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六一诗话》与《杂书》、《归田录》之关系——兼谈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欧阳修论文,关系论文,杂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绍虞《宋诗话考》“六一诗话”条云：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称欧阳文忠公有《杂书》一卷，不载于集中，凡九事。其卷前自题一行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信手学书，枢密院东厅。”则是《杂书》九事，当是修在嘉祐五年(1060) 官枢密副使时所作。今案其所言，如论九僧诗“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诸好句，及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二联之工，与讥贾岛哭僧诗“焚却坐禅身”为烧杀活和尚。此数事均见《六一诗话》中。是则诗话之作，盖退居以后整理旧稿之所为也。《杂书》一卷即《诗话》之前身已。①
张邦基此言由于《宋诗话考》而得以扩大影响，使人相信欧阳修有《杂书》一卷行世而为文集编者所漏收；同时，郭绍虞由张邦基语得出的结论——《六一诗话》为欧阳修退居后整理旧稿所得，《杂书》即《六一诗话》之前身，亦为学界普遍接受，几成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一
检张邦基《墨庄漫录》，原文作：“文忠公又有《杂书》一卷，不载于集中，凡九事，今亦附于此。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信手学书。枢密院东厅。”其条末又云：“右永叔所书九事，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书之字画清劲，多柳诚悬笔法，爱而录之。然其间称‘马放降来地’及‘春生桂岭外’之句，并论严维‘柳塘春水漫’，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之工，与夫贾岛哭僧之诮，皆已载于《诗话》中；及晏元献评富贵之句，亦见于《归田录》，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删削并录之云。”②
张邦基所说《杂书》未见于今存欧阳修集，然其所附九事，除第三事见于欧阳修文集第一百二十九卷《笔说》外，其余均见于欧阳修文集第一百三十卷《试笔》篇。而且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即令个别地方略有出入，亦当属后来传抄刊刻之误。二者最大的差别乃在《墨庄漫录》所记，有的将《试笔》所收数条合为一事，由此可知，张邦基所见与《试笔》所据，其实为一，唯《试笔》（计三十条）所收较张邦基所见更广耳。
由于张邦基只说“文忠公又有《杂书》一卷”，因此《杂书》的性质常被人所误解，以为欧阳修另有一部叫做“杂书”的著作，甚至以为《杂书》与《归田录》一样同属“杂史”①，而实际上，《杂书》作为《试笔》的一部分，不过是欧阳修闲暇时随手写下的一些杂感而已。其内容大抵以论书为主，兼及笔、砚，另有论诗文者八条，杂论六条。所以，张邦基所谓“杂书”，不过取其信手而书，汇集成编之意，并非指相对于经典、正史的杂著和杂史。“杂书”之“书”，实乃书法之“书”、书写之“书”而非书籍之“书”。“杂书”亦非书名，不过是信笔而书之字帖的代称，盖当时习惯称此类信笔而书，以字帖形式存在的文字为杂书，非专有之名也。
关于《杂书》（《试笔》）的写作时间，郭绍虞据张邦基卷前自题“秋霖不止”数语断言：“则是杂书九事，当是修在嘉祐五年(1060)官枢密副使时所作。”郭氏的判断从逻辑上说不错，但张邦基将“秋霖不止”数语作为“杂书”的小引却未必可靠。《试笔》、《笔说》各条，均属有感而发，书一得之见，故“秋霖不止”数语似难独立成条，置于条末更近情理。此外，《试笔》所收三十条，除“苏子美论书”条提供了时间信息外，还有“李邕书”条末记：“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笔。”另“系辞说”条道：“余为此论，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欧阳修于仁宗景祐四年(1037)作《易或问》，谓“迨今二十五年矣”，则此条写作当在嘉祐七年(1062)。据胡柯所编《欧阳修年谱》，欧阳修任枢密副使时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至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故《试笔》所收各条写作时间亦不得限于欧阳修官枢密副使时。
以上结论当无大误，这里真正成问题的，是《试笔》（包括《笔说》）经由何人、何时编入欧阳修文集。
熙宁六年七月，亦即欧阳修逝世周年，枢密副使吴充撰《欧阳修行状》，述及欧阳修生平著述：
（修）尝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其遗逸不录者尚数百篇，别为编集而未及成。②
吴充此语，实本于欧阳发等人所撰欧阳修《事迹》，除了将《事迹》中提到的《五代史》等单行著作剔除外，不但行文顺序，甚至连文字都没有改动。此后熙宁八年(1075)韩琦撰《欧阳公墓志铭》、崇宁五年(1106)苏辙撰《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有关欧阳修著述的情况，基本上与吴充所说无异。故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道：“余读庐陵欧文新本，观其附录所载，行状、谥议、二刻、四传皆以先后为次，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然综其实，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而碑志、四传所由出也。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③
对比周必大《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叙其编校欧公文集之情况：
凡《居士集》、《外集》，各于目录题所撰岁月，而阙其不可知者；奏议、表章之类，则随篇注之。定为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置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别行于世），《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又次之；《书简》十卷终焉。考公行状，惟阙《归荣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别有《附录》五卷，纪公德业。此谱叙出处，词简而事粗备，览者当自得之。庆元二年二月十五日。⑥
除了编定《外集》二十五卷、《书简》十卷、《附录》五卷，《诗本义》别出单行，以及在各部分次序上有所调整之外，对于此前所分各集卷数，周本并无任何改变，比如收有《试笔》的《杂著述》部分仍是十九卷。这意味着什么呢？依周必大编校的体例，如果有所删削或增补，应有文字予以说明⑦。《杂著述》卷数不变，且无特别说明，这只有一种可能，即早在熙宁六年吴充撰《欧阳修行状》之前，《试笔》已和《归田录》、《诗话》、《笔说》等一起编入欧公文集的《杂著述》十九卷，而编者则是欧阳修的家人，或者说就是欧阳发、欧阳棐等欧公诸子。
既然《试笔》早在熙宁六年之前就已编入欧阳修文集，那为什么张邦基《墨庄漫录》会有“不载于集中”之说呢？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流传的主要是欧阳修手定的《居士集》五十卷，其余部分大多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刻所致。据四库馆臣所撰提要，在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之前，欧阳修著述已有多种刻本行世。这些刻本刊自不同地区，而且形式各异，或为选集，或为合集，甚至还有全集。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元祐六年(1091)苏轼编定并作序的《六一居士集》。据苏轼序中所言，该书收入欧阳修“诗文七百六十六篇”，这个数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居士集》所收大体相符。出于赢利的目的，各地书商在选择刊刻欧阳修著述时，会比较倾向于那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部分，如上述奏议、四六之类。另外，像《归田录》、《六一诗话》等著述，应该也不乏市场需求，故既可以分别刊行，也可以合为一书。相比之下，《试笔》、《笔说》单独刊刻的可能性恐怕要小得多，是以知之者少。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邦基一方面说《杂书》九事不载于欧公文集，另一方面又说《杂书》中某些论诗语已见于《诗话》及《归田录》。显然，他只看到了坊间流行的《居士集》、《诗话》和《归田录》，而未睹全本欧阳修文集。
张邦基《墨庄漫录》于欧阳修《杂书》九事后写道：“右永叔所书九事，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书之字画清劲，多柳诚悬笔法，爱而录之。”四库馆臣称张邦基为“南北宋间人”，以其所记之事最晚为绍兴十八年(1148)，而据孔凡礼考证，张邦基生于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之后⑧。从张邦基生年及用语（“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来看，他看到《杂书》九事的时间应该是北宋末年，所说“贵人”难以确考，或许就是王晋卿后人，亦未可知。此时欧阳修《试笔》帖已非完璧，张邦基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半，计十四条，而且已失原先编排次第。如《杂书》九事之第一事，乃合并《试笔》中“吊僧诗”、“九僧诗”、“学书作故事”、“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四条而成，这四条在《试笔》中的排序分别为十八、十七、七、二十二。又如第四事合并《试笔》“作字要熟”、“学真草书”两条，其排序为十一、八。此外，第三事见于欧阳修文集《笔说》“薛道衡王维诗说”条。由此可见，到北宋末年时，《试笔》帖已失其原貌，再加上欧公全集难觅，以致后人会误以为欧阳修别有《杂书》一卷。
二
从以上考辨可知，张邦基所谓《杂书》并非独立于欧阳修文集之外的著述，因此郭绍虞“《杂书》一卷即《诗话》之前身”的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不是《六一诗话》与《杂书》的关系，而是与《试笔》、《笔说》以及《归田录》等欧阳修其他相关著述的关系。
先看《诗话》与《试笔》、《笔说》的关系。
《试笔》凡三十条，其中论诗者六条，依次为“九僧诗”、“吊僧诗”、“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温庭筠严维诗”、“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除“温庭筠严维诗”一条外，其余五条均见《墨庄漫录》所记《杂书》九事。《笔说》凡十九条，论诗者三条，除“薛道衡王维诗说”一条见于《杂书》外，还有“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峡州诗说”两条。而九条论诗语中，与《诗话》发生关系的只是《试笔》中的前五条。那么，《诗话》中的对应条目会不会是在这五条的基础上修改或整理而成的呢？
《诗话》在内容上与《试笔》相关者共三条，分别为：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宇。”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是也。（排序第九）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 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排序第十二）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又“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 （排序第十八）
其中第一条（《诗话》排序第九）对应《试笔》之“九僧诗”条，第二条对应《试笔》之“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温庭筠严维诗”三条，第三条对应《试笔》之“吊僧诗”条。对比两处文字不难看出，尽管内容不无交叉，但繁简差别甚大，且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故与其说《诗话》三条是在《试笔》相关文字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倒不如说是另起炉灶、重新写作更近事实。这里不妨以第二条为例，略作分析。
《诗话》第二条（原排序第十二）中心甚明确。该条以梅圣俞和欧阳修对话的方式，讨论何为诗之善者与诗之至者。所谓诗之善者，即“意新语工”，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之类；而“诗之至者”，则是“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如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温庭筠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对比《试笔》“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温庭筠严维诗”三条，皆偏重阐发好诗当有言外之意，然不如《诗话》所论层次分明，而且都没有提到梅圣俞。又，温庭筠、严维诗，两见于“郊岛诗穷”条和“温庭筠严维诗”条。由此看来，上述诗句，包括“谢希深论诗”条提到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均属为欧阳修本人所喜爱熟记，可以信手拈来之论诗材料，而难以看作是《诗话》写作的直接来源或整理修订之稿本。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欧阳修真的是在《试笔》的基础上写作《诗话》，那我们就不免疑惑：1.诸如《试笔》中的“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等条，为什么不直接纳入《诗话》而要做如此大的改动？以欧阳修退居汝阴后的身体状况（详后），直接纳入该是最省事可行的做法。2.《诗话》第十条专谈郊岛诗穷，何以不提《试笔》“郊岛诗穷”条所引诗句？两条题旨相同，而行文却几无关联。如真是在《试笔》基础上修改，不当如此。3.如上所述，《笔说》中尚有论诗语三条，与《试笔》论诗诸条在体例、风格上等无差别，何以不见于《诗话》？我们看其中的“李白杜甫诗优劣说”：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 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这的确是很典型的诗话语，较之《诗话》中解释李白《戏杜甫》诗“太瘦生”语义，此条无疑更具诗学价值。欧阳修不将其写入《诗话》，原因又是什么？
总之，从文本对照分析的角度来看，尽管《诗话》部分条目与《试笔》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难以断言《诗话》一定是在《试笔》（包括《笔说》）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更何况还有不少现象与之相抵牾，非“前身”说所能解释。
再看《诗话》与《归田录》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诗话》与《归田录》的关系并不像与《试笔》那样密切，虽然《归田录》中也不乏论诗语，但除了“晏元献公喜评诗”一条与《诗话》略有关联外，其余诸条在内容上似乎都与《诗话》无涉。若将《归田录》中论诗语与《诗话》加以比照，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归田录》与《诗话》似乎有着不同的分工，在材料的取舍、叙事的指向等方面旨趣各异。
譬如说有关梅圣俞的记述。《诗话》中谈到梅圣俞处甚多，且基本上围绕其诗歌创作及其诗论，其最有代表性者，如第十二条梅圣俞与欧阳修论诗之写景传意，第十三条比较梅圣俞、苏舜钦二人创作特色，均是。《归田录》中也有两条记梅圣俞事：
王副枢畴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枢密副使，梅夫人入谢慈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惜。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子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第一条意在说梅圣俞诗名重于时，但并不涉及梅圣俞具体的诗歌创作成就，而从一个特殊角度——宫闱内皆知梅圣俞其人以见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第二条说梅圣俞虽颇有诗名，然仕途坎坷，终其身不得一馆职。两条所记，均与梅诗相关，但又不是就其诗作发表看法，加以评论，这与《诗话》侧重论诗的旨趣就有明显不同。
再看几条与诗相关的记述：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天圣间，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澹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以上所记，颇能见出《归田录》的写作宗旨。欧阳修《归田录序》道：“《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上引三条之所以不入《诗话》，原因正在于其题旨并非论诗，而属于“朝廷之遗事”一类。其余如“晏元献公喜评诗”、“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等条不入《诗话》，似也可由此得到解释。盖晏殊本为当朝重臣，自不待言；林逋则是著名的隐士，虽为布衣，但身份特殊，宋真宗曾赐其“和靖处士”之号，并诏长吏岁时劳问，故朱熹所编之《宋名臣言行录》予以收纳。
上文曾说《诗话》某些内容见之于《试笔》，其实《归田录》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张邦基《墨庄漫录》即谓《杂书》晏元献评富贵语亦见于《归田录》，此内容《归田录》作：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此外，《试笔》“王济讥张齐贤”条与《归田录》卷一“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条也很相似，都突出了张齐贤身材硕大、食量过人的特征，只是《试笔》所记较略，侧重在王济对张的讥讽，而《归田录》所记更为生动具体，且与晏殊之清瘦如削、食量甚微作对比。就其性质而言，两条均属“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
由此看来，《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试笔》一卷，“盖杂集其手书墨迹，录而成编，故往往与《六一诗话》、《归田录》语相出入”，并不十分确切。手书墨迹不误，但手书墨迹与手稿并非就是一回事，《试笔》、《笔说》作为欧阳修闲暇时学书之作，虽然在某些内容上与《六一诗话》、《归田录》相关，却非欧阳修写作《归田录》或《六一诗话》之底稿。对比可知，《归田录》、《六一诗话》文字更为整饬，而《试笔》、《笔说》则较为随意，恰如苏轼题跋所言，“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试笔》、《笔说》的某些内容之所以“与《六一诗话》和《归田录》语相出入”，不过是因为欧公使用了共同的原始材料罢了。
简而言之，如果说《试笔》与《诗话》尚存在部分交叉，那么《归田录》与《诗话》更像是一种平行关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前人在考察《诗话》渊源时更多关注《试笔》（《杂书》），但自另一角度看，《归田录》与《诗话》的这种平行关系，难道就不会隐含了另一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平行关系是写作之初就有意设定的呢，还是后来调整所致？倘是后者，那《归田录》与《诗话》的关系可就非同一般，需要重新认识了。
三
关于《六一诗话》的写作时间，《四库全书总目》据《诗话》前小序，以之为欧阳修“晚年最后之笔也”，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比较一致，都认为是欧阳修熙宁四年致仕后所为。但这一结论是否确凿无疑呢？
不错，欧阳修说得很明白：“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里交待了《诗话》的成书时间——“退居汝阴”，《诗话》的写作动机——“以资闲谈”，同时还交待了《诗话》的写作方式——“集”，似乎再清楚不过了。可如果进一步追问：所谓作于致仕之后，究竟是熙宁四年，还是熙宁五年？所谓“集以资闲谈”，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则会发现问题仍有进一步考证、分析的必要。
我们知道，欧阳修获准致仕时在熙宁四年六月，不过，早在嘉祐后期，欧阳修已经在为其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了。我们看他写于嘉祐六年的《内制集序》：
呜呼！予且老矣，方买田淮、颍之间。若夫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处，顾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览遗稿，见其所载职官名氏，以较其人盛衰先后，孰在孰亡，足以知荣宠为虚名，而资笑谈之一噱也。亦因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庐陵欧阳修序。
对比《归田录序》所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可知他此时的撰述心态。又熙宁四年致仕之前所作《跋杂法帖六》道：“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大概自嘉祐后期起，经治平到熙宁年间，欧阳修归颍之心与日渐增，可以说其大半心思，全在归颍之后的生活。一方面，他一再上书皇上，恳请恩准致仕；另一方面，则是有意识地开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归颍后的生活做准备。物质上的准备，如治平四年五月，欧阳修赴任亳州途中即假道颍州，扩建故宅，以谋归休之计；精神上的准备，则如上所述，撰写《归田录》，收集金石碑帖以备他日披览把玩。简言之，治平年间，尤其是熙宁年间的欧阳修，虽然退居生活尚未成为现实，但就其心理而言，已然是闲散之人了⑨。
考察欧阳修致仕前后著述，还有一点尚须提及，那就是健康状况对其著述的影响。上引《跋杂法帖六》所说“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表明，此时的欧阳修写作已很艰难。欧阳修病目由来已久，检欧阳修与人书简，提到目疾处不下十数条。从中可以看出，自熙宁三年以后，欧阳修除不得已的应酬文字及少量诗词外，几乎不再执笔。归颍后更是如此，熙宁四年与颜长道书云：“两目昏甚，艰于执卷，顾难销晷景。”与王益柔书云：“某目、足为苦，秋深尤剧。”而与曾巩书则云：“自归颍，他文字亦绝笔不作。”绝笔之说或属过言，但为目疾所苦，加之年老体衰，执笔艰难而少有著述，应是实情。
综上所述，似可形成如下看法：1.《诗话》部分条目的写作，不必一定等到致仕之后；2.由于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归颍后的欧阳修另起炉灶，撰写整部《诗话》的可能性极小。如此，则小序所谓“集以资闲谈”，意思就非常显豁了。“集”非文体、体例之谓也，乃编撰方式、成书方式之谓也。集的意思，就是采自他书，恰如郭绍虞所说：“诗话之作，盖退居以后整理旧稿之所为也。”
那么，《诗话》主要采自何书？或者说，欧阳修据以整理的旧稿主要有哪些？从常理上说，既然《诗话》编成于归颍之后，则此前写就的《试笔》、《笔说》与《归田录》皆有可能，但关于《试笔》、《笔说》，除上节所述外，还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试笔》、《笔说》本为欧阳修学书之作，为一时兴到之语，信笔挥洒，初无既定之写作意图，故内容颇为驳杂。以《试笔》为例，有论书法者，论诗文者，论笔砚者，此外尚有杂论若干条，如“晦明说”、“廉耻说”、“系辞说”、“六经简要说”之类。《笔说》中此类杂论也有不少，如“老氏说”、“富贵贫贱说”、“道常无名说”、“物有常理说”等。内容驳杂本不足怪，亦为杂书之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写作宗旨并不在于记录杂事，“以资闲谈”。就此而言，《试笔》、《笔说》虽然在体例上似乎与《诗话》不乏一致，然究其性质，无疑分属两种类型。
二是欧阳修归颍之时，《试笔》、《笔说》恐不在其手边。如前所述，《试笔》、《笔说》本为欧公学书之作，当时信手而写，未必就有留存之意，其后为人所珍藏的可能性较大。欧阳发等所编《先公事迹》便称：“先公笔札，精劲雄伟，自为一家。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阳修不直接利用《试笔》和《笔说》中的现成文字，以及为什么在整理旧稿基础上编成的《诗话》，其文字会与《试笔》所记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如此说来，真正可供整理的旧稿，实际上应该是《归田录》。上文曾指出，《归田录》与《诗话》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所谓平行关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两书在内容上各自独立，不像《试笔》与《诗话》那样还有某些交叉；二是两书旨趣相近，虽然取材有宽窄之别，但都偏于记传闻轶事，以为闲谈之助。因此，《诗话》所记不见于《归田录》中，反倒隐含了另一种可能，即正因为欧阳修是在《归田录》书稿的基础上，将其中合乎《诗话》宗旨的部分摘出来汇集成册，才构成了现在这种平行关系。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宋人有关《归田录》修改的传言作些考辨。
两宋间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记：
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所纪述有未（欲）广者， 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⑩
这里提到《归田录》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其后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周煇《清波杂志》卷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也有类似记载，唯具体说法稍有不同。四库馆臣引述陈、王、周三家所记后认为：“大抵初稿为一本，宣进者又一本，实有此事。其旋为之说与删除之说，则传闻异词耳。”今人李伟国点校《归田录》，从他书辑得《归田录》佚文四十条附诸书后，并作《归田录佚文初探》，肯定宋人笔记所记欧阳修删改《归田录》事。其大略云：欧阳修因神宗索看而对《归田录》作了删削，但原本仍保存下来，或删削部分并未全毁，而得与删改本并传于世，散见他书之佚文即出自原本(11)。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则认为：“关于此书‘传本’、‘原本’之事，广见于宋人笔记。然欧氏本人从未言及，周必大、晁公武、陈振孙等人亦无所载，是否属实，尚值怀疑。”(12)
朱弁等人所记确有可疑之处。果如其所说，欧阳修删改《归田录》事在其致仕以后，则此时欧公之身体状况实不堪当此劳作，一删一增，绝非率尔可就。此其一。陈振孙谓原本《归田录》“其中本载时事及所经历见闻，不敢以进”，而《归田录序》作于治平四年，其时书之初稿当已完成；熙宁以后，欧阳修归意已决，屡次上表以求致仕，为官也都是外任，故就算有所续写，应极少涉及神宗朝时事。此其二。诸笔记皆云《归田录》删削后，欧阳修“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然此前《序》中已明言，是书所记本包含“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故今本所见“戏笑不急之事”未必就是后来增补。此其三。姑不论删改之事是否属实，若真是神宗索看，欧阳修整理原稿缮写以进，则在欧家实为大事，而欧阳发等所编《先公事迹》、胡柯所撰《年谱》均不提及，颇违常理。此其四。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于欧集不同版本及欧公存世之文广为收求，辑佚增补甚多，而独不及《归田录》，若真有大量异文并存，似不当如此。此其五(13)。
但欧阳修归颍后确实对《归田录》初稿有所修订，而《诗话》很可能就是此番修订的衍生物。
李伟国在点校《归田录》过程中发现，宋人有将《六一诗话》内容引作《归田录》者，他由此怀疑“《六一诗话》与《归田录》本为一书”(14)。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过，李伟国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肯定《六一诗话》与《归田录》本为一书，那么欧阳修何以要将那些与朝政时事无关的内容独立出来别为《诗话》，而再花大力气去编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卷帙呢？这岂不与删改说自相矛盾？所以，要么《诗话》与《归田录》本无关联，要么欧阳修修订《归田录》另有原因，并非尽如朱弁等人所说。
宋人引《六一诗话》内容而以之出自《归田录》者，除李伟国提到的吴处厚《青箱杂记》引楚僧惠崇事、蔡絛《西清诗话》引王建《霓裳词》、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等外(15)，还有数家，兹录于下：
晁季一检讨尝为予言：《归田录》所记圣俞《赋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则是食河豚时正在二月，而吾妻家毗陵人争新相问，遗会宾客惟恐后时，价虽高无吝色，多在腊月，过上元则不复贵重。所食时节与欧公称赏圣俞绝不相同，岂圣俞赋诗之地与毗陵异耶？风气所产随地有早晚，亦未可一概论也，故为记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
欧公《归田录》云：“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靿靴儿末厥兵。”公云不知“末厥”何谓也。（曾慥《类说》卷五五）
杜荀鹤诗不甚佳，而或者独取其闺怨一联：“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归田录》乃云此诗周朴所作，欧阳文忠公大儒，想必有据而不妄言，如此，则荀鹤诗殆绝无佳者矣。（袁文《瓮牖闲评》卷五）
欧阳公《归田录》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诗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煅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九）
另《西清诗话》所引并不只是王建《霓裳词》一条，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六记，《西清诗话》还提到《六一诗话》中王建《宫词》多言唐宫中事条，亦称欧阳永叔《归田录》云。
综上可见，宋人引《六一诗话》内容而作《归田录》者并非偶然。由此推知南宋时犹有《归田录》与《六一诗话》合为一书行世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归田录》确实存在两个版本。尽管不能排除欧公手定后仍有书商将《归田录》、《诗话》二书合刊的可能，但更合理的解释还是《归田录》初稿包含了《诗话》的大部分内容，且曾以其本来面目刊刻行世。欧公致仕归颍后，借编文集之机而对旧稿加以整理，想法较前有所变化，于是《归田录》遂与初稿不同。
《归田录》篇末另有一段文字，或可视为该书之后序：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
此段文字的写作当在《归田录》编定之后，与作于治平四年的《归田录序》不同。在《归田录序》中，欧阳修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归隐意愿，虽然也涉及《归田录》的写作宗旨，但“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一语表明，此时欧阳修编撰《归田录》具有明显的自娱性。而从《归田录》后序来看，欧阳修似乎有意要突出该书的史料价值。《归田录》已不仅仅是欧阳修为自己“闲居之览”所作，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李肇撰《国史补》，本有意续刘
《国朝传记》，著录唐开元至长庆间杂事，以补正史之阙。其与刘所作不同者，则是不录荒诞之言，床帏之事，亦即欧阳修所引述。是否可以说，欧阳修于《归田录》篇末特意引述李肇语，称“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实际上暗示了欧阳修修订《归田录》的指导思想。当欧阳修在治平年间编撰《归田录》时，取舍尺度或较为宽泛，凡“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皆广为采之。退居颍州后，欧阳修开始意识到《归田录》的杂史性质，意识到《归田录》仍须传之后世。作为《新唐书》、《新五代史》的主修者，欧阳修对小说、笔记、野史一类著述的史料价值和缺憾所在深有体会，因此李肇所言自然被引为同调，而对《归田录》的删削也就在所不免。
所以，《归田录》的修订，一方面是以李肇《国史补序》所说为原则，将某些可能给人以怪诞之感的内容予以删除，以增加其可信度；另一方面则是仿《国史补》之体例，所记止于当朝。这样一来，部分条目便须剔出，而其中有关论诗部分就构成了《诗话》的主体。
也正因为如此，《诗话》中相当一部分条目仍属“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只是更偏于论诗而已。其较典型者，如第一条考订李文正《永昌陵挽歌辞》“奠玉五回朝上帝”句“五”字为误，第三条引时人诗以述两京实事，以及末条感慨科场以赋取士致使时人轻诗等，都与所谓“朝廷之遗事”相关；而第六条记吴僧赞宁长于口辩，第十四条记吕、胡二人互相讥讽事，则无疑属“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至于说王建《宫词》多言唐宫禁中事，评郑谷诗而落脚到梅圣俞之亡，亦非就诗论诗，而可以归结为笔记小说之传统话题。这些内容，与《归田录》所记很难说有质的差异。
当然，指出在《诗话》与《归田录》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并不等于否定欧阳修编撰《诗话》的自觉意识。虽然从编撰过程来看，《诗话》可以说是欧阳修编辑文集、整理旧稿的衍生物或副产品，但《诗话》既从《归田录》中独立出来，便具有了全新的文体意义，而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笔记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在解释何以要将诗文评单列一类，附于集部之末时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这里将《六一诗话》视为与《文心雕龙》、《诗品》、《诗式》、《本事诗》并列的五种诗文批评模式之一，颇有道理。故尽管诗话“体兼说部”，仍归到集部诗文评类，而《归田录》则入子部小说家类。
四
最后再看《六一诗话》的编撰时间。
如前所述，《诗话》部分条目作为《归田录》内容之一部分，其写作时间实际上是在欧阳修致仕之前，而《诗话》之成书则是在欧阳修退居汝阴以后。此处所以说“编撰时间”，就是想区分二者，使对问题的考辨更为清晰。
《四库全书总目》称：《六一诗话》“盖熙宁四年致仕以后所作，越一岁而修卒，其晚年最后之笔也”，明确肯定《诗话》作于熙宁四年。这其实不确，实际上《六一诗话》的编撰时间应该是在熙宁五年，亦即欧阳修致仕后的第二年。理由如下：
首先是欧阳修归颍后的客观条件。欧阳修获准致仕时在熙宁六月，七月初抵颍，此时旧宅扩建尚未完工，次年三月方始落成。虽然欧公“处之怡然，不以为意”(16)，但书稿之整理毕竟缺少适宜的条件。再加上足疾目疾“秋深尤剧”，故本年修订《归田录》，编撰《六一诗话》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此外，是年九月，苏氏兄弟二人前往颍州拜望欧阳修，宴游谈笑甚欢，二苏颇有诗文记之，而均未提及《诗话》编撰。熙宁五年春，旧友赵概远道来访，留颍一月有余，欧阳修与之宴饮游览，为一时盛事，而所作诗词及《会老堂致语》等文字中，也只字未提编撰《诗话》事。若欧阳修此时已然开始编撰或有此想法，值此老友重逢、诗词酬答之际，当会有所流露。据此，熙宁五年春以前，欧阳修编撰《诗话》一书的想法尚未形成。
不过，上述聚会极有可能是引发欧阳修编撰《诗话》的直接动因。结合对《归田录》等旧稿的整理编辑，再加上新居落成，在整理旧物与审读旧作的过程中追思往事，回忆故人，于是有感而发撰成《诗话》，并非不可能。《诗话》中有部分属于此类，其中有的透露出具体的写作时间信息。如“苏轼馈赠蛮布弓衣”条就提到：“余家旧畜琴一张，乃宝历三年（当作二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宝历为唐敬宗年号，二年即公元826年，这里说的二百五十年是概数，虽不能据以断定该条写于熙宁五年，但至少表明此条写作时间不会太早，或者说不会与《归田录》初稿同时（那样的话只能说二百四十年）。《诗话》中最有助于确定写作时间者，当属“闽人有谢伯初者”条：
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祐之间，以诗知名。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有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余答云：“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盖景山诗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故余以此戏之也。……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
据胡柯《年谱》，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事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十月乃至贬所。文集卷五二有《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即欧阳修答谢伯初诗。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据诗中“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句，将此诗系于景祐四年(1037)二月，由此可知谢伯初赠诗亦当作于此年。《诗话》云“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则此条写于熙宁五年(1072)，当无疑义。
还可以一提的是《诗话》前的小序。此篇小序言甚简略，与欧公一贯作风颇为不同。若此语确实出自欧阳修本人，那一定是其身心俱衰、执笔艰难时所为。据周必大《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居士集》为欧公本人手定，而宋刊本《居士集》每卷末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字样，岂欧公临终前方始编定耶？ 《诗话》小序之作，莫非亦在此时？果如是，则诚如四库馆臣所说，为欧公“最后之笔”矣。
要而言之，《诗话》之作，虽有部分条目写于归颍以后，但其主体乃集《归田录》删稿而成；至于编为专书，以“诗话”名之，则在熙宁五年夏秋之际的可能性最大。以上考述及结论能否成立，还望方家正之。
注释：
①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②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引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第79、81页。孔凡礼点校本文字略有出入，“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后多“当时人谒状收”数字。
③如张明华发表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的《欧阳修〈六一诗话〉写作原因探讨》一文即认为：“从欧阳修本人的创作经历看，他先后著有《杂书》和《归田录》两部杂史，《六一诗话》正是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④引文据李逸安点校本《欧阳修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98页。下文凡引欧阳修著述，均据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⑤朱熹《晦庵集》卷七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420页。朱熹所见，或即周必大编校本（朱熹《晦庵集》卷五三有《答刘季章》文，内称“益公（周必大）寄惠《六一集》，纂次雠正之功，勤亦至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592页），该本即将《事迹》置于《附录》卷五，至清代欧阳衡重编《欧阳文忠公全集》，始移至《附录》卷一，并将上引朱熹语附于《附录》卷二。原置于《附录》卷一的《行状》移至卷三，置于卷二的《墓志铭》、《神道碑》则移至卷四。
⑥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48页。李逸安据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年谱》后附录，谓此段文字为郡人胡柯所作（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6册，第2625页）。然胡柯既为年谱编者，则“此谱叙出处，词简而事粗备，览者当自得之”等语，似非胡柯所能道。
⑦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二《欧阳文忠公年谱后序》后附有一条，云：“元裒《六一书》缺《归荣集》一卷，检他集间有致仕后杂著数篇，遂以其类分置外集中。今得六一当时自编此卷，其数正同。乃知所分不可易也。今以元篇列于总目之后，毫发无遗恨矣。嘉泰四年中秋续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48-549页）此条文字可注意处有二：一是从中可以看出周必大对变动原书篇目一事十分审慎，二是周必大说“今得六一当时自编此卷”，似乎欧阳修生前曾对文集的编排有过意见。倘若如此，则欧氏家书大部虽非欧公手定，但其编排也贯彻了欧公的意见，非诸子自作主张。
⑧孔凡礼《墨庄漫录点校说明》，《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页。
⑨欧阳修《六一居士传》作于熙宁三年九月，然其著述以“六一居士”自署，则始于治平三年，见其《集古录跋尾·隋泛爱寺碑》。
⑩引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344页。
(11)参见李伟国《归田录佚文初探》，《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吕友仁、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63页。
(12)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页。
(1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不载欧公《归田录》，然该书卷三记：“《该闻录》十卷，右皇朝李畋撰。畋，蜀人，张咏客也，与范镇友善。熙宁中致仕归，与门人宾客燕谈，衮衮忘倦，门人请编录之，遂以该闻为目。又有杂诗十二篇系于后。”而后志卷二则将上文中“《该闻录》十卷”易为“《归田录》六卷”，其余文字不变。《文献通考》整合其说：“《归田录》十卷，晁氏曰皇朝李畋撰。畋，蜀人，张咏客也，与范镇友善。熙宁中致仕归，与门人宾客燕谈忘倦，门人请编录之，又名《该闻录》（《书录解题》作十卷）。又有杂诗十二篇系于后。”《蜀中广记》亦称李畋有“文集一百卷，《归田录》十卷，《知命录》十卷”。李畋约与欧阳修同时而稍早，其书亦熙宁中致仕后所编，两书既同名，内容和问世时间又相近，难免不会被混淆。《宋史·艺文志》著录欧阳修《归田录》八卷，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姑记之，以俟高明。
(14)李伟国《归田录佚文初探》，《渑水燕谈录·归田录》，第65-66页。另见李伟国《〈六一诗话〉与〈归田录〉》，《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后文认为：“《六一诗话》的一部分内容原或为《归田录》的一部分。”
(15)李伟国称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收入了《六一诗话》的几乎全部条文”，而据我检索，该书实际收入《六一诗话》十四条，另有一条转引自《西清诗话》，均作《归田录》云。江少虞引述北宋诗话不少，如《司马温公诗话》、《刘贡父诗话》、《西清诗话》等，而独不提《六一诗话》之名，亦可怪也。
(16)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见李逸安点校本《欧阳修全集》第6册，第2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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