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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当今世界，既有新加坡这样的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但人民生活富裕安宁的国家，也有非洲一些多党竞争并出现选举乱象、民不聊生的国家。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政体，都必须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突尼斯和埃及政局突变再次揭示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2011年1月14日深夜，向来局势稳定的北非小国突尼斯政局突变，执政23年之久的总统本·阿里在群众街头抗议28天后不辞而别，流亡沙特阿拉伯。仅仅10天之后的1月25日，中东和阿拉伯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埃及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一次，埃及民众仅用了18天就扳倒了执政长达30年的中东强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而在新年伊始的1月9日，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苏丹则迎来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针对南部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2月7日，苏丹南部公投委员会宣布了公投的最后结果。不出此前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南苏丹超过98％的选民选择了独立。南苏丹的独立不仅将使苏丹这个非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一分为二，非洲从此诞生第54个独立国家，而且可能改变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及政治版图。除此之外，在约旦、也门、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以及利比亚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示威和游行活动也在上演或者酝酿。国际媒体也开始纷纷预测所谓的“连锁反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威权为何在顷刻之间，犹如地震般发生了政局突变？这些变化是不是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大陆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些变化又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多年民怨积累的喷发
突尼斯、埃及以及发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街头抗议活动，起因均为民众对低收入和高物价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的不满。以突尼斯的政局动荡为例，大规模示威的导火索源自一位失业、生活无着的大学毕业生用自焚的极端方式抗议城管和警察用粗暴手段没收其街头零售摊。它反映的是经济危机冲击下突尼斯所出现的高物价和高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比率高达50％以上)现象以及执法失当所致的警民冲突的社会矛盾。虽然在骚乱爆发前，突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最稳定、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全球经济竞争力还数度被世界经济论坛排列在非洲以及马格里布地区之首，但经济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暴露了突尼斯经济过度依赖欧洲市场的脆弱一面。对欧洲市场出口的萎缩、旅居欧洲突侨民侨汇收入的下降以及旅游业的不景气，使得突经济增长乏力、物价上涨，老百姓生活品质下降。本·阿里执政期间重视教育，教育普及率很高，如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找不到工作，有限的工作机会又往往被权势部门把持，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
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品质下降和贫富分化差距的日益扩大，再加上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积累的强人长期执政、高压和专制统治、裙带关系以及政治体制僵化、统治阶层的腐败行为等(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后均曝光了总统家族敛集的巨额国家财富)，终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民怨经“自焚事件”的刺激而喷发。
而南苏丹独立的原因除了苏丹南北双方早已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性之外，还与美国对苏丹丰富石油资源的觊觎以及防止北苏丹伊斯兰政权及其影响进一步向黑非洲渗透和扩张的双重长远战略考虑有关。美国不仅是2005年苏丹北南《全面和平协议》的重要外部推手(该协议写入了“6年过渡期满后南苏丹有权对独立进行全民公投”这一条款)，而且更是此次南苏丹公投如期举行的关键主导力量。南苏丹的独立将使美国石油公司率先突破过去对苏丹“制裁”令的禁锢，推动该地区石油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洗牌。另外，一个世俗的、信仰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独立的南苏丹则无疑可以成为抵挡伊斯兰势力扩张的缓冲区和屏障。
“颜色革命”的定位有失准确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局突变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出现的一些街头示威活动被不少西方媒体定性为当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翻版。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突尼斯、埃及政局突变的过程，不难发现所谓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人民起义”在目标性、组织性以及颠覆性等“革命”三要素方面都与当年的“颜色革命”有距离。
突尼斯政局动荡的起因是一位失业大学毕业生的“自焚”，其目标指向主要是高物价和高失业的经济问题以及警民冲突的社会矛盾。即使在随后因突尼斯政府对事件的处理不力以及事态升级后因过度使用暴力手段而导致群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时，抗议群众喊出的口号仍然是“要面包，要工作，不要本·阿里”，目标指向仍为经济问题以及应该对这些问题负责、并因长期执政而招致不满的本·阿里本人。抗议活动的目标起初并没有针对执政党，更不是要推翻整个政权。突尼斯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解散和包括各反对党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均是在本·阿里已出局后，各政治派别势力在后本·阿里时代突尼斯的政治安排中的权力博弈使然。在埃及，街头抗议的目标指向也是长期执政的总统穆巴拉克的“下台”，而并没有针对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以及新任命的副总统苏莱曼等其他执政党高层和穆巴拉克的旧部；其次，从抗议活动的组织性方面来看，突尼斯、埃及政治变局的初始发展过程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群众通过“脸谱”、“推特”等互联网沟通信息和聚集起来，背后并没有反对党来策划、组织或者煽动(因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党普遍相对弱小和边缘化，也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反对党的介入一般都出现在群众运动出现高潮的后期，以一种政治代言人的身份来为缺乏明确政治纲领的街头示威者进行代言。其基本模式是：群众自发起来，发泄长期积累的愤怒，待持续的街头抗议动摇了现政权及领导人的基础后，反对党以及国际势力便适时出现，引领方向。最后，从颠覆性方面看，突尼斯、埃及的政局突变更多表现在两位原任总统个人的“出局”甚至“流亡”，其旧部及其原有统治根基并未出现大的颠覆性变化，仍能在后强人时代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地的“颜色革命”，则无一例外是反对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指向，在精心策划和组织街头抗议后并最终以彻底推翻原领导人及其旧部以及原执政党的“一锅端”的颠覆性结果落幕。
谈论“多米诺骨牌效应”为时尚早
突尼斯和埃及政局突变后，一些国家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某些国际声音更是断言如今是“改变阿拉伯国家政治格局的最好契机”，阿拉伯国家乃至大中东地区的大范围和大规模“民主化时代”已经到来。诚然，由于中东北非等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治理结构(如强人的长期统治)以及面临的经济挑战(如高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同质性和相似性，突、埃两国发生的事态自然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也自然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仿效事件，比如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同样爆发了街头抗争；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还出现了类似突尼斯青年的“自焚”事件等。但究竟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出现如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强度的政局“地震”，笔者认为虽然有可能性，但并不具备必然性。的确，基于政治治理结构的同质性和经济挑战的相似性，突、埃两国的政局突变既可以成为唤醒相邻国家民众自主意识提升的催化剂(西方媒体喜欢过度强调这一点)，同时同样可以成为警醒这些国家政府和执政党反思和吸取教训并迅速做出相应政策调整的助推力(这一点则往往被西方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因此，会不会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关键在于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勇于引领和主导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革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
另外，在看到北非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一面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其异质性的一面。如相对于没有多少油气资源的突尼斯和埃及，石油资源丰富并拥有充裕外汇储备的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如沙特、科威特等)在面临经济危机冲击时自然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政府也有财力采取更为积极的经济和惠民政策，有利于安抚民心和化解危机。再如，不同阿拉伯国家内部所面临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挑战的历史与环境也不尽相同。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大选差点导致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上台，后因军方出面才扭转形势，但却随之带来了总计造成20万人死亡的延续十年之久的恐怖岁月。正是基于这样的“选举”记忆，虽然在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抗议物价上涨和呼唤政治变革的街头游行，但民众的要求十分理性，政府的反应也十分及时，总统布特弗里卡已允诺给生活困难的人群发放补贴，同时承诺将于近期取消自1992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
最后，从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着眼，一个以“多米诺骨牌”效应形式发生的阿拉伯国家的快速变革也会打乱其在中东地区的现有安全和战略部署。如今，对突尼斯、埃及两国在后本·阿里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和外交走向还全然把握不定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无心、也没有能力应对阿拉伯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出现的政治不确定性。
重视民生才是社会稳定之源
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看似稳定但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治理矛盾的国家政局发生突变再次揭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那就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实，不管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政体，都必须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放眼当今世界，既有新加坡这样的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但人民生活富裕安宁的国家，也有非洲一些多党竞争并出现选举乱象、民不聊生的国家。
说到底，不管是“变革”也好，“革命”也罢，其终极目的都应当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经济与政治权利。曾记得，当年乌克兰等国“颜色革命”的发生曾使得一些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士“热血沸腾”，但当尘埃落定，热闹的“革命”过后近十年里，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不进反退。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欢呼和企盼“颜色革命”的到来，而是希望北非中东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所有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以突尼斯和埃及政局突变为鉴，把挑战和危机化为契机，顺应形势推动本国的变革进程，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中做时代的弄潮儿，而不是扮演相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