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1830年《哀歌》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哀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4年，别林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第五篇论文中指出，诗人1830年秋天在波尔金诺所写的《哀歌》是其“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注：见《俄罗斯批评中的普希金》188页。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
为了便于研究普希金的这篇佳作，请允许我呈上自己的译文：
狂热岁月逝去的欢乐
令我昏沉难受，像醉酒一样。
然而昔日的忧愁犹如酒浆，
在我心中积存越久，劲头越强。
我的前路凄凉。未来波涛汹涌的大海
将给我带来劳苦和悲伤。
可是，朋友们啊，我不愿死去；
我还想活，为了思考和受罪；
我知道，在痛苦、焦虑和烦恼之余，
我还将享受人生的乐趣：
我有时还能陶醉于和谐的乐音，
为想象情景抛洒热泪，
或许，爱情对我悲凉的晚景，
还会露出惜别的笑意。（注：原文见《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三卷178页。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
我们知道，哀歌是西方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抒情诗体，其始祖据说是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诗人卡林，而传其衣钵者为提尔泰奥斯、 梭伦和泰奥格尼斯等人。当时的哀歌题材广泛，举凡战争、爱情、哲理、政治、教谕等内容皆可入诗。罗马时期，卡图卢斯、提布卢斯、奥维德等均喜作哀歌，然其内容主要是男女之情。文艺复兴时代，法国龙萨、杜倍雷等人的仿古哀歌风靡一时，获得“高雅哀歌”的美称。与此同时，抒发凄凉思绪的哀歌在英国兴起，扬格、赫尔蒂及拉马丁等均擅此体，而以格露的《写于荒冢之上的哀歌》最为著名。
18世纪法国诗人帕尔尼·谢尼耶创作的所谓“轻佻哀歌”在“高雅哀歌”之外别开法门，其特点是感情细腻，调子明朗，充满欢快的青春气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代，可谓哀歌的复兴时期，它成了这一时期欧洲抒情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形式。
哀歌于18世纪传入俄罗斯，苏马罗科夫、茹科夫斯基、巴秋什科夫及巴拉登斯基所作甚多。
到19世纪初，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哀歌显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先是怀念青春的欢乐，惜其不能重视；然后慨叹人世艰辛、悲其难以解脱。其中充满过去与现在、幸福与愁苦，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等等极其强烈的对比，悲鸣中透露出难以忍受而又不愿放弃的孤独感。词语典雅，哀而不狂，诗人自己或诗中塑造的形象拼命挣扎，不愿被绝望吞噬。
普希金早年的哀歌显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中国宋代诗人辛弃疾有句云：“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注：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见唐圭章编《全宋词》第三册1290 页。 中华书局，1965年版。）早在1816年，年方十七的普希金就在一首哀歌中煞有介事地惊呼自己“听到了老年的危险”（注：见《普希金全集》第一卷 214页。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文社，1962年版。）。同年所写的一首无题哀歌通过强烈的对比，把自己的生活描绘得暗淡无光：
可是我的命运并非如此。
浓云密布，如裹重帏，
幽谷阴森，林莽凄迷。
黄昏时分，我伫立惨白的湖畔，
呻吟哀哀、泪水汩汩。（注：见《普希金全集》第一卷219—220页。）
稍后所作的另一首哀歌更精心描绘了一幅恐怖图景：死神已经来到门口，诗人面前的棺材已打开盖子。此时，他叹道：
别了！一切成往昔……心火燃成灰，
我正向冰冷的坟墓走去，
毁灭一切的死亡的阴影，
将把我备受爱情折磨的愁苦生涯遮蔽。（注：见《普希金全集》第一卷221—222页。）
但是，总的来看，这些哀歌的调子并不低沉。它们所抒发的无非是热情少年因为失恋而对于人生有苦无乐的暂时性激愤之情。一当获得意中人的回报，他又会马上觉得世界充满灿烂的阳光。
普希金1830年所写的《哀歌》则不然。尽管诗人在其中声言自己将会在苦恼、焦虑和烦燥之余享受到人生乐趣，声言自己将陶醉于创作的激情之中，但全诗的调子是低沉的，抒发的感情是痛苦的；他一再强调的与其说是希望，毋宁说是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挣扎者的绝望之情。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普希金的这首《哀歌》同早年的类似体裁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注意到，不仅其缅怀过去，面对现在和展望将来的三段式结构，连某些隐喻和诗意形象都可在普希金早年的哀歌中找到相似之处。
1820年夏天，普希金写了一首著名的哀歌《白昼的明灯熄灭了……》。这首诗是在流放南方初期创作的，写于从克里米亚半岛之费奥多西亚赴里海边古尔祖夫镇的船上。普希金在诗中描绘了惊心动魄的海上航行景象：狂风呼啸，海浪滔滔，随时都可能将诗人乘坐的小船吞没。此时此刻，诗人痛感前路漫漫，命运无常，只希望忘却昔日的恋情，尽早愈合心灵的创伤（注：见《普希金全集》第二卷7页。）。
我们看到，这首诗中三次出现的“阴沉的海洋”及“可怕的、喜怒无常的大海”与1830年哀歌中“波涛汹涌的大海”，这首诗中“往昔狂热的爱情”与“狂热岁月逝去的欢乐”等，存在着明显的、不容否认的联系。这就是说，普希金1820年航海时所获得的印象所产生的激情，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诗意形象，已深深根置于他的心中，到10年之后在波尔金诺回顾往事时又浮现出来。诗人当即把它们抓住，赋予新的涵义和新的色彩，让它们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自己的新作之中。
这里之所以反复使用“新的”这个词，是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较之20年代，1830年秋天的普希金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把情场得失看作性命攸关大事的时代早已过去；对于未来生活的种种美妙憧憬已经逐一破灭；他对于美、对于正义、对于自由的歌颂被视为滔天罪行；他的许多参与十二月党起义的朋友不是被绞死就是被迫服苦役；流放生活结束后，他本指望以自己的诗文和智慧获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重视，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孰知当局对他的监视比亚历山大时代更厉害，使他时时感到无论是头脑还是身体都被绳索紧紧捆住。此时，他急于成婚，试图把小家庭作为自己的避风港，把爱妻奉为赐与自己幸福和安宁的圣母，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少年时代的欢乐在他心中留下的与其说是美好的回忆，毋宁说是日益强烈的苦痛和悲伤。前路漫漫，孤独而又凄凉；等待着他的不是幸福和安宁，而是劳苦和烦恼。他可能会有所享受，但那无非是忧伤和愁苦的点缀；他可能陶醉于“和谐的乐音”和创作的想象，但仅仅是“有时”，十分难得。作为一个感情充沛的诗人，一个天生的多情种，他尤其希望获的爱情的抚慰，可爱情投来的却是“惜别的笑意”，对于步入“晚景”的诗人，即使没有嘲弄之意，也不会留恋他了。
诗人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在困境中跋涉，而是顺着高枝攀升；不是在劳苦和悲伤中度过“晚年”，而是让青春重视，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他只消违背良心，成为沙皇的驯服工具，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就不愁得不到沙皇的宠信，不愁过不上宝马金裘、荣华富贵的日子；他只消背叛信仰，放弃诗人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具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就有可能摆脱沙皇政府的监视和迫害。可是他骨子里是一个时代的反叛者，是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大敌，是自由和理想的歌手，尽管他同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存在分歧，尽管他萌生过获取沙皇理解以实现抱负的念头，尽管他以为沙皇会发善心从而给俄罗斯带来新的气象，并因此违心地写过《期待着荣誉与仁德》等不无谄媚之嫌的诗歌和《论国民教育》等遵命文章，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沙皇都非常清楚，这些诗文所反映的并不全是他的真心。沙皇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他的监视和迫害，而他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事后也感到悔恨。可以说，普希金在1830年《哀歌》中所说的“痛苦”，并不仅仅是沙皇及其走卒的箝制、上流社会的应酬、日常生活的操劳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其内心剧烈斗争的折磨或许更厉害得多。这首《哀歌》之所以如此感人，就是因为它所抒发的情怀真挚而深沉，它所倾诉的愁苦真实而又可信：诗人不仅没有意去夸大这愁苦，而像是用创作的喜悦和黄昏之恋的憧憬去冲淡它。但是这种憧憬越发衬托出诗人生活的悲剧性：不是为了幸福和欢乐，而是为了思考和受罪。
《哀歌》的悲凉感因为反复强调“我不愿死去”、“我还想活”而显得格外强烈。这有如垂死者绝望的呼叫，令人产生揪心裂肺之痛。
无独有偶，几乎与此同时，普希金在另一首诗中也发出了类似的哀鸣：
不，我并未厌倦生活，
我热爱人生，我还想活，
尽管我已失去青春，
但我的心灵并未冷却。（注：见《普希金全集》第三卷392页。）
普希金在这两首诗中一再声明自己不愿死，还想活，无疑透露出他此时（1830年）曾经产生过强烈的死亡念头。
顺便说一下，苏联学者彼得鲁宁娜和弗利德宁德尔认为，普希金创作成熟年代的人生态度在上述两首诗中得到了“乐观而又和谐”的表现（注：见彼得鲁尼娜与弗利德宁德尔《普希金作品散论》56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70年版。）。我觉得，说：“和谐”自然不错，而“乐观”则无论如何感觉不出来。
我认为，普希金之所以会在1830年秋产生死亡念头，是由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沙皇政府对他的迫害和束缚。的确，尼古拉一世曾在1826年接见普希金，表示对他的宽恕和“器重”，但这实际上是企图“以其恩典在社会舆论中杀死他”，“以其好感的姿态驯服他”。（注：《赫尔岑文集》第七卷206页。转引自艾德尔曼《普希金1826—1837 年的行迹和创作》149页。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较之亚历山大时代，对普希金的监视和限制不是放松，而是更加严格；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要事先请示报告。这种迫害到1830年更发展到令普希金难以容忍的地步，连与亲友的通信都被密探拆阅。
其次，是左右两方面对他的猛烈攻击。1830年，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波列伏依指责普希金对当权者奴颜婢膝；而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布尔加宁更咒骂普希金卑鄙无耻，病态地倾心于自由主义。
其三，普希金痛感自己的人格遭到侮辱。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曾经多次与人决斗。可是为消除未婚妻亲属对他的疑惑，使婚事得以成功，却不得不请求沙皇和警察头子本肯多夫说明他并未受到监视，虽然明知这说明是一种欺骗。
尽管他拿到了这一证明，但他明白，这仅仅表明他的脖子上又多了一根绳索；沙皇政府对他的迫害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因为他不能变成驯服工具。尽管他的婚礼即将举行，但他清楚，他婚后的生活既不可能安宁，更谈不上幸福。当他困处闭塞的波尔金诺冷静地思考这一切时，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既然未来的岁月忧多于乐，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又有一个更为强烈的声音在他心中呼唤：为了充分体验人生的苦与乐，进而把握其真谛，还是应当活下去。
然而，无论怎么说，如同他在这段时间里抓紧时间完成长期积蓄的构思，了却感情的旧债，像是在料理后事去迎接死亡一样，他的《哀歌》也是一封诗体遗书，给自己的亲人，特别是给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过，应当指出，尽管就总体而言，《哀歌》的调子是低沉的，但其中阐发的哲理却发人深省。诗人清楚地预见到晚景悲凉，但并未因此闭起眼睛，自欺欺人。他忧郁同时又积极、勇毅地面对未来，把思考和受难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他之所以在困居波尔金诺的三个月中写下众多的佳作，他之所在婚后没有忘情于小家庭的生活而是继续紧张创作，他之所以委屈求全没有同沙皇彻底翻脸……都是为了完成“思考和受罪”这一人生使命。
在普希金原诗中，把“思考和受罪”作为人生使命或目的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Я житъ хочу，чтоб мысАить и страдатъ；
冯春等人的译文也正确地将其转达出来。（注：见冯春译《普希金抒情诗选》34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遗憾的是， 翻印次数最多因而影响也可能最大的丘琴先生的译文却有将生活、思考和经受苦难三者并列之嫌。不仅如此，丘先生对于《哀歌》最后四句的翻译更有远离原意之处：
Порой опять гармонией упьюсь，
Над вымысАом сАезами обоАьюсь，
И может быть—на мой закат печаАьный
БАеснет Аюбовь уАыбкою прощаАьной.
有时我会再次在和谐声中陶醉，
有时会因为捏造，中伤而泪洒胸前，
也许，在我悲苦一生的晚年，
爱情会对我一展离别的笑颜。（注：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普希金抒情诗全集》1005—1006页及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普希金抒情诗全集》第三卷168页。）
我觉得，把вымысеА一词译成“捏造、中伤”是不对的，它在此处是指虚构，即想像的产物。再者，原诗中мой закат
печаАьный三词是紧密相连的，“凄凉的”或“悲苦的”这个形容词只是用来说明“晚景”，丝毫没有概指其一生之意，否则，第一句中“狂热岁月逝去的欢乐”便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