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意蕴论文,宋元论文,时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元话本小说与都市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是都市瓦舍“说话”伎艺的产物，多以都市市井生活作为故事的内容或背景，有意识地通过对都市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和市井风俗民情的细细皴染，来真切展示市井细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我们从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上，即可窥其一斑。
一
宋元话本小说在时空设置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当代性和地域性，所叙述的故事，不管是接近现实，还是趋于奇幻，其发生的时间多是在宋代，而地点则多是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和南宋的都城临安。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小说家分明是要突出和强化故事时空的当代性和真实感，故而才刻意地表现出一种拟实或仿真的创作意向。即以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例，（注：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该集所收的四十余篇话本小说，以两宋都城作为故事展开之场景的，就占了一半以上。如表所示：
从表中所列可以看出，这些话本不仅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地域，而且还明确地指明了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所，如××门、××路、××巷、××楼、××寺、××池、××桥、××岭等等；而这些具体的场所又全都是当地实有的地名，皆有文献笔记材料可征。例如《碾玉观音》，写的是璩秀秀与崔宁私奔，被王府抓回，关押在后花园里，崔宁也被发遣外地。他正在路上行走，不料秀秀又赶来同行，两人于是再结夫妻。后来，郭排军再次告密，“听众”才恍然惊觉，原来秀秀早已是鬼了！做了鬼的秀秀，眼见人鬼夫妻也做不成了，竟又将崔宁扯到鬼域中去再做鬼夫妻。这一连串奇异莫测的情节无疑是虚构的，但故事发生的时间（南宋绍兴年间）、地点（都城临安）以及故事中人物涉足的场所等，却皆为实有。我们根据一些文献材料，即可将故事中人物涉足的场所一一注明如下：
钱塘门：临安城的西门之一。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记载：“城西门者四：曰钱塘门；曰丰豫门，即涌金；曰清波，即俗呼‘闇门’也；曰钱湖门。”
车桥：临安西河上的桥。《梦粱录》卷七《西河桥道》记载：“国子监前曰纪家桥，监后曰车桥，侧曰青龙桥。”
井亭桥：位于临安西河上甘泉坊东。《梦粱录》卷七《西河桥道》记载：“清河坊东曰洪桥，曰井亭桥，曰施水坊桥。”
石灰桥：也是临安西河上的桥。《梦粱录》卷七《西河桥道》记载：“十官宅前曰石灰桥。”
北关门：临安城的北门之一。《梦粱录》卷七《杭州》记载：“城北门者三：曰天宗水门，曰余杭水门，曰余杭门，旧名‘北关’是也。”
清湖河：在临安城内。《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记载：“清湖河，西自府治前净因桥过闸转北，由楼店务桥至转运司桥转东，由渡子桥与涌金池水合流，至金文库与三桥水相合，由军将桥至清湖桥投北，由石灰桥至众安桥，又投北与市河相合，入鹅鸭湖转西。”
由此可见，该话本中人物涉足的场所，均为临安城实有的地名。不仅如此，小说中亲手拆散崔宁与璩秀秀的婚姻，打死秀秀的韩世忠，导致故事情节发生变化的刘锜，还是当时民众耳熟能详的抗金名将。这就使得该话本的时代感和真实性大为增强了，能够诱使接受者不知不觉地走进故事世界，产生一种“真有是事”的幻觉，从而激发起浓厚的兴趣，并为女主人公追求爱情时“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生死死，执著不已的个性精神所打动。
有时，即使话本所叙的是十分荒诞离奇的鬼怪故事，其中的人物活动场所也照样凿凿有据。例如《西山一窟鬼》，写吴秀才娶了李乐娘——秦太师（秦桧）府三通判的小娘子，被通判夫人迫害自杀而变成了鬼——为妻之后，清明节所遇无一非鬼。虽然该故事鬼话连篇，但是吴秀才行踪所至及其所经历的路线：州桥→钱塘门→白雁池→梅家桥→万松岭→净慈寺→苏公堤→南新路口→毛家步→龙井→驼献岭→九里松→景灵宫等等，却无一非真；加之话本作者又采用的是人物限制视角，有意通过吴秀才的见闻感受来描写其遇鬼时的恐怖情状，所以这就更易于让当时的市井接受者恍入其境，感同身受，为之毛骨悚然。根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当时瓦舍中竟有个王妈妈茶坊起名叫做“一窟鬼”。可见，《西山一窟鬼》这样的鬼怪故事确实耸人听闻，曾征服过很多听众；而这种效果的取得与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再将某些话本与它们所据之本事略作比较，就会发现话本作者对于本事所叙故事发生之时空作了有意改变。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本事出洪迈《夷坚支志》庚集卷一《鄂州南市女》，可本事所写故事发生于鄂州，女主人公是因为对门男儿“姿相白皙若美男子”而兴起爱慕之意，并无春游相遇，一见钟情之说。但是，话本作者在利用这个故事创作《闹樊楼》时，却有意将故事时间改为“大宋徽宗朝”，地点改在东京金明池旁边的樊楼，以此作为情节展开的舞台。作者之所以要这样改动，显然是因为这个话本当时是说给东京的市井细民听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接受者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同时也为了营造市井文化氛围，以便为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逻辑依据。
话本作者对于所叙故事之当代性和地域性的强调，本意是使小说获得一种现实感与真实性，以期取悦于当地的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商业效应，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写实手法。它形象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都市社会风习和市井生活状貌，犹如以写实而著称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艺术的一种拟实、仿真的审美趣尚。这种审美趣尚，被后来的拟话本小说所承袭、发扬，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风格。
二
宋元话本小说对于特定时空里民俗风情的逼真摹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而这也是话本小说在时空设置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色。
例如，讲述神仙精怪故事的“灵怪”类话本和讲述烟花粉黛、人鬼幽期故事的“烟粉”类话本，它们的作者往往就很喜欢选择“清明节”作为人鬼遇合故事之衍生、开展的特定时机和背景，刻意通过清明时节风俗民情的真切描绘，将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有效地展开情节，烘托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以《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等为例，它们所写的男主人公遭遇鬼怪故事，就以清明节踏青、祭祖等风俗作为其所叙故事的发端和引线。《西湖三塔记》写奚宣赞外出的理由就是：“今日是清明节，佳人才子俱在湖上玩赏，我也去一遭，就彼闲耍。”《洛阳三怪记》中的潘小员外也是在清明节，“因见一城之人都出去郊外赏花游玩，告父母也去游玩”。《西山一窟鬼》写吴秀才陪王七三官人去西山看坟，途经苏公堤，“看那游春之人，真个是人烟辐辏，车马骈阗。……管弦动处，是谁家舞榭歌台；语笑喧时，斜侧傍春楼夏阁。香车竞逐，玉勒争驰。白面郎敲金镫响，红妆人揭绣帘看。”而清明节又是鬼节，那些无人奉祀的游魂野鬼也便乘机出来作祟。上面所说的奚宣赞、潘小员外、吴秀才就是在废园荒岗、山野坟地等处，撞见鬼怪，饱受惊吓的。虽然这些鬼怪故事听起来荒谬离奇，但由于当时人们以为幽明虽殊途，鬼怪皆实有，又加上故事是在鬼节发生的，听众自然也就不由不信以为真了。因此，类似《西山一窟鬼》这样的鬼怪故事，其所以能够耸人听闻，征服听众，与小说家善于选择清明节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依托，以使听众恍入真境，是密不可分的。这使我们想起了老舍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时间的利用，也和景物一样，因时间的不同，故事的气味也便不同了。有个确定的时间，故事一开首便有了特异的味道。在短篇小说里，这几乎比写景还重要。”（注：胡
青编《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82页。）可以肯定，上述鬼怪故事倘若不是发生在清明节，其效果定会削弱许多。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一些话本小说所据之本事，本来其所叙述的人鬼遇合故事并非发生在清明节，可话本小说作者却有意将时间定在了清明节。例如《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本事出《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可本事虽言吴小员外与赵氏二兄弟春游金明池，却并未说明当时是清明节；而话本却明确说：“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这显然是为下文所写的人鬼遇合故事张本。又如《西山一窟鬼》，本事出《鬼董》卷四《樊生》，然《樊生》也未言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清明节，可话本不仅写明了故事时间是在清明节，而且还将地点定在了西山驼献岭下的荒野墓地，黄昏时分又黑云四起，下起了一场大雨。这些附设添衍，无疑就是为了营造一种阴森恐怖的环境氛围，更好地启动故事情节，以增强人鬼遇合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从而猎取读者的注意和兴趣。
同样的道理，有一些讲述爱情故事的“烟粉”和“传奇”类话本，如果不是选择元宵节观灯这种比较特殊的民俗节日作为生发故事的契机，那么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奇遇和离合悲欢故事，也便失去了发生、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因为元宵节观灯，乃是男女行动比较自由的日子，尤其是妙龄女子们一年之中难得一次的狂欢节日。宋人曾巩《将行陪贰车观灯》即云，汴京元夕是“行歌红粉满城欢”。秦观《念奴娇》亦云：“花灯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辛弃疾词《青玉案·元夕》亦赞云：“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一夜鱼龙舞。”一些宋人笔记对元宵灯夜更有动人的记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即载，元宵灯夜，汴京不仅华灯火树，争奇斗艳，而且“城闉不禁，别有深坊小巷，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亦载，元宵灯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则记载临安元夕，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而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所以，话本小说《张生彩鸾灯传》开头即云：“五夜华灯应自好，绮罗丛里竞怀春。”由于怀春的少女走出了深闺，而逛荡的少年又追随其后，所以风流情事遂所不免。小说家正是根据这一现实逻辑来生发并铺展故事情节的。如怀春的刘素香出外游玩赏灯时就已经备好了情诗藏在同心方胜里，一遇到可意的郎君张舜美，就急忙丢给了他，结果引出了一段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戒指儿记》中的陈玉兰，也是在元宵灯夜听到阮华吹出的箫声清圆悠扬，“一时间春心摇动”，萌生“窥玉”之意，“便将手上一个金镶宝石戒指，褪将下来”，叫丫鬟碧云送与阮华，让他前来幽会的。《志诚张主管》写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也发生在元宵灯夜。至于《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不仅由杨思温元宵灯夜游玩，遇见郑意娘鬼魂，引发出一段人鬼离合的故事来，而且通过杨思温追想昔年东京元宵盛况，对比燕山元宵景象，写出了沦落异国，飘泊无依的汉人，每逢佳节倍思故土的无比沉痛感情，为整个故事营造了一个凄切动人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使整个故事具有了比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异地生活气息。
至于《陈可常端阳坐化》、《刎颈鸳鸯会》等话本，选择端阳节作为故事展开的特定时空，也与上述话本对于清明节或元宵灯节的选择、利用一样，取得了异曲同工的叙事艺术效果。
总而言之，宋元话本小说在设置故事的叙事时空时，不仅有意突出了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而且还特别注重对市井节日民俗的描写和渲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主要是为了唤起接受者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强化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因为话本最初是用来现场讲说的），但其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又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加强叙事真实性和可信性的一项重要策略，而且还由此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它不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时空环境，而且还为人物关系的建立，不同性质冲突的展开，以及人物性格心理的表现等，创设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提供了合理的逻辑依据；它不仅使宋元话本小说富有现实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时代特色，使其有别于明清拟话本，（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皆把现存话本所体现的时代背景、地域特点及社会风俗习惯等，作为判断其是否为宋元话本的重要依据。）而且还使其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