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流派与地理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流派论文,视角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7-12-25
中图分类号：C922；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5-0112-07
从世界范围和经济发展的纵深角度看，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社会现象。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都有大量的研究将人口与劳动力迁移，尤其乡-城迁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前国内劳动力转移问题已经进入了专题分析后的再次集成研究阶段，需要多学科的综合。本文将简单回顾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流派，地理学学者的研究视角变化和国内地理学者的主要工作，并结合地理学的特点、趋向，对地理学如何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出建议。
1 劳动力迁移的四类分析框架
人口在产业间、地区间的转移、流动是一个经常现象。自1885年E.G Ravenstein发表了关于迁移的论文后，人们开始对人口迁移的动因、规律和影响进行探讨。到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催生了很多迁移理论[1]，这些理论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内在机制，本文大致将其划分为四类分析框架。
1.1 结构转换理论②
1954年，阿瑟·刘易斯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理论模型。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只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这种差异决定了两部门劳动者出现了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2]。城市企业以较低的工资雇佣流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的利润；利润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扩大生产，扩大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这一过程反复进行，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吸尽，二元结构消失[3，4]。
拉尼斯和费景汉在接受无限劳动力供给假设的基础上，纠正了刘易斯忽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的缺点，进一步细化了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5]，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因此也更接近现实，但同样忽略了城市失业。
1.2 个人决策、成本-收益分析迁移理论
1.2.1 托达罗模型
在当代的一些发展经济体，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消除贫困，城乡迁移反而造成大量的失业。由此，在经济学中形成了“托达罗传统”。托达罗模型[6，7]认为个人是经过了迁移的成本-效益权衡后才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成本包括旅行费用、找到工作之前维持生活的费用等等，效益包括较高的收入，也包括发挥自己的潜力)。城乡迁移是由于城乡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预期收入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关。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则农村人口就向城市流动[8]。
1.2.2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力迁移看成一种长期投资，迁移决策是对长期收益的理性反应[10]。移民倾向于选择向收益快的区域迁移。如果移民进入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他们在迁入地的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Chiswick[11]与Borjas[12]等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移民者在原住地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并用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来代表其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还考虑了区域迁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源于对目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不了解或可能失业，区域迁移的风险越大，不确定性越高，迁移的可能性越低。
人力资本理论整合了诸多迁移成本和收益，可很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如与其他劳动力相比，通常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可能迁移到其他区域。其主要缺陷是这个理论假设移民可以获得完全信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成本与收益，而且许多迁移相关的成本与收益是不能测量的，也没有说清移民获取迁移信息的渠道。
1.2.3 行为学派
行为学派把劳动力迁移看成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强调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移民的微观迁移来理解宏观的区域迁移模式。行为学派发展了很多模型，其中Clark模型强调潜在移民个体内在的和外在压力对其迁移决策的影响。魏后凯等人根据克拉克的模型，发展了一个劳动力区域迁移的行为决策模型[9]，这个模型把迁移决策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潜在移民个人内在需求和周围环境决定一个区域的效用，如果区域效用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则他应该决定迁移；一旦决定迁移，接着就需搜寻其他信息阶段，分析比较各个区域的效用，理性的迁移决策应是迁移到区域效用最大的区域，如果暂时没有比本区域更高的选择，他则选择暂时停留在原区域。
1.3 受家庭、社会结构影响的收益-风险分析框架
1.3.1 新迁移经济学
移民的新经济学[13]开始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行为。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决策时考虑分散家庭风险和改变相对收入水平。新迁移经济学主要有两种理论：①投资组合理论。由于农业收入波动较大，农村家庭要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②契约安排理论。家庭成员之间暗含着一种合约：家庭成员首先对转移者提供资金帮助，进行投资，如对其教育的投资，转移者工作赚钱之后向家庭提供其部分工资收入，从而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此外，O.Stark和E.Taylor[14]等人用“相对感”解释迁移问题，即迁移不仅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参照系变化的影响。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理论分析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重亲情，契约安排理论有存在的根基[15]。
1.3.2 社会资本理论
家庭迁移决策受本地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很大，本地条件又受更大尺度上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影响，部分学者如Douglas S.Massey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移民研究领域[16,17]。“社会资本”指代那些个人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也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可以降低迁劳动力迁移中的成本与风险，将具有更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迁移者带到特定职业，同时它对那些生活在边缘，缺少正规机构服务的人群十分重要，能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或缺乏技能的人以社会资本，从而增加其迁移可能性。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迁移者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经济地位。Massey等将Myrdal的累积因果理论拓展到移民研究中，将迁移看成一个动态的自我增强的过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口迁移的解释也存在问题：①不能解释迁移流的产生；②过分强调劳动力供给方因素，忽视了劳动力需求方变量、非家乡(non-hometown)因素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18]；③迁移累积过程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有效[19]。除社会资本理论外，Jacqueline Hagan和Helen Rose Ebaugh(2003)[20]介绍了宗教在移民中的作用，Patricia R.Pessar(1999)[21]介绍了性别、家庭的作用。推拉理论也属于综合的社会经济分析。
1.4 环境与移民相关分析学派
以上提到的迁移理论往往都从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中寻找人口发生迁移的动因。然而，人自始至终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22]。有些关于迁移的经典理论提供了检验移民与环境灾害关系的基础，但实际上很少考虑移民与环境关系[23]。部分学者对环境和迁移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环境在工作的非货币收益、持续的均衡工资区域差异时起到的重要作用[24]；二是环境灾害对移民、城市化的影响，如Graeme Hugo及Barriosa和Bertinelli等人的工作[25，26]。但还没有形成与前面的理论相媲美的理论框架。
环境促进了部分人口迁移，而移民也会改变流出地和迁入地的环境。人们面对那些可能带来损失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水利工程)和技术性危险(如核废弃物、化学污染等)的反应之一就是迁移。Lori M.Hunter利用了来自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不同背景下的案例，展示了移民与环境灾害之间的关系因背景、危险类型、家庭特征而异。环境因素在迁移决策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脆弱的地区。但现实中个人、家庭或其他背景因素有时并不足以产生区位重置的动力，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居住区位上别无选择而不迁移，或是因为他们预期到有危险，但将此看作是获取区位利益的成本。
1.5 理论趋向
(1)尺度与决策因素的多样化。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从宏观结构上来分析问题，从托达罗开始到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单元迁移个体逐步扩展到家庭、社区、社会结构。迁移决策分析也从没有制度、传统、历史、社区等影响的社会经济空间中走出来。同时，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因素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尽管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及劳动力流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还不够深入。
(2)不同的分析范式影响着对迁移问题的价值判断，进而决定了对迁移政策的选择。迁移问题的分析大多遵循两种不同的范式[27]：①趋同范式认为，由于人的互动和地区间的迁移，社会必将趋同。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就是基于趋同范式的基本假设。②多元文化范式则强调社会的多元化和地区间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对迁移政策的影响。
(3)不同学科的融合。不同角度描述和诠释劳动力流动现象。经济学家强调“成本—收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关注“社会资本”、公平及迁移人口的社会整合问题；人口学家从人口学特征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经济学家发展了许多模型，但常常就比较宏观的问题发表见解，缺乏微观的观察和经验研究。社会学家以微观研究为主，通过社会调查，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的许多特征，但过于微观的研究往往又造成其视野的提炼欠缺抽象的高度[28]。
2 地理学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注
2.1 地理学对劳动力问题的认识
地理学很早就意识到劳动力特征的空间差异，人文地理学及其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分支，研究人口的分布、迁移、人口与发展等问题④。地理学一直试图将劳动力迁移问题理论化，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及空间特征，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传统区位论将劳动力看作是企业或产业区位功能的一种投入，在区位分析中通常假定其位置是相对固定的⑤。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29，30]将人口流动研究的出发点转移到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上，如G.K.Zipf将引力概念用于人口迁移研究。20世纪60年代，行为地理学等[31]开始从个人或家庭层次对迁移动机和决策的微观理论研究，如Wolpert认为引力模型并不完全适合研究移民流动，引入有限理性、行动空间、地方利益等概念，他提出农民的决策与“经济人”的决策之间的差异，正反映了其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特点。部分学者如Gilbert White研究了自然灾害面前的人类迁移决策[31]。 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开始多元化，核心思想为区域发展和就业分布是劳动力过程的技术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空间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劳动力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商品或要素，而是被控制和剥削的对象。人本主义中“地方”、“认知空间”等概念的阐释有助于理解人口流动决策。女性主义地理学则探讨性别在劳动力迁移、通勤模式、资本全球化等经济过程中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管制的空间特性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核心话题。经济地理学家试图用管制理论的语言来研究新的劳动景观，将其与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换联系在一起[12]，关注劳动力市场地理、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管制、地方劳动力市场边界、稳定性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劳动力交流空间网络、国际迁移的影响。
当前西方地理学中劳动力的研究是在产业经济高度发达、高度城市化、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与劳工组织完善、经济全球化强烈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其成熟理论和视角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景观的形成、演化及其中的劳动力现象，但切忌生搬硬套。
2.2 国内人文地理学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⑥
对多数地理学者而言，城市化的“研究载体”是作为“地域”的城市，不是农村劳动力为主的“社会群体”，其研究的“空间”偏向得到加强，而社会性被忽视了。地理学者在城市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在《2006-2007地理科学学科发展报告》[33]中已得到详细总结，部分学者通常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区域发展等方面结合起来讨论(见表1)。
地理学也开始总结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34，35]。与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类似，地理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也分：宏观描述，如流动劳动力的经济与人口学特征，劳动力流动的方向、规模，探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劳动力流动的经济、社会、人口和地理特征，迁移的决策、过程、影响等方面。
2.3 地理学的视角与贡献
地理学不仅涉及区域资源与环境本底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研究，更注重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机理与响应方式研究。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经济地理与自然科学分支交叉，开展多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学科中，经济学家关注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关注公平问题，政治学家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地理学则关注该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过程的演化，并力图从多因素综合分析，将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规划等联系起来(如表1)，为国家决策提供服务。当前国内地理学的中劳动力流动研究有三大特色：①刻画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特征，但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比其他学科更出色；②对城市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影响，而忽视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研究浪潮过后更加明显；③过于关注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影响，对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决策形成、迁移过程的研究需要加强。
2.4 研究方法
2.4.1 调查方法
我国统计体系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常规统计数据缺乏，而从官方人口普查得到的认识常常是游离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外的，而个人/团体组织得到的数据资料有很强的目的性。不同来源的数据适合反映不同的问题，如何将人口普查资料、农村调查资料、地区统计年鉴、私人/团体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综合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不同环节，鉴别与调和不同资料得出结论的矛盾，是一个难题。在国家统计资料难以满足劳动力流动研究需要的情况下，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往往能得到一些重要信息。但部分从事农村研究的地理学者倾向于从统计年鉴和数学模型中寻求规律，忽视了农村调查，其研究方法上流于统计数据表面的统计比较，不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工作精细、扎实。同时，地理学界缺少长期跟踪农村发展和人口转移问题的研究队伍。
2.4.2 分析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数据开始出现，为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许多经济学家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迁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分析人口空间分布、流动格局时，通常用简单的统计对比；在分析迁移原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个数等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均耕地等家庭生产条件)时，通常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在分析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影响时，经济学家多采用回归分析。总体来说，地理学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仍以定性为主，辅以简单的数据统计比较，很少像经济学家那样采用精细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去分析迁移决策的形成和产生的区域影响，采用数学模型对人口迁移的流量、流向、形成机制及未来预测等进行深入的分析还少见。
3 结论与展望
当前劳动力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四大流派：宏观结构转换理论：以个人决策、成本—收益为主的分析理论；受家庭及社会结构影响的收益—风险分析框架；环境与迁移相关分析学派。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涉及迁出地、迁入地、流动过程的中介因素以及迁移者本身这四种因素，涉及迁移的条件、过程、影响三个方面。中国地理环境复杂、人文基础多样、区域发展水平不一，这些因素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时间过程、空间过程、空间影响上的多样性。
在前文提到的四大类分析框架的引导下，诸多学者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中国劳动力迁移流动也引起很多海外地理学者如Kam Wing Chan、C.Cindy Fan的关注究。他们的工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参照，有三方面可以借鉴：重视区域社会调查得到的定性与可定量化的资料；重视制度因素，如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限制入手展开研究；规范的研究方法与行文。但是其选题和方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是一致的，难以体现出地理学的特色。
当前，国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经历了总体描述阶段和专题深入阶段，开始进入再次集成研究阶段，这一时期需要多学科的交流与综合，地理学应发挥其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其中。首先，地理学偏离其他学科专业的根本出发点是关注人类如何利用与改造支持生命的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或环境—社会动态[62]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尤其是对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建设、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可持续发展所能依赖的基础条件十分有限。一般认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是解决诸多矛盾的突破口之一，但具体采取那种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次，要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方面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除关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外，我们还要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揭示社会文化对个人、家庭迁移决策、空间过程、移民行为调整与新社区的适应、政府行为等问题的研究。这应是国内人文地理学者除“空间偏好”外的另一个着力点。第三，将正式统计数据解和个人实地调查结合，把握不同尺度、不同人群中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从偏重宏观刻画转向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采用现代手段表达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特征、空间过程与空间影响。第四，争取在理论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形成能反映自身学科优势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核心。
注释：
①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指劳动者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到城镇(包括乡镇、县和省内或者省外的其城市)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国内关于劳动力的迁移、流动、转移的区分不明显。
②二元结构理论的文献很多，本文不作详述。此外，美国地理学家泽林斯基于1971年提出流动性转变假说(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口迁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影响迁移的因素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对不同的这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意义。
③如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④这一假设在区位论中不是绝对的，但R.L.Martin(2000)提出这一倾向在经济地理学领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⑤由于近年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著作较多，并且地理学者的文献分布较广，本文以地理类的核心期刊，近年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总结归纳，试图管中窥豹，没有包括帆布广泛的城镇化方面的文献，这方面已有大量总结，不再详述。
⑥由于近年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著作较多，并且地理学者的文献分布较广，本文以地理类的核心期刊，近年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总结归纳，试图管中窥豹，没有包括帆布广泛的城镇化方面的文献，这方面已有大量总结，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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