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中央与“从军慰安妇”制度——以金原节三《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慰安妇论文,中央论文,制度论文,业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2-0042-07 1993年6月，日本战争责任资料研究中心“从军慰安妇”研究部，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众多学者与志愿者的帮助下，对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资料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于当年7月26日以“资料调查第一次发表”为题公布。该文献第一部分介绍了金原节三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以下简称《摘录》)里所记载的与“从军慰安妇”相关内容。本文主要探讨《摘录》说明了什么，特别是将日本陆军中央直接参与“从军慰安妇”政策制定作为重点展开叙述。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原节三的简历与其《摘录》的特点。金原节三1901年11月3日出生于名古屋，1926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27年6月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以下关于金原节三经历的文字出自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81年编《金原节三先生资料目录》)1937年8月2日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员，1939年3月任军医中佐，1941年11月9日升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1942年8月升任军医大佐，1943年9月12日任近卫第2师团军医部长，直到调往苏门答腊岛为止都在陆军省就职。日本战败时金原节三身为第38军军医部长(在法属印度支那)。战后，他相继担任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陆将(日本陆上自卫队自卫官)、陆上幕僚监部卫生监，1973年去世。战争中金原节三在陆军省任职期间，对陆军省的各种会报中陆军省干部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摘录》是战后金原节三根据自己在战争中记录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整理摘录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有《陆军省业务日志》的副本(原本藏于世田谷区三宿的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其前编从1939年3月12日到1941年11月19日为止，后编从1941年11月20日到1943年9月11日为止，共35册。也就是说，前编是金原节三任陆军省医事课员时期的记录，后编是他任医事课长时期的记录。金原节三详细记录了陆军省局长会议报告、课长会议报告、医务局会议报告等，真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的记录。据说金原节三的《陆军省业务日志》原本是从1937年8月3日开始记录，但是1939年前这段时间的内容还没有公开，现在还无法看到。 下面文章里使用的“从军慰安妇”的用语，存在着不能清楚地说明本意的问题，正确的用语应该是“战地日军性奴隶”。因“战地日军性奴隶”的说法在日本还没被普遍使用，所以本文使用前一用语双引号即“从军慰安妇”表示笔者的立场。 一、中日战争期间的陆军“从军慰安妇”制度 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用慰安所”主要是由日本派遣军设置的，必要时陆军中央才出面指导和监督，这就是陆军中央的立场。陆军中央最担心的两件事是军人的违纪犯罪和军人性病蔓延问题。设置“军用慰安所”的三大动机与目的：(一)防止日军的强奸行为；(二)给军人提供性服务；(三)防止性病传染。 首先，看一下日军的违纪犯罪情况。根据《摘录》所载，1939年5月6日陆军省局长会报中，兵务局长中村明人的发言指出：“关于军纪问题，关东军最近的表现良好，违纪行为较少。但是军属方面反而在增加。北、中、南支那军的违纪行为仍然在不断地上升。”(《摘录》前编1のイ) 1941年8月9日陆军省局长会报中，法务局长大山文雄报告指出，1941年上半年犯罪情况如下：“军法会议上半年处理的案子有1900多件。其中军人1126人(将校28名，其中现役将校24名)、军属583名、普通人238名。比起普通官兵，干部犯案居多。逃亡166人。关于上士官的案子78件，军用物遗弃88件，勤务脱离65件，掠夺39件等。一般犯罪：盗窃391件，伪造文件、搾取、非法侵占100件以上，受贿57件，过失致死69件，强奸36件等。”(《摘录》前编4のイ) 军法会议处理的这些违纪犯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上面提到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派遣军、第21军的违法犯罪和不法行为接连发生，因此法务局长也表示很担忧。 其次，关于防止性病传染而设想建立“军用慰安所”的情况。1939年4月15日陆军省医务局课长会报中，记载第21军军医部长松村的报告如下：“为防止性病在军队中蔓延。按每100人1人的比例输入慰安队。计1400—1600名。性病治疗定在博爱医院，费用由楼主负担。身体检查一周两次。”(《摘录》前编1のイ)这是当时驻留在广东的日本第21军因军队人数的增加，希望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大量输入“从军慰安妇”的建议，目的就是防止性病传染。 再看同期第21军的《战时旬报(后方有关)》(1939年4月中旬号)记载的“慰安妇”人数，由军方控制的约850名，各部队从乡下“召唤”过来的150名，合计1000名。至于1400—1600名，是随着军队人数的增加新增了400—600名，还是就直接增加到1400—1600名？没有说清楚，所以无法考证。不管怎么说，第21军随着军人的增多强烈要求增加“慰安妇”的人数是毋庸置疑的。按每100名官兵配1名“慰安妇”标准，不难推算出“慰安妇”的总数。从《摘录》中可以看出性病蔓延到何等危险的地步，对于军队来讲，“慰安妇”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0年2月14日《军医部长会议状况报告》说，“北支那方面军中需要特种治疗的都集中在特种治疗卫生机关进行治疗。……性病集中在太原、济南、保定、大同的医院集中治疗。内地的特种治疗有必要时集中在天津再送到指定地点。6个月的时间就收容了2600名患者”。我们从中能看出性病传染的严重性，以至于要求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门医院。当时的日军第19、第20师团性病患者已达到985名，其他还有肠炎6791名、胃病1895名、脚气1390名、传染病994名、疟疾829名等(《摘录》前编2のイ)。性病的住院时间较长，完全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对军队来说是非常大的隐患。 接下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违法犯罪行为较少的关东军的慰安设施发展情况。 1939年10月14日，陆军省人事局恩赏课长佐佐真之助视察中国东北(满洲)时说，希望建立作为“福利设施”的军人之家的“兵慰安设施”。“准备跟‘军人’援护会交涉”，“由于携行家属状况的不足，尤其是坚守国境线的军人，五年都见不上家人一面。这使得人心慌乱，因此而接连发生很多犯罪、违纪行为”。(《摘录》前编1のハ) 下面是1940年视察东北的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所见》中的记载：“(一)前线生活。在支那部队前线生活普遍不好。接下来要考虑官兵的精神慰安以及给养。听部队长说，不明原因的逃亡、暴行接二连三发生，需要给他们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尤其是国境守备队3年都没外出过。督促恤兵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摘录》前编2のイ) 上述材料说明，一向认为犯罪、违纪较少的关东军的前线生活也是非常恶劣，这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其中我们注意到陆军省人事局恩赏课要求着手建立“军人之家”。 军用安全套是由陆军中央以“阵中用品”的名义有计划地提供给派遣军。接下来介绍1939年发生的因“阵中用品”的管理不当而在陆军中央成为问题的两件事例。 (一)陆军宪兵学校内的史实调查班恳谈会的报告《住院患者与医院职务所感》(6月23日)记载： 患者慰安的表演内容种类需要仔细地商讨之后再选择。(例：魔术表演里包含使用安全套的表演)。 (二)整备局战备课长中西贞喜的支那视察报告(6月25日)： 安全套的分配不完善。卫生兵在料理屋高价贩卖安全套。(《摘录》前编1の口) 由上述可知，陆军内的军纪非常混乱。不得不说这是陆军亲自建立“军用慰安所”的原因。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陆军省的“从军慰安妇”政策 由于有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共4年零5个月的中日战争经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在接下来的对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新战争中，早就预谋筹划在攻占的亚洲、太平洋各地设置“军用慰安所”。日军1941年7月26日的文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深田军医少佐荷属东印度卫生状况视察报告： (1)蓝印作战中卫生上的着眼点 ……6.对当地的居民实行怀柔政策，表现出诚实的态度，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使他们对我方产生信任感。多数回教徒是一夫多妻，贞操感强。要非常注意防止他们因轻易就发生强奸行为的日军军纪产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原住民的生活困难，因此而卖淫的人也比较多，万隆以外的很多居民都患有性病。配额给村长，在严格的身体检查的情况下建立慰安所。(《摘录》前编3のハ) 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深田少佐参加1940年9月至1941年6月在巴达维亚举行的第二次日本荷兰商会是另有所图的。这是一次秘密的卫生视察，目的是为在占领荷属东印度之后的日军做计划。结论之一是，确信占领后日军强奸事件多发，性病蔓延严重。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报告提出强制征集当地不是卖春妇的女性建立“军用慰安所”。所谓“配额给村长”，可以看出女性的征集是强制性的。 “慰安妇”的强制征集与强制使役的现象，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反映。资料中心的《资料调查第一次发表》中最新发现了军医日志中记载的中国女性被强制征集的资料。①“慰安妇”的强行征集和强制使役是违反国际法和国内法律的，所以不可能将其写进公文，但处理的记录有可能出现。比如发生荷兰人“慰安妇”被强行使役的事件时，中央参谋用其他事件的名义进行调查。发现强制使役的事情并制止了，所以才出现在报告当中，后来更有可能出现在业务日志等记录中。以下虽然不是“从军慰安妇”的事例，但文字中多次出现“强压”“强制”等词汇。 (1)陆军省局长会报中军务局长武藤章和兵务局长田中隆吉的谈话(1941年4月16日)： (军务局长)朝鲜征兵制度以及台湾的志愿兵制度的要求提高。这也是政治上的问题，需要详细地商讨。 (兵务局长)按照志愿兵制度，现在的朝鲜人真心参军的少之又少，多数是被强迫参加的。因此要重新考虑征兵制的方式方法。(“摘录”前编3のイ) (2)军事课长西浦进的《朝鲜军和关东军视察所见》(1941年8月28日陆军省课长会报)记载： 朝鲜军参谋提出从朝鲜征集50万劳力(关东军20万、内地30万)，但因为朝鲜国内劳动力也非常不足，因此希望能稍微缓和一些，当然靠警察系统的协助强制征集的话也不是不能征集到，但还是希望能给点时间。(《摘录》前编4の口) 从第一个资料中可以看出，陆军省的干部承认志愿兵是被强行征集的。第二个资料中“靠警察系统的协助”的语句，说明强征朝鲜军过程中少不了警察的参与。 接下来看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在亚洲各占领地发生的违纪犯罪事件。 (1)1942年2月12日陆军省课长会报中的法务局报告： 富集团中遇到敌前逃亡112、强奸3、掠夺3的事例。敌前逃亡是指哥打巴鲁附近登陆时，因为天气原因，日军乘船返回法属印度的事情，其中军医中尉2名同在一条船上。菲律宾群岛上也发生相当多的强奸事件(14名)，下士官的侮辱妇女的事情常有发生。(《摘录》后编2のハ) 富集团是指负责进攻马来的第25军。向陆军中央报告的关于日军违纪案件只是很多案例中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出在马来和菲律宾发生了众多的强奸事件。 (2)1942年5月2日陆军省局长会报中的法务局长大山和兵务局长田中的对话： (法务局长)25A的独立速射炮第一联(大)队的现役大尉在吉隆坡强奸马来人的妻子，掠夺手表5—6个。更严重的一件事是欺骗柔佛州的第三王女，榨取了照相机。欺诈掠夺强奸的事情时有发生。 (兵务局长)25A来到吉隆坡之后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以这件事情为契机要改变原貌。 (法务局长)菲律宾群岛方面，之前的日军强奸事件非常多，经过严格的取缔之后，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兵务局长)菲律宾群岛此类案件的确比别的地方多。但跟支那事变比起来还是少数。(《摘录》后编3のハ) 25A是指第25军，对话中所说的“来到吉隆坡之后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可以看出这支军队不仅虐杀原住民还到处强奸妇女。还有，攻占菲律宾的第14军，报告中用括号来表示这支部队，其行为也非常恶劣。对话中称，菲律宾所发生的案件跟“支那事变比起来还是少数”，不难理解，不管是在中国战线还是菲律宾群岛都发生了很多不祥的事件，日本中央都很清楚，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日军都没有积极采取防止强奸行为的措施，而是通过设置“军用慰安所”来继续他们的侵害人权的行为。 (3)1942年5月9日局长会报中法务局长大山的报告： 南方面军的犯罪件数237件。跟支那事变比起来还是少数。14A强奸事件居多。让女人都面向日本人(同后编3のハ)。 14A是指参加攻占菲律宾的第14军，这个材料强调该部队强奸事件多发。“让女人都面向日本人”，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报告。 (4)1942年5月27日局长会报中的法务局长大山的报告： 南方犯罪情况：掠夺强奸76件(战争以来)，14A强奸案件居多。犯罪率高的部队有14A、15A、16A、南方总军、南方军直辖等，违纪犯罪也是14A最多。(《摘录》后编3のハ) 第14军是菲律宾方面军、第15军是泰国和缅甸方面军、第16军是负责蓝印即荷属东印度的部队。犯罪率由高到低的顺序是14军、15军、16军、南方军直辖。 (5)1942年6月3日局长会报中的兵务局长田中报告： 军纪风纪大体上往良好的方向发展。一般的犯罪是减少了，但上官的犯罪依然在上升。在马来对支那妇女的暴行于5月1个月就发生了8件。(《摘录》后编4のイ) (6)1942年8月12日局长会报中的法务局长大山的报告： 南方的犯罪610件，强奸罪居多，其中支那调来的部队占多数。因慰安设施不充分，监视监督不足引起的。基本上每个拘留所都关押着大概200人的犯罪分子，其中法务官就有3到4人。(同后编その4のハ) 从上面的报告来看，东南亚强奸事件依然多发。其中犯罪最严重的是在中国也做过很多坏事的、从中国战场调来的部队，这一点值得注意。报告强调强奸事件多发的原因是慰安设施不充分，监视监督不足。说明日军还要增设“慰安所”。 以上案件发生，正如陆军中央所预想的，东南亚占领地，占领初期强奸案件频发。但就算建立“慰安所”，这些案件也会发生。这有可能是陆军中央没预料的。其中日军在马来和菲律宾犯罪行为最为严重，陆军中央为此也很担心。曾有18名菲律宾“慰安妇”在东京进行诉讼，其诉状证言中提到日本军先强奸了这些被害者然后又强行把她们带到了“军慰安所”。这些证言是否属实，看了上面的陆军省干部的发言，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在强奸案件接连发生的情况下，陆军中央是怎么应对的呢。1942年7月30日的局长会报中军事课长西浦进的发言如下： 因国民兵役被召集2—3回的，实行特别休假制度。也很清楚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就算一点点也想缓和一下眼下这种犯罪的现状。对已被召回国内2—3次的军人，实施特别休假制度。这一措施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大，介绍结婚对象，携带家庭的事宜也要尽快地实施。(《摘录》后编4の口) 为长期的战争动员而服2—3次兵役的军人，由于失去了人生的规划，空虚和绝望，这些人犯罪行为居多。对这些军人，就算是短暂的作用也需要导入特别休假制度，来缓解他们的不满。10月31日在局长会报中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说：“战地军人回国探亲休假也关系到国家层面的人口问题，详细研究之后实施。”(《摘录》后编5の口)东条英机也表示支持这项政策。但事实上是没能真正实施。 陆军中央积极地推动实现“军用慰安所”的设置。1942年9月3日课长会报中恩赏课长仓本敬次郎的陈述如下： 将校以下的慰安设施打算这样建立：北支那100所、中支那140所、南支那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桦太10所，总计400所。(《摘录》后编5のイ) 1937年底后，中国各地设立了大量的“军用慰安所”。南方军也不甘落后，随后在东南亚各地设置了“军用慰安所”，这些应包含在陆军中央追加的设施之中。这些都说明，当时陆军省不得不抓紧时间大量设置“军用慰安所”。 这些经过陆军省而建立起来的“慰安所”评价如何呢。1943年1月7日的课长会报中仓本恩赏课长是这样陈述的，“设立了大量的慰安设施，内地输入的‘慰安妇’的评价很差。现地征集的‘慰安妇’评价很高”。(《摘录》后编6の口)就是说日本内地征集的专业的“艺娼妓”的评价不好，占领地的不是“卖春妇”的女性反而在军人当中很受欢迎。 总之，1942年8月之前“慰安所”的设立都委托给派遣军，之后，日本陆军省亲自操办这些事情，从而进入日本陆军中央直接统治管理时期。 最后再看一下，陆军省设置“慰安所”以后的违纪犯罪问题的情况。 1942年10月31日局长会报中，首相兼陆相的东条英机陈述军纪恶化情况： “下面是一些让人心痛的事情。根据《宪兵报告书》，汉口宪兵分队的某军曹出售收押的麻醉药、食用盐，侵吞了10万日元，经营鸦片屋，驻地很安全的时候传播匪贼情报，利用部下都出动的时间来强奸驻地的妇女。这是一件揭示罪恶的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通过这件事情，更无法想象外面的特务机关到底会是什么样，非常担心忧虑。嘴上喊着为国家，但尽做一些失去民心的事，这种人做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最近某方面军的特务机关因接收问题而发愁，这有可能跟平时的行动是很有关系的。”(《摘录》后编5の口) 还有，在1942年12月22日的医务局会报中，安田军医中佐做了关于东南亚方面的性病问题的《缅甸方面视察报告》。其中指出到10月底南方军性病患者已达到2774名。“性病预防扑灭政策，根据实施的原因调查来判断，在乡军人军属2000名中估计有1%患有性病，将来还有可能逐步增加的趋势。这时应该采取根本的解决对策，抓紧时间实施。也要扩建‘慰安所’。干部也要加强自我管理。预防用具以及预防药物缺乏。严格检查各人的携带使用情况，增加民需用，计划如下。昭南1日5万、爪哇1日7万的预防用具。预防药爪哇1日5万支。锡铅在现地都能补充，但主药缺乏。如何加强密淫者的身体检查还在研究中。患者在治疗中很容易就半途而废，要进行彻底的治疗。在建立性病特种医院来重点治疗的同时，为了在队患者，需要外来的先进的治疗指导。”(《摘录》后编6のイ) 这份报告提出，南方军中性病患者在增加，因此要扩建“慰安所”，干部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安田中佐担心的违纪犯罪的案件会越来越多。安田中佐说要设置性病特种医院，安全套、性病预防药在新加坡1日5万、爪哇1日7万。由这些可以看出当时当地的“慰安妇”的总数。1943年6月21日医事课会报中《内藤(良一军医学校)教官状况报告》记载，“卫生避孕套(有1日制造5万只的能力，但眼下只能1日制造1万，其中一半是军用)……这些都是军用工厂管理生产的”。(“摘录”その8のイ) 最后来看《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中记载的强奸事件和性病问题。1943年2月4日，法务局长在课长会报的报告中指出： 被判刑人员1941年3300人、1942年11月为止4332人。抗命罪、上官暴行罪共28，强奸逃亡等犯罪案件增加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将校犯罪也在增加。(《摘录》后编その6のハ) 1943年4月11日医务局局内会报中，新上任的医务局长神林浩下达了以下的指示： 六、以下是需要讨论的事项。 讨论关于性病预防的具体的方法对策。作为野战卫生长官非常清楚南方有5000名的性病患者，要尽快解决此事。日俄战争时也有过同样的指示(《摘录》后编7の口) 由上可知，日军中强奸事件在不断地增加，性病患者也在激增。也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情况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增加“军用慰安所”，而这样一来，慰安所里的强制征集过来的“慰安妇”的人数自然日渐增多。 以上讨论了金原节三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内容。《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的公开应该说具有重要意义。之前，该日志是不公开的，除了陆上自卫队所编“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外，其他内容我们是看不到的。1993年6月，本人请求阅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资料，终于看到了全文。其内容非常丰富，就像我在文章中说过的一样，与“从军慰安妇”相关的记录很多。 我们从金原节三一个人的《业务日志》(全35册)中就能看到这么多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类似的《业务日志》和《从军日志》有数千册，其中大部分是非公开的。研究所不会去调查这种日志当中的“从军慰安妇”相关的记载。《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中的内容也不会被报告到作为政府担当部门的内阁外政审议室。 由于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将《资料调查第一次发表》发给外政审议室，8月4日政府发表的《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才收录了《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中的相关记事6处。但是，相关记事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非常之多，政府调查中只关注出现“慰安妇”“慰安所”的字眼，忽略了作为制定“从军慰安妇”政策的动机和原因的强奸事件、性病蔓延问题、一般慰安娱乐设施的缺乏等。这不能不说其调查的视野非常狭窄。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仅这数千册的非公开的日志的研究，就能让关于“从军慰安妇”的调查有一个质的飞跃，使其离真相越来越近。此外还有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以外的防卫厅所管的警察资料、朝鲜总督府资料、台湾总督府相关的旧拓务省资料、内务省资料、劳动省资料、厚生省资料、大藏省资料等未公开的资料需要调查。非公开的情况下，说进行了调查是说不通的，这样使人们无法对日本的调查产生信任感。 本文原刊于日本季刊《战争责任研究》，创刊号(1993年秋季号)。 ①沟部一人『独山二--もうーつの戦争』1983年、私家版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