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9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04)03-0002-04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达36.92%[1]。在今后几十年内，随着加入WT0、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化同工业化关系的逐渐协调以及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等，中国的城市化仍将快速发展。探讨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吸取其经验教训，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城市化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城市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实现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化。
一、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历程
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二战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城市化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先后经历了城市化(urbanization)、郊区化(suburbanization)、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和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这四个阶段。大城市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开始复苏，人口增长率上升，表现出大城市在当代世界经济潮流中的地位和作用[2]。
1.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阶段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才符合“城市化”这个名词的真正涵义。城市化从本质上来说只涉及到人口再分布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第二是城市人口逐浙向大城市集中。20世纪50年代是发达地区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也是发达地区战后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在这一时期，发达地区的工业、服务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活动都迅速扩展，使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相应地，从事资源产业和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却减少了，从而导致经济实力、就业和人口连续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迅速增度。在这一时期，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逐渐向大城市集中，大多数城市的中心地区都比中心以外的周围地区人口增长得更快，这些特征都是典型的城市化特征。由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迅速增长，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发达国家居住在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里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都达到或超过了25%。
2.郊区化阶段
郊区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郊区化的主要特征是，在城市地区内首先是相对分散，即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降低，而城市中心以外的周围地区则人口增长率升高，然后是绝对分散，即无论是城市中心地区还是周围地区，人口增长率都降低。无论是相对分散还是绝对分散，其结果都是使整个大城市区域人口增长率降低，而位于建成区以外的城市远郊较富裕阶层居住的地区人口却迅速增长。然而，虽然在郊区化阶段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但总地来看，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仍快于非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
郊区化是偏离纯粹的城市化的一种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北欧、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都经历了郊区化的全盛期。郊区化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提高，对良好的居住环境的向往和对住房地点的选择性也随之增强。同时，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和相邻的农村地区延伸，也为人们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创造了条件。此外，城市生活的一些消极方面，如生活费用较高、人口拥挤、空气污染和环境肮脏等，也促使人们从城市中心搬迁到郊区。在郊区化的过程中，首先是人口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居住，然后是工业、商业和零售业也逐渐向郊区迁侈，最后是高新技术部门也迁移到郊区。在整个发达地区，由于郊区化的发展，郊区的特点逐渐消失，城市和郊区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城乡实现了一体化。
3.逆城市化阶段
逆城市化现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80年代早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迁移的方向发生了倒转，即从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向大城市区域迁移变为向非大城市区域迁移。大城市经历着人口的净迁出，人口数量减少，而小城市和城镇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却人口迅速增长。平均来看，非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率决于全国和大城市区域，而在大城市区域内部又是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增长速度越慢。与郊区化不同的是，逆城市化并不是指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周围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迁移，而是指人口从大城市区域向较小的城市和城镇的移动。在此过程中，随着人口向非大城市区域的迁移，工业也逐渐向新的地区和非大城市区域迁移。
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1973-1974年的石油价格上升对西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导致发达地区在1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经济衰退。由于对边缘地区石油和自然资源开采的加强以及在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使得这些非制造业地区的人口增加。(2)广泛的经济重构和经济调整导致工业分散化，劳动部门在地区上的重新组合代替了劳动部门的地区专业化，从而使老的制造业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变为负值。(3)高等教育扩大了，而由于在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和私人服务机构的逐渐增加，新建立的高等院校常常将校址选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4)随着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退休迁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退休老年人一般喜欢离开较大的城市中心和人口较密集的地区，到住房价格更便宜、环境更惬意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定居。上述因素都有助于促使人口、就业和投资从大的制造业城市和大城市区域转向小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等非大城市区域。
4.再城市化阶段
再城市化现象出现在20世纪80和90年代。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率先进入逆城市化阶段的国家中，逆城市化过程被终止，或者是出现了迁移流重新返回到较大城市的现象。再城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非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再一次低于大城市区域，城市规模和迁移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分散的速度放慢，人口重新向大城市集中。
大范围的经济、社会、人口和政治变化是再城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大城市是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而这些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增长，为大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石油、矿产和农产品价格暴跌，使得许多依靠资源发展的地区经济活动减少，就业人口和收入也减少，人口增长率降低。(3)面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大城市萧条的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方针发生了骤变，即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城区的复兴上，城市发展方针的宗旨从使城市人口分散转变为使大城市内城区恢复活力。(4)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队列成长到了被大城市所吸引的年龄段，因为大城市拥有这些青年人可以利用的高等教育设施、较完善的就业网络、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活动机会以及更便宜的住房等。需要指出的是，再城市化不是50、60年代的城市化的重复，而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更高级阶段。与城市化相比，再城市化的原因和模式不同，而且大城市区域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要低得多。
二、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向全球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后，城市形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国际上关于环境问题争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城市形态是指城市的空间规模以及城市中人口和建筑物的密度。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表了《城市环境绿皮书》(Green Paper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讨论了城市增长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绿皮书》认为，导致城市地区环境恶化和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的原因，其一是由于人类活动而施加在城市环境上的压力不断增长，其二是由于城市的扩散和城市功能在空间的分离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第二个原因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能量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的环境标准以及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绿皮书》提出了欧共体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整个欧洲发展高密度的、结构紧密的稠密型城市(compact city)，将城市的开发限制在现有城市的边界以内，从而减少人们用小汽车行走的路程，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3]。
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稠密型城市的建议主要是因为：第一是使大城市恢复活力，因为城市分散使大城市人口减少、经济衰落；第二是为了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因为大城市是国家的经济中心；第三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为城市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费者，也是污染和垃圾的主要生产者，城市的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稠密型城市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在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无限度的分散和扩张绝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分散造成了土地资源大量浪费、通勤场扩大和交通拥挤、汽车油耗增加和尾气排放量增大，这显然不利于石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遏制大气污染。同时，过度分散也淡化了社区和邻里关系，不利于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城市的发展应当是高密度的和受到限制的，这样才有利于减少城市用地，缩短交通距离，并通过发展公共交通工具来有效控制私人小汽车的增长，从而减少非再生资源的耗费和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遏制环境污染和大气变暖。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应当是综合的，即将居住、就业、购物、娱乐对土地的利用组合在一起，将各种功能有机结合为一体，逐步消除城市功能分区，这样也可以减少市民的出行里程和对私人小汽车的使用，降低资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程度。此外，高密度的生活居住区还有利于密切邻里关系，增强社会内聚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因此，稠密型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通过增加城市人口和城市里的建筑物密度以及加强械市土地的综合利用，发展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鼓励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出行方式，阻止城市地域的空间扩张，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里程，进而降低能量消耗和有害气体的排放，保护耕地，保护环境，这是稠密型城市建议的主要目标。如前所述，由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大城市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由过去的鼓励人口向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分散转变为促使大城市复苏和鼓励人口向大城市迁移、集中。在这种情况下，稠密型城市建议的提出，顺应了发展大城市的需要，强化了促使大城市复苏的政策导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要求，进而推动了再城市化的过程。
三、稠密型城市的建议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启示
稠密型城市的建议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发达国家将发展稠密型城市、使大城市复苏作为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确定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是应当有所启发的。稠密型城市建议的提出表明，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发展中地区的城市发展不应该遵循发达地区对资源的高消耗模式，而应当走节约能源、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在城市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城乡已实现了一体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却在思考控制城市地区的地域扩展、注重城市的内涵式发展、发展稠密型城市和大城市、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保护耕地和环境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学者们的注意。怎样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候走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中国目前还处在由城市化的初期向中期过渡的时期。即中国大多数地区目前还处于城市化阶段，只是少数大城市出现了郊区化的现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离逆城市化阶段还相差很远，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远没有达到发达地区逆城市化现象出现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更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及早地作出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战略决策，尽量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经历了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在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城市问题以后，又出现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人口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迁移，因此，中国没有必要走先发展大城市、然后再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弯路”，而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开始就优先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城市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承认这一规律，要想超越大城市发展阶段，按照主观意志强行遏制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阻碍城市化的正常运行。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总的来说较慢，这与我国一贯采取的控制大械市发展的方针具有密切关系。其次，发达地区的郊区化、逆城市化过程也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同样会引起许多问题的出现，并且这些问题可能比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资金短缺、规模小、布局分散、效益差、大量占用耕地、破坏资源、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投资环境差等问题，不仅成为这些城市和城镇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发达地区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过程是在经济发展的高水平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高度发达的电信通讯和高速公路网络的支撑，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发达地区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增长迅速的中、小城市大多是位于大城市的周围，实际上是受到了大城市辐射作用的影响，大城市在这些中、小城市的增长过程中起到了“增长极”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在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情况下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还为时过早。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大城市作为依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四、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城市体系中各级规模城市的结构问题，二是城市化的发展形式问题，即城市人口的分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时期里，中国在城市发展的问题上一直是采取的控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方针。这种方针虽然迎合了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对解决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因为在城市化的初、中期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和流动的人口主要是向大城市迁移和流动，大城市在推动城市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中、小城市重要得多，所以控制大城市发展无疑会阻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002年12月19日，中国第一部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对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与设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证。《报告》认为，中国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加快城市化步伐，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而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市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布局在时间、空间和速度方面都必须是非均衡的和非对称的。《报告》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规模越大，财富集聚越高，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郊区化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一种离心扩散现象。我国目前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大连等特大城市也开始出现郊区化现象。过去人们对郊区化现象多持肯定态度，认为郊区化可以疏散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缓和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然而一些专家认为，从环境的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在城市的做法是较为可取的，住得密集一点要比无休止的任意扩展好[5]。大城市郊区化虽然对降低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缓和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状况、促进大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大城市中心区许多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了郊区小城镇，而小城镇在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上又远远落后于大城市本身，从而使小城镇的环境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大城市中心区[6]。如果郊区小城镇在接纳大城市工业扩散的过程中不具备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不同时吸收大城市环境治理的技术和能力，加强环境保护，则这种以牺牲环境利益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是极其有害的，也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战略所要坚决摈弃的。其次，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迁移，导致大城市建成区蔓延，大量耕地被占用，从而造成耕地资源的极大浪费[7]。最后，郊区化导致每天有大量的人口在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通勤。这种不合理的通勤流不仅给城市交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由于大量通勤车辆和私人小轿车的使用，也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对大城市郊区化的利弊应当客观分析。
总之，中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大城市应充分利用其规模效益超前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决不应该盲目效仿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在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高消耗、私人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和耕地大量减少等问题，是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是应尽量避免的。
收稿日期：200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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