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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西部大开发，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世界开发史上一个空前的壮举。完成这一宏伟大业，不仅需要千千万万的专业技术人才，尤其需要一大批胸怀壮志、有所作为的领导人才。领导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指挥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各项规划的设计，各种方案的选择，各类政策的制定，各方面人、财、物资源的优化配置，都离不开领导人才的运筹帷幄。所以，西部大开发，首先呼唤对领导人才的开发。
加大开发领导人才的力度，重视对领导人才的开发，这是由领导人才资源的属性决定的。领导人才资源具有自己的重要属性：一是多样性，二是再生性，三是可损性，四是可塑性，五是替代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对领导人才必须将开发与使用紧密结合起来，在使用中开发，在开发中使用，才能确保人才资源的“再生”能力。这是我们保护和开发人才资源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人才重使用轻开发，这是一种掠夺性、重复性、榨油式的使用，只能造成人才资源的损失和枯竭。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次、多职类、多领域的领导人才。西部现有领导干部队伍无论从素质还是发挥最佳效能方面，远远不能适应开发西部的需要。为了给西部开发准备充足的领导人才，必须加大领导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挖掘现有领导人员的潜能，加强第三梯队的建设，尽快实现其向领导人才的转化。
开发领导人才资源，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就领导主体来说，目前应就以下方面加大开发。
1、开发观念—加快领导观念的转变
领导观念是领导者行动的指南、思维和路标、成功的精神动力。实践证明，观念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观念不对头，越搞越别扭。观念老化，思想陈旧，再好的东西也无法接受，更谈不到创新。许多从东部考察归来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认为西部和东部最大的差距是：观念落后。比如：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江浙人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只要能发展，就试着干、学着干。温州、杭州等地按照集团公司多元化、二级公司实体化，中小企业民营化、合资企业优质化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不同的改革和调整，一步到位，实现了经营者持大股。温州金狮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由董事会从武汉聘用的，这在西部地区就不敢想，也难以办到。所以，西部大开发，首要的是开发落后的观念：一是害怕竞争、怕冒风险的观念；二是地区本位主义和小商品、小市场的观念；三是关门搞经济的观念。领导者首先要带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新观念，树立以开放促开发、“你发财、我发展”的新观念，树立“三个代表”的新观念，树立不断学习的创新观念。只要领导的观念新了，群众的观念就有了转变的契机和榜样，西部大发展就有了良好的软环境氛围和前提。
2、开发形象—加深官德的“净化”
官德，是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是调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官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可概括为一个核心四个范畴，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努力做到公平、忠诚、廉明、慎勤。人民是为官的“天”，察民疾解民悬是为官的天职，重民意顺民心是为官的宗义，释民疑化民怨是为官的技艺。每个领导干部要在思想道德上牢固树立“官为民当，位为民正，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欲为民节的“官念”，并把其化为具体的自觉行为。这样，才能在西部大开发中有力抵住“私心、贪心、色心、野心”的膨胀，做一个人民的公仆。
3、开发智力—加速领导能力的提高
在人才价值构成中，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器，真正做功的力是才，德则是控制力的方向的“指示器”。领导者要干成事，必须既有德又有才。领导人才的才主要体现为他的智慧能力，特别是集中表现为他所从事的领导职业所要求具备的领导能力，也就是他的“专业”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领导人才的领导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四个不容忽视的趋势：一是政治的多极化，二是经济的全球化，三是科技的信息化，四是政府的小型化。领导者要应对这些变化，必须有很强的决策判断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了适应国内外变化的形势，领导工作和领导能力尤应在以下四方面有较大的转变和提高。
第一，领导职能要由“集中指令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也为人们提供了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形式。每个市场主体既是生产者、售卖者又是消费者，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人们在列宁说的“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相互服务中，彼此都得到了各自所需的物质利益要求。领导者只有熟练地运用商品经济规律，引导市场主体为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才能使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得到更好地实现。
第二，领导决策由“拍脑袋型”（即经验化）向民主化、科学化转变，提高任用人才的能力。在小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领导人才的个体见识，往往起着决定事物命运的关键作用。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正在向产业化、企业化、集中化、城市化发展，经济组织越来越复杂，任何“天才”领导都不可能通晓现代各种知识。为了弥补领导者个体见识的不足，关键是要选拔任用好人才，依靠智囊团决策，利用人才发财。美国的著名实业家、“钢铁之父”卡内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你可以把我的所有工厂、市场和资金夺走，但只要保留我的机构和人才，几年之后我还是钢铁大王”。由于他长于使用人才，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首短诗：“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超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的服务管理机构之中”。各级领导要想在西部大开发中建功立业，就应该像卡内基那样具有识才、引才、用才、育才、夺才、爱才的意识和能力，克服任人唯亲等弊端，使人才真正用当其时、用当其“位”、用当其“长”、用当其“愿”。尤其要借鉴西方经验，鼓励科技人才既当发明家，又当企业家，促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从书斋中走出来，尽快在西部开发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领导方法由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向依靠法制引导转变，提高以法治国的能力。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实施，领导思想和领导方式都发生根本变革。法治领导问题被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领导界的崭新课题和热门话题。法治领导，顾名思义，就是“依法领导，领导依法”，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合法领导。它要求领导者切实负起责任。
一是政治责任，也叫宪法责任，它是指领导者由于行使权力不当而引起的政治后果，依照宪法应承担的责任；二是法律责任，也叫个人责任，它是指领导者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在西部大开发中，领导者要善于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的和人民愿意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逐步实现领导决策民主化、法制化，领导方式法律化、程序化，权力监督公开化、制度化。领导行为和管理活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各级政府和领导机关的权力严格受法律限定，努力做到“为民执政、科学理据、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西部开发只有依法开发，以法而为，综合运用宣传发动、政策启动、典型带动、服务推动、法规制动等各种方法，才能使开发西部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第四，领导作风由“唯上”、“唯虚”向求实创新转变，提高脚踏实地干政绩的能力。政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吹出来的。可是，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唯上是命，急功近利，乱铺摊子，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浮夸吹牛，假政绩越来越多。有的依靠假政绩步步升迁，人民群众称它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些部门的误导有关：一是狭镒的“职绩直接挂勾”，误导少数干部不顾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二是不切实际的达标，误导和引发了政绩浮夸；三是目前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准、方法和手段不够科学、系统和完善，给一些搞政绩浮夸的人提供了投机钻营的机会。假政绩实质上是一种腐败和犯罪。古代，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而如今的某些领导之所以敢谎报政绩，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没有“杀头”的危险，有的还可靠此升官，所谓“报喜得喜”。因此，在西部开发中，政绩上也要注意打假，要狠狠刹一刹那些言行不一、欺骗人民、讨好上级、虚而不实、虚报乱编的坏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率先垂范，改掉好大喜功的毛病，多宣扬务实求是的典型。尤其是在干部选用上，要走出“政绩等于德才标准，经济指标突出等于政绩突出，政绩大小等于能力强弱”的误区，建立严格的干部政绩考核程序和办法，包括查其数、听其言、察其果，坚持群众公认原则，建立政绩档案卡等，并要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实行以法统计，决不能让那些“不出事迹出文章，不出产值出数字”的人得好处。
4、开发制度——加紧各项领导制度完善
清人唐甄在谈及治理国家时指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也，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曾对人说：“我建议你们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足见，治国先治吏已成为古今论政者的至理良言。而要治吏，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领导制度，并用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教育等各种手段来保障这套制度能够得到严格遵守。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固然与本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更加重要的是制度方面有问题。西部开发中，要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对制度作进一步的探索创新。比如，反腐败制度，过去制定的不少，但相互制约多、漏洞多、随意性多的情况突出，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有利可得。要反腐倡廉就必须建立一整套使干部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需腐败、不愿腐败的制度。在廉政机制上，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制裁腐败行为，彻底清缴非法所得，不让违法犯纪者在经济上占到任何便宜。对已经挥霍掉的，要以其私人财产进行赔偿，私人财产不够赔偿的可按债务处理，从其今后工资中加以扣除。对腐败分子惩治要用重典，慎用缓刑。有的贪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几十万、几百万的损失，如果量刑过轻，甚至以缓刑了之，既不能使腐败分子罪有应得，又不能平民愤，更可能由此造成恶性循环，一些现职人员看到此类犯罪惩处较轻，从而仿效、冒险，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不惜以身试法。因此，在慎用缓刑上必须有严格规定，以使胆敢以身试法者无法逃脱法律的严惩。这样，可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腐败成本越大，对腐败威慑作用也就越大。西方国家对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取消任职资格、养老金、退休保险金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用以延长支付腐败成本的时效。新加坡政府规定每个公务员必须把工资18%加上单位按工资另给的22%补助，共40%作为公积金储存起来，职务越高，工龄越长，公积金就越优厚。一旦发生贪污受贿行为，即予以全部没收，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务员贪污腐败的代价和成本，防止其心生妄念，险入泥潭。
总之，从严治吏，不在于严酷，而在于从学习、工作到生活、作风，从工作时间以内到八小时以外等各方面，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严密制度。以严密的制度提高领导者的素质，以严密的制度对领导者进行监控，以严密的制度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从而使领导者因受到教育而不愿滥用权力，因制度健全而不能滥用权力，因监督有力而不易滥用权力，因纪律严明而不敢滥用权力。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和开发领导人才资源，为西部大开发造就大批的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