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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两次飞跃、三大成果”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实现了理论上的“两次飞跃”，并产生了“三大成果”。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理论创新的权威概括。对这个概括有一个准确理解的问题，也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两次飞跃”，一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其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它所以能够被称为“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一理想之花在中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而使近代以来一直灾难深重的中国得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迷人魅力；二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辟了在中国这样薄弱的物质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即在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其为邓小平所创立，又被称为邓小平理论。它所以能被称为“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延伸，它所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带有极大的创造性，它在实践上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使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在相对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迅速富裕起来，再一次集中展示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夺目光辉。应当说，在只有这两大成果的时候，人们对“飞跃”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异议，它甚至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认同性。但在出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新的成果之后，认识分歧就比较明显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并列，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它为什么不能被看成是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呢？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飞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始于毛，成于邓”，其基本认识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虽然并不成功，但他最初提出了以苏联建设实践为鉴戒的思想，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并进而加以理论化。这个说法从形式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内容上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与苏联当时的做法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不仅没有提出不同于苏联的独到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反而把苏联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或假社会主义，在晚年提出了比苏联更激进的超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标准，实际上比苏联更加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认识并没有前后相继的内在关联。不这样理解，就不能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判断(其另一个明确的含义就是：毛泽东没有科学回答这两大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则有所不同。按照中共中央的正式说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是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一套独立的概念和范畴，它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它虽然所回答的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仍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说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从内容上看，前一句话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不同于邓小平理论的方面，后一句话则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均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但它在内容上与邓小平理论具有直接的继承性。因此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出现理论上的“飞跃”这一条件，它只是与邓小平理论相并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和理论阶段
科学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与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问题，思想理论界长期以来并没有给以较多的关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之后，人们关心更多的是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内涵，而很少把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历程相对照、相衔接。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经历何种阶段之后，才能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发展状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是很多。即使有这样的论述，也未引起较多的关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比较权威的观点，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论述。那里有两小段话是这样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这两段话至少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明确观点。第一，通过“充分发展”、“高度发达”、“极大丰富”、“极大提高”、“自由而全面发展”，特别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等表述，告诫我们：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切不可脱离实际急于进入共产主义。这与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第二，既然共产主义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就肯定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长达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是它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还会有很多别的发展阶段。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经历很多发展阶段，那么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主要任务、奋斗目标、工作要求等等就会各不相同，从而会需要和产生与之相应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百年中，也会因时代、任务、目标的变化而分为几个发展阶段，从而也需要和产生相互联系的理论和政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科学界定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界过去有过各种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起源的论述，有的认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整顿的思考是起源，也有的认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当时关于“白猫”、“黄猫”的论点是起源，还有主张以《论十大关系》为起源的，甚至有主张以七届二中全会为起源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在毛泽东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与之完全不同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实际情况是，只是在开展举国上下的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在超乎预定程序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声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才能提出来，也才能由此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思路来。因此，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边界，只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边界问题，思想理论界的争论不大，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时间不长，而且中共中央已有明确的界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孕育到成熟，前后历时十三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对这次大会任务的预告就是总结“十三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一部分标题就是“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这个“十三年”，就是指“一九八九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这部分结尾讲：“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分成十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是两句话，前一句是邓小平理论的观点，后一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法，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前者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特别是最后把这十条经验归结为“三个代表”，更明确表示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六大之后，特别是在江泽民同志完全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主流媒体对江泽民同志的贡献，都是明确讲“十三年”这个概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而且，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都是明确讲“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同时要求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些提法实际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也区分开来了，从而预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又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要不断发展。中共中央先后在确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宣传这两大理论时，总是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展这两大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才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新的理论成果。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也同样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在思想理论上又取得了新的进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战略思想，从而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重要战略思想按提出时间顺序主要有：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等。在这些重要战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并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其内涵和影响是逐步展开和扩大的。科学发展观最早提出是在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这个重要文件在提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强调做好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个文件主要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因而这些指导原则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也是针对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所导致严重后果而产生的一个反思，因而它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求实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即同时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最初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要还是针对经济工作的。在当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贯彻200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当然，毕竟科学发展观涉及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且的确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迫切要求，因而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贯彻很快涉及全社会的发展问题。从而，温家宝同志在2004年2月21日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班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3月10日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明确把科学发展观的运用范围推及全社会。温家宝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特别是在2005年10月8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行各业都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理论界也着力研究宣传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理论来看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科学发展观从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很快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迅速的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它一经提出即迅速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推崇，表明它是完全适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理论。单从学理上说，是否成为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是以这个理论提出的过程长短为判断依据的，何况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了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已经具备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具有直接的现实依据，从而它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四、作为系统理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逻辑
科学发展观在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各项工作全局的战略思想，已经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条件。而且，从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它已成为一个具有一系列范畴且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内在联系的系统理论。
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最早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简明的表述就是实事求是。这条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即已根本贯彻不下去了，以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段时间之后，仍有“两个凡是”困扰着全党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把“解放思想”作为贯彻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在特定条件下有了重大发展。后来，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表明解放思想已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根据这一要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与时俱进”这一重要概念，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方向，从而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强调了求真务实的重要性，他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这就从全新的角度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在已有的理论成就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理论指导作用，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清楚地看到科学发展观在思想路线上(认识的方法上)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全面。最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主要是针对在现代化建设中人们只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他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一方面针对同样的问题，强调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又考虑到过去把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都归入到精神文明不仅不科学，而且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从而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十六大报告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建设的要求，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坚持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其中心地位并上升到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证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六大报告语)。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国内外能源发展以及我国所处环境条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现状，进一步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这种“节约”主要是针对生产与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来讲的。后来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从而把“节约型社会”具体化了。在这次全会上，温家宝同志特别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均有良好的发展。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确立了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他在退休前向新一代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一方面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同时特别指出新的中央“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在理论上有明确回应，而且在民主政治建设的细节上不断科学化，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从理论上讲，“三个代表”最初就是直接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提出来的，从战略上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时在具体工作中强调依法治国，扎实发展党内民主并进而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科学提出并着力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二是着力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同时，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
倡导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提出、强调、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江泽民同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在“三个代表”中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要求之一，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二是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并要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郑重提出了“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具体的行为准则，无疑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确立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大方向之后，考虑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会有所扩大，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思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不再发挥作用，社会生活越来越多样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二个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之后，随着单位人的减少和社会人的增多，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工作日益突出。为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崭新的历史命题，强调既要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又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针对中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这一现实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特别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具体化。这无疑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确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历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打下了科学的基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他关于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以及针对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江泽民同志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世界多样性的思想，提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十六大报告语)。由此制定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方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和谐世界”的概念是胡锦涛同志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这次讲话的题目就是“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宣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我国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当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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