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美术创作和黄镇的长征漫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美术论文,中央论文,漫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美术创作取得很大成绩。苏区美术从漫画、宣传画、插图等已拓宽发展到工艺美术、舞台美术、展览设计、钞票、邮票设计，直至建筑设计等领域。
随着中央苏区美术事业的发展和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迅速建立起了专业美术机构。1933年3月5日，工农剧社美术部在瑞金成立。它是工农剧社（总社）设立的一个美术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为工农剧社（总社）演出的戏剧、歌舞等节目进行舞台美术设计并绘制舞台布景的。同时，它也编绘和出版画报。瑞金革命纪念馆现存的一张1934年3月8日出版的《三·八画报》共计由12幅画组成，内容是苏维埃政府帮助红军家属干活等情景。这个画报就是由“工农剧社美术部”绘制的。
除工农剧社美术部外，中央苏区的专业美术机构便是工农美术社。它是1933年9月间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并积极开展了工作。10月12日，工农美术社举行了第四次筹备会议，1933年10月12日《红色中华》报发表消息说：“工农美术社筹备会，在党中央局和中央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进行工作，初次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画集》近日可出版（由反帝拥苏总同盟出版）。在10月12日第四次筹备会议上，决定在广州暴动六周年纪念日举行成立大会，并开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开辟中国无产阶级美术运动的新纪元。这次展览，并将号召白区的革命美术家前来参加”。
1933年12月26日，工农美术社在广州起义六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同时，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工农美术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美术出版、展览和创作研究机构，直属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社址设在瑞金县城天后宫，初期有美术专业人员10余人，由蔡乾负责。
工农美术社成立后，编辑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画集》、《革命画集》、《苏联的青年》等。
《革命画集》是1933年10月5日由《红色中华》社出版的，共收入50幅，大都在《红色中华》报上刊载过，这次是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周年而出版的。
在《革命画集》的首页，有篇《写在革命画集前面》的序言。这是一篇很珍贵的历史文献，写得很好，虽然它已是60多年前的作品，但并没有失去它对今天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它明确地提出了，美术是我们最好的宣传鼓动的武器，也是我们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学会掌握这个武器，发扬中央苏区的革命传统，坚持苏区美术的特色。
《序言》明确指出：“艺术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接着指出：“几年以来千百万的劳苦大众，从黑暗的统治、压迫、剥削下站了起来，燃烧起了土地革命的火焰，举起了中国苏维埃的旗帜，用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开始创造着自己的艺术。……”
这“自己的艺术”，就是无产阶级的美术作品。它指出“在这里面所有的是我们劳苦大众的斗争情绪，所有的是力，是从简单的线条中表现出来的力，也是我们斗争的武器。把握这武器，我们一定取得胜利！”道出了中央苏区美术创作的特点，这特点就是“艺术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美术创作呈现出了繁荣景象。作品大部分是漫画，而这些漫画，则是以简单的笔画线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描绘着当时的革命生活及时事。它象投枪、匕首、刺刀、炸弹，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内部的丑恶现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坚定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和浓厚的时代精神、时代气息及民族特色。
如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的。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报在发表《世界军缩会议把戏》的消息中指出：“世界军缩会议最近在日内瓦又演出了一次‘把戏’……毫无疑义的，军缩会议只是企图在这一‘军缩’好听名词下，来更疯狂般积极进行‘军扩’的最终目标，就是发起‘第二次帝国主义重分世界的强盗战争’”。这则消息配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都想这样‘军备平等’》；另一幅《这是不会有的》。漫画以辛辣的笔触，抨击了“军缩”的谎言，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本质。
又如锋芒直指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土的。1933年3月18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一篇题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进行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报道，写道：“自蒋介石北上，在保定与国民党各派军阀会议后，国民党出卖华北的大计划已完全决定……”配了一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漫画。它以夸张的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魔爪图，以激发人们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愤慨。
又如锋芒直指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以及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奋起顽强斗争，不断获得反“围剿”胜利的情景。这方面的漫画，内容最广泛，如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红军某部于3月21日激战一天，在临川的宜乐击败国民党陈诚部主力第9师、第11师和第59师。并活捉敌两个师长后，红军战士画了一幅《活捉师长两只》的漫画。其中给一位敌师长脸上点了几粒麻子，把其丑恶嘴脸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反“围剿”的同时，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十分激烈。中央根据地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形成巨大的革命洪流，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一幅署名胡烈的漫画，画了几只强劲有力的大拳头，砸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就很有战斗性。
锋芒直指无产阶级内部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尤其是对叛徒进行无情的鞭挞的画也不少。1934年8月13日《红色中华》报，根据原湘鄂赣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孔荷庞叛变革命后，博古同志写了一篇题为《跌落的垃圾——孔荷庞》的批判文章，并配了一幅漫画，讽刺有力，发人深省。
中央苏区后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一些机关的领导干部教条主义严重，对上级指示照搬照套，在工作中机械、笨拙、迟钝得象一头大象。漫画作者便创作一幅《笨象》以讥讽教条主义者，真是十分形象而又意味深长。
193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明确指示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反对任何浪费和贪污行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连年不断地发动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经济给养十分困难。当时，食没有盐，写没有纸，医没有药，生活日用品匮乏。有的思想不健康的干部，经受不了艰苦环境的考验，利用职权谋私、贪污、浪费，中央工农兵政府大力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美术工作者便画了一幅《反贪污反浪费》的漫画，笔触尖锐，形象逼真。正当贪污者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为所欲为的时候，反贪污浪费的铁锤在他头顶上高高举起。
中央苏区的美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政府成立近三周年时，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从现有的大量美术作品和资料看，中央苏区美术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突出：
1、热情歌颂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传苏维埃政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的宣传画、漫画。如宣传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国际无产阶级大示威》等，热情歌颂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革命画集》中的宣传画《挣断枷锁》，将无产者描绘成具有伟大气魄的巨人，挣断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站立起来。画面配有马克思的震撼人心的名言：“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红军画报》中的漫画《支部应成为游击中的火车头》。画的是一列正在前进的火车，在火车头上写着“党支部”或“共产党”，在车厢上写着“革命群众”或“游击队员”，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以及革命群众与共产党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
2、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的宣传画、漫画，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在红旗面前发抖》、《大家起来取消辛丑条约》、《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国民党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等，有力的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好战和国民党、地主剥削阶级压迫工农大众、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颂扬了广大劳动人民不屈挠的斗争精神。
3、宣传动员反“围剿”斗争和扩大红军的宣传画、漫画。有《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号召苏区军民拿起武器，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在一幅《粉碎敌人进攻》的画中，把“革命力量”比作大炮，正猛烈地向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开火。在《纪念国际青年节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把“革命力量”比作紧握铁锤的巨手，猛击“国民党”。其他如《武装上前线去》、《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等，都热情地宣传和赞扬了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导下，反“围剿”的决心与力量，充分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情。
4、宣传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胜利。有《只有革命才得出头天》，用对比的艺术手法画出“苏区农民”获得丰收，手捧大米的喜悦。有《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区》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土地革命胜利后，翻身农民的主人翁精神。
5、反映苏区军民新的战斗生活的宣传画、漫画。有《热烈拥护并推销300万公债》、《优待红军家属》、《镇压反革命》、《选举运动》、《苏维埃经济建设的胜利》等，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苏区军民，特别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战斗力的新生活。
在“艺术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美术创作和美术画刊，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从现有资料看，当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宣传画，漫画就有141幅之多。在画报方面出版了《红星画报》、《春耕运动画报》。《工农妇女起来参加革命战争》画刊等。
中央苏区的宣传画、漫画、画集、画刊、画册等，都是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鼓动艺术品。无论有文化的无文化的，看了画就能了解画中的意思。虽然当年经济条件极为困难，但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使美术活动从中央到地方，从红军到群众组织，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掌握和普及，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中央苏区的美术创作有如此繁荣和发展，是和党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重视分不开的。最根本的是，在苏区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掌握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此，中央苏区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快速度地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在中央苏区由于有正确的文化方针，使得美术创作和其他艺术一样，得以蓬勃地发展。这个文化教育总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中央苏区美术创作这样繁荣，不仅因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而且还由于有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由红军中的专业和业余美术爱好者共同组成的美术创作队伍。这支队伍的代表作者有蔡乾、黄亚光、赵品三、黄镇等。
二
黄镇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的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艺术。20年代初，五四运动的进步思潮激荡着青年一代的心弦，他也受到强烈的感染。他于1925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一所美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在中学担任美术教员，以后参加革命。1931年12月，他在江西参加著名的宁都暴动，随同起义的26路军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从事艺术教育和美术创作宣传工作。1934年10月16日，参加了震撼世界的长征，随红军到达陕北。长征以后，黄镇同志一直在北方解放区工作，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下级军官直到升为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开军事工作，进入外交部，先后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大使，1972年赴美国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7年回国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他在长征途中创作了极为珍贵的反映长征情况的美术作品。工农红军战士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困境中所表现的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遵循中央苏区提出的“文艺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原则和文艺“为革命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方针，克服画具、纸张十分匮乏的各种困难，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漫画作品。这些作品在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大部分都丢失了，如今仅有24幅收入《长征画集》。这是长征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美术作品，堪称稀世珍宝，受到美术界的赞赏。据1962年6月参与编印《长征画集》的阿英在《〈长征画集〉纪事》中记载，《长征画集》最早的印行是在1938年。他写道：“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着巨大的精神激励。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得到《长征画集》的照相原稿。当时，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这时，我们由于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他们便将《长征画集》在《文献》月刊上连载完毕出了单行本，当时名字叫《西行漫画》。因为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的著作《西行漫记》中译本发行不久，书里有记叙长征的专章。当时的环境又不宣于直接用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类的字样，他们便采用《西行漫画》这样的书名。当时，阿英把《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林伯渠》作为第一幅，还在书的前面附印了长征地图、纪事，由阿英写了《叙记》。他在《叙记》中写道：“……虽只是24幅的漫画，却充分表白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坚实、以及作者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开始成长。”
《西行漫画》当时印了2000本，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应有的效果。当时还不知道这些画出于黄镇之手，所以1938年出版时，未署作者的名字。
时间又过去了20年的1958年。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西行漫画》，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见证。确实，直到现在，真正产生在长征途中，由参加长征的人画的，反映长征生活，又能体现当时艰苦卓绝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美术作品，我们还没有发现另外第二种。阿英同志向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1958年12月，用阿英的底本，重印了3000册。后因经过“文革”等灾害、损失等，所存也实在无几了。
原来估计作者可能是萧华，请他为重印本写序时，他否认是他画的。画者究竟是谁？直到1961年，黄镇从国外归来，李克农向他提到这本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又拿着原印本去访问他，才引起他的回忆，证实了这些画就是他在长征途中，用各种各样的杂色纸所作的那一束画。就这样经过25年之久，才找到了它的作者。可是，这束画的原稿手迹已不知去向，要能找到，将会给我国历史文献增加光彩。
为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35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精印这部正式题名为《长征画集》的画册，作者署名为黄镇。魏传统还就各幅画意，进行了回忆，题了诗。
萧华于1962年4月为《长征画集》写了序，序中写道：“这本《长征画集》原名《西行漫画》，1958年再版时，还不知道作者是谁，只能判断他是当年在红军第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现在，我们高兴地知道了作者是黄镇同志。”他还写道：“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画面，一下子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茫茫无垠的大草地。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深山老林中的篝火，西北高原上的风沙……。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当那些同志倒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理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人民一定要站起来，摆脱掉千年的枷锁，建设起自己的新国家”。“如今，那些在长征中倒下的同志们的信念，终于实现了。……当年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我国人民，不畏艰难，不避险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他最后写道：“这20多幅画，是伟大长征的片断纪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作者同千千万万的战士一道，万里跋涉，在战斗的行列中，用画笔写下了这历史的动人的场面。这些画是感人至深的，作者特别突出地反映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纪录下了红军路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和‘干人儿’（即穷人）的苦难生活。”
1962年，《长征画集》改印12开本；此后，又于1977年、1982年和1986年三次再版刊行。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也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文物出版社于1987年3月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的《长征画集》为蓝本，重新编排设计，出版了普及本。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这24幅真实的革命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吧！
（1）《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同志在中央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在长征途中年已50岁，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画中画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画面上题写着“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看后令人起敬。
（2）《过湘江》。这幅画的是1934年10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告别了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1个月零8天的艰苦作战，这支英雄部队，接连突破敌人3道所谓战略封锁线，于11月15日占领了湖南的宜章县城。红军冲出敌人的重围之后，又在湖南道州附近渡过了潇水，红旗直指湘江。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进行追击堵截。他们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湘江与潇水间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妄想在这里将红军消灭。这是长征中的一次严重的战斗，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周浑元、李云杰部激战七天七夜，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堵，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从中央根据地出发以来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敌40万人马都被红军甩到后头了。
（3）《遵义大捷》。长征开始，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时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面对“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广大干部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正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党全军的意愿，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如此，打了几个胜仗后，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这以后能够胜利地完成长征。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全军为之振奋，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部队于2月28日，在重占遵义战役中，共歼敌人20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我军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画面是被俘官兵在吃饭前的情形。画面题字是：“遵义的伟大胜利，俘获敌人官兵数千，吃饭前的情形。”
（4）《贵州苗家女》。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大部分居住在贵州省内，云南和湘西都有较大的苗族聚居区。红军长征的铁流，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胜利地渡过湘江后，越过有名的高山——老山界，就进入苗族人民聚居区域。苗族人民纷纷起来支援红军，并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苗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苗家妇女都是劳动能手，画面上的苗家女，肩扛锄头，背着竹篓，赤着双脚在山野里奔走。辛苦勤劳的精神，令人钦佩。
（5）《川滇边干人之家》画面上题写着：“永远忘不掉的事实！”画上还写满了字：“3月的天气，云南地方接连下了几天毛毛雨，还有几分寒气。这一天还是小雨不断的下着，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小休息。我们跑进一家屋里，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一家4口，一个中年妇女，衣服破得下身都不能遮盖了，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赤身露体靠在她老父亲的背后。……我们许多同志都很好地安慰了他一顿，送给他们一些绸子和布。他们开始不肯要，经过我们再三解释，他才高兴地收下。”真是永远忘不掉的事实。
（6）《贵州、四川的干人儿：背盐人》。贵州、四川的干人儿（穷人）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就是贵州人民贫困生活的逼真写照。这些劳苦大众，对红军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红军每到一处，四乡的干人儿天天围着红军。在集镇的街道上，他们遍挂红旗，到处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真是红军和穷苦人是一家人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前来参加红军。
（7）《彝族向导》。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进入凉山彝民聚居地区，兵分两路向大渡河挺进。在红军行经的道路两旁，常有无数蓬头赤脚披着麻布毡子的彝族人民用彝族语喊着：“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他们从山坡上跳下来欢迎红军。画上写着：“大渡河南的楞楞（这是一个小头目）叫二花罗，他很高兴地帮助我们引路。我们送了他一支枪，他真高兴极了。要把他穿的这件很好的蓝色‘察尔瓦’作为礼物来回赠，被我们婉言谢绝。”
（8）《红军彝族游击队》。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了彝族人民，冕宁拖乌彝族沽基家支头人小约丹，按照彝族传统习惯，和红军总参谋长、先遣司令刘伯承结盟。刘伯承同志赠给小约丹“中国红军彝族沽基支队”的红旗。红军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四川、云南彝族地区象烈火一样燃燃起来，许多地区都建立了人民的武装组织，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幅画就反映了毛主席说的“长征是播种机”的英明论断。
（9）《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的重要渡口，它处在一个河谷地带，两岸都是几十里的高山，在这样深山沟里部队无法展开，容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63年5月被清军逼到这个地区，在安顺场陷入重围而被消灭。红军来到安顺场的时候，处境异常险恶：前面有天险大渡河，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几十万敌军追赶，对岸有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军队在把守。红军要保存有生力量，只有打过大渡河去。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次渡河战斗，派了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与政委黎林同志，担负了率部强渡大渡河的光荣任务。1935年5月24日夜里，红一团的勇士们神兵天降，经过20分钟的战斗，就把毫无戒备的敌军彻底消灭，一举攻占安顺场。从安顺场飞舟强渡大渡河的是红军第一团二连17位勇士。这里河宽200米，水深10几米，每秒流速4米，水急、浪高、旋涡多。5月25日早晨，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17勇士跳上渡船，冲过一个个巨浪，避开一阵阵弹雨，迅速驶抵对岸。勇士们飞一样跳上岸去，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胜利地控制了渡口。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红军的千军万马，全部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会传颂至千秋万代。这幅画的画面，就是画的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烈场面。它象一部史诗歌颂英雄们的不朽功勋，真是难能可贵，十分感人。
（10）《泸定桥》。泸定桥是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1705年（清康熙44年）始建，第二年4月完成，是我国现存的古老铁索桥之一，古为川、康间交通要道。此桥净跨长100米，桥面距枯水位14.5米。由13条固定在两岸的铁链组成。其中9条并列，上铺木板作为桥面。另外4条作两旁栏杆，过往行人到达索桥中段时，桥会左右摆动，很难安稳站住。俯首下望，河水奔腾咆哮，深渊无底，令人毛骨悚然。当红一团于5月25日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大渡河后，因水流太急不能架桥，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无法迅速把全军渡过河去。红二师第四团27日奉命在左岸溯江而上夺取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320里，命令3天赶到，道路十分艰险，左边是高入云霄的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几丈深的大渡河，又常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可是，所向无敌的红军战士，从不把任何困难放在眼里。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团政委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28日一昼夜行军240里，竟于第二天（29日）早晨6时赶到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的西桥头。红军攻占了西桥头的时候，桥板已被敌人抽掉，只剩下九根铁索。对岸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这时又增援上两个旅。对岸桥头、河边一带和山上，敌人都有重兵扼守。经过周密的侦察，我军在西桥头配备了火力，准备了木板。红四团二连挑选了22名英雄，一律带短枪、手榴弹、马刀，由连长廖大珠同志带领组成冲锋队，其余用长枪随冲锋队前进。第三连随后铺设木板，供后续部队过去。冲锋号吹响了，枪炮声震撼山谷，22名英雄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冲锋过去。刚到对岸桥头，敌人放起火来，点燃了桥头的亭子，火焰冲天而起。我勇士们顾不得衣服、帽子、眉毛、头发着火，仍然奋勇前进，一直冲到街上。经过激烈巷战，终将敌人完全打垮，占领了泸定桥。画这幅画时，作者黄镇同志所取角度极佳，画出了桥的横面，桥身形态与两岸桥头的亭子，尽纳入画面。桥上还有一群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杀，神态生动感人。这是长征历史事实的艺术记述。
（11）《老林之夜》。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部队经过高山连绵、人烟稀少地区，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在青藏高原的古老密林里，战士们在夜间往往只裹着一条军毯，常常是两人或三人背靠背躺倒，或抱枪和衣坐在地上。半夜狂风夹着雪花吹来，使人们在睡梦中惊醒。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当年红军如此艰苦行军，野营露宿的情景。
（12）《雪山高，铁的红军铁的意志更高》。过了大渡河，进入藏族聚居区。这个地区高山连绵，雪峰重叠，地势高峻。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平均海拔约4000米。祁连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由西向东、横亘着青海和西藏全境；横断山脉则由北向南延伸，北高南低，纵贯四川和云南西部地区。红军过泸定桥后继续前进，来到川西高原。沿途峡谷纵列，冰峰林立，另是一种景色。这里地势高，气候严寒，海拔一般在3000米以上。红一方面军经历了险恶艰难的行程，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川西北的达维、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这时虽是6月天，身穿单衣，脚着草鞋的战士，抵不住风雪的侵袭，加上高原地区空气越来越稀薄，使人透不过气来。如果有人在这里停步坐下，就会永远起不来了；有些体弱多病的战士，就在这里被夺去了生命！但正象画面上题字说的“雪山高，铁的红军铁的意志更高！”革命热情的火焰，战胜了夹金山的奇冷，红军间的革命友爱，化作战无不胜的雄伟力量，大家相互搀扶着，终于攀上顶峰。
（13）《下雪山的喜悦》。将近山顶，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纷飞，转眼又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打在只穿着单衣的战士身上，汗水顿时凝成冰块，冻得大家浑身颤抖，上牙直打下牙。然而困难吓不倒红军战士，他们仍然鼓动劲头往上冲，很快就到了山顶。抬头远望，真是一个洁白无边的世界。战士们又沿着山顶上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开始往下走。画面就是画着一队红军战士下雪山时的喜悦神态。
（14）《在藏族村寨里》。这是作者翻过夹金山后，在藏民区域见到的贫苦农奴的家屋。藏族聚居地区，农区多垒石建屋，牧区则用帐蓬。房屋多是平顶多窗，造型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住宅大多建筑在向阳高处，楼上住人，下层多作库房或畜圈，有院落。90%以上的农奴分别属于各自的领主，没有人身自由，地租剥削极为严重，生活陷于极端穷苦的境地。作者以无产阶级的深情，用画笔表现了贫苦农奴的悲惨生活情景。
（15）《三种锅》。长征途中，战士们都是自己做饭，和锅打交道。这幅画所画的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所用的三种锅：四川一带藏民的锅、贵州一带苗民的锅和普通锅。红军长征的艰苦生活，在锅里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在红军的锅里，时而煮的是青稞麦，时而全是草根、野菜，到后来，连野菜也没有了，部队受到饥饿严重威胁。有的指挥员只好命令杀死自己的战马或驮帐蓬的牦牛，给战士们吃。有的把自己的皮带、皮斗篷放在锅里煮了吃。有的把野菜煮一煮，然后撒上一小撮炒面，做成稀糊糊的“草面”用来充饥。肚子虽然塞满了，却不能给人增加一点力气。有的战士因误吃毒草牺牲了，悲惨之状，令人心悸。作者所画的三种锅，真实地反映了长征途中红军供给不足的艰苦生活。
（16）《牦牛》。牦牛通身生长着暗褐色长毛，躯体庞大，四肢粗短，力气大，耐性强，善于在空气稀薄而又寒冷的高原地区驮负物资。它们爬山涉水，担负繁重的运输任务。红军行经藏族地区时，也曾把牦牛作为重要运输工具，牦牛对革命也作过贡献。作者着意描绘牦牛的雄姿，意在对它负重致远的精神加以赞美。
（17）《草叶代烟》。画中画一红军指挥员，戴着眼镜，在桌上折草叶当烟吸。作者通过“草叶代烟”的这个画面，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生活的艰苦和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8）《磨青稞》。红军部队进入藏民区，粮食一直很困难，人们把分得的少量青稞都炒出来，并且尽量磨成面。大家到处找磨子，毛儿盖地方小，即便把磨子都找来了，还是不够用。画面上是红军战士们房子里的一盘磨子，磨盘只有上层，没有下层磨石，战士就找块大石板，用马刀琢成磨齿，做成了一幅完整的磨子磨起青稞来。在画面上作者写着：“自己磨青稞麦，磨子虽小一天一夜可以磨出三十余斤。”在长征中，战士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保存自己，战胜敌人。
（19）《烤饼》。经过7昼夜的艰苦跋涉，行程600多里，红军终于从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走出来，胜利地到达班佑。宿营的地方有了房子，就在里面支起锅来，作者在画面上画着一个红军战士正在用藏锅烤饼。画面上写着：“青稞麦粉做的饼子，在藏民区域，算是我们最上等的食品了！”下边还写了“最后一锅”4个字。
（20）《背干粮过草地》。在草地行军中，指战员都背着一个干粮袋，里头装着几天的粮食。有的是炒熟了的青稞麦，有的已经磨成粉。草地上有很多没有名称的、纵横交错不知走向的小河，红军战士互相搀扶着渡过去，饿了就抓一把干粮吃。有的战士吃炒青稞麦，弄得一嘴黑，变成黑胡子；有的战士吃了青稞粉的，嘴边满是白胡子。在这幅画上，黄镇同志写着：“艰苦奋斗，草地行军，十五天粮，廿余斤”的字样。可见，当时红军过草地是何等的艰苦了。这幅画最能代表长征的战斗生活，所以阿英同志编《长征画集》出版时，把这幅画做了封面。
（21）《草地宿营》。草地的情景，使人悚目惊心！举目一望，茫茫无边，一片野草，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红军战士全靠从黑云里露出的微弱的阳光，才能辨别前进的方向。草丛中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个广阔无边的沼泽里，简直找不到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来。红军战士只能跟着向导，选择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走进草地的第一天，宿营地还能找到一些小树，被雨淋湿的上衣与在水草中行进时被溅湿的裤腿，可用柴火烤干。很多人随身带着一根棍子。结合这些小树，搭起帐篷，便在一般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睡觉。夜晚的寒冷，尤其令人难耐，就是在帐篷里，如果遇上瓢泼似的暴雨，帐篷也挡不住，外面哗哗地下着雨，帐篷里也嘀嘀嗒嗒地漏着水，大家挤在帐篷里，撑开雨伞怕把弹药和干粮弄湿了。作者画出了当时宿营草地时的艰难场面，真是不折不扣的风餐露宿。
（22）《草地行军》。画面上画了红军的一个连队正在草地上行军的情景。红军进入雪山草地以后，每个连队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草地行军7天，部队的情绪饱满，红旗呼啦啦飘舞，歌声此起彼伏。行军路上，炊事员是最辛苦的，他们挑着担子，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象是演奏交响曲，显得很热闹。
（23）《董振堂同志》。这是作者运用艺术的武器，歌颂红军模范指挥员的一幅画。董振堂是河北新河县人，1923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由排长逐步升到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下孙连仲，改编为国民党第26路军，1931年春天被调到江西进攻红军。董振堂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满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经过该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准备，他和共产党员、该军参谋长赵博生等领导官兵17000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6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长征开始后，他任五军团军团长。
红五军也就是黄镇所在的这个军，在长征途中担任后卫。董振堂率领全体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英勇地抵挡尾追比我军多达数十倍的敌人，掩护红军进行长征。1935年1月，他以红五军团军团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红军强渡金沙江，五军团英勇地阻击尾追的敌人，扼守阵地9天9夜，保证了中央红军胜利渡江。黄镇在此画中，描绘董振堂在红旗下豪迈的英姿。在画面上作者题写着：“董振堂平时一支手喜欢叉腰，一根短棍子是离不了！一支手枪是一刻钟都不会离身的，他非常和气！”这就是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形象。
（24）《到了岷县哈达铺》。1935年9月，红军部队渡过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越过岷山，最后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岷县、西和间的哈达铺，进入甘肃南部汉民族较多的汉回民族地区时，大草滩，哈达铺一带的群众亲眼看见红军把平日压迫他们的军阀队伍打得落花流水，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们象迎接久别的亲人那样热烈地欢迎红军的到来。作者把这种欢迎红军的场面采撷了他的画幅，画上写着：“出了番民区域，离大草地还有十多里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
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经过两万多里长征的，久经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战员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困难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1935年10月，红军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越六盘山高峰，迈进陕甘根据地的边界。
中央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同西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22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省会宁会师。接着，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三
黄镇作为长征的参加者，他在同敌人艰苦作战的间隙，抓住长征途中的典型而又动人的事例，精心地创作了24幅漫画，艺术地、形象地、忠实地记录了长征——这一伟大战略转移，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扭转了中国人民命运的这场进军的宏伟场面，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表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钢铁意志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这不仅仅是黄镇同志美术创作的个人优秀成果，也是中国人民、中国美术界的骄傲。从此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培养出的出色的美术家，有了无产阶级风格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美术作品。它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中成长、壮大。
黄镇的这套漫画，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保存下来，同广大读者见面，这其中有着传奇式的经历。它在长征途中产生，带着长征的风尘流传到陕北；又从陕北不知经谁之手，辗转带到遥远的南方——当时的“孤岛”上海，经过阿英等同志的努力，终于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值得庆幸的。这部漫画集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反映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克服一切困难，走向胜利。
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创作的美术作品，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特定时期下产生的，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艺术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从而形成了它们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这些美术作品，既来自广大工农兵群众，又服务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有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真正属于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每一件美术作品，无不浸染着工农兵群众的感情和心血。
苏区广大人民和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较好地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文艺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因为，中央苏区美术创作者，绝大多数是苏区的工农兵群众和一部分投身于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而这些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已经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苏区所制定的“文艺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原则，和文艺“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方针，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开拓了一条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有效途径，为日后文艺走向大众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美术创作成果和特点，就要向黄镇等老一辈革命美术家学习，继承和发扬苏区的革命传统，以长征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走文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充分反映时代精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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