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挑战：清末澳门军火与华南社会动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澳门论文,动乱论文,清末论文,军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29-07
澳门因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位置，而成为近代洋枪洋炮进入中国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由于武器买卖管理的滞后，以及澳门的特殊地位，澳门军火更多地流向了民间，成为近代华南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清末华南地区的盗匪活动、反清革命运动以及地方性叛乱等都与澳门军火的输入有密切关系。清末澳门军火问题，反映了晚清社会控制遭遇着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亦揭示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
一、清末华南社会动乱中的澳门军火
澳门在西方武器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佛郎机铳就是经澳门而传入的。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近代洋枪洋炮进入中国，而澳门以其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外贸易的独特位置，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与辐射作用。由于社会的特殊性，澳门也是枪炮流散的重要的基地。早在嘉庆年间，不仅船户可以在澳门向外国人购买炮位、火药等，“粤洋各帮盗船，炮位众多，显系盗犯假充船户，潜向夷人购买出洋”。[1](P179)进入清末，澳门又成为华南军火走私的主要基地之一。清末两广总督张人骏称：“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以为薮。”[2](P3233)
清末广东盗匪问题的加剧，与港澳近代枪炮的大量流入有密切关系。1904年，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于奏折中向朝廷反映：“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致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3](P444)拱北海关报告也称，港澳地区的武器走私直接助长了广东的“盗风”，“曩由香港、澳门两处私贩军火至内地者，源源不绝，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地方不靖”。[4](P211)相比于香港，澳门的军火更多流向民间，转入盗匪之手。1906年，广东水陆营务处兼缉捕总局在给九龙关税司的函件中说：“闻匪徒由澳购运军火较港尤甚。”[5]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澳门向为私运军火渊薮”。[6]有研究指出，尤其是在1907年英属香港答应协助广东地方政府查缉军火走私后，澳门就成为军火走私的主要中转基地。当时澳门的军火商店可以向当局申请军火执照，许多军火走私者即通过澳门的军火商店在澳门合法购买，再运入国内，以牟暴利。澳门的一些奸商钻了清政府禁止民间私购军火的空子，将军火贩运入澳，再走私内地。[71](31)据外国报纸估计，10年间，通过澳门向内地走私的枪械达50万枝以上。这些枪支中仅有少数为革命党人所购得，绝大部分落入盗匪之手。[8]1907年，香港当局协助清政府制定查禁军火办法五条，其中就有“澳门来往商务暂行停止”的内容，[9]将中断港澳商务作为查禁军火的办法之一，意在阻止军火经由澳门走私进入内地。
澳门有着宽松自由的军火买卖环境。在《澳门宪报》上，亦常常见到葡澳当局招标采买武器弹药和发卖枪弹的告示，如1886年11月23日“大西洋澳门公物会”告示：“招人承办六口连小枪三百五十枝，以为巡捕并所用，……所有每票均要交出六口连小枪一枝，为办其票，即于是日一点钟在公物会大宪面前当堂开拆，须看各票谁更有裨于公物会，并其价相宜者，方准承办”[10](P149)。1870年“大西洋总管都司副理澳门军器局事务美”告示出卖枪码子，“在白鸽巢军器局将马地尼(Martini)、亨尼(Henry)、荣睹时打(Winchester)、哥卢(Colt)四种快枪对面笑配用之码子三千五百七十，一一单枚出卖，价高者得。惟只领有准做军火生意牌照之人，亲身携牌照呈验，方准出价投买，其买得者并须立刻用香港或澳门银行银纸交价。”[10](P472)因欠债而变卖船只时，其所配有的军火往往也一同发卖。如1893年7月29日“华政衙门”通知，因陈端高控告业主王龙田即王福欠银一案，“在附近船政厅海边所抛之三枝桅铜底头猛(Tao-mang)新绍昌并永贞利船上，将该二船及缆、三板、炮火、枪械暨各什物等件，概行出投发卖。”[10](P220)清末时人就称：“澳门一处，贩运军火，向无禁令，该处中国海关，每遇有搜查军火，无论外轮、华轮及渔船等，亦皆在查办之例，惟因海权纠葛之故，匪特轮船难以稽查，即应由海关编管之渔船，亦每恃澳界为逋逃薮，致海关查察管理所不及，实于中外治安，均有妨碍。”[11](P157)
广东盗匪与澳门又有着特殊关系。据称，清末香山著名沙匪林瓜四卖咸鱼出身，未落草之前常往澳门买咸鱼。为盗后，主要在沙田区向各围口勒收行水，“在澳门开平馆，各围须向平馆文行水”。[12](P4)清政府清乡中，林瓜四多次躲往澳门，1904年在澳门被获。林瓜四的弟弟林瓜五也是从澳门回内地，因身怀洋枪，而被海关拿获解案。[13]每当清政府清乡，一些著名的盗匪都会躲避港澳。1900年两广总督的清乡告示称：“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著要各匪闻已多赴港澳，戢影潜踪。”[14]这些特殊背景，也是澳门军火流入盗匪之手的重要原因。因而，澳门军火对广东盗匪影响很大。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近澳门沿海地带，盗匪多有先进武器。1901年有报纸消息说：“广州府属各县滨海之处，绿林豪客往往勒索不遂掳掠随之，其中匪类之多以香山县境恭谷二部及蜘蛛洲为最，……跳刀拍张，声势汹汹”，“大宪特派营勇前往剿办，若辈竟敢纠党数千人恣行抗拒，附近各乡练勇闻警而至，匪党枪若连珠”，鏖战至半日之久，当场夺获快枪十五杆，匪艇四号。[15]
清末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发动武装反清起事，也与港澳军火有关，“因广东密迩港澳，易于偷运军火，是以定在广东起事”。[16]1908年4月16日，拱北海关根据情报，在白石角卡通往前山的小道上设伏，查获90支步枪的零部件和3000发子弹。这批军火弹药据称是革命党人为起义而准备的。[17](P160)1908年4月，“二辰丸”案议结不久，拱北海关税务司又在澳门附近之中国地方缉获私运军火一大批，计快枪50杆、弹药3000颗，“此项军火闻查由澳门运入，以接济内地各乱党”。两广总督张人骏由之而指示：“粤中盗匪充斥，贻害商旅，滋扰闾阎，无非恃械而逞。钦龙一带边匪尤非严断接济军火，难望肃清，现既与英日两国议允协查，澳门实为私运军火奸商所巢窟，亟应重申禁令，从严查缉。”[18]清政府以阻断澳门军火运入作为遏制革命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初，广西爆发大规模的地方叛乱，游勇、会党、土匪一同在广西、云南、贵州边界，与官军对抗持续数年之久，“旋扑旋炽，实因枪多码积”，[3](P583)澳门军火亦是其枪械的重要来源。1903年4月《申报》消息披露，广西巡抚王芍棠“侦知土匪游匪时在香港、澳门购买军火，恃委郑观察官应来东查缉，并咨行大宪饬属严拿，以杜接济”。[19]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也以两省关卡严查私运军火作为平乱的重要措施。[3](P564)
二、澳门军火私运与广东的对策
澳门与广东水陆相通，为军火走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澳门军火私运进内地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利用船货或旅客往来夹带私运。两广总督周馥曾指出：“匪徒私贩枪枝，偷运进口，常有用渔船、石船转载，甚或装置船底夹板内，种种弊端，不胜枚举。”[20]1911年8月，龙清兵轮在前山附近海面巡缉，突见拖船一艘张帆驶去，形迹可疑，龙清轮即悬旗饬令停止，该船不理，龙清当即跟追，“迨追及时，船中水手皆凫水逃生，管驾过船查验，见舱面堆有面粉、白糖等物，下藏鸦片烟十八箱，其舱底则有军火码药甚多。”[6]旅客夹带也是常用办法，拱北海关报告说：“仍有乘客将左轮手枪和拆散的威切斯特步枪藏在行李中，大量走私运入内地。不可能对所有乘客都进行盘查，可观的走私收入则使他们甘冒各种风险。于是，盗匪及违法者得到的武器常常比官兵的武器优越，他们以此武器恫吓守法者，抗拒官府的巡查。粤省官府无疑对此倍感棘手。”[4](P22-23)
另一种途径则是利用船只可以配置军火的合法性走私。当时出海商、渔船可以携带枪炮军械等，商船除领取各地官府发给的船照外，还要从海关领取“军火器械单照”。此单照允许携带仅用于自卫的军火器械，可以随时申领。上面列明器械的名称和件数，如有超过，则要罚没充公；弹药使用之后，经官府同意，可以补充。[4](P37)如1884年香山县知县颁发给船户邓权长的“合利”船照中，允许其船携带“大小铜铁炮十尊，枪二十杆，军器三十件”；[4](P37)1890年赤溪直隶军民府向往来江门、赤溪的和利号船颁发船照，准许携带的武器有铁炮一尊、枪6枝。[4](P38)一般民船都有军火，从光绪年间的“军火器械单照”看，当时船只的军火包括火炮、炮子、火枪、枪子、来福枪、来福枪码、旋枪、施枪、施枪码、火药、铜帽、大刀、长枪、杂色军器等。[4](P39)船只可以配置军火的政策，给军火走私提供了很大空间。拱北海关的报告说：“如果不对华船携带的军械严加管制，他们就会在内地私行售卖军火，然后返回澳门补充。有意作恶者还可随意获取精良的武器。经调查证实，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事实上很多船只携带武器并不受单照规定限制，甚至不领单照，“此地商船持有军械单照的不足一半”。1890年7月，官府曾下令核查所发之军械单照，规定所持军械件数等等，目的就是查禁内地私售军械。[4](P22-23)也有利用船牌照作弊走私的，“每每朦换新船牌或以旧船作新船，屡次冒领新牌，而旧船枪枝不缴，并串同十船、八船，年年更换新牌，汇齐军火为百数十枚，揽承转售，或用货船，或用鱼拖驶至某处转换别船私运入内地，接济匪党，图获厚利”。[21]
清政府政策上始终持严禁军火私运。光绪初年两广总督就要求粤海关“遇有贩运出进口洋枪洋火药军器一切违禁货物等件，如无印照缴验者，即行查起，并将私贩之人一并解省究办”。[22](P82)面对如此复杂的澳门军火私运局面，广东地方官员倍感棘手。1911年3月，因南方革命党人活跃，军机处曾电粤省大吏：“饬令各关认真稽查，毋任私运军火入境，致酿巨患”，粤省官员回电称：“粤省与港澳接连，私运军火，勾患起事，谣喙繁兴，时有所闻，已迭经派员分赴港澳严密侦探，一面督饬文武加意防范，并饬各关卡认真稽查。但沿海千里，港澳纷岐，轮船络绎不绝，防不胜防，惟有严饬各路文武，随时加意防维，毋任私运军火入境。”[23]清政府除了要求海关加强查缉的力度外，也派兵在内河截缉，重点检查往来船货。
(一)调用水师、兵轮在内河、近海分段巡缉。一旦有私运军火情报，官府都会通知军队于水道巡查。1903年8月，海珠缉捕坐办邓彦士都戎奉上级札文，为防匪徒在省河私运军火转赴内地，“通饬属下哨弁，于各路水道严密巡查，不得稍有疏殆”。[24]各缉捕轮船在内河划定地段，“饬令认真巡缉”，并随形势而变更。1910年水师提督李准因“元和”等十二兵轮“原派地段间有未洽”，重新更定巡缉地段，“以臻周密”。[25]1911年10月，广东地方政府与粤海关商定搜查军火办法20条，在明确规定了各兵轮巡缉的水域基础上，还在各段委派总稽查委员，负责各段的巡查。[26](P199-202)
(二)水师与海关联动，在内河各要处设立搜查军火厂卡。由水师水提李准会商税司酌定，经粤督核准全省共设分卡53处，“一面札行税司查照办理，一面札行各江水师统领预行抽定守护各机船，俾届时一律照派。”[27]1908年于省河水巡设立查验军火总局，为查验军火总汇之区，“凡道经省河各船军火，由总局编查发照，其不到省各船，则由税盐厘各关卡编查填发总局印照”。[28]1910年，两广总督袁树勋又奏请设立“查验军火局卡”，专门编查往来各船军火。[29]
(三)严查往来船货。1908年6月，为防止走私者利用棺木走私军火，拱北海关税务司威礼士要求：“嗣后凡有包件、行李、箱笼、棺木运自外洋者，进口时务须严格搜查，有无夹带军火枪械，至棺木进口须先存货栈，俟取有本口殷实商人保结，方准搬运，以防舞混”。[30]1911年6月，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港澳两督订定“搜查港澳入口船货办法”九条，以加强对港澳军火走私的查禁。搜查对象几乎涉及到所有往来港澳的船货，不仅检查包捆箱件各物上面是否相符，“里面有无藏匿，杉木件数有无弊混，均须随时详细搜查”，[31]而且针对“向来省河搜查军火仅责成海关洋员，水陆巡警绝不过问，办法未能严密”的状况，进一步提出由广东巡警道与省河水巡局共同负责的“七条办法”，调派兵警驻巡码头，检查船舶，“指定码头，不令散泊；严查驳艇，勿任私载，庶便检查而杜弊混”。[32](P8)
(四)限制船只配置军火。1908年，广东当局限制船只配置军火办法五条，“按船主水手人数分别增减，以一人配一枪为度，各船如不愿配军火或不愿配足者，仍听其便”。[33]
不断出台用以对付军火走私的措施，本身意味着军火走私仍未有效遏止。水网密布、港汊纷岐的复杂地形，对打击军火私运不利，往往难以人赃俱获。1903年8月底，广东珠江缉捕扮商船，在省河截获枪子数千粒，“当时该扮商船哨弁，瞥见有小艇行使太速，形迹可疑，登即齐开舢板追截，艇内数匪见事不佳，行先凫水而逃，迨及将艇获拿，搜出此项枪码，并分头追寻凫水之匪，则已远飏无迹”。[34]走私的高额利润，不法之徒甘于冒险，军火私运禁而不绝。1908年11月，南海县在来往省澳的江通轮船查获军火，地方大员接到禀报后，不得不无奈地感叹：“以私运军火例禁綦严，乃迩来各匪徒愍不畏法，竟敢轻于尝试，实属胆玩已极。”[35]
一些针对军火私运的措施也不能良好施行。商人对《限制船只配置军火章程》多有不满，认为对商船自卫诸多不便，以致广东当局不得不修改章程，放宽限制，准许船只多配军火。[7](P22)而利用船只合法拥有武器的政策私运军火，极具隐蔽性，难以预防。拱北海关也坦承：“近来各关既已实力查缉，仍时有军火私入内地，使盗匪得恃利器，遂其劫掠之谋，此则由各渔船之暗为接济也。盖渔船过厂，可以毋庸报验，听其出入香、澳，因得乘便营私，若不改章，终难禁绝私运也。”[4](P211)查验军火总局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被裁撤，虽其总局名目及原用关防仍其旧，但名存实亡。[28]因而，拱北海关在报告中指出：“尽管确实推行过一些限制军火交易的措施，可是，如果不切实禁止售卖军火，此等措施实在是形同虚设。”[4](P70)要根本制止军火走私，必须解决军火的源头问题。
三、澳门军火贸易与军火禁运
为从源头上遏制军火私运，清政府多次请求葡澳政府协助。葡澳当局或予以配合，或消极应对，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东的军火缉私成效。
1891年，清政府与港英政府订立协议，6个月内严禁军火由香港运入内地，同时也向葡澳当局提出协助请求。澳门总督于1891年10月17日向船政厅发文，要求照办。[10](P192)同时，为了“免藉往外埠为名，私运至中国内地，致生弊端”，澳门也制定了运售军火的章程(往香港及东边外国属地，非中国)。[10](P192-193)对于澳门在禁运军火方面的合作态度，两广总督李瀚章于1891年12月14日照会澳门总督，表达感谢。[10](P194)6个月后，应清政府之请，禁运军火再延期6个月，葡澳当局也给予了支持。1892年4月8日，澳门总督发布谕令，继续禁运军火进中国：“札饬本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一体知悉。”[10](P197)这次军火禁运，葡澳政府给予了良好的合作。不过，禁运直接影响的是官方在港澳的合法武器买卖，并没有制定针对澳门军火贸易的专门性措施。相反，从其制定的向非中国内地运售军火章程来看，澳门军火贸易本身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892年8月初，清朝高层为禁军火事又照会澳门总督，明确请求其不要向民间发售军火：“嗣后所有外洋军火一项，除海军衙门、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都统、府尹派员采办，由关道发给护照知照税务司，换给英文单为凭者，方准运售外，其民间私购军火，一概不得发售。洋船不得装运入口，违者全货入官。其洋行中如有故违条约，不问来历，私自售卖者，应请贵国治以应得之罪，以示惩敬。”[10](P202-203)但葡澳政府似未做出积极回应。
其实，在当时澳门的军火买卖管理体制下，很难控制发售对象。如澳门的火药生意由承包商经营。1894年澳门国课官发布告示：“所有澳门、氹仔、过路湾及其属地出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经准华人叶瑞卿承充”。政府与承包商订立合同，规定上述范围内的制卖出入口火药硝及硫磺等生意，“总归承充者一人独自发卖，或由承充人出牌照与别人发卖亦可”。虽然也规定“本章程所准承充人制卖之各项弹子、火药、硝磺等货物，除该承充人发给牌照铺店外，不准别行生意各铺店制造售卖”，实则是保护经营者的特权。除了规定“不论何项船只，除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所定限制外，一概不准多存火药，即属备以自用者亦不准”外，合同对于火药的买卖并没有严格的限定。[10](P231-233)如此经营管理模式下，军火售卖无从限制。
此后，清政府为阻止革命党人购运武器，曾多次请求港澳当局禁运军火，葡澳方面也有一些回应。如1896年11月18日两广总督去函澳督：“请将由澳门运入中国各口之军火设法暂行示禁”。[22](P535)经葡萄牙政府批准，1897年1月8日澳门总督通告：“限五个月内，严禁由澳门载运军器、弹码等出口前往中国各内地。”[10](P257)一周后，澳门总督也通告“严禁军火运入小吕宋”。[10](P258)1897年6月3日，因香港延长禁止军械出口期限，澳门总督也将“严禁军火运入中国内地”的政策展期“至华本年十二月初五日止”。[10](P263)
1900年，受义和团运动影响，葡澳政府曾下令严禁军火进入澳门暨属地。[10](P308)但事平后，禁令很快解除，1902年8月，澳门当局颁布一个有98款、近万字的《准将火药、硝磺、军器入口、出口发卖及制造火药、火器之章程》。《章程》对军火之买卖、制造有所限定，如规定：“除领有总督牌照外，其余均不准将火药、硝磺、军器入口、出口、发卖并制造火药、火器”；“所有欲将军器入口、出口、发卖者，必须禀请督宪，由督宪查过其人，果系诚实或有人担保其遵守本章程各款，方准给发牌照”；“领有军器入口、出口发卖之牌照者，必须遵守下列各条：甲、每年换领牌照一次。乙、只准将军器卖与律例准带军器之人及领行执照可带军器之人，并捕鱼、载货各船只。丙、发卖军器各铺店，必须设立一册，将军器卖出日期及买者姓名，有某日所发、准买何等军器准照，详细注明册内。丁、如巡捕员弁或政务厅到各铺店，要查看该册，该铺店必须呈出查看”；“凡将军器入口、发卖者，须设数部，将入口及发卖之数目，各等事详细注明。该数部，任由政务厅巡捕官随时查核。其所应设之数部列下：甲、入货、出货之部。此部将带入、卖出何项军器若干详细登记，以便随时查看，即可知所存何项军器若干之实数。乙、买客姓名之部。此部将买客之某姓某名，买何项军器若干，其携有何项准单，详细登记。倘买客非熟悉之人，则并将担保客之店登记，其所带买枪之准单，该店必须收存，以为遵守章程发卖之凭据”，等等。[10](1346-350)
但是，《章程》仍保持着军火买卖的自由度。如规定：“除在中国口岸挂号之渡船、拖船外，其余船只均可向船政厅领取准照，即按照准照内所开军器数目，往各厂购买，以为江海防虞之用”；“不论何等牌照，均不限定额数”；“凡开往别处、经过澳门之船只，装有火药、硝磺，不先向船政厅领取凭照，则不准在本章程所论之各口岸发卖。即经领有船政厅凭照，亦只准卖与领有准将火药、硝磺入口牌照之人，不准卖于别人，亦不准其将该货物搬过别船”，等等。[10](P346-350)
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在广东蓬勃发展，广东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澳门勘界风潮”，矛头直指葡澳政府。谈判过程中葡澳当局一面漫天要价，一面以武力恐吓，制造紧张局势。面对葡萄牙人的挑衅，广东香山民众决议联办民团，施行武力保卫，并强烈要求封锁澳门。[36](P195-197)在此种背景下，葡澳当局加大了军火禁运力度。1908年5月15日，澳门总督发布“第五十五号札谕”，“严禁将不论何项枪枝码子装运入口或出口。”[10](P506)
此前，清政府也曾就军火禁运之事，向葡萄牙政府提出交涉，但葡萄牙方面未予以积极回应，并以之作为勘界谈判的条件，与清政府讨价还价。1908年5月16日，外务部发驻法国大臣刘式训的电文称：“澳门禁运军火事，葡使尚无复文，叠次来晤，亦谓政府极愿相助，而以撤退拱北关附近之老望河山驻兵为请。……地与澳门隔海，本不连属，界尚未定，不得强指为澳门境，上除由本部照驳葡使外，希将以上各节，向葡外部切实驳复。”[37](P62)6月26日，刘式训回函称：“禁运军火及澳门界上驻兵一事，遵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七日钧电，向葡外部一再切商，据称官用军火多用兵船运送，兵船断无受他国查验之理。”[37](P75)最后，葡国外交部正式答复清政府公文中也称：“政府为欲实践协助美意，业经谕令澳门厅立即禁止军火贸易，详定限制，以杜将来私运之患，惟虽体查情形，至照章可得保护之合例贸易复原为度，并颁发紧要条规，严守该禁令之实行。至所云第一层办法，谓凡澳门厅官用军火报知粤督一节，则我国政府碍难照办，此等军火大都由兵舰装运，于私运问题毫不关涉也。”[37](P76-77)
至于是否详定了禁止澳门军火贸易的章程，尚未找到相关材料，不得而知。但从1908年7月6日外务部发给两广总督的电文看，葡萄牙政府只是以此前澳门当局的一条禁令回应了清政府的请求。①不过，在1911年《澳门宪报》第二十号(5月20日)，仍有军政司投卖旧军械之告示。[10](P603)实际上，要禁止澳门军火贸易决非易事。
四、结语：全球化的挑战
澳门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全球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仅军火贸易而言，从前文所述，已知澳门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有着军火贸易的关系网络。通过澳门，近代西方先进的枪炮进入中国内地，首当其冲的华南社会动乱，实则是澳门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辐射效应。为应对清末华南社会动乱，清政府以禁止军火私运作为加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清末王朝的社会控制体系不得不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从澳门军火问题中，我们看到清末王朝体制应对全球化挑战遭遇着多重困境。首先是国际地位与外交关系的制约。“二辰丸”事件后，清政府分别向日本、葡萄牙两国政府提出协禁军火照会，都有针对澳门军火买卖的内容。1908年3月26日，中国向日本提出查禁军火办法六条，其中规定：“日本军火运往澳门者，除系澳门政厅官运得准其出口，一面由驻粤日本领事知照两广总督查照外，无论何国人如向日本购运军火往澳门者，日本税关当禁其出口”。[2](P3376)但日本方面的答复则称：“澳门地方系与日本有条约关系之葡萄牙国属地，苟以法令强行禁止运往澳门，殊难照办，于国际法上，并条约上权利、义务关系重大，碍难照办”。[2](P3380)澳门方面也称：“有关施行禁运，甚望贵政府于澳门交界上问题亦照约章办理”，且以中方从横琴岛撤军为条件相要挟。[2](P3395)其次是特殊领土主权格局的制约。在港澳以及租界地的主权缺失格局下，王朝社会控制体系不能达到“全覆盖”，为非法行为留下空间。“前山界连澳门，交涉繁多，海内外渔船千百成群，有无私藏军火，偷运入口，向由拱北关编号稽查。惟自前次葡人干涉后，其驶泊湾仔之附近船只，如由中国派人搜查，则渔船多遁入澳界，殊难防范”，且官员前往交涉，种种为难。[11](P6)1878年6月，香港商人数名以船载火药，领有香港执照声明，前往澳门，驶至急水门，中国关厂不准前往，勒令回港，将火药起回上岸，如欲往澳，即将其拿获充公，澳门当局以为属于澳门所辖范围之事，对之强加干涉。[22](P78)最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制约着“合作”的协调性。澳门军火贸易与军火管理体制的“自由度”即是清末军火禁运的最大障碍之一。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中被一举推翻，亦有世界局势发展的某种必然性。
注释：
①电文内容是：“葡国驻澳总督现奉政府谕令，于四月十六日颁行新章，各项军火嗣后在澳门地方一概不准进出口”。见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二)，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