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先走上复苏之路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6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宣布，中国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已经开始复苏”，同一天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布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09年超过德国，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强烈反响。法国《费加罗报》称“这是一片黑暗中的一点光明”；德国《纽伦堡日报》23日的大幅标题就是“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中国”。
人们可能注意到了，这些高度评价的用语在国内并没引发多少反响。相反，在中国的政府和学界层面，小心谨慎和留有余地的分析评价仍然是主要声音。但是无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一切都需要凭事实说话。依据现在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可以断定，中国至少已经走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前列了。
一、中国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后开始复苏
这次从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剧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这种严重性，只有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及其结构特征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才可能真正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全面开拓国际市场，取得了巨大成绩。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出口部门迅猛发展，成为拉动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从2000年到2008年，即使算上2001年由于美国IT产业泡沫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出口年均增长也在25％以上。2008年国内GDP为4402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为58.19％；出口14285亿美元，占GDP比例为33.9％。就是说，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的经济总量约有60％是进出口部门创造的，30％以上由出口创造。
长期持续的出口高额增长，已经逐步硬化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增长结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很强，高达25％～30％。出口导向的结构性影响明显，大规模内产外销模式，形成了遍布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出口产业链。在国内出口部门积聚了大量的资源、劳动力和生产能力。中国出口部门的产业水平不高，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品为主体。长期以来，我们的进出口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2008年为例，如果不算内地和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量的60％以上。
这次金融危机横扫全球经济，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首当其冲。中国来自这些主要贸易国家的订单大幅减少，使出口经济受到沉重打击。2008年10月份，国内出口增长还是19.2％，11月就骤降为-2.2％，2009年1～6月的出口平均增长大幅下降为-21.83％。出口持续大幅下降，很快通过结构性渠道向其他国民经济领域蔓延。这个长期维持中国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一旦消失，经济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速下滑。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3％，2008年第三季度的增长还是9.9％，第四季度就骤降为6.8％，一个季度下降了3.1个百分点。2008年9月份的国内工业增加值为12％，10月份后一路下滑，到2009年1、2月仅为3.8％。2008年底，全国27个省、区、市25.65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国71％)，停产半停产企业约占15％。社会就业问题空前严重，大量农民工需要重新寻找工作，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的风险。
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到今天，已将近一年了。中国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从谷底复苏。我的判断是，尽管当前经济形势还没出现一面倒的全面回升态势，但综合各方面数据可以判断，增长大幅下滑势头已经扭转，经济企稳回升的主导性趋势初步形成。
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1.经济增长明显回升，2009年GDP增长第一季度6.2％，第二季度7.9％，三季度很可能突破8％；2.工业生产逐步回升，2009年2月是增长最低谷，之后逐月上升，7月份增加值为10.8％，6月份代表能源消费的发电量增幅也已转为正值，7月份全国所有省份的工业全部正增长；3.停产和半停产企业大幅减少，从2008年底的15％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8.8％(2.24万户)；4.投资持续大幅增长，1～7月同比增长32.9％；5.社会消费稳定增长，商品零售总额从1月份的增长18.5％降为2月份的11.6％后，3、4、5三个月小步上升，分别为14.7％、14.8％和15.2％。国内市场总体销售旺盛，其中具有城市消费代表性的汽车销售一季度达268万辆，创历史新高；6.显示微观经济动态的经理人采购指数PMI明显好转，2008年11月曾大幅降低到38.8％，今年3月份以后向50以上回升，6月份为54左右；7.物价降幅减缓。CPI和PPI在1～7月虽继续同比下降，但月环比明显收窄，7月份CPI的月环比为-0.2％，PPI为-0.4％。
当前一个最可喜的经济动向，就是非政府投资活动的增速明显加快。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私营企业从1～2月份的23.4％逐月上升到5月份的32.8％，1～5月平均月增27.2％；个体经营企业从1～2月份的24.1％上升到4月份的42.9％和5月份的48.4％，1～5月平均月增34.7％。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7月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长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长的56.4％，比同期增加13.1％。说明政府投资的市场乘数效应正在逐步扩大。
中国经济复苏的成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走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前列？这个问题只有放在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中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更好的回答。
目前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今年1～7月，美国、欧元区、日本、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增长率分别为-2.6％、-4.8％、-6％、-6.5％、-1.3％、5.4％，都比一季度有明显提高，但只有印度是正增长。中国的经济成绩是7.1％，远高于上述所有国家。到今年9月份为止，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经济权威机构对当前和今后经济走势的分析预测各有不同，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分析几乎没有分歧。现在已经基本可以上说，中国经济在没有特别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下，全年8％的预定增长目标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二、中国经济能最先走上复苏之路的两个主要因素
中国经济能最先走上复苏之路，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合理、有效实施；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的坚强支撑。
先讲第一个因素，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合理、有效实施。这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各国政府当局运用自己智慧、经验、魄力和驾驭能力同危机的较量。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不俗的表现。中国政府的行为尤其应该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首先是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及时、果断且力度非常之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全面蔓延的2008年11月初，中国政府就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被称为“一揽子”的反危机方案。这个方案的明确目标是以迅速扩大内需遏制经济急速下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的增长目标为8％。政府的宏观政策果断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宣布从2008年底到2010年新增投资1.18万亿人民币，带动约4万亿的投资。现在已经分4批下达了3800亿元。地方政府也提出了总规模18万亿的投资目标。
对比一下，美国布什政府的“保尔森方案”和奥巴马政府今年2月签署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两届政府总共预备筹措投资15870亿美元，约为美国经济总量(13.5万亿美元)的11.75％。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预备筹措投资2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2900亿美元。仅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人民币一项，就占GDP(30万亿人民币)的13.3％，比前者的投入强度要大得多。
第二，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具有系统设计的特点。中国政府的“一揽子”反危机方案，有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菜单。这个菜单包括了扩大内需的10项重要措施，主要有五大类项内容：一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四是加快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五是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这个“一揽子”反危机方案的扩大内需菜单，明确体现了三位一体的系统设计特征，即拉动增长、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在这个菜单里，既有能在短时间迅速遏止经济下滑所必要的内容，例如加快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投入；也有把大力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基础条件的内容，例如把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非常显眼地放在10大措施的第一项，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放在第二项。这个菜单还立足长远，考虑到中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把生态环境、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也放在非常重要的项目位置上。
第三，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含有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在中国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中，还包含了大力推进改革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现在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保障事业和公共福利的发展比较滞后，全国统一协调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发展长期没有迈过去的一个坎。国内在金融危机前已经酝酿过许多改革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基本性的制约因素就是资金的盘子太小，要大幅度扩大资金的规模又遇到很多复杂的矛盾。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筹措4万亿规模的投资，资金环境大大宽松了，这就促成政府下决心拿出8500亿人民币投入社会医疗改革，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把医疗改革作为建立全国统一协调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突破口。在金融危机前，出台这样的改革举措和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合理、有效实施，对中国最先走上复苏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很快复苏还有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的坚强支撑。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是很严重的。然而中国经济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同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是同一回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6月对国际金融危机损失的初步清算，全球资产损失50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资产损失11万亿美元，养老金损失2万亿，房地产损失6万亿。全球约2.39亿人失业，失业率约为7.3％，美国和欧盟今年5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9.4％和8.9％，为15年来最高。亚洲开发银行的清算材料肯定是不完整的。根据美国前总审计长沃尔克计算，2007年美实际债务53万亿美元，加上抵押债务、各大财团债务、政府债券20万亿，共73万亿美元。按2007年市场公允价计算，美全部资产总市值76万亿，金融危机发生后缩水30％，剩余50万亿在技术上已资不抵债。
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但中国不是。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却没有伤筋动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这种体制在逐步放开市场活动的同时没有放弃中央政府的严格监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交易活动方面留有余地，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极其复杂机制的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活动，始终没有完全放开。这种坚持政府强势管理的市场金融体制在平时常常受到各种批评，但现在至少说明了，这种体制在危机时刻挡住了美国金融海啸的最凶猛冲击，社会金融活动的秩序丝毫不乱。中国经济没有伤筋动骨，还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基础的坚强支撑，以下四个方面最为突出。
第一，我们有相当充裕的社会储蓄。2008年底国内城乡居民储蓄总量接近3万亿美元，企业储蓄超过3.8万亿美元。只要不出现大幅通货膨胀，这就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国民潜在购买力。中国和美国的居民消费——储蓄状况，对拉动需求增长的可能性趋势完全不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不到3％)，长期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很多人已经花了后天可能挣到的钱，即使再有激励作用的消费政策，也难以全面增加有效需求。我们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比较保守，很多人实际上只是在花大前天挣到的钱，而把前天、昨天、今天挣到的钱放进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有较大改进，消费政策又比较到位，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去，例如储蓄增长从现在的18％下降5-6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需求增长就会大大改观。
第二，我们有充足、安全且质量比较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成疑问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CDS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62万亿美元，一旦最终崩盘，10个7000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性炸弹不止一个。我国到2008年11月底，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61万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优良标准。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比较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的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成长性很强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正在进入高消费时期，住房、汽车和高档电器的消费特别旺盛，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耐用电器消费还远远没有满足，有些贫困地区甚至刚刚进入现代化消费的门槛。这种市场发展状况说明，中国不同层次市场开发的潜力都非常巨大。有人说中国市场消费的增长是稳定的，无论怎样都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化。这种观点不对。只要看看城市商品房价格的消费弹性和电器下乡拉动多少销售量，就足以驳倒此论。问题在于怎么开发市场和发动市场。如果能在社会保障方面大步迈进，在开发农村市场方面的力度更大一点，在刺激社会消费的举措方面更大胆一点，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就完全有可能抵消外需增长下滑的损失。
第四，我们有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平时经常被人诟病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一个半月内新增投入的1000亿元项目基本到位，明后两年中央投入规模达到4万亿。地方政府也提出筹措18万亿的目标。其资源动员的效力令人叹为观止。请注意，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仍在15％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发4000亿元国债，赤字占GDP的水平也仅在1.3％以下。况且，中国还有一个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后台资源。
三、中国经济复苏后的走向与选择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回暖和复苏的主导性趋势已经形成，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列车已经毫无悬念地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了。我们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问题仍然很多。比较突出的宏观层面问题是：出口增长形势依然严重。短期内很难指望恢复危机前的出口增长。工业增长基础并不稳定。当前主要问题是企业效益水平下降，亏损比较严重，不良资产的压力增加。尽管5、6、7三个月财政收入出现正增长，但1～7月同比仍然是负增长，等等。
(一)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国际上各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迅速动员起来的大规模投资能否持续拉动增长？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优选择的经济政策，也没有一种经济政策可以是毫无成本的；即使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政策，也要看这个政策使用的合理限度和能否与时俱进的合理调整。中国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也是一样，同样需要用这种观点加以看待。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杀手锏，是中央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起来4万亿人民币的反周期投资。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导下，这个反周期投资伴随着一个超常规模的巨额资金投入。今年1～6月，国内银行新增贷款达到7.4万亿人民币，不但远远超过同期增长水平，而且超过了原定5万亿的全年信贷控制目标。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性货币供给，在非常有力地刺激和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事先预料到的，也有未预料到的。同时，对发生的问题应该怎么看，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目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关于超常规的货币供给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的问题。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急速下滑，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刺激需求，是有道理的。在危机对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货币供给宽松程度放得更开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据费里德曼的“恒定货币数量原理”，在一定的经济生产条件下，无论什么理由的货币过度供给，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货币供给宽松的合理“度”在哪里？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反危机货币政策，即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也碰到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度是前所未有的，在2008年的经济总量为44000多亿美元的背景下，今年前两个季度的新增长贷款超过7.5万亿人民币——约100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货币总量供给的宽松度是合理的吗？我认为问题应该两面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增长急速下滑，在这个时候打破常规性货币供给，采取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选择。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止跌回升，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超越常规”上。根据国内以往常规经验，如果广义货币M[，2]增长连续多个季度超过18％以上，必定在后面的时间带来通胀。今年1-7月M[，2]的平均增长已高达23.2％，6月份达到28.5％，6个月的信贷总量达到创纪录的7.5万亿。如此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既超越了政府以往宏观管理的常规经验，也超越了企业和老百姓家庭的常规经验。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敢说这样的选择没有风险。在“无常规经验预期”的情况下，“恐慌预期”就很难避免。由此，尽管目前国内实际物价水平还比较低(7月份的CPI为-1.8)，也仍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通胀预期。当前股票价格大涨大跌，房地产价格逆势大涨，燃油、钢铁价格快速上涨，就是这种社会通胀预期的一种经济反映。未来可能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绝不可低估。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和2010年上半年经济全面回升之后，新一轮通胀预期也相继开始并不断增强，很可能出现一种伴随通胀的新一轮增长。
同时，为了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滞后效应，货币扩张总要有一个适时收敛和调整，这个收敛和调整的“点”定在什么时间，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是一个很大难题。但无论如何，现在绝对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你可以把这个收敛和调整的“点”的时间往后推，但你必须有充分的论证，而不能简单的讲时间未到。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无须担心通胀问题，因为现在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还在负位运行，继续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对货币供给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如果骤然减少货币供给，就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后续实施。第二种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货币发放和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已经导致了很强的通胀预期，经济复苏之后可能出现乘数突然放大，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必定在增长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第三种意见认为，当前面临信贷需求压力和通胀可能性的两难选择，不能简单的二者选一。宽松货币政策不能放弃，但同时需要在持续强度和信贷结构上适当调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贷增长水平、央行加强收回流动性、防范国外热钱大量流入、扩大中小企业和市场化信贷投资的力度，等等。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在这里，我认为应该特别警惕近年来在国内反复发生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这种通胀现象同中国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在对资源产品的高度依赖之下，同国际市场价格的关联度也很高。这种情况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也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经济复苏后的一段时间，存在着一个增长和通胀谁能最终跑赢的问题。有四种可能性：1.持续稳定增长，只有低度通货膨胀；2.持续稳定增长，高度通胀随之而起；3.增长趋缓，通胀持续上升；4.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中度和可以承受的通胀。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三种可能性即滞胀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这里最好的结果是，经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最终增长在基本面跑赢通胀，出现第四种情况。
第二，关于大量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的问题。
现在国内外学界还有一个议论最多，也是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大量投资资金，有相当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的投机活动，致使虚拟经济的价格迅速增长大大冲淡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当前经济复苏的虚拟比例部分不可忽视，同时也埋下了资产价格增长过快可能最终拉动整个通货膨胀的隐患。
首先，这个分析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今年第一季度国有大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基建类贷款增长分别为28％、26％、33％；票据融资增长分别为38％、46％、20％，前者平均月增长水平为29％，后者为33.6％。这说明在这个时间里，短期性的票据融资增长在整个信贷增长结构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一、二月份已经超过了基建类贷款增长水平。虽然不能说这些短期性票据融资都同实体经济活动毫无关系，但应该说大部分流入了证券和房地产部门的市场交易活动领域。
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流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1.准备进入实体经济而迅速筹集起来的大量资金，由于建设周期需要分批投入，会出现一个等待时期，这个时期资金被持有者用于短期投资盈利(投机盈利)。2.现在国内实体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有较高盈利预期的投资项目不多，再加上还有许多制造业部门仍然面临产能过剩状况，股票和防房地产相比之下就成为投资优选项目。3.中国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正在快速成长时期，现在和将来都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然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这三个原因告诉我们，大量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调控当局无法控制的。
但无论如何，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巨额资金是预备投入实体经济的，这时大量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既分流了发展实体经济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又增加了股市和房地产部门的不稳定风险，当然不能说是好事情。特别是各方面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据估算约有8000亿左右，使当前内地房地产一时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仍在高房价下谨慎购买，另一方面一些房地产商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利用社会通胀预期，手持重金抢购重要地块，形成“地王大战”，推动房地产价格大涨。这是不能持久的。
对此，政府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对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过程严格管理，防范资金向股市和房地产部门的不合理流入。各地政府对购买商品房的特殊优惠政策也在逐步弱化，严格执行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和利率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好转，会有更多资金被吸引流入。
同时，也不能对股市和房地产的融资比例和实际能量估计过高，我的估计可能在25％—30％左右。国内银行信贷的主流和社会投资主体仍然是实体经济部门，否则就不好解释，2009年前7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32.9％。
第三，关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真实效率问题。
这也是一个国内有争议的话题。这里讲的政府大规模投资，主要是指政府为了遏制经济急速下滑、避免社会经济出现更大问题而采取的短期内最易见效的投资。这些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方面，人们简称为“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
对此，国内外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部门产能过剩。对“铁、公、基”的投入，必定扩大煤、电、油、运、钢等基础产业和工业上游产业的规模，而这里的一些部门已经产能过剩了。第二，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导致企业资源分配的更加不平等。“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国有大企业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承担，政府资金和自他资源大量流入这些企业，这就使国有企业群体和民营企业特别中小民营企业的不平衡结构更趋严重。第三，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供求矛盾。“铁、公、基”项目所形成的最终产品是需要社会消费通过市场购买来实现的，如果不能同时提高社会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这些大量投资形成的最终产品就会造成更大的供求失衡。
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善意的。现在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三段式”：目前经济企稳回升主要靠投资增长支撑——持续大幅投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入项目——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基建和重大项目。有个美国学者计算，中国过去10年中投资对增长贡献率的均值为43％，现在是88％。
这些政府主持的“铁、公、基”项目所以成为拉动投资的主体力量，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它们确实是短期内上马最快、最能遏制经济急速下滑和最有增长拉动力的项目。这并非不合理。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本意，也决不是眼睛只盯住“铁、公、基”，而是前面讲的“一揽子计划”。但问题在于你怎样看待应对危机的过程。在应对危机的第一阶段，抑制经济急速下滑只能依赖政府的快速大量投资，必须有足够的投资总量扩张并短期见效，这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组织行为能够办到的。在第一阶段目标达到，经济企稳回升后，持续增长则不能再依赖这种东西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市场效率机制的作用，需要市场化投资的支撑，而这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组织行为办不到的。如果在应对危机的这个阶段继续沿用前例，后面的问题就会很大。
现在应该怎么办？当前一个新的经济主题词是结构调整，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反危机政策的重心从总量投资扩张转向结构调整。然而需要问的是，我们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结构调整？是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的结构调整？还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结构调整？之后还需要问，谁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群体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还是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如果实行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群体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那么这种结构调整的结果就会很糟糕。以上三种批评意见就可能最终成为真实的经济现象。
(二)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走在全球最前列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决不能因成绩而沾沾自喜，前面的矛盾和难题还有很多很多。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沉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大的战略课题。
首先，我预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会有两个大的变化：1.美元强势霸权的国际金融格局和经济格局会有所调整和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强势霸权一定会弱化和收缩。原因就在于“印制美元创造财富”的机制正在走向反面。现在，继续大量增发美元几乎成为美国货币当局稳定经济唯一最有效的办法，这就逼使美元债券持有国包括中国加快减持美元债券，谋划其他的国际支付手段，最后又反过来大大压缩美元体系的阵地。这种情况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复杂的。2.低碳经济的发展将对全球产业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石油价格刚性高位增长、新能源技术趋于成熟和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低碳经济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潮流，带动一大批新兴行业的发展，形成类似20世纪90年代IT产业那样的“新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在这个新的全球竞争态势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第一个变化对中国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在减持美元债券后，当然需要谋划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更需要考虑如何把大量外汇储备所代表的“国际购买力储存”，加快向内需转化。同时，美元强势霸权的弱化和收缩，对美国居民利用美元货币的便宜无限制扩大信贷消费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总需求增长减缓，也会反映到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增长上来。中国要恢复危机前的出口高增长，以高出口支撑高增长，恐怕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事情。由此，扩大内需的方针，就可能不仅具有反危机的短期效应，而且应该成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选项。
第二个变化对中国以高碳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提出了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低碳经济方针，显然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对自己提高发展水平有利，同时可以通过制定新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制约发展中国家(萨科奇已经提出了高碳关税建议)。美国正在图谋成为绿色经济的霸主，奥巴马政府已承诺美国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80％，使美国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政策和技术的领导者。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低碳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如果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规则，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但如果依旧按照现有粗放式工业化模式继续发展，肯定也不行。怎么办？中国必须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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