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达性论文,旅游城市论文,距离论文,成本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2)11-1951-11
修订日期：2012-03-13
城市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支点，也是旅游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我国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面积达927×10[4]k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6.57%；人口9.98×10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5.2%[1]。中小城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今旅游活动由观光旅游到观光休闲旅游相结合的背景下，中小规模城市的旅游发展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本文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定义是：以文化类景区景点为核心、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体的中小规模优秀旅游城市。
可达性从地理、经济、制度和社会等不同方面决定了城市同外界联系的便捷性，从而成为影响地区经济活力的基本条件之一[2]。有关可达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3]，后来在欧洲国家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地理方面得到了理论应用和方法扩展[4-5]，Bowen以东南亚航空为研究对象对东南亚1979-1997年间国际航空可达性变化模式及航空枢纽的竞争情况进行了分析[6]。国内有关可达性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尺度上与交通通达性、区域可达性、城市可达性、景点可达性等相关研究相互交叉形成的对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城市为节点的可达性进行研究，如金凤君等对20世纪100a间中国铁路网络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达性空间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7]，曹小曙等基于距离、时间指标、距离矩阵和最短路径模型对339个中国国家干线公路网络联结的城市通达性进行了分析[8]，李琦等对我国31个省区的旅游资源吸引力和区位可达性指数进行了测度[9]，张莉等[10]和靳诚等[11]分别基于陆路交通网对长江三角洲城市和旅游景点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二是微观尺度上借助新的理念和研究手段对城市内部某一地块的可达性进行研究，如杨涛等以马鞍山市为例从通达距离矩阵、通达时间矩阵和可达性指标、易达性指标、通达性指标对城市交通可达性的含义进行的阐释[12]，尹海伟等基于景观可达性的概念、Spot影像数据解译和加权距离方法对济南市城市绿地可达性进行的分析[13]，此外，还有学者对城市公园可达性、旅游景点可达性及开敞空间可达性进行了分析[14-16]。
同旅游可进入性反映旅游资源所在地与外界交通往来通畅和便利程度[17]一样，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决定其对外联系的便捷程度。而提高旅游资源所在地的可达性和完善旅游资源所在地的基础设施是旅游资源开发工作的首要任务[17]。目前，关于旅游城市尤其是中小旅游城市可达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仅有苗红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县市旅游可进入性的分析[18]和何燕等对西安市旅游可进入性的分析[19]。目前我国的“文化传承、文化强国”国家战略为中小规模城市文化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面对大中城市和著名景点景区造成的旅游屏蔽和行业竞争，探讨和研究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市场开发对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旨在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探讨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及空间结构特征对旅游市场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城市人口、旅游建设水平和文化旅游发展三方面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进行界定。首先，统计200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合计513个；其次，按照国家旅游局颁布的8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录(共339家)和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113座)对这513个中小规模城市进行筛选，获得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表1)，即本文的研究对象。这34个城市遍布我国18个省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
本文采用2008年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1 Voronio空间距离分析法
最短距离法。以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所在的地级市或县级市为中心，以县级行政单元作为空间分析的基本地域单元，假设这一地域单元到其附近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距离由自然距离即欧氏距离确定，基于Voronio算法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县域或旅游服务可达范围进行划分。如果某地域单元同时在多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服务可达范围内，则通过Voronio算法选取最短欧氏距离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作为可达城市。最短距离计算公式为：
服务半径法。考虑到绝大部分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大多数游客具有“当日出发、当日返程”的行为特点，其游客市场范围主要集中在250km范围内[20]。鉴于此，本文选取50km、100km、200km等旅游半径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一日游”的服务范围和潜在客源市场进行分析。并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分析单元，若其行政中心处于单一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范围内，则该地域单元隶属于该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服务范围；若其行政中心处于多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同一空间距离的可达范围内，则该地域单元按最短距离公式(1)确定其隶属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
2.2 基于交通路网可达的时间成本分析法
格网划分和格网速度。本文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1km×1km的均质网格，并认为格网内部的可达性一致，即把格网作为全国网络中一个可达性均质的点。本方法所研究的道路交通网由高速公路网、国道网、省道网和其他路网构建而成。考虑到不同道路的技术等级标准和实际运行速度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的影响，按照高速100km/h、国道80km/h、省道60km/h的时速标准对全国范围内的交通道路网络进行空间距离到时间成本的转化，对于没有以上等级公路经过的网格按时速30km/h进行转化计算。
基于最短时间的路径选择。首先基于设定的格网速度计算出栅格图像中通过每个公里网格(1km×1km网格)的时间成本(分钟)，然后通过栅格叠加得出任意一个栅格点到目标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最短时间，时间成本数据参考值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v为各栅格按道路等级的设定速度。鉴于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客源市场范围特点，本研究重点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1h、2h、3h的交通可达范围作重点分析。
基于交通可达方向成本的服务范围划分。该方法主要基于全国交通道路网计算出最短出行时间成本，从而获得服务范围。在方向成本图中，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服务范围内的任意一点到达该城市的时间比到其他任何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时间距离都要少。如果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某一县域行政中心处于一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交通可达范围内，则隶属于其客源市场范围；如果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某一县域行政中处于多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交通可达范围内，则隶属于最小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客源市场范围。
3 可达性评价结果
3.1 可达性整体评价分析
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到全国任意一点的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如图1所示)。从空间距离来看，把全国范围划分为34个不规则多边形区域，每个多边形区域内的人口到达该区域内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空间距离最短。从图1(a)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江浙地区以及四川盆地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空间服务范围较小，表明这些地区的中小城市旅游资源分布相对较密；相反地，东北、西北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空间服务范围较大，表明这些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较为稀疏。
从时间成本来看，其研究方法在城市旅游可达性分析的理论中可以反映为“最小行游比”原则，即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遵循距离衰减定律。而在实际旅游目的地选择过程中，真正决定旅游者旅游决策行为的不是距离旅游目的地的距离远近，而是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长短。从结论来看，基于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范围虽然与基于空间距离的略有不同，但整体格局基本一致。这表明，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分布格局比交通路网格局对服务范围的影响更大。
3.2 空间可达性分析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县域空间分布不均衡。通过对50km、100km和200km距离范围内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分析发现，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县域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分布的特点(图2)。其中，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几乎是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的空白区域，从而为这些地区的短时短途旅游发展带来压力。而长江三角洲、成渝、鲁西南和海峡西岸等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200km范围内可达的县域出现空间重叠，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区域旅游协作提供机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50km可达县域范围开始空间重叠，如绍兴市、金华市与衢州市，安庆市与景德镇市，梅州市与潮州市的空间可达范围重叠现象明显。这说明：一方面这些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比较密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与邻近县市经济行政中心空间距离较近。由于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也多为经济发达、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居民短时短途旅游的可能性会相对高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旅游开发带来市场潜力。
图1 基于最短空间距离和最短时间距离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格局
Fig.1 Accessibility of the medium-and small-sized cultural tourist cities by the shortest distance and time
图2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按距离可达的县域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accessed by medium-and small-sized cultural tourist cities in 50-200km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不同距离可达范围均表现出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50km可达县域基本上是离散的点状分布，100km可达县域是小范围内的点线分布，如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漳州市、梅州市、潮州市、赣州市连绵成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临海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与江西景德镇市、安徽安庆市连成一线，成渝经济圈范围内的阆中市、都江堰市、乐山市、泸州市、遵义市与陕西南部的汉中市连成一线，河西走廊的张掖市、武威市、敦煌市连成一线等等；东部、中部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200km可达县域基本成为一个连续的面状分布。同样，由于我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空间分布不均衡，我国西部、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东北等可达县域都成离散的点状分布，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在中小文化城市旅游建设中，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差异不仅会对中小城市本身的旅游可达性和客源市场造成影响，还会对不同地区区域旅游的协作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空间格局主要为经济和人口服务，但总体发展水平仍显不足。从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不同空间距离可达县域的县市数量、面积、人口和GDP变化来看，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主要为经济和人口服务。从50km服务半径分析(详见表2)，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县域占全国3.88%的国土面积、7.89%的人口和8.23%的GDP。从100km服务半径分析，其可达县域总面积仅为50km的3倍多，但服务人口却增至2.89×
。从200km服务半径分析，全国56.49%的人口和56.14%的GDP与中小文化城市旅游服务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50km服务半径内，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范围内的GDP比重高于人口比重，而在100km和200km可达范围内，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范围内的人口比重却略高于GDP比重，但总体表现仍基本一致。因此，从社会经济指标的统计来看，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发展水平仍显不足，全国可享受到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服务的比例并不高。未来加大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发展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本身的发展，挖掘新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发展潜力；二是提高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其可达性，从而扩大其空间服务范围。
3.3 时间可达性分析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基于时间成本的可达性同样受其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影响，出现可达性空白区域与重叠区域并存的地理形态。由于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比较集中，其3h可达范围开始连在一起，而东北、西北(河西走廊除外)、西南地区，由于受交通和地形条件影响，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范围呈离散分布形态。从全国范围分析，四川盆地与关中盆地、陕北高原地区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3h可达范围已经连绵成片；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东南沿海中小文化旅游城市3h可达范围连为一体，2h可达范围各自连绵成片。从省域范围分析，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张掖市、武威市，云南省的丽江市、大理市，陕西省的延安市、韩城市，四川省的都江堰市、乐山市、泸州市，浙江省的衢州市、金华市、临海市、绍兴市，广东省的梅州市、潮州市等2h可达范围已经连在一起(图3)。从市域范围分析，在经济密度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如衢州市与金华市、安庆市与景德镇市等中小文化旅游城市1h可达范围也连在一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这些城市之间可达范围连绵成片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强。
图3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时间可达性格局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reas accessed by medium-and small-sized cultural tourist cities in 1-3 hours
同样，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不同时间范围内可达县域的社会经济指标统计(表3)，结果显示，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1h可达县域的面积为53.96×
，占全国的5.62%，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10.92%和11.44%。2h可达县域的面积、人口和GDP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上升至16.06%、32.03%和29.20%。3h可达县域的面积、人口和GDP比例分别上升至26.79%、56.43%和59.11%。总体而言，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范围内的人口和GDP比例基本保持一致，均远高于面积比例。在1h、2h、3h可达县域中，服务县市个数最多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是濮阳市，而服务GDP最多的是绍兴市；服务县市个数、人口和GDP均最低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是敦煌市，这是由于其处于我国西北部内陆地区，交通条件差，周边县市城市规模小且距离敦煌市较远，从而导致敦煌市短途旅游的客源不足。鉴于敦煌市特殊的地理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其旅游发展应该异于一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将中远途旅游作为其主要的目标市场。
4 可达性评价应用与对比
本部分通过选取不同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范围内的县市数量、面积、人口、GDP、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等指标与其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寻求影响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客源市场的关键性因素。研究发现，随着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增大，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与可达范围内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略有降低，但总体变化不大(图4和图5)。这表明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客源市场虽然存在距离衰减效应，但200km或3h可达范围仍是其客源市场的潜力所在，且该范围内的距离衰减系数较小。同时，可达县域的总面积与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呈负相关关系，GDP、人均GDP与旅游人数、旅游收入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在50～200km范围内，GDP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在0.53～0.71之间，双侧显著性检验显示其相关性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从评价结果来看，旅游收入与1h可达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达到0.711；其次是与50km可达范围内GDP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02；此外，旅游收入与1h和50km范围内的人均GDP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以上；旅游人数与50km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为0.606，与1h范围内的GDP及人均GDP的相关性次之。
Fig.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edium-and small-sized cultural tourist cities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indices in accessed areas by distance
图5 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客源市场与时间可达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指标相关性
Fig.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edium-and small-sized cultural tourist cities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indices in accessed areas by time
5 结论与讨论
在面临大城市客源争夺和高级别景点竞争的区域旅游发展背景下，中小文化旅游城市需要选择“走出去和引进来”共同发展的旅游发展战略。中小文化旅游城市作为全国旅游网络的重要旅游节点，其“进”和“出”的可达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旅游服务半径和客源市场范围。在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建设中，可达性是其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
本文通过对全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空间可达和时间可达范围进行分析，发现全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不足。在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形成了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服务范围的空白区域，而这些地区较差的可达性更缩小了其旅游市场的服务范围；相反地，华东、成渝、海西等地区，出现了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服务范围的重叠区域，表现出较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倾向。总体而言，目前全国可享受到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服务的人口和GDP比例并不高，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和平衡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布点来扩大其空间服务范围，另一方面，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也可实现扩大其空间服务范围的目标。
此外，本文研究发现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与其客源市场尤其是短途短时的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联系。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旅游辐射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在推动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体的旅游建设时，要改善与周边高级别旅游城市的空间关系及交通联系情况，围绕以大都市地区和高级别旅游景点为中心，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中小城市旅游的客源潜力，乃至促进区域旅游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