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诗歌论文,意义论文,年代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大学生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其最大贡献在于，及时地参与当代文化界的革新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多方面的思想禁锢，将当代诗歌进一步推向民间化的创作轨道上，是中国新诗追求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激情涌动——大学生文学社团活动透视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群年轻诗人以叛逆的状态走上诗坛，他们的作品因语义晦涩而 被戏称为“朦胧诗”(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它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追随和模仿，在高校校园里找到了知音。当“三个崛起”(注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 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 年第1期。徐敬亚因《崛起的诗群》一文引起争议，后来公开检讨，见《吉林日报》198 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转载。)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时，大学生们却通 过诗歌写作，投身文学活动，形成校园文学的创作热潮。从1982年到1985年间，全国绝 大多数的高校都先后成立了诗社、文学社。比较著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华 东师大的“夏雨诗社”，北京大学的“红叶诗社”，东北师大的“北极光诗社”，武汉 大学的“浪淘石诗社”，山东大学的“红烛诗社”、西北师院的“走廊诗社”，四川大 学的“新野诗社”，西南师大的“五月诗社”，福建大学的“南方诗社”，广西大学的 “映山红文学社”……，到80年代中期，各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大学生文学联合团体，如 东北成立了“黑龙江大学生诗歌学会”，四川成立了“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南方 有“福建大学生诗歌学会”等，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 前例的。这些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交流机会，成为 青年学生自己的文学阵地。不少文学刊物在全国各高校间相互交流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较有名的有北京大学的《末名湖》，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复旦大学的《复旦风 》，沈阳师院的《大学之光》，福建师大的《南十字星》，湖南大学的《湖大文苑》， 四川大学的《锦水》，西南师大的《五月》等。文学社团还组织座谈会、讨论会、朗诵 会、诗歌讲座以及校园文艺节等，把校园文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次大规模的校园文 学活动具有衔接时空的文化意义。20世纪上半期，“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 月社”、“七月派”等新文学团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 了20世纪中期，因政治原因造成了民间文学活动的终止。80年代以后，蜂拥而起的文学 社团活动承袭了五四的文化传统，弘扬现代民主精神，对校园文化乃至当代文学都是一 个极大的推动。
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发展与社会的支持形成了互动关系，学生们的写作为当代诗歌带来了繁荣，社会的鼓励又成为年轻诗人进取的动力，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文学创作的热情。文艺界的许多刊物采取了宽容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使校园诗歌形成乐观明朗的主旋律。《诗刊》(北京)、《星星》(成都)、《青年文学》(北京)、《萌芽》(上海)、《诗神》(石家庄)、《福建文学》(福州)等都大量发表大学生诗人的作品，大力扶持校园 诗人。一些刊物还支持大学生的艺术探索，促使大学生诗歌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北京的 《诗探索》、沈阳的《当代诗歌》、长春的《青年诗人》、兰州的《飞天》、石河子的 《绿风》、合肥的《诗歌报》等还开辟专栏发表他们的作品，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兰州的《飞天》杂志，其“大学生诗苑”每期推出十多位诗歌新人， 给校园诗歌爱好者带来了莫大的鼓励，一批批年轻诗人从这里走上诗坛。《绿风》也开 辟“虹桥”专栏(注：见《绿风》1985年第1期。)，介绍国内群众性诗歌社团信息，许 多高校的文学团体都通过它与其他学校的文学社团取得了联系。《星星》诗刊还出版“ 中国诗歌社团诗选专号”(注：见《星星》1986年第11期。)，把众多大学生诗人的探索 作品推向社会，促进了大学生诗歌的整体性发展。到80年代中期，校园内外社团林立， 流派纷呈，诗歌创作形成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非非诗派”、“莽汉主义”、“他 们”诗派等民间诗歌团体中到处都有大学生诗人活跃的身影，大学生诗歌成为当代诗歌 变革的主力军。1986年以后，民间流行的探索浪潮把大学生诗人的创作推向了先锋化的 道路，因诗人的个体探索进一步呈现出“向内转”的特点，校园诗歌得不到主流文化的 支持，加之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大规模的群体性社团活动开始沉寂，大 学生诗歌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才逐步消退。
80年代校园文学社团的涌现，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学事件，对当代诗歌的民间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大规模的学生社团活动带来了思想的活跃，无形中冲击了旧有的文化体制，打破了三十年来集中统一的制度模式，使文学以“合法”的姿态赢得了在民 间发展的空间。它的出现还标志着“人”的个体价值的确认，带来了人的主体解放，通 过作品传播了个性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文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此外，文 学社团活动以“同人”的方式集中了一批文学的“精英”和爱好者们，他们通过各种形 式的交流活动，也提高了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众声喧哗——大学生诗歌的创作主题
80年代初期大学生诗歌的文学价值主要是通过社会参与性来实现的。大学生诗人一开始就受到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与朦胧诗人一道，走上了关注现实，与社会变革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道路，其创作具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大多数校园诗人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人生的磨难和坎坷，民族的苦难造成了心灵的创伤，因而在他们的诗中表现出忧伤情调和忧患意识。“寒冬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阴风抽打着皮肉/早春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霜雪还残留在心头/如今我皱眉，是因为我总嫌世界热得不够……(徐敬亚《别责备我的眉头》，《诗刊》1980.6)，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欲望与几十年来政治抒情诗的颂 歌主调并不合拍，特别是他们在诗歌形式上抛弃传统诗歌简单化的抒情模式，把隐喻、 通感、象征等表现技巧运用到新诗的写作中，遭到了主流诗坛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表 现为审美观念的冲突，而且还有着保持话语权力的隐秘动机，“三个崛起”曾先后遭到 批判。于是，一些校园诗人在主流诗歌的引导下向传统回归，描写光明、赞美生活的作 品受到鼓励，歌唱改革的主题蔚然成风。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前辈诗人的肯定和众多文学 刊物的支持，形成校园诗歌“社会化”写作的热潮。代表作品有张建华的《中国的一座 小城》、伊甸的《三十岁的夜大生》、孙晓刚的《中国夏装》、张小波的《多梦时节》 、程宝林的《雨季来临》等。
诗人们关注现实变革，在诗与生活、诗与人民之间建立了意义关联，同时也关注自我，抒写内心真实的情绪情感，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抒情特色。他们歌唱青春和理想，描写友谊和爱情，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在青春的合唱中既保持了当代青年的热情和朝气，又充分体现出年轻诗人们应有的探索精神。程宝林的《季节》传达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三月我在桃林里读书/四月便转入梨花深处/五月我开始营筑一间小屋/守候那棵/即将挂满红灯笼的/石榴树”(《星星》1984.11)，桃花、梨花、石榴树，象征着爱情的成长，人性美得到了自然的表现。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在主题上抒写了真挚而忧伤的情怀，给校园诗歌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奶白色的海月水母/伴随你巡视洁白的珊瑚林/你是骄傲的小女王/……而我只用了几枚小小的硬币/就换取了你/我后悔/不该用你凝固的眼泪/装饰说不出话的墙壁”(《青年文学》1982.7)。到80年代中期，诗歌创作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毕业后的校园诗人继续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民间化浪潮，对校园中的年轻诗人产生了更大的促动。苗强在《关于树》中描写了一片沉默无语的树林：“它们站在草坪里/他们是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是一些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树/意识到如何支撑一个个冬天/进入一个个春天”(《飞天》1984.11)，诗人借平凡普通的“树”的形象解读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意义，写出了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思考。
1986年是中国当代诗歌运动发生迅猛变革的一年，在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甚嚣尘上，民间文学社团风起云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的代表诗人有周伦佑、万夏、李亚伟、于坚、韩东等，他们均毕业于大学校园，坚持不懈的创作追求使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以“反叛”和“超越”构成全新的创作理念，被称作“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的先锋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重视语言的模糊性和强大张力，突出自我情绪的非理性色彩；一是取消价值评判，在关注自我中解构传统，还原生活的“原生意义”。诗人们通过诗歌宣言来阐述其理论主张，也以具体的创作进行实践和探索。周伦佑的《狼谷》、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堪称其代表作。校园外的现代主义思潮对校园中的大学生诗歌影响十分明显，年轻的大学生诗人也开始用“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他们模仿现代派，大量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技巧，个人化追求取代了早期的社会化写作，创作主题进一步呈现“向内转”的趋势。伊沙的《寂寞街》(《飞天》1987.10)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名叫寂寞/全城的哑巴都住在这里/他们从不交流/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共同的哑语/……有一天/来了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孩/会唱歌/她的裙子真短呀/街上的人开始指手划脚/他们把她赶走了/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你倒立着/走出寂寞街/你看见那些倒立的人们/开始用哑语交谈”。该诗对传统道德的审视和批判十分鲜明，“寂寞街”的意象具有突出的象征意蕴。
由此可见，大学生诗人的创新思维是相当活跃的，诗歌主题的多元化和先锋化，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代诗人的精神追求还改变了诗歌的创作流向，消解了传统诗歌社会化写作的文学理念，使文学的本体性不断增强。从1980年到1987年，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大学生诗歌在多角度、多声部的合唱中完成了“青春的变奏曲”。
三、青春骚动——大学生诗歌的艺术探索
文学作品的价值要靠它内在的艺术特质来体现，现代新诗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大学 生诗人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吸收现代新诗的优良传 统，学习借鉴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在意象的创造、技巧的探索、语言的创 新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收获，不但打破了50年代以来当代诗坛流行的古典加民歌的倾向 ，也推倒了“颂歌体”和“战歌体”诗歌的平庸写作模式。诗人们的探索使现代新诗不 断更新，其中意象的营构和语体风格的创造是最主要的特征。
诗歌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核心“构件”，其品质在于生动和新颖，其生命则在于创新。大学生诗人追求多样化的表现技巧，追求意象的象征性、暗示性、跳跃性和结构的断裂感，常常使用隐喻、通感、变形等手法将意象重新组合交融，创造出新的审美意境。“黄昏，夕阳疲倦的头颅/靠在采金船银色的船体上/老船长在船头吸烟/勾勒淘金者沉思的雕像”(许德民《采金船》，载《绿风》1985.3)，诗人将“夕阳”、“采金船”、“老船长”融为一体，创造出一幅具有强烈视觉感受的审美图画，意象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郭力家在《山岚》中这样写道：“这个季节是风创造的/风一阵一阵/重复着遥远的伐木声/一座死去的森林/好像并没有从丘陵真正撤走/森林深深地眷恋着土地啊/她们的爱情永远只有一次”(《丑小鸭》1985.3)，自然的意象被巧妙地融入情感之中，暗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们对真爱的渴求，使作品的主题显得深沉而含蓄。彭国梁《荒原上的树》以流动的思绪展开一系列奇妙的想象：“他太年轻了/瘦长的影子/还覆盖不了荒原身边的风/烈日正挥动鞭子/抽断一颗颗嫩芽/……只要是树/就会有葱绿的歌唱/只要不停地唱着/歌声就会沁透荒原的心/等一群群鸟儿从远方飞来/连骂裂了嘴唇的石头/也想踮起脚尖/拍他的肩膀”。(注：见《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精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影子、风、鞭子、嫩芽、歌声、鸟儿、石头、脚尖，这一大群不太关联的意象因诗人的情感需求却自然地粘连在一起，象征着一颗年轻而坚强的心灵。当诗人不再刻意追求表现技巧时，他笔下的意象将从情感的溪流中汩汩流出，溢满整个诗篇 。美国诗人罗勃特·勃莱认为，好诗总是向我们日常经验之外延展，或者说向人的表层 意识之下隐藏着的东西延展。大学生诗人的艺术探索，带给读者意料不到的审美惊喜。
除了意象的营构外，语体风格的变化和创新也是诗歌作品重要的美学特征。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歌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扬弃，打破重叠、排比等“均衡和谐”的审美理念，以自然的节奏传达真实的感情，自我感情总是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诗歌的外形因感情内向沉郁而变得凝炼简明，形成含蓄朦胧的整体风格。“秋暮，一块黑色的土地/在我黑色的瞳孔里深藏/远处一道道弯曲的山沟/系着我的肝肠/土地，闪着被太阳晒黑的光/我俯下身去/决不再只用目光去播种希望”(吕贵品《土地》)。8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学生诗歌的繁荣局面，改革带来的变化和社会的鼓励使年轻的校园诗人看到了光明，他们赞美生活，歌唱青春，洋溢着乐观明朗的情绪，轻快流畅的诗歌语言成为流行的语体风格。“我从历史博物馆/长长的走廊走出/迎面和七点钟的太阳撞个满怀/工人，为新落成的乳白色公寓/钉门牌/道路——未来/标号——1983”(宋琳《中国门牌，1983》)。口语的大量入诗，改变了前期创作凝重晦涩的诗风。短句运用简洁明快，绵长的诗句运用则体现了流动的音乐美：“我们，我们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标上/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也要去远方”(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年轻的诗人还创造了一批特别的诗歌语汇，“季节风”、“春天的旋律”、“渴望的土地”、“远行的帆船” 、“阳光奔走”、“穿越时间”、“翠绿的青春”等意象频频出现在作品中，给大学生 诗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到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诗歌艺术逐步走向成熟。理性的强化使情感趋于平静，语言平实却更富有表现力，“父亲从地上走到了墙上/再也没有下来/他永远坐在/他喜爱的那把藤椅上了/黑漆镜框/把椅子固定得很牢”(李松《姿势》，载《诗刊》1987.8)诗人怀念父亲的感情掩藏在朴素的文字中，抒情的语言完全被叙事的语调所代替。诗歌情感的淡化是诗人在语言技术上的冷处理，通过角度的变化或转移，拉开与描写对象的距离 ，可以更好地创造出诗中的审美意境，创造出现代新诗的思辨之美。“第三代诗人”在 走向先锋化的过程中，更是完全摈弃感情因素，读者很难在万夏、韩东、伊沙的诗歌中 找到情绪饱满的诗句，保持诗歌语言的零度情感成了先锋诗歌的语体标志，韩东的“有 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些什么”便是其标签式话语。艾略特说过：“诗歌不是感情的放 纵，而是感情的脱离，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注：《艾略特文学论文 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页。)当诗人们不再放纵自己的感情，回到内心进 行冷静思考时，他们便一步步接近了诗的本质。
阅读80年代大学生诗歌，体会艺术变革的潮流带来的变化，可以看到年轻的诗人始终处在骚动不安的状态中，他们在喧哗的声浪中不断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意象的创新到语体风格的形成，大学生诗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追求。年轻诗人们创造的意象化写作、口语体写作，以及解构传统写作方式的“先锋化写作”，使它足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它的出现给现代新诗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生诗歌”文本。
四、大浪淘沙——走向民间的大学生诗人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大学生诗歌正是其中喧嚣的浪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82年到1985年间，在校外公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校园诗人不下一千人，比较知名的有：七七级的吴稼祥(北京大学)、徐敬亚(吉林大学)、赵丽宏(华东师大)、易殿选(河南大学)、张建华(达县师专)；七八级的高伐林(武汉大学)、王家新(武汉大学)、叶延滨(北京广播学院)、王小妮(吉林大学)、吕贵品(吉林大学)、沈天鸿(安徽师大)、郭力家(东北师大)、力虹(浙江师大)、孙武军(舟山师专)；七九级的许德民(复旦大学)、孙晓刚(复旦大学)、宋琳(华东师大)、张子选(西北师院)、曹汉俊(安徽师大)；八○级的于坚(云南大学)、张小波(华东师大)、菲可(兰州大学)、彭国梁(云南师大)、钱叶用(安徽师大)、黄云鹤(东北师大)、尚仲敏(重庆大学)；八一级的傅亮(复旦大学)、程宝林(人民大学)、袁超(安徽师大)、胡万俊(西南师大)、伊甸(湖州师专)、柯平(湖州师专)、张锋(浙江医大)；八二级的杨榴红(人民大学)、潘洗尘(哈尔滨师大)、苗强(兰州大学)、宋庆平(上海师大)等，老三届诗人是校园诗歌的发韧者，他们生活经历丰富，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十分强烈，其创作得到了主流诗坛的充分肯定。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创新，还直接影响和带动了文学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年级间相互衔接，创作风格相互影响的诗歌群体。1980年以后进校的学生更具有青春朝气，他们得到了兄长们的扶持和帮助，同时也在开放的校园中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营养，创作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这一群诗人毕业后绝大多数继续着诗歌写作，成为当代诗坛的新生力量。不少诗人坚持艺术理想，孜孜求索，以个人化写作赢得人们的肯定和赞誉，走上了民间写作的道路。
除了在报刊上公开发展作品的诗人外，当代诗坛还有一大群“潜在”的诗歌写作者。他们主要来自大学校园，一开始便加入了“朦胧诗”影响下的现代主义运动，毕业后写了大量探索诗歌。他们作品中的独立意识和语言技巧都因其前卫性和先锋性，没有得到当时主流诗坛的认可，于是创办民间刊物，自费出版作品，甚至通过到校园讲学的方式与文艺界进行交流，形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人群。这些诗人主要有七七级的石光华(四川师大)、柏桦(广州外语学院)、翟永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七八级的周伦佑(西昌农专)、张枣(湖南师大)、韩东(山东大学)，七九级的海子(北京大学)、骆一禾(北京大学)、李亚伟(四川师院)、唐亚平(四川大学)，八○级的胡冬(四川大学)、万夏(南充师院)、王寅(上海师大)，八一级的西川(北京大学)等，他们通常被称为“后朦胧诗人”或“先锋诗人”，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先锋诗歌”运动，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群大学生诗人虽然已经走出校园，但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很快打破了“围墙”的界限，影响了校园内的创作趋向，形成大学生诗歌“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诗人们强调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和语言的原生意义，认为“诗歌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源于诗人生命深层的冲动”(注：陈超：《诗即思》，见《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他们中的有些人喊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把诗歌的“自觉”写作一步步推到“自为”的民间立场。大学生诗歌在民间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在喧哗与骚动中朝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
大学生诗人的先锋化走向，使当代诗歌走下“圣坛”，走向民间，带来了文学性质的转变。文学回到“内心”，诗歌回到“语言”，是对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的反拨，也是文学民间化运动带来的必然选择。从文学的内部规律看，民间化生存状态为作家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使文学既远离了某些外在干预，又逃避了现实功利的驱动，诗人在个体写作中更多地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凸现出文学的主体意识。从外部机制看，大学生诗人的民间化写作，动摇了权力体制中“主流文学”的正统地位，促使当代文学朝着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方向变革和发展，标志着思想解放的多元文学时代的到来。当然，事物在合理的表面下总是潜伏着反动的因素，物极必反的规律众人皆知。大学生诗人的先锋追求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忽视文学生存在的要素，脱离诗歌艺术的 精神特质，把诗歌写作视为语言游戏，必然给文学带来致命的伤害。此外，在商品大潮 冲击下，一些诗人的孤独远行也导致了先锋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这是大学生诗歌在80年 代后期由中心滑向边缘并逐渐湮没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80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诗歌的繁荣是当代诗歌充满青春激情的一场精彩“演出”，它在自我寻找和自我否定中完成了独立创新的历史使命。它在思想、文学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特殊意义，不仅创造了80年代新诗的辉煌，也使90年代诗歌全面走向民间，加快了现代新诗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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