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精神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从“韦伯命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转型期论文,命题论文,伦理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孜孜追求予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二是为什么理性文化仅仅发生在西方，尤其是西欧[1](P388)？这即“韦伯命题”。他另辟蹊径，探讨资本主义原动力的新维度——伦理精神，备受学术界关注。我国经济转型折射社会整体的嬗变，经济发展与道德标准的不和谐凸显，我们必须深思伦理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张力，本文探讨“韦伯命题”的主旨基于此。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根源与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然而韦伯从宗教伦理视角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精神衍变的关系来寻找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以独特视角，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新教伦理来考察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寻找其文化根基，而正是这种扎根于宗教并以实际相联系所产生的行动动力，促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偶然契合，新教伦理也就充当了这样一种能够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即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具有内在张力，它一方面张扬节俭的美德伦理，另一方面又强调天职观为核心的职业伦理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说：“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2](P19—22) 显而易见，韦伯视阈里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上面所道出的风格，即勤奋、节俭、诚信、开拓和进取。韦伯反对“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2](P23) 这种贪婪毫无伦理意蕴的精神。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只有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和职业劳动献身精神的特殊具体形式中才能发现。
“天职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有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生存的巨大精神动力，而作为传统宗教的禁欲主义，也重新构建成既保持原有宗教文化传统又赋予新的意义和内容的世俗禁欲主义，不再是“通过任何神秘的圣事、忏悔产生的宽慰以及个人的善行所能保证得到的，而是只有通过采用完全不同于自然人生活方式的某种特殊行为加以证明而获得。”[2](P142) “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2](P165)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所倡导的工作和劳动态度是“人们必须把劳动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2](P35)，新教伦理的天职观认为在世俗的职业中弹精竭力，持之不懈的劳动，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正因为选民为获得上帝的恩赐而辛勤的劳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形成提供了动力基础，鉴于此，韦伯就坚信宗教提倡的把劳动和工作视为天职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2](P42) 正是新教的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伦理精神，新教禁欲主义变成一种理性思维、理性生活方式之后，就开发出了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也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力量，新教伦理哺育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崛起。韦伯说：“它（清教观念）是促使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培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2](P167)，清教伦理理念为现代的经济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人的道德价值观。他发现新教中的“预定论”、“天职观”与“蒙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促使了新教徒们把劳动和工作作为自己的天职，作为上帝的选民，则就要尽职尽责为上帝荣耀，否则就无法救赎，由此产生出对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上帝恩宠，并把禁欲主义注入自己行为之中，正是这种理性化的新教的职业观促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主义，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2](P174)
总之，韦伯认为“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在于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
二、儒教伦理精神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中国宗教缺失西方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中的理性精神，更不具有新教中的“救赎”和“蒙恩”的思想，也就不可能产生天职观。为了论证这一主张。他在《儒教与道教》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与西方的进行了详细地对比，分析了我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客观原因，从社会学的基础——城市、君侯与神，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政策，法律与资本主义等方面入手，并考察了道教等非正统宗教的情况，指出了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原因[3](P91)。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城市就好似诸侯的“贵都”或“蔽邑”，诸侯就是城主、父母官，城市的收入就是为了父母官的俸禄，城市的繁荣不是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在城市中，根本就没有西方城邦“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同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农业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商人是最低贱的人。同时以宗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三纲五常”的思想影响力在中国持续不衰。韦伯还认为长期的家产世袭制和权威的统治促使君主主义时产生，造成人治思想形成，同时，一方面没有“作为政治单位的城市的法人自治体”[4](P154) 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从保障特权和使特权固定化的角度确立最重要的法律制度。”[4](P154) 正是这两者的缺乏，使我国没有合理的法律形式形成，中国的官僚制度也缺乏理性的改造，这些理性精神的缺失都致使我国合理的资本主义难以形成。
韦伯认为中国近代没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不是中国社会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在于中国宗教的伦理精神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此，他着重对中国的宗教形式——儒教、道教、佛教加以考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儒教为例。
韦伯认为儒教纯粹是一种入世的道德伦理。儒教作为我国传统的价值主流，它是以“孝”为核心，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纲常伦理。这种“内圣外王”的伦理精神，在韦伯的视阈中是宗教伦理之理性化的障碍，指出中国儒教的基础是中国的家产制式的官僚政治，而且儒教的支持者是中国官僚集团，这种“卡里斯马”式的政治制度不可能生发理性的宗教伦理，韦伯还指出“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比起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宗教的常规表现来，这种此岸性都要强烈的多，原则的多。”[4](P195) 同样，“在伦理方面，人与人原则上平等的前提是符合世袭官僚制与封建制及各种出身等第的划分的政治对立的”[4](P197) 现世伦理，“这种伦理中根本没有自然与神、伦理的要求与人类的不完备、今世的作为与来世的报应、宗教义务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任何一种紧张关系，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不通过单纯受传统与习惯约束的精神势力来影响生活方式的理由。”[4](P288) 由此，韦伯认为这也不能创造合理资本主义。虽然韦伯承认“儒教及儒教中拜‘富’的思想本来有可能有利于制定相应形式的经济政策”[4](P289)，但是“恰恰在这里可以看出与经济思想相比之下经济政策的意义限制。”[4](P289) 另一个造成中国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就是“在中国，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对作为全面完善的道德的、万能手段的、财富的伦理价值的信念……把‘精打细算’和寡欲提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4](P294) 韦伯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就在于儒教的过于现实性，虽然儒教是理性主义的宗教，但它过于追求此世，不强调来世的救赎，因而形成不了新教伦理的那种为天职而劳动和工作的职业观，也就无法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动力，不仅不能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会阻碍它的发展。韦伯同时指出道教充满着巫术般的迷信，而佛教的“来世报应”的思想是一种训民的思想，这也不能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提供任何内在支持。
总之，在韦伯认为，只有重义轻利的教条教导官僚阶层远离利与欲的要求，去追求纯粹的道德意义的完美人格，这不可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儒教的核心概念是“礼”，它的基本美德是“孝”，它却要求人们以儒教的伦理去适应宗法制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反而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所以，韦伯认为只有以超世俗为方向的新教理性伦理才贯彻了入世的经济理性主义，而儒教没有重视经济生活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3](P110)。
三、伦理精神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
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渗透着一种价值观念与伦理精神，正是这种伦理精神为与之相应的经济类型提供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价值辩护。“韦伯命题”就是向我们诠释了新教伦理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内在逻辑，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生源于新教伦理，它为韦伯语境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文化资源。
在当前中国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是蕴含着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社会转型。也正是社会的转型，经济形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致使我国长期的价值信仰也随之而崩溃，以往的“天使式”的集体主义不再是人们笃信的价值体系，由此向我们展开是价值的多元化，社会价值的变迁的过程中，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道德的滑坡与沦丧。鉴于此，我们反思“韦伯命题”，它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呢？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就不能仅是经济的，更应是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不可或缺一维，就是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精神。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不可偏颇的任何一维，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还没有一个有机的切合点，社会主义道德还没有与现实的经济伦理形成互动有力的支持，精神文明也只是空中楼阁式的说教而已，也不能为物质文明提供智力支持和持久发展的动力之源。“韦伯命题”给我们的切肤之痛恰恰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类似新教伦理的伦理精神。在我国转型时期，现代化的历史巨变，使我国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变迁中，而与之伴随的是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异化、物欲膨胀等等裂变效应。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失落的背离昭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塑造新时代的经济伦理精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韦伯命题”揭示出来的“天职观”要求经济主体必须为上帝的蒙恩而努力的赚钱，但必须是诚实守信，而我国当下转型时期的经济主体却在某种意义上是缺乏这种伦理精神，因此建立诚信制度，加强诚信教育，培育诚实信用的职业道德理念也是必要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的“节俭、禁欲、勤奋、天职”等伦理意蕴，以及西方经济体系倡导的竞争观念、平等观念，提倡互助合作，诚实守信、公正平等的伦理精神为我国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伦理精神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当下的经济状态，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机制缺乏，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是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缺乏斯密语境中的“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更不具有康德意义上的“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5](P73) 理性的社会伦理精神。任何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在康德认为童叟无欺是合乎责任的，但不是处于责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不是道德意义的诚信道德伦理的表现。在当下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经济伦理精神的塑造的重要向度——诚信显得尤为突出。
信用也是一种资产，是市场主体的灵魂，诚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信用，否则任何市场交易就寸步难行，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融入了世界市场，诚信问题凸现其重要性，因此，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讲求信用。韦伯非常认同富兰克林的“信用就是金钱”，一个人信用好、信誉高，他就等于拥有一笔可观的资产。新教伦理中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就是“诚信为上”，这也是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思想原则。要重建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诚信尤为重要。诚信说到底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必须用教育的方式，加强诚实信用道德教育，让“诚实信用”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市场主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市场主体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能自觉地遵守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具体地说，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理念，就是要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伦理精神。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天职观”即为给上帝的“蒙恩”而救赎的人，就必须对天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我国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很有理论价值。
韦伯命题还向我们阐发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那就是宗教文化基质对韦伯视阈里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精神的力量支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宗教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为实现自我解放而走向精神幻想里的另一种解脱方式，它具有精神消解功能，但也具有心理支持和精神慰籍的功效。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鸦片”、“精神的劣质酒”。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激烈竞争等，而产发心理悲观、紧张、迷惘的情绪，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时，宗教伦理理念可以弥补文明进程中精神失落，因此，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构建，还应发挥宗教伦理理念的作用，为其提供文化资源。韦伯说：“一定的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2](P26)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完善的和发展的情况下，宗教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许多地区出现宗教文化的复兴，由此我们在建构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之时，应该科学地评估宗教文化的功能，并加以纳入我国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视阈中来，对其合理的伦理精神进行整合，把宗教对人的约束功用、公正平等、诚实守信、克己自律的伦理精神整合到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伦理理念中来，实现宗教理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并使之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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