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需求不确定下的PPP回报机制对创新的影响

武士杰，李绍荣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客观上决定了PPP从高速扩张阶段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需要正确把握PPP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作用，理解PPP中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博弈行为。为此,构造一个市场需求不确定性下的PPP模型，通过分析在不同的市场需求状态和不同的回报机制下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探讨政府如何促进企业的创新水平，扩充了对PPP模式下创新的理解。最后，根据上述模型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PPP;需求不确定;回报机制;创新

一、前言

自2014年国家从政府层面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PPP”)以来，PPP模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调控工具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为了更好的促进PPP市场科学、规范发展，财政部PPP中心于2017年10月将全部入库项目划分为管理库和储备清单。据财政部PPP中心统计数据所示，截止到2018年9月末，PPP入库总项目数累计12470个，其中管理库项目累计8289个，投资额12.3万亿元，储备清单4181个，投资额5万亿元，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兵团和19个行业领域，PPP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PPP模式是否会加重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会促进项目创新，政府该如何有效设计PPP合约，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热点。

PPP的回报机制是PPP合约设计的中心内容，不同的回报机制对政府财政预算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回报机制主要是三种：使用者付费、政府付费(政府补贴)和可行性缺口补助(即政府市场混合付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管理库中使用者付费项目623个，政府付费项目3259个，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4407个，分别占管理库的7.5%，39.3%和53.2%。从趋势上看，使用者付费类项目的比重呈逐季度小幅下降趋势，可行性缺口补助类和政府付费类项目的比重变化趋势则相反。其中，使用者付费项目可以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政府仅承担监管责任，而政府付费项目或可行性缺口补贴项目，政府需要将此债务纳入到自身的财政预算中。

合理的回报机制对于PPP项目各阶段的实施，风险的把控和创新的激励均具有积极的影响，国内外研究较多的将重点放在了PPP回报机制该如何制定上，忽略了该机制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从国内来看，关于PPP项目回报机制的研究集中在何种因素会影响项目的收益分配，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研究何种因素影响收益分配方式，孙桂祥和杜静(2009)^[1]的研究认为资金流、基准收益率和特许经营权这三个因素是决定收益分配和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张涵等(2015)^[2]研究了PPP公路项目的收益分配机制，认为应该以观测的交通量和私营房效用损失为基础来确定收益分配比例。蔡晓琰和周国光(2016)^[3]通过建立社会资本服务偏好的投资回报分配模型，指出PPP回报机制要有惩罚措施，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第二个方面是构建定量分析模型，运用Shapley值对PPP项目收益分配进行研究。胡丽等(2011)^[4]建立Shapely修正的利益分配模型，将投资比重、合同执行度和风险分摊系数等因素纳入分配计划，协调PPP参与方的利益。马小锋(2013)^[5]基于对交通基础PPP项目的分析，将风险因子纳入Shapley值模型从而得出收益分配标准，通过比较认为其比仅考虑投资因素更有激励作用。第三个方面是通过激励机制研究收益分配，赖丹馨与费方域(2009)^[6]通过构建不完全合约模型，认为建设阶段的创新外部性、社会收益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决定了最优合约的特征，决定了收益与风险的分配。徐飞和宋波(2010)^[7]认为企业最优努力程度、政府监督和预期收益是构建有效PPP回报制度的关键要素。

国外对于PPP项目回报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角度出发，且很早就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Grout和Stevens(2003)^[8]通过对公务服务资金提供和服务提供两方面的分析，赋予私人部门直接获得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激励上和角色上的异同，进而得出了最优的合约形式。Bentz，Grout和Halonen(2005)^[9]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纳入模型，从激励成本的角度阐述了最优合约，即最优合约应该以最小的激励成本导致建设者合适投资和运营者揭示自己的服务成本。Bennett和Iossa(2006)^[10]通过赋予SPV剩余索取权，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分析了SPV会如何最优化自己的创新和服务行为。Irwin(2007)^[11]认为在考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风险偏好的情况下，合理的风险分担会使得项目社会收益最大化，且风险必须由其相应的受益者来承担。Martimort和Pouyet(2007)^[12]通过赋予建造阶段的创新会影响工程质量和运营成本，从道德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最优的风险分担。Iossa和Martimort(2015)^[13]扩展了上述研究，通过构建不同的回报机制，从成本补贴、收入补贴和利润补贴三个视角来分析了PPP各方参与人的最优经济行为。Engel，Fischer和Galetovic(2013)^[14]认为使用者付费比政府付费方式资金成本更低，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求解分析了政府与私人部门在PPP项目中的经济行为和最优合约的特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更完善的框架，除了考察Engel，Fischer和Galetovic(2013)^[14]提到的政府付费方式具有更高的资金成本外，扩充了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允许私人部门在PPP项目建设阶段进行创新来降低建设成本。

二、基本模型

在公共服务项目中，PPP模式区别于传统政府购买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PPP模式下，项目的设计、建造与运营都是由同一家私人部门负责的。因此，本文假定存在一个风险中性的政府，与由私人部门组建的SPV(Special-Purpose-Vehicle，即特殊目的企业，以下均简写为企业)签订长期特许合约，由这家企业提供对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设计、建造和运行。

第四，建立健全食品质量监督体制，完善农产品售后机制。充分利用现有互联网资源，建设农产品质量安检体系，建立覆盖全省的农产品信息查询系统，形成专业的食品质量检查组，不定期抽查检验农产品质量，对不合格产品进行销毁处理，并于线上进行公开监督、督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生产和经营农产品的全程监管，实现农副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假定项目建造初始成本为I>0，在建设的过程中，企业可以进行可观测的创新活动a[注] 本文假定企业进行的创新活动a可以被政府观测到，在现实经济中，企业可以创新建造工艺来缩短工期，企业可以请更优秀的设计师来设计图纸，企业可以请更有经验的团队来建造工程，这些活动都是可以被政府和企业同时观测到的。 来降低建造成本，使得建造成本变为I-a，但进行a单位的创新活动企业需要付出φ(a)单位的成本。企业是风险厌恶和效用最大化者，且其效用函数u(·)严格凹。为了集中讨论市场需求不确定下最优合约对创新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假定项目不存在运营和维修成本。

现实PPP运营中的企业收入大多数来自于使用者付费或者政府付费或者两者的结合，其中使用者付费面临着很大不确定性，造成此不确定因素的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存在替代性服务的竞争，比如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比如乘坐公共汽车，乘坐火车，乘坐飞机或者乘坐轮船，即使在同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中，也会存在竞争，比如自己开车走国道还是走收费的高速公路；二是使用者偏好的改变，工程提供的服务给使用者带来的价值当然会依据使用者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三是宏观条件上的变化，经济环境好时人们可能更希望政府建造更多的公园和景点来满足更高的精神需求。因此，本文选择企业使用者付费收入来刻画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假定使用者付费收入的最小值为v_min，最大值为v_max，且服从密度函数为f(v)，分布函数为F(v)的分布。政府和企业均知道此分布，为共同知识，且市场需求在事后实现时均可以被政府和企业所观测。

为了刻画政府的行为，我们首先定义PS(v)是在市场需求为v时的生产者(企业)剩余，CS(v)市场需求为v时的使用者剩余，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总剩余：

(1)

同时要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

赛德盛是指北京赛德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药物临床试验。为了让学生在毕业前对新药临床试验有所了解，为就业打好基础，同时为公司储备人才，该公司与学院签订联合培养开设赛德盛班的协议。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第三届也已开班，每届都有众多学生积极报名参与，需通过严格的考核和面试才能被录取。

(2)

R(v)=I+u^-1(φ(a))-a<v, S(v)=0。

为了最大化(1)式，政府需要决定在每种需求状态v下，企业可以得到多少的使用者付费和政府付费，分别用R(v)和S(v)表示。因此我们有：

当夕阳拉长身影时，我知道，离开家乡的时刻到了。坐在车上，我忍不住又回头遥望家乡，她如同一位慈祥的老人站在路口送别。她盼望着子女们再次回到她的怀抱，倾听她的思念，感受她的温存……

PS(v)=R(v)+S(v)-(I-a)-φ(a)

(3)

任何政府给与企业的货币转移都可以认为是政府给企业的付费S(v)，在传统的购买中，政府会预先支付一笔建造费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S(v)在任何状态v下都一样；在BOT(Build-Operate-and-Transfer)项目中，政府付费是在运营阶段支付的，根据不同的v付费不同的S(v)，进而保证企业能够得到规定的“最低收入保障”。

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状态时最优合约的特征，对企业的参与约束(8)关于κ进行微分可得：

各级事业单位更偏重所在领域的业务开展，对预算管理的认识不足，认为编预算是财务的事情，业务部门对于编制预算的积极性不高。另外有些单位在执行过程中仅考虑预算资金的合理合法支出，忽略了资金的使用效果，没有对项目实施跟踪监控，对于发现的问题未能及时调整并予以修正，往往会导致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和浪费。

在需求为v状态时，企业获得了R(v)而政府获得了v-R(v)，使用者不可能支付超过自己保留效用v的价格，因此0≤R(v)≤v。除非PPP项目的期限是无限期的，那么便有v-R(v)>0，政府获得的这些资金可以减少在其他地区或者其他PPP项目中的税收扭曲，令λ>0表示税收扭曲，即征收1单位税收的实际成本为1+λ，因此我们有：

由于政府付费存在资金利用的无效率，由最小化问题(6)我们可以得知，在任何需求状态v下和满足企业参与约束的前提下，政府都会试图减少S(v)，减少的边际成本为κ，增加R(v)，而增加的边际成本仅为1。因此R(v)<v和S(v)>0这种同时成立的情况被排除，即如果在需求状态v下企业得到正的政府付费，那么使用者付费一定消耗完了使用者的所有支付意愿。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状态分情况分析，首先，我们利用Jensen不等式将(6)式改写为：

(4)

(4)式中考虑了政府税收带来的扭曲，但是它忽略了政府在给与企业付费时的无效率。在现实经济中，相较于使用者付费会直接进入企业财务账户而言，政府付费并不是一直是有效率的。政府人员的冗杂，行政审批程序的繁杂，缺乏对过度花费的监管以及一些隐形的腐败活动等等均会增加政府支付企业付费时的边际成本，因此本文认为如果企业得到1单位的付费，那么政府的实际支付是大于1单位的。令η来表示政府资金运用的效率损失，那么当企业得到S(v)单位的政府付费时，实际的社会成本为(1+λ)(1+η)S(v)，因此使用者剩余变为：

列宁关于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党的建设思想，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它在俄共（布）党内曾经产生积极影响，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CS(v)=[v-R(v)-(1+λ)(1+η)S(v)]+λ[v-R(v)]

(5)

进一步，利用可得：

将(3)和(5)代入到(1)，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

经过化简，在观测到企业的创新活动a之后，政府的目标可以表示为下述最小化问题：

(6)

0≤R(v)≤v

黄花三宝木TrigonostemonlutescensY. T. Chang et J. Y. Liang是大戟科（Euphorbiaceae）三宝木属Trigonostemon Bl. 植物，其主产于广西南部，生长于石灰岩山地的灌木林中，为广西特有药用植物[1]。在我国和泰国，三宝木属植物是应用广泛的民间药[2]，此属植物大多具有防腐、杀菌、止泻、化痰的功效[3]。现代研究结果表明，三宝木属植物所含化学成分以萜类[4]、生物碱类[5]及菲类[6]等化合物为主，具有抗肿瘤[4]、抗病毒[5]、抑菌[7]、杀虫[8]等药理活性，是一类值得深入研究与开发的药用植物资源。

S(v)≥0

恶性组：年龄范围51～77岁，年龄（66.4±9.0）岁；男 23例，女 16例；体质指数（BMI）为（22.6±1.8）kg／m2，合并疾病为高血压 16例、糖尿病8例、高血脂11例，吸烟16例。非恶性组：年龄范围48～79岁，年龄（65.2±11.0）岁；男130例，女61例，BMI为（22.4±2.3）kg／m2，合并疾病为高血压96例、糖尿病53例、高血脂70例；吸烟102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合并疾病、吸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其中由于政府的决策集只包含了R(v)和S(v)，因此我们可以将和(I-a)+φ(a)去掉。

CS(v)=[v-R(v)-(1+λ)S(v)]+λ[v-R(v)]

当需求高的时候，政府付费为0，此时R(v)<v,S(v)=0；当需求低的时候，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付费来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R(v)=v,S(v)>0；当需求处于中间状态时，政府会尽可能的减少S(v)，如表1所示。

表 1三种需求情况下政府的最优选择标准

(一)市场需求为高或低状态下的最优合约

政府在设计合约的时候会尽量降低S(v)同时增加R(v)来补偿企业，但是如果仅仅依靠R(v)会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当使用者付费收入足以弥补企业建造成本和创新成本，即v_min>I+u^-1(φ(a))-a成立时，这时候无论需求状态v是多少，政府可以仅仅用使用者付费来弥补企业成本，降低企业风险，此时政府的最优选择为：

其中u(0)是企业不参与此项目的机会效用，进一步，我们假定u(0)=0。

当使用者付费收入无论在任何状态需求下都不能弥补企业的建造和创新成本，即v_max<I+u^-1(φ(a))-a成立时，政府必须给与企业一定的付费才能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政府会不断增加R(v)直到其达到使用者愿意支付的最高值，此时政府的最优选择为：R(v)=v, S(v)=I+u^-1(φ(a))-a-v>0。这种情况下，政府在任何需求状态时都不可能继续增加使用者付费收入降低付费来补偿企业的成本。

因此，当市场需求是高需求或者低需求时，最优合约是完全保险合约，即R(v)+S(v)=I+u^-1(φ(a))-a。给定市场需求的实现值v，那么政府在工程是高需求时获得收入v-[I+u^-1(φ(a))-a]，在工程是低需求时给与企业的付费为[I+u^-1(φ(a))-a]-v。当市场具有高需求时，无论市场需求状态如何，仅仅依靠使用者付费就可以支付企业的成本，相较于传统政府购买而言，使用者付费方式降低了社会的总成本，提升了社会福利；当市场具有低需求时，政府必须提供付费来弥补需求的不足，假如存在极端情况如v=0，此时政府必须全部以付费的方式支付企业的成本，与传统政府购买模式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只要v>0，那么PPP模式比传统政府购买模式更能带来更低的社会成本和更高的社会福利。

膨润土加工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现大宗应用领域为冶金球团、铸造、石油钻采，其消耗原矿量占到全部膨润土开采资源量的约75%，这3大应用领域产品加工根据原矿品质，一般采用原矿直接钠化改性—粉磨等工艺，或采用配矿均化—钠化改性—粉磨等工艺，可生产出满足使用要求的产品，这些加工一般不涉及传统意义的选矿，加工过程仅有少量伴生的硅石进入产品，或磨矿过程中有少量的损失，剔除的硅石等可进一步做建材等原料也能得到利用，原矿利用率(即选矿回收率)实际值也容易达到近100%的较高值。

(二)市场需求为中间状态下的最优合约

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的状态时，即v_min<I+u^-1(φ(a))-a<v_max，政府需要决定多少R(v)和多少S(v)来最小化资金成本和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在这种需求状态下，政府采用完全保险合约仍可以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但此时继续采用完全保险合约是否是最优的呢？

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令I′=I+u^-1(φ(a))-a，完全保险合约意味着在任何需求状态v下，都有R(v)+S(v)=I′。此时，我们对此完全保险合约做一些修订：当需求状态v小于I′的时候，我们将保险额减少到I′-ΔI′；当需求状态v高于I′的时候，我们将保险额增加到I′+bΔI′，其中

可知：(I′-ΔI′)F(I′)+(I′+bΔI′)(1-F(I′))=I′，企业的期望收入也能弥补其建造和创新成本。但是这种修订提升了社会福利：在需求低的时候，减少的政府付费的社会边际收益为κ>1，而在需求高的时候，增加的使用者付费的边际成本仅为1，因此较小ΔI′的变动会提升相应比例的社会福利增加。根据上述分析，一个具有“最低收入保障”为I′-ΔI′和“最高收入限制”为I′+bΔI′的合约是可行的且相较于完全保险合约而言提升了社会福利。

对于市场处于中间需求状态而言，最优的合约由两个变量来描述：“最低收入保障”e和“最高收入限制”E。当市场需求处于较低状态时，即v<e，政府需要支付正的付费来保证企业的收入可以达到最低收入保障水平，此时R(v)=v,S(v)=e-v；而当市场需求处于较高状态时，即v>E，此时企业受到了最高收入限制的约束，其收入全部来自于使用者付费，此时R(v)=E,S(v)=0，政府可以获得v-E的剩余收入；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状态时，即e<v<E，企业的收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且全部来自于使用者付费，此时R(v)=v,S(v)=0，且政府的预算约束不受影响。

政府的目标可以表述为下述最小化方程：

对于会诊案例教学初期，带教老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给学生指导和讲解。对于工作繁重，或者日会诊量较多的临床药师确实增加了很多负担，需要带教老师有高度责任心和对教学工作有高度热情。此外，对带教药师专业素养要求高，需要选择综合能力较强的副主任及以上的临床药师担任教学小组的组长。对于实习生来说，前期压力较大，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可能导致他们的不自信和过渡焦虑。此时，带教老师要以鼓励教学为主，由浅入深。主管药师，多与学生沟通，发现学生的可能存在的困难及疑惑，及时疏导。

Ψ为弹头形状特征参数，为弹头圆弧线半径。当Ψ=0.5时，弹头呈半球形。φ为弹头任一点法线方向与中轴线的夹角，φ的取值范围为[φ0,π/2]。由几何关系容易得到：

(7)

同时要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

(8)

令μ来表示企业参与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构造拉格朗日方程，分别对e和E求解一阶导数，我们可得：

(9)

(10)

联立(9)与(10)可知：u′(e-I+a)=κu′(E-I+a)

(11)

综上分析可知，当市场需求是处于中间状态时，即v_min<I+u^-1(φ(a))-a<v_max，假定u′(v_min-(I+u^-1(φ(a))-a))>κ>u′(v_max-(I+u^-1(φ(a))-a))成立[注] 此条件保证了e>v_min,E<v_max。 。那么最优合约由“最低收入保障”e和“最高收入限制”E来组成，且v_min<e<I<E<v_max。e和E由企业的参与约束F(e)u(e-I+a)+u(v-I+a)f(v)dv+(1-F(E))u(E-I+a)=φ(a)和一阶条件等式u′(e-I+a)=κu′(E-I+a)共同决定。

三、不同需求状态下企业的创新行为

由前面的均衡结果可知，当市场需求处于高或者低状态的时候，政府需要提供完全保险合约，此时资金运用的效率损失η和企业建造阶段的创新水平a均不会影响企业面临的风险水平。

而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状态时，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是受到参数η和企业的决策a影响的，相较于完全合约而言，最低收入保障e和最高收入限制E之间的差值E-e(以下称为固定回报差)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刻画了企业面临的风险，差值越大意味着企业受到市场需求影响的作用也越大，面临的风险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则变低。

由上式我们可以得知企业面临的风险随着资金运用无效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源自于政府的最优化行为，因为使用者付费相比政府付费而言会带来更低的边际社会成本，政府在制定合约时会尽可能利用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资金运用无效程度η越高，付费方式间的替代效应会越强，更多的使用者付费方式意味着企业会面临更多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此时政府更愿意牺牲企业的风险来提升整个社会福利。进一步，如果我们假定企业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那么有：

(2)游客出行方式更加灵活。三峡游轮旅游方式不再是主要出行方式，部分游客会趋向于选择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在景区之间流动。以自驾游大军及背包客为代表的游客群体正在逐渐突破传统三峡旅行方式，新的旅行方式以恩施州大峡谷景区为代表，该景区将逐步成为三峡地区新的旅游辐射中心。

(12)

同时，我们对一阶条件等式(11)关于κ进行微分可得：

(13)

联立(12)、(13)可知：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与He[16]及Forrestal[15]的模型相比，本文理论模型预测的刚体侵彻深度与实验得出的结果十分吻合。

上式右边第一项v-R(v)-(1+λ)(1+η)S(v)表示使用者在需求为v状态下的意愿支付和实际转移给企业的金额之差，其中政府付费成本由于税收扭曲和政府资金运用的无效率被以(1+λ)(1+η)的倍率增加；第二项λ[v-R(v)]表示政府在此PPP项目中收入可以用来减少其他项目的税收扭曲的值。

(14)

命题：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状态的时，政府可以通过固定回报差“E(η,a)-e(η,a)”来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特别的，当企业具有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递减时，固定回报差越大，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当企业具有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递增时，固定回报差越大，企业的创新水平越低；当企业具有常数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固定回报差不会影响企业的创新。

（3）“净资产”类，至少要将“开办资金（投入资本或注册资金）”“发展基金”“结余”三项单列总账科目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并在此基础上详为探究，区分非限定性、限定性。

政府可以制定一系列的(a;e(η,a),E(η,a))的组合让企业来选择自己的创新水平，针对企业的风险厌恶偏好，政府可以预期到企业会选择何种程度的创新，进一步获得政府想要的创新水平，或者当企业选择了一定的组合时，政府也可以推理出企业的风险偏好类型，进一步收集到关于企业更多的私人信息。同样的，我们对一阶条件等式(11)关于a求微分：

(15)

进一步，两边同除以u′(e-I+a)可得：

(16)

因此，当企业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即：

CARA(e-I+a)>CARA(E-I+a)，我们可以得知随着企业投入的创新水平越高，企业在运营期面临的风险也越高。当企业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企业在获得高收入的时候更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此时政府如果想获得更高的创新水平，可以通过增加固定收入差E(η,a)-e(η,a)来实现，比如增加企业可获得的最高收入E(η,a)。虽然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市场需求风险，但企业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相对于传统购买模式下，政府具有了更多提升创新的操作空间，同时企业也面临了更高的激励。

当企业具有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即CARA(e-I+a)<CARA(E-I+a)，我们可以得知企业创新水平和面临的风险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当企业具有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企业更希望稳定的收入水平，此时如果政府想获得高的创新水平，必须降低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风险，可以通过提升最低收入保障e(η,a)，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提升了企业的收入水平，此时企业才有动力去提升自己的创新水平，相较于传统购买模式而言，此时政府具有的操作空间不太多，具有这种风险偏好的企业更愿意投标传统政府购买项目。

当企业具有不变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时，即CARA(e-I+a)=CARA(E-I+a)，进而有可知企业的创新水平不随着企业面临风险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更多的措施来提升创新。

在现实经济中，市场需求多数会处于中间状态，在PPP项目中，政府的行为会通过回报机制影响企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设计合约，提升项目质量和创新水平，政府需要对企业的风险类型做出一定的评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下的PPP模型，通过赋予使用者付费相较于政府付费具有更低的边际社会成本的前提下，讨论了在不同的市场需求状态下，最优合约的特征以及企业的创新行为，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1)市场需求低或者高时，“完全保险合约”是政府的最优选择，但在此种状态下，政府无法通过回报机制来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政府可操作的空间不大。

(2)当市场需求处于中间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固定回报差“E(η,a)-e(η,a)”并根据企业的风险偏好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小固定回报差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通过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对市场需求的良好判断是制定合理PPP合约的关键环节，只有具备坚实的人才保障，才能有效利用PPP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能，才能实现政府、社会资本、公众等PPP利益相关者共赢。

(2)合理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是PPP能够成功和发挥PPP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

(3)PPP模式相较于传统政府购买模式而言，PPP模式激发了社会资本创造活力，如何更好地解放社会资本创新投入是PPP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4)PPP的快速和规范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法规的引导。PPP项目投资金额规模大，周期长和结构复杂，创新空间大，PPP的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参考文献 ：

[1] 孙桂祥,杜静.PPP模式下项目回报影响因素探讨[J].项目管理技术,2009,7(9):30-34.

[2] 张涵,王卓甫,丁继勇.交通量可观测条件下PPP公路项目收益分配[J].工程管理学报,2015,29(1):71-75.

[3] 蔡晓琰,周国光.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投资回报机制研究[J].财经科学,2016，(12):101-109.

[4] 胡丽,张卫国,叶晓甦.基于SHAPELY修正的PPP项目利益分配模型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1,25(2):149-154.

[5] 马小锋. PPP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分配模型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6] 赖丹馨,费方域.不完全合同框架下公私合作制的创新激励——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福利创新条件分析[J].财经研究,2009,35(8):79-90.

[7] 徐飞,宋波.公私合作制(PPP)项目的政府动态激励与监督机制[J].中国管理科学,2010,18(3):165-173.

[8] Grout Paul A., Margaret Stevens. The Assessment:Financing and Managing Public Services[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3, 19(2) :215-234.

[9] Andreas Bentz, Paul Grout, Maija Halonen. What Should Governments Buy from the Private Sector—Assets or Services?[R]. Mimeo,2005, University of Bristol.

[10] Bennett John, Elisabetta Iossa. Building and Managing Facilities for Public Servic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6, 90 (10-11) :2143-2160.

[11] Irwin Timothy. Government guarantees: Allocating and Valuing Risk in Privately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Orojects[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12] David Martimort, Jerome Pouyet. To build or Not to Build: Normative and Positive Theorie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7, 26 (2) :393-411.

[13] Elisabetta Iossa, David Martimort.The Simple Microeconomic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15, 17 (1) :4-48.

[14] Engel Eduardo, Ronald Fischer, Alexander Galetovic.The Basic Public Financ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3, 11 (1) :83-111.

The Impact of PPP Return Mechanism on Innovation under Uncertain Market Demand

WU Shi-jie, LI Shao-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The report of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major judgment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The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growth, which objectively determines that PPP has stepped into the normative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high-speed expansion sta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grasp the role of PPP in the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understand the game behavior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PP.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PP model under uncertain market demand. By analyzing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under different market demand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return mechanisms, the paper analyzes how the government can promot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in the PPP model.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by using the above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PPP; Uncertain Demand; Return Mechanism;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18-11-13

作者简介 ：武士杰(1989-)，男，河南濮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博弈论、产业经济学；李绍荣(1963-)，男(彝)，云南元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1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4543(2019)03-0105-08

责任编辑 、校对 ：张友双

标签：ppp论文;  需求不确定论文;  回报机制论文;  创新论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