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召开。受研讨会组织者的委托，我在这里作一个主题发言，题目是《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我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三、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史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为什么要开展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现状如何、怎样把握这项研究，我想先就此谈些看法，与大家共同交流。
(一)改革开放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研究的范围也随之伸延。但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则有所变化。“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过去，历史学家一般要与自己研究的对象保持半个世纪的距离。不过，现在各国史家所作的研究都距现实越来越近。这种趋势反映了一种需求，人类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就越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方位有比较准确和及时的判断。其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构筑未来”。研究历史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对现实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已经超过共和国历史的一半。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伟大事业，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历。但亲身经历的事情，未必就能很好地了解，更不用说像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巨变。党史、国史是历史研究的前沿地带，这是其优势之所在，也是其难点之所在。
(二)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状
改革开放被纳入党史研究的范围有十几年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最后一部分写的就是这段历史。但是，从历史研究、党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是一个有待开拓、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书很多，但大多是从现实角度讨论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如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等。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著作还不多见，有待弄清的史实，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一般的说，对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或新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通常要经过三个步骤或三个阶段：首先是清理出一条基本线索，形成初步框架，看看在我们要研究的范围内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涉及哪些方面。其次是根据需要开展专题研究。如果是比较小的课题，就要着重研究一些关键环节；如果是一个大的课题、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需要作许多专题研究。专题可以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设置，也可以选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在这两个阶段，收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提炼出一些能够解释和说明全局的大观点。简单地说，研究一个新课题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打基础，第二步是深入重点，第三步是总结提高，形成最终成果。开拓一个新领域过程也类似，但所花费的功夫要大得多，高质量成果不可能一个轮次就形成，而要经过几个轮回。
改革开放史研究从整体上看，目前基本处于前两个阶段，主要是摸清脉络，构建框架，同时也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以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的工作为例，我们把改革开放史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确定下来是在1998年。在这10年中，我们首先编写了一本大事记，即《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然后又撰写了一本专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一本书对改革开放中的大事作了梳理，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后一本书尝试着构建一个框架，把这段历史涉及的各主要方面都摆进去。这两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后来又几次修订。总的来看，无论是线索还是框架，目前都还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专题研究方面，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与地方党史研究室合作，召开了五次学术会议，分别研讨改革开放的起步、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农村改革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合作发挥党史系统的优势，把对中央决策层面的研究和对地方贯彻落实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最近，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推出了一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相当的学术水准，非常可喜。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些特殊性
研究改革开放史同研究一般历史课题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一些特殊之处。开展新课题研究、开拓一个新研究领域，尤其要注意其特殊性，这样研究工作的开展才能较为顺利。我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史料方面。由于时间离得近，机密档案多未解密，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情况现在还难以了解；同任何时期一样，也总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不会有档案记录的。作为弥补，应注意挖掘和利用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同时，我们还遇到一个新情况，这就是通过公开渠道披露信息的速度极快、数量极大。面对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大量信息，如何筛选史料，如何辨别真伪，这对历史研究者是极大的考验。
第二，研究一段离得很近、尚未完结的历史同研究一段已经凝固的历史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各种事情，其中许多还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来沉淀，它们对历史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一些重要事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还相当紧密，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敏感性。对这样一些问题需要研究，也可以研究，但要慎下结论。
第三，改革开放的过程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没有很明显的阶段，各方面的发展联系也十分紧密，这与此前的党史在划分时期或阶段时所遇到的情况很不一样。像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划分基本以革命和战争为标志，阶段性很明显。如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多少是按“运动”来划分阶段。相比之下，新时期的历史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在分期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各有各的理由，特别是研究的专题和领域不同，分期就很可能不一样。改革开放史究竟应该怎样分期才更科学，恐怕还要再等一等才能看清楚，才能形成主流意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是平行的，但相互间的联系又非常密切，彼此影响。单就一个方面谈一个方面，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现在，改革开放史的写作基本采取时间线索与专题记述相结合的办法，在一个时间段里分别写经济、政治、外交、党建等各方面情况。这虽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往往使读者感觉不到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节奏。在编写这段历史时，如何把握住大线索，条理分明地把各方面融入其中，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
在这部分，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采用的分期及理由，再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基本线索。
(一)改革开放史的分期或阶段划分
我上面已经说过，目前对分期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研究长达30年的历史，总要有个阶段划分。我们采用的阶段划分主要依据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十二大至十七大提出的说法；同时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考虑到具体目标和主要工作的转换等因素来划分。
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起点的标志。此前，从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可以看做是一个过渡阶段或改革开放的酝酿准备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前夕为第一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为第二阶段；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至20世纪末为第三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是最新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至今尚未完结。
(二)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
新时期30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这里，我们只能用回顾的眼光，点一下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勾勒一个最简单的线索，供大家参考。
1.酝酿准备阶段：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尚在酝酿之中。对这个阶段，我们基本的定位是“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转折”。当时虽然没有完全跳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加快现代化建设逐渐成为全党共识。这一阶段发生的大事很多，如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恢复高考、召开科学大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我认为有三件十分关键：
(1)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政治性很强，它能够克服各种阻力，造成很大声势是由于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的支持。应当注意的是，这场讨论不仅关涉党的思想路线，它与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价值规律、按劳分配、价格等经济问题的讨论，实际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2)大规模出国访问。中国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出国访问从1977年起就显著增加了，到1978年形成高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外出看到世界的变化，感受到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快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1978年夏秋之交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根据出访收集到的情况介绍了欧美等国现代化的经验；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又介绍了亚洲“四小龙”及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引起很大震动。
(3)邓小平复出。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虽然加快现代化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愿望，但方向和道路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的复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核心。邓小平所具有的威望、经验和智慧，对党和国家所作出的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部世界来说，邓小平复出也是一个重要信号。美国领导人就是看到邓小平复出了，才决心加快与中国建交的步伐，改变了此前的拖延态度。
2.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2年9月
这个阶段时间不到4年，但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然后是开展全面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
(1)重大决策。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党的民主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这次会议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次会议前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进。
(2)全面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包括思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郑重结论；另一方面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必要调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标志。这些历史问题的解决，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也使上千万人从沉重的历史负担中解脱出来，使全国人民能够全心全意、同心同德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去。
(3)启动改革开放。就现在掌握的材料，改革首先是从城市起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试点，三中全会之后试点逐步扩大。但国企改革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一时成效不大。就在这时，改革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现有研究表明，包产到户当时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很难说清是从哪里先开始的。三中全会强调给予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而包产到户的做法直接给了农民自主经营权，这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有所突破是从大批知青返城开始的，广开就业门路，允许个体经营，再加上合资企业的出现，城市中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被逐步改变了。
(4)创办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首先是广东提出在蛇口开办出口加工区，得到中央的支持，但邓小平觉得这个设想还不够大胆。1979年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又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规模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事实上，特区不仅是对外开放和引进的“窗口”，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区。
(5)经济调整方针。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在调整之中起步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次调整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比较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改变了过去盲目追求高速度、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二是针对以往计划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是改革初期的基本思路。
(6)提出“小康”概念。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概念，并要求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来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小康”概念的提出，第一次把党所倡导的现代化目标直接同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并以最简明和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从此后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
(7)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政治方面是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着手的。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在加强民主法制方面，废除了“革委会”，恢复了各级人民政府，重新修订了宪法，加强了人大的立法权，开始县级人大代表直选试点，调整了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等等。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事实上起到了为经济体制改革开道的作用，没有这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推开。
3.第二阶段：1982年9月—1992年1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到十二大召开时，“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各种问题已基本清理完毕，通过前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也初步确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开始与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二大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要求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还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这些对于指导我国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逐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进行全面改革势必要求将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突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随后，关于“七五”计划的决议又提出“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此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提出要分阶段进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至此，“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3)作为过渡措施的“双轨制”。在政府主导下采用“双轨制”的办法实行过渡，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方法。它不是一种预先的设计，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双轨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和城镇都出现了一批新的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企业，它们依靠市场生存并推动着市场的发展，同时它们的出现也改变了原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一度实行的“双轨制”造成了众多复杂的经济现象，但总的来看利大于弊。在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时，采取体制外先行的办法来发展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否则改革就无法推进，也不可能成功。以后的几年内，“双轨制”逐步取消。
(4)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这个阶段，对外开放在建立经济特区后进一步扩展。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并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又提出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并决定设立海南省和在海南岛建立经济特区。这样，我国就由点到面形成了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5)平息政治风波，完成治理整顿。1984年后我国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进行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在工作中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完成了治理整顿。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步骤，如设立浦东开发区、加快海南的开发、建立证券市场等。这些新措施对此后掀起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4.第三阶段：1992年1月—2000年底
这个阶段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前两个阶段，改革在总体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一边探索，一边前进。那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还没有最后确定。当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目标之后，改革开放便进入系统推进的阶段。到20世纪末，我国如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
(1)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的争论又一次激烈起来，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讲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秋天，党的十四大正式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对这一理论的内容作了系统概括。此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最有冲击力的突破，不仅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计划经济的禁区，也将我国各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了改革开放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其中包括对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作出部署，明确了到2010年、建党100年、建国100年的三个奋斗目标。
(2)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自治的扩大。经济基础的变化势必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这时开始，不仅我国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任务进行的，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一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人们的观念，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开始出现，这又要求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要求发展基层民主和基层自治。
(3)国企改革向着现代企业制度目标行进。开展国企改革攻坚是这个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阶段，从要求企业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优化资本结构和资产重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企改革一步步深入。到2000年底，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基本实现。
(4)建立起宏观调控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1993年，我国渡过了最为困难的价格改革关，中央及时做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建立起新的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在财税金融体制方面实行分税制，建立了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实现了汇率并轨。通过灵活运用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先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我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
(5)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2年后，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继续扩大。在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我国加快了外贸体制改革，把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并大幅度降低商品进口税。我国对外开放开始由“引进来”为主，发展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和复杂。经过15年的谈判和努力，我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6)发展战略的转换。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战略。包括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此外，在农村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
(7)总体实现小康目标。20世纪末，我国“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任务如期完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到2000年全国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达95.6％，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这是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历史性地上了一个新台阶。
5.第四阶段：2001年初——
党的十六大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围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个阶段至今尚未完结。
(1)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阶段，党召开了十六大和十七大。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同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2)形成“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明确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3)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完善这一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在改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解决国企出资者不明确、所有者不到位问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非国有资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同时，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4)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客观要求。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推进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使其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是这个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5)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这个阶段，党中央强调坚持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加强东中西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为我国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适时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取消农业税、完善对农民直补机制、深化林权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允许农民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等改革，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改革发展。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主要内容的一个相当粗略的回顾。
三、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若干思考
最后，我想谈谈研究改革开放史的一些思考和体会。
(一)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发生？最直接的背景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情况，我国急需结束混乱状态，加快现代化建设，应对国际竞争压力。但要更全面地理解改革开放的针对性及其深刻内涵，从更深的层面解释它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就需要把对历史的回溯放得更远一点，更宏观一点；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持续这样长的时间。
回过头来看很明显的一点是，改革开放所针对的是我国原有体制的弊端，实行改革开放是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努力的继续。毫无疑问，实现现代化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逐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以计划经济、单一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在国际冷战环境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和我国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我国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主要学习苏联经验，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有其优越性的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不容抹杀的成就；但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也有不少弊端，主要是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这一体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封闭。
应该说，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1956年就提出，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课题，但他的探索却未能取得成功。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试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展经济；60年代初，他更加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结果，不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总的来看发展缓慢，也严重妨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失误。
历史的发展演变表明，在掌握政权之后，靠“以阶级斗争为纲”、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发展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遵循客观规律，不顾国情，急于求成是不行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生的严重失误又突出暴露出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有弊端的。事实上，至少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已有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当事实与教条严重背离的时候，思想的禁锢就开始被打破了，人们会从思想深处发出置疑，尽管还不能公开表达。
历史的转折不是偶然发生的。人心思变，预示着一场大变动将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述种种认识终于汇聚成思想解放的潮流，成为推动变革的巨大力量。我国后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也首先是针对原有体制中那些最为明显的弊端。需要强调的是，历史转折所改变的不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而是前行的道路。这就如同登山探险的人们在前行了一段路程之后，经常会发现，预先按照地图选择的道路并不能达于顶峰，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线路进行调整，甚至寻找新的道路一样。
历史转折的发生仅有必要性还不充分，实现转折还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这样转折才具有必然性。除人心思变之外，此时成功探索一条新路的条件也基本具备了。这就是：经过建国后29年的努力，尽管有过失误和挫折，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依然是完整的、稳固的。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毛泽东一代领导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我国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已经积累起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并拥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胆忠心、历经磨炼、锐意改革的老干部，特别是有邓小平这样一位目光远大、富有智慧的卓越领导人。
(二)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各领域的战略配合至关重要
万事开头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对改革开放的顺利展开至关重要。在研究改革开放历程时，我们对这一点有越来越深的体会。
最重要的决策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必然从经济领域着手，以经济领域为重点。这一路径选择对改革开放的成败至关重要，这一点与苏联东欧改革的结果相比照尤为明显。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治路线的转变来之不易。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已经认识到建国后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1953年以后也开始这样做了，党的八大又把这一点写入了政治报告。但当时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党就提出了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又提出了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以后，在这一问题上就越走越远。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结果。事实上，这时对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分歧；所以，会议公报没有提及这个问题。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与会同志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提出质疑，建议放弃使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针对当时存在的“左”和右两种倾向，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同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保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进。
如何处理好各种历史问题也是改革开放能否顺利启动的关键之一。我们党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问题。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保证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性和连续性。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全面调整了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分析一下由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错案，就会发现过去判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往往是对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意见，而现在看来其中的许多意见是合理的。各种阶级成分，不少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状况划定的，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20年仍无改变，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当时决定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地主、富农重新划定成分、给右派分子摘帽是合理的，是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要表现。
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顺利展开与各个领域的相互配合密不可分。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而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治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起到了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开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保障和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作用。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也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就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都在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要顺利展开，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外交方针实际上就开始调整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国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经过几年的观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这使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大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继而又使得我国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其次，在外交方面，依据这一判断，我国把长期坚持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两极格局解体、苏东发生剧变时，我国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并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进入新世纪，我国又进一步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倡导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再次，我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是依据这一判断制定了正确方针，与改革开放相配合。最后，我国“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行也得益于对国际形势这样一个总的判断。提出“一国两制”，凝聚了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心，使他们能够发挥爱国热情，积极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90年代下半期，我国顺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回归。进入新世纪，我们有效地遏制了台独势力，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许多方面工作取得的进展都离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环境，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具有战略眼光、制定正确的战略、形成各方面有力的战略配合，对执政党来说极其关键，是体现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重要方面。
(三)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
在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时，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存在于方方面面，如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领导者和群众之间，中国和外国之间，实践和理论之间，等等。这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正是这种互动使得改革开放迅速成为波澜壮阔的潮流，并推动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都是基层群众或地方先搞起来的，然后得到上层的支持，通过试点形成政策，再加以推广使其具有普遍意义。如人们熟知的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经济特区、股份制等等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人们不大了解的，如证券市场的建立。80年代企业改革导致了股份制的出现，有了股票就需要交易，于是就提出了建立证券市场的问题。建立证券市场的方案最初是由一批留学回国的年轻人提出的。80年代末这一问题还相当敏感，中央决定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办法。这样，在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改革没有停步。90年代初深圳、上海两个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极其优秀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强有力的、经验丰富的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就很难开创和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杰出的，他所具有的经验、威望和眼光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政要和学者也指出，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者是非常幸运的，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找不到能够担当起改革重任的称职的领导人。事实上，我国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地方也有一批经验丰富、锐意改革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问题。这样，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步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大量专家学者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制定，这是以前决策过程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如1979年在无锡召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时，会议收到的各种论文和资料达2万份之多。1984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有当事者回忆说，那次会议基本把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提了出来。大批专家学者成为上下互动的一个媒介，提供双向咨询。他们把实际情况归纳起来供中央和政府部门参考，同时又根据中央的精神，帮助地方和基层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有这样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参与，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准备的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政治改革。
在上述互动中，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创造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的决心和决策，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同时，这种互动也反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不断丰富和深化着这一思想路线的内涵，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思想理论的创新反过来又不断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把互动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主要是想说明，在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从历史实际过程出发。改革开放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我们比较习惯于研究文件，但光研究文件的内容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文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否则就很难弄清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及其针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四)我国为什么能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十分引人注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曾出现过两次变化，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两个过程相似却方向相反的历史过程。简单地说，前一个过程是各种市场要素逐渐失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趋衰减，依靠市场谋生的非公企业逐步消失的过程；而后一个过程则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力量被重新创造出来，各种市场要素重新发挥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市场重新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了六七年时间就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分析起来，大致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旧中国的经济体制就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半市场、半统制经济，新中国在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时不可能不受原来经济状况的影响。二是新中国初期为巩固政权、稳定和恢复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必要政策，如取缔资本市场、控制主要生活资料和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及供给、保障就业等等，在客观上不断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冷战外部环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遏制和孤立的对华政策，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我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依靠苏联的援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接。四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当时把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看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从1953年起，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到1956年，我国就相当顺利地建立起单一所有制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那个时代，我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首先，在指导思想上，长期的实践使我国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认识到，只搞计划、完全排斥市场是不行的，改革所针对的就是计划体制的弊端。当时的基本思路虽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但明确地允许市场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这就为此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空间。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思路的引导下，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各种新生力量不断涌现出来，我国单一所有制结构被逐步打破，与此同时市场也被重新创造出来，供求、价格等要素也开始重新发挥作用。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市场经济重新生成的过程。虽然在1992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确定，但市场经济其实已在计划体制之外初步形成并开始运转。
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双轨制”。如果没有计划体制外的这一块，一旦对计划体制实行改革，势必在一定时期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生产、影响国家财政税收。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实际也遇到了这一问题。但脚踏两只船使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这些新兴的经济力量，改革就有可能搞不下去，会后退。所以，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各种非公企业对改革的贡献功不可没。
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使得当全球化趋势变得明显时，中国得以先行一步。产业转移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由于中国提供了优惠政策，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大量劳动力迅速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全球化的机遇，劳动力的转移要靠国内消费增长所创造的需求来拉动，那将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要实现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现在出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逼得我们尽快改变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我们已经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淘到了几桶金，具有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了。
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有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改革开始时，要改的对象是明确的，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模糊的。改革最初并未打算改变整个经济体制，也没有直接触及其中最困难的问题，如价格体制；而是先清扫外围，采取一些能在短期内见到效果的办法，逐步弄清关键所在，确定改革目标，再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这样也就较好地在经济领域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个不间断的新旧交替过程，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案例来深入研究，可以给其他领域的改革以启迪，提供经验和思路。
*本文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同志2008年11月11日在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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