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谈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计委论文,中国政府论文,所长论文,经济研究所论文,职能转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东琪无疑是一个健谈又颇具亲和力的经济学家、与他交谈会感到一种很明显的“轻重缓急”的节奏感，而其言语中作为“副线”的是一种不时跳跃出来的激情。
他告诉记者：“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活到2050年左右，我就要看看，到时候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究竟是谁更强”。
当谈到中国入世一年来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陈东琪却掐着指头“打起分来”：“今年9月份，朱熔基总理在与我们讨论经济形势时，我开玩笑说，高考刚结束，我们也来给今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情况来打打分，当时我打的分是A[-]，我是很乐观的，如果要我给今年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打分，我会打个B[+]，我个人认为，今年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工作做得不错，完成了这个阶段（入世第一年）的任务，当然，我不会给它打分太高，还是应该给政府一些压力，不然它会骄傲（笑）”。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就在这样一种友好的氛围下展开。
政府职能转变的主题方向是在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如何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大经贸》：中国加入WTO一年来，政府在职能转变的进程中，有哪些方面做得更进了一步？
陈：入世一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有意识地按照世贸组织要求的市场经济规格逐步改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主题方向是在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如何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具体来说，就是要为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创造一个更为宽松良好的生产、投资、生活环境。今年，政府出台了不少法律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是按照行政的要求，而是按照法制的规格，加强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立法。有一些与市场经济特别是与世贸组织要求不协调甚至矛盾的条例规章，政府对此进行了清理，该撤消的撤消，该合并的合并。政府工作变得更加的透明、公开，一些应该让市民知道的事情公布出来，比如公布政府将在什么时间准备干什么，让市民按照公布的信息对政府进行监督，广东一些市还将“红头文件”原文公布，这也是在增加市场的透明度。
各地政府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对与市场经济不相符合的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哪些撤消、哪些保留、哪一些只保留一段时间，认真地对审批条款进行清理。
从政府职能转变来讲，中央政府更多的是靠经济政策来实现宏观调控、减少行政指令，而地方政府比如省、市、县一级的政府则主要是在提供服务，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投资活动的直接干预，为投资者、生产者提供一个他们所需要的良好的环境。为什么今年的外资增长会那么多？那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预期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会减少。政府的主要职能正在朝着为市场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安全的秩序、高效的服务的方向努力。应该说，根据世贸组织的要求，政府已经开始在与市场进行各自经济角色的分工。
另外，大的工程项目举行价格听证会，这一行动的开展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以前由政府私下决定的、原来看不见的、隐蔽状态下决定的东西公开化，按照市场原则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出口贸易很好，入世之前人们认为将受到冲击较大的农产品、汽车、金融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表现还不错，农产品上半年还出现了贸易盈余29.9个亿，这是多年来少有的现象，汽车市场表现也很火爆，汽车生产产量大幅提高，即使关税下降，进口车对国内市场也没有造成太大冲击。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垄断权力大幅下放后产生的效应，比如对外贸经营权放开，政府更少的对配额指标进行限制，这都是外贸体制的创新，外经贸部门管理职能的转型。现在政府只是管安全、管标准，只是帮助企业了解倾销与反倾销的情况，提供外贸经营方面的信息。
从地方上来讲，原来地方之间的分割也在逐步融合。许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慢慢意识到，地方之间不开放，虽然短期内会得到一些利益，但会影响各自的长远发展。另外，在整个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情况下，市场本身会对地方政府提出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成为了在市场力量冲击下自发的一种行为，如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地方间水务市场的协调，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开放改革20多年来，应该说入世一年对中国政府的冲击是最大的，中国政府正在加速改变一直困扰着自身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坚持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看到政府部门忙于“救火”，忙于调集资金搞项目，而是把这些内容交给了市场，政府只是提供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
转变政府职能，关键在于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简政府部门机构的确比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更为重要。
《大经贸》：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转变政府职能，关键就在于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而要转变政府职能其最有效突破口也是在这里。对于这种说法您有什么评价？
陈：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一点上，企业的感受可能最深，在“审批经济”的情况下，企业需要的是公开、透明的程序，然而审批和盖章常常存在很多“幕后”操作。你有关系，就能顺利搞企业，甚至会因此利润“惊人”，而如果我没有关系，可能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财力、人力成本才能做好同样的一件事，这样就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公平度的受损。政府该做什么应该是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分工，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只是解决了刚刚谈到的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削减审批项目也只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个“减法”。这里还存在一个“加法”的问题，市场还需要政府做一些它自己不能做好的事情，比如，建设好公共设施，搞好公共服务，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治理好环境等等，这又回到了政府职能“缺位”的问题上来了。
《大经贸》：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有不少人却认为，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国外也有不少的一批人很是怀疑中国政府能否履行世贸承诺，这一点您怎样看？
陈：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所承诺的即使付出代价也会实行。虽然说国内产品有假冒伪劣，但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度还是很足的。看得到的有，关税下调、外贸经营权的放开、配额问题、正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审批机制，精简审批项目等等，政府只对那些市场无法完成并要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项目才进行审批，应该说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在履行自己的承诺。如果说，还有人在怀疑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的能力，那是因为他们还在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中国商品经济时代之初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来判断现今中国已经在向市场经济推进时代的新情况。在中国政府的信用问题上，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大经贸》：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离世贸组织的要求还有多大的差距？
陈：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步子缓慢、效果不明显。如果说政府职能转变要达到的一个什么要求，我的看法是，我们已经完成了5等份工作中的一个等份，不是有5年的过渡期吗，5年的事情不是一年可以干好的，我们只要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要求来改，不欠账就行了，改革不能越过时空，我们看待问题，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时空。我们必须明白，经济改革跟做梦是不一样的，梦随时可以收场，可经济改革它有一个惯性的过程，怎么改、步子多大，必须考虑到当前的一些约束条件，所以改革首先需要为它创造条件、环境，以达到改与被改者认识和行为上的逐步统一，否则我们的改革就会遇到意见和抵抗。
对于“小我”的各地政府的职能转变，它也有推动力量，主动的力量来自于中央，被动的力量来自于市场
《大经贸》：我国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所表现出来的制度性缺陷，与我国政府机构过多、过杂和管理权限过宽又相互重叠有关。这就会让人担心，减审批不减机构，审批会直接或变相地反弹，因为政府机构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来行使权力，面对这个问题，政府如何解决？
陈：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以往政府机构的职能、部门、岗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置的，这也是当时制度所需要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概念下，政府部门乃至部门工作人员的职能界定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定，定好要干什么，再定机构、定人。政府审批项目的减少，职能的精简，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设的机构、部门将不复存在，对行政审批项目的精简就提出了进一步精简政府部门机构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简政府部门机构的确比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更为重要。
《大经贸》：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计划委员会职能的变化最能体现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从国家计委来看，其职能如今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陈：国家计委的工作职能已经主动转向了宏观性、战略性、服务性，转向了对市场秩序的管理，着重抓公共投资，即使在价格控制方面也将方向转为协调为主，而对垄断产品的价格控制也不是一家说了算。
《大经贸》：如今，地方计委的工作已经从计划转向指导，并且加强了服务功能和对市场的预测方面，但有专家提出，地方计委发挥的效能较弱，甚至认为在这一层级没有太大必要设置这一机构，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陈：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宏观调控的作用就越弱，因为物品、资本、人才等资源是流动的，国家可以按5年计划来指导、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县域经济中随机的概率大，难以计划和宏观调控。我个人认为，经济体规模越大，市场所需要的计划强度应该越大；经济体的规模越小，需要的计划强度越小，就更应该考虑市场的实用性。
《大经贸》：促使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力量从何而来？这种力量主要是来自于“外”还是一种内在自发的力量？
陈：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大我”还是“小我”的关系问题。当我们撇开外在的环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政府就是“小我”，这种要自己“改革”自己的行为是痛苦的。但中国入世后，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参与到激烈的国与国的竞争当中，这时候大家都明白，既然已经走上了国际化、市场化的道路，既然形势不可逆转，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政府部门反而会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中央政府的职能转变主动性要更强一些。对于“小我”的各地政府的职能转变，它也有推动力量，主动的力量来自于中央，被动的力量来自于市场，因为竞争与开放是互动的，地方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和感染，“小我”必定要接受“大我”的利益原则。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把一个国家当作企业一样来经营，这里边政府是CEO，董事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股东是全体人民”。
《大经贸》：您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管理本国经济？
陈：政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也像一个企业一样，只不过它们生产的产品是政策、法律，要检验这些“产品”合不合格，就要看企业和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它们，它们到底是在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还是阻滞了市场的发展。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把一个国家当作企业一样来经营，这里边政府是CEO，董事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股东是全体人民。
政府部门的任何工作都应该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这是一条大原则，不管你的利益与这条原则统一还是存在矛盾，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遵守；我们的任何一个认识和管理都要有一个开放的概念，应该注意国际化意识条件下可能的机会；任何一个控制和干预的行为都应该按市场的原则进行改革，比如，原有国有外贸公司的控制行为就会影响到产品的进出口、影响到国家利益，所以要将外贸经营权的放开。
政府应该加强安全管理，对于外国的技术、产品被引进，国外产业向我国转移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这与我前面提到的“开放”的概念并不矛盾，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自己的胶卷、保险市场，美国对自己的药品、农业、钢铁市场也是“百般呵护”，发达国家况且如此，我们弱就更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
政府还要学会将国际市场的波动、国际经济周期转变成自己的机遇，比如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对美元实行强势政策，大家都买进美国债券、股票、企业，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而去年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时，我们调整了自己的投资政策，大量的国外资本就被吸收了进来。
过去的中国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对外依存度低，如今，我们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2%，所以，学会在与它国的合作、竞争当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加强与外国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府要注意防范国际风险，对于自己的任何一个经济行为应该打“提前量”，加强对国际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变国际的被动为我国的主动。
陈东琪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硕士学位，1991年获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为副研究员，1993年为研究员。1994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于1989至1990年和1992至1993年先后两次赴美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并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