当代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很大、也很严重的误区。这不仅因为经济解释只能揭示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一个城市、国家或文明的兴衰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作为一种源自西方世界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经验，其是否适合解释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则更需要小心论证。对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与政治一体化的伦理文化一直是重要的权力话语，其对城市、国家或文明的兴衰的影响与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区别。具体说来，首先，无论回应何种来自现实环境的挑战，一个根本性的对策是必须通过社会生产提供强大的主体资源与力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性生产机制，伦理文化在凝聚、激发主体的生命力与创造性上，是其他任何文化结构无法相提并论的。如儒家文化培养出的汉代学者，既不同于只会耍嘴皮子的后世儒生，也不同于西人所谓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真正的国之栋梁。(20) 其次，在中国古代世界，伦理与经济不仅相互缠绕，还有着更加内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于两者谁更重要，曾是儒、墨两家反复辩论的话题。以荀子与墨子为例，在墨子看来无疑是劳动重要，即使学习，其内容也主要是各种有实用价值的生产知识或管理技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这个生存的底线要求。但在荀子看来，天下的食物、财富本来绰绰有余，之所以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混乱现实，完全是一些人的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性结果。因而，解决一个种族生存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通过学习与教化，以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不可收拾的“人欲”。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可以引申为：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知识重要，还是主动克制欲望的道德伦理知识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终极结果的答案。因为，像墨子那样勤奋的劳动和尽可能少地消费，固然可以积累起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荀子提倡的直接针对主体欲望的精神生产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们的生活需要，并因此而减轻了整个社会分配环节的压力，因而也等于实际上增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总量。如果想一想历史上许多帝国都崩溃于统治阶层过度的贪婪与享受，那么也可以说，这种表面上不生产的精神劳动往往是更重要的。如果说儒墨两家在思路上都有极端化的倾向而不可取，那么对于古代城市兴衰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伦理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21) 如黑格尔说古希腊人恰好生活在“主体自由和伦理实体的……中间地带”，如先秦哲人特别关注“礼”与“乐”的和谐关系，“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异。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记·乐论篇》）
在物质文明过度发达、消费社会迅速膨胀、传统文化日益萎缩的当下，把黄仁宇等现代学人所忽视的“伦理生产力”揭示出来，不仅可为当代城市消除自身的异化带来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对于城市的未来命运也具有发人深省的启示。以当下的金融危机为例，人们在感慨其本质上是“人祸”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呼吁伦理文化的重建。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22) 与之相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刻意强调：“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23) 由此可知，即使对城市化过度的当代世界，伦理文化依然有其重要的影响力。
四
在当今世界中，一方面，由于文化产业的迅速勃兴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则是都市化进程为城市的升级与扩张提供了更高的发展与奋斗目标，因而当代文化与城市命运之间的联系非但没有松散与淡化，相反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并在更深的层面与更广的范围内相互缠绕在一起。具体而言，当代文化对城市兴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传统城市的很多要素在都市化进程中并未消失，因而伦理文化对当代城市发展的调节作用与生态功能依然存在。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发展经济的需要，现代城市对古代城市伦理文化功能的遗弃与牺牲，不仅使“文明病”、“城市问题”、“城市危机”在当下愈演愈烈，也从主体结构上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城市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说，伦理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在主体方面节制其过分欲望与奢侈需要，二是在客观上限制城市对环境与资源的非理性利用与恶性消费。这两方面在古代世界都曾是保持城市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工具。许多古代城市的衰退与覆灭，都起因于主体的丧失节制与欲望横流，其结果是不仅恶性损耗了有限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同时也彻底淘空了主体的意志、理性与激情。中西城市史上的每一“末代都城”，都可充当这方面的鲜活事例。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发明的层出不穷，城市经济、交通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包括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带来的种种便利，在极大地激发了城市扩张与繁荣的活力与动力的同时，也为当代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过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这当然是城市社会与文明进步的表现与证明。但另一方面，由于丧失了古代城市的伦理文化功能，特别是在解构了西方清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之后，一种极端恶劣的消费意识形态与炫耀性都市生活方式迅速蔓延并泛滥成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当一位青年写信问海德格尔“何时写一部伦理学”时，哲人曾不无感慨地说：“当人的摆明的彷徨无计状态增长到不可测量的深度的情况并不亚于人的隐藏的彷徨无计状态的时候，要有一种伦理学的愿望就更加急迫地要求满足了。现在完全被摆布到群众活动中去了的技术的人大体只有靠他的计划与行动中的与技术相适应的聚集与秩序才能保持在可靠的固定状态中，在这种地方，就必须用尽一切心机去注意用伦理学来加以约束之事了。”(24) 由此可知，伦理文化对现代人自身的再生产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美国梦”已不仅属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物质文明基础薄弱、现代理性机能发育不良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及其民众也开始迷恋和沉溺于其恶性的消费意识形态中。以中国为例，这个传统上勤劳、善良、简朴的农业民族，在都市化进程中已成为世界性的奢侈消费群体。有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2000年到2006年，中国轿车产量增加6.5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私人汽车拥有国，而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25) 这不仅使巨大的社会财富被运用于并不必要的奢侈消费中，也使中国城市社会风气、市民的品德与精神境界出现了严重的滑坡迹象。孔子在《论语》中曾赞赏“富而好礼”，但当下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边穷凶极恶地“炫耀性消费”，一边却想方设法地偷税漏税。在当下一个最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所谓“穷人大方富人小气”。据报载，一位名叫白礼芳的老人，从74岁开始直到逝世的二十年间，用自己拉三轮车挣来的35万元，资助了天津地区大大小小300多名贫困孩子求学。与此相对，则是全国1000万家私企老板有90％从不捐助慈善事业。(26) 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龌龊与混乱，城市文化功能、尤其是传统伦理功能的损伤及其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应是一个更重要与更直接的深层原因。
其次，以消费与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审美文化，是影响当代城市兴衰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这与古今城市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差异及其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具体言之，一是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这是它又被称作“消费社会”、“消费文明”的根源。消费社会必然要极大地刺激以娱乐、消遣甚至纵欲为核心的城市审美文化的发展与升级换代；二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资源与信息在大都市与中心城市的高度聚集，使城市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环境资源高度紧张、发展空间急剧缩减与社会生态不断恶化的困境，由于对城市物质与非物质环境和资源的文化创意与产业化可提高利用效益或开拓出新的发展道路，因而以文化服务、艺术设计与休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审美文化已演进为重要的都市经济生产方式。
与传统的农村地区相比，古代城市文化的娱乐与经济功能就已相当发达，文化生活与服务的规模与质量也一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重要区别之一。以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象征的夜生活为例，在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东京梦华录》载，东京城内形成了两处较大的夜市：一是御街上的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至朱雀门直至津桥；二是马行街夜市，‘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其‘夜市北（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时人谓之‘里头’。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这里人声嘈杂，灯火照天，在逛夜市的人群当中，除了男性市民和妓女之外，也不乏夜游的仕女。”(27) 又如明代的杭州，“夜市有城内与城外之分，城内夜市多与旅游等消费相关联，参与者多为官宦士子旅客及服务于他们的餐饮娱乐服务人员，性质偏重于消费性；城外如湖墅、北关夜市，参与者多是从事航运、贩卖、运输或服务于交易的中介人牙侩，主要从事生产性活动，创造价值比前者多。明代杭州的夜市颇具时代特色，它与宋代都城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夜市大不相同，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标志着商业的繁荣。”(28) 由此可知，城市审美文化固有的非实用的审美娱乐功能与实用性的商业服务功能，在古代大城市的夜晚就已初步形成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说，前者旨在为城市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以满足“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那么，后者则有助于以消费和服务推动城市经济的内部循环，为城市中庞大的剩余人口提供就业与生存的空间。但还要看到的是，在以政治功能为中心的古代城市总体框架下，以娱乐、消闲与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审美文化必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压抑与禁锢，如希腊商人就不能享有市民的称号与权利，而中国古代商人、艺人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很低等。
正是在当代消费社会背景中，古代城市文化的审美本质与功能才获得了更高水平的发展。首先，这与当代快速的都市化进程相关。城市发展越快、规模越大，其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会相应地水涨船高，都市人也将遭遇更多的异化或异化层次的加深。正如芒福德把大都市称为“暴君城”一样，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如“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与生存竞争日趋酷烈，有限的都市环境也越来越不适合人的居住与生活。(29) 但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高度发达的都市社会已成为当代人最直接与最重要的现实生活世界，人们不可能脱离城市社会去谋求与实现自身的发展，而他们在都市异化中产生的压抑、紧张、焦虑与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文化消费、审美活动乃至最原始的感性宣泄加以稀释与解脱。(30) 这既是当代大城市的夜生活与娱乐业十分繁荣的根源，同时也说明城市审美文化已成为飞速旋转的城市快车最重要的减震装置。其次，对文化消费与审美活动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仅使当代城市文化市场在规模与繁荣程度上远远超过古代城市，也是城市文化生产蕴含着巨大商机并创造出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的重要原因。以并不算发达的中国文化产业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123亿元，同比增长17.1％，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31)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是如此，如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仅一个“神秘湘西”的旅游品牌，就让全州的8万多人吃上了“旅游饭”。(32) 再次，在都市化进程中，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储备与先进生产力要素。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对这些新型都市经济生产方式而言，没有哪一个可以与文化的积淀、创意与服务功能相脱离。特别是在现代工业城市恶性地损耗了人类的环境与资源之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解决城市发展困境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33)
总之，从伦理文化、审美文化与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看，当代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是在减弱或变简单，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复杂，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与严重关切的。
五
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正如文化又被称为“软实力”一样，这种表面上柔弱无力的东西，之所以对城市政治、经济乃至于城市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关键就在于人是决定城市兴衰的根本性因素，文化正是通过这一感性中介才渗透并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兴衰与命运。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深入了解。
首先，人是城市的目的，城市因文化而成为城市。一个城市，只要体现了人是目的这一基本原则，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理想的空间聚集形态；(34) 反之，无论城市拥有怎样规模的财富、人口与地域，而人在其中仅仅是手段或工具，那么我们也只能像芒福德那样把它叫做“死亡之城”。这一切都因为，城市本质上是一个精神、文化与艺术中心，一切与此相背的行为、运动与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城市的解体与衰亡。进一步说，文化是实现人是城市的目的的最重要与最直接的软环境，一个城市是否拥有发达而完备的精神、文化与艺术功能体系，不仅决定着城市是否具有城市的本质，同时也决定着人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人。还可以说，文化体现了城市的本质与人是城市目的的统一。一个城市如果丧失了文化功能与精神生态，再好的硬件也不能改变它本质上的赤贫与匮乏。芒福德曾指出，在希腊化时代，由于商业与技术取代文化成为城市中心，结果使接近完美的希腊城市迅速退化为权力与商业的陈列场。尽管此时依然可以有相当耀眼的城市文明与审美景观，但由于“更深的人类生活的根基”的枯竭，因而其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空虚，“是单纯的数量所无法弥补的”。(35) 尼采对希腊悲剧的研究也可提供一个旁证：“由于你遗弃了酒神，所以日神也遗弃了你，从他们的地盘上猎取全部热情并将之禁锢在你的疆域内吧，替你的主角们的台词磨砺好一种诡辩的辩证法吧——你的主角们仍然只有模仿的冒充的热情，只讲模仿的冒充的语言。”(36) 对于拥有更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社会制度体系的现代城市，它们本应为人们提供一种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但由于文化、精神与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流失，其结果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37) 由此可知，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有了这个灵魂，城市就生机勃勃、活力无限，丧失了这个灵魂，城市则不过是一大堆建筑物或谁也无法控制的机械装置，即使它依然存在并在规模上不断地扩张，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了。
其次，文化决定着人的发展，对人自身的再生产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40年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提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38) 尽管文化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决定着人的生存境界与发展水平，因而在最深的意义上构成了一切财富的根源。如同人类其他方面的异化一样，城市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工改良的物质外形……包含着一个失败的、精神衰弱的城市”。(39) 文化的丧失与城市文化功能的受损，与人在城市中被扭曲、否定与异化是同步的。“在古代城邦中，每个市民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在新型的自治市中，市民则服从命令，按上司的吩咐行事，政府的主动权操在一些专职人员手中，这些人或受贪赃的诱使或为薪俸所雇用，而往往两者都贪求，就像臭名昭著的罗马赋税承包人和罗马抽税官一样。”(40) 在现代时期则如席勒所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41) 在当代也是如此。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曾说：“国有企业亏损，3年可望走出困境；如果职工感情流失，决不是3年就可以挽回的。”(42) 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与丧失，不仅直接遮蔽了城市的精神本质与意义，同时也使人是城市的目的沦为一句空话。这不仅是历史上的城市，也是当代城市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最严峻的挑战。至此可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原理，即，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化亡则城市亡。
对当代城市而言，由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不平衡，特别是现代化进程本身严重破坏了文化传统及城市的文化功能，因而，貌似强大的当代城市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城市在本质上都显得更加脆弱和积重难返。尽管城市文化问题十分严重，但也不应过于悲观失望。这是因为，尽管当代城市在其现代发展中恶性地损耗了文化与精神资源，但由于它们在城市形态与功能上的发展程度更高，因而也是最有条件与能力重建与发展文化以从事自我拯救的。正如古人讲创业与守业的关系，城市也是发展到繁盛境界难而走向崩溃易。在世界城市化的都市化进程中，聚集着大量人口、财富与资源的城市，已成为当今人类最主要与最核心的生活世界，城市的兴衰不仅关系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同时也直接关联着每一具体生存着的渺小个体，因而，城市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也是需要全人类加以小心呵护与严密关注的。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11)(12)(13)(15)(35)(39)(40) 转引自［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91、4－9、7、118、157、126、134、158、176、212、210、209页。
② ［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212、210、209页。
⑧ 刘士林：《文明精神结构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⑨⑩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4、11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16)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8－170页。
(17)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173页。
(18) 刘士林：《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9)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20)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
(21) 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2) 《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新华网”，2009年2月3日。
(23) 《奥巴马就职演说：秉先辈志 重塑美国之伟大》，“中国日报网”，2009年1月21日。
(24) ［德］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载于编译组：《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3－124页。
(25) 《中国奢侈消费现象惊人劳斯莱斯购买量已超日本》，“中国广播网”，2007年7月9日。
(26) 《为何穷人大方富人小气》，《北京青年报》，2005年12月28日。
(27) 陶思炎等著：《中国都市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28) 陈学文：《明代杭州的夜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
(29) 参看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
(30) 刘士林：《都市化进程的世界经验与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载于《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1) 《我国文化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去年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人民日报》2007年6月28日。
(32) 《“神秘湘西”让8万多人吃上“旅游饭”》，《光明日报》2007年9月27日。
(33) 胡鞍钢：《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崛起》，载于国发研联资料组编：《中南海讲座——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道路》上册，内部资料，2007年6月，第164页。
(34) 高小康、耿波：《都市形象与城市精神》，《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6)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第43页。
(37) ［德］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编译组：《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1页。
(38) 转引自李义平：《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更重要》，《人民日报》2007年6月15日。
(41) ［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42) 朱景敏：《感情能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光明日报》200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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