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1.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从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北京的演讲谈起——2.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3.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4.克里奥无从回避真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芝加哥大学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给我们论文,几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
——从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北京的演讲谈起
舒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谈到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挑战、影响，或所谓的“后现代史学”时，笔者至今不能忘记三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在世界历史研究所所作题为“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演讲。在此之前，他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过类似的演讲，在与会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我与他联系在北京的这场演讲时只提出一个要求，即希望他的演讲用中文进行，他说，后现代思潮涉及很多概念、范畴和术语，而这些东西又多晦涩，直接用中文和中国同行交流，可能效果更好些。
艾恺教授早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与史华兹，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他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近年的主要著作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等。
艾恺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后现代思潮对历史研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出发，不可能正确、完整地说明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艾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与18世纪以来欧洲的反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将主体意识推至极端。他们反对真理，认为真理是启蒙主义的产物，等同于恐怖，应予彻底摒弃。后现代主义者主观武断，否认客观存在，用“解构”和“颠覆”的方法，把猜测性的理论冒充为有根据的科学。艾恺还认为，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或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使这种研究没有实在的历史内容，而且对一些陈旧、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观点，用十分抽象、艰深与晦涩的概念进行表述，让人永远无法理解其实质。
艾恺最后说，后现代思潮从产生之日起，批评它的声音就没有间断过。但在美国学术界，对它所作的批评还远远不够。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多采取一种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态度，许多批评并没有对它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渐衰落，但至今它仍然是“学术思想前沿”的标志。他希望中国学者能够认清后现代思潮的种种弊病，在历史研究中免受其害。对待它不仅不要受其影响，而且还要像钟馗打鬼一样，把这个“鬼”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赶出去。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没有一个概念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模糊不清，歧见纷呈。什么是“后现代”？这个概念出现了几十年，但至今在西方哲学家中仍然没有共识，认为它表征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思维方式，或文化态度、精神价值，等等。“后现代主义”不仅是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潮，而且也是时髦的文学、艺术、美学思潮。近年开始影响到西方史学界，在中国史学界也有明显反映。在所谓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只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碎化”历史，将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后现代主义“摧毁”、“解构”和“否定性”等基本理论特征出发，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否定历史学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
近年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两千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如何辩证地把握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以推进中国史学在21世纪健康发展，是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联想到还有人提出后现代主义将导致史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史学的出路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的说法，等等，艾恺教授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无独有偶，与艾恺同是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进兴，曾著有《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黄先生在认识和分析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这个问题上，和艾恺的观点却是有几分相近。他认为，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典范更迭，新旧交替十分正常，“惟‘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却迥异于先例，它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些后现代小子竞相宣布：‘艺术之死’、‘文学之死’、‘哲学之死’，史学虽一时负隅顽抗，终究难逃厄运”。黄进兴进而说道：“其实，已逝的过去（the past）何尝有死生可言，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意谓传统意义下的史学业已不存；他们坚称逝者如斯，历史的符码无复负载真实的过去，史学道破了的只是拟仿物（simulacra）或语言游戏罢了。遵此，史家的语言取代了历史的事实，骤成史学首要考察的课题。若此‘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不禁令人挂心作为学术训练的实证史学是否气数已尽？”①
黄进兴提出这样的疑问，不少人也都有这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想随波逐流，又不想坐困愁城，所以就要冷静面对后现代主义严峻的挑战，只有这样才不致进退失据，筹措无方。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问世。作者既看到“后现代史学”急于取代“现代史学”的地位，甚至要否定所有先前历史存在的正当性，其破坏力难以估量，有如“洪水猛兽”；也看到了“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与所开发的研究议题，却也值得人们“深思择取”。
艾恺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演讲已经过去三年，国内对于后现代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史学概论》，有专章论述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挑战，书中的观点，反映了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关于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挑战，国内学术界存在多种相异的观点。例如，针对“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种影响热闹一时，现正趋于尾声，因为当初鼓动后现代史学中的某些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浅尝辄止，从来就没有深入研究。而真正有志于探究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挑战的研究者，则好学深思，潜心研读，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从不需要炒作，不需要去凑热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方兴未艾，中国的学术和外国的学术潮流，有一个“时间的落差”，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开始。是否真是这样？黄进兴在他的著作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果不幸如此，则中国史学不久即将进入后现代的风潮，但不知在明日过后新厦即可落成，或只遗留断瓦残垣呢？吾人则可拭目以待。笔者以为，黄进兴先生大可不必如此悲观，因为“中国史学不久即将进入后现代的风潮”之说，只是一相情愿，是不会成为事实的。
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②
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
顾炎武论历代文体嬗变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③ 究其实而论，各个学科领域内特定的理论范式也往往呈现出相似的情形，某种范式在一定阶段内提供给人们进行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常常是有其限度的。一种理论范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各种可能性被大量消耗之后，同一方向的探索就往往遭遇“回报递减”的窘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析的历史哲学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就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下，这两者基本上成了同义词）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所取代。而以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问世为标志，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至今也有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史。要说这一理论范式已走到尽头，未免言之过早。但要说其高峰期已过，想必是很多人所能赞同的。在20世纪最后20年，沿着海登·怀特的思路而大大推进了叙事主义理论的安克斯密特，近年来致力于对“历史经验”范畴的开掘，力图开拓出史学理论超出叙事主义阶段的新境界；④ 而新近如鲁尼亚（Eelco Runia）等人，则着意发挥“在场”概念在史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虽然这样一些新动向甫一萌芽就引起诸多争议，但其中透露出来的理论范式转移的消息，却不容忽视。大潮初退，盘点一下沙滩上留下的贝壳和水草，追索一番弄潮人留下的足迹，正当其时。本文的主旨，就是以中文学界相关的一些讨论为背景，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作一番辨析。
一、广义的与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潮极为庞杂，在历史学领域所产生的效应也头绪繁多，交相缠绕。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史学理论和史学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所造成的冲击和效应。举其要者，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标举出来的后现代境况中“宏大叙事”的终结，动摇了传统上以“进步”、“自由”、“阶级冲突”为主线的历史学叙述和解释模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权力分析，突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则把所谓以“白的、男的、死的”为中心的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作为攻击的靶子。这样一些观点和立场都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与此不同，它指的是植根于历史学学科内部来进行理论阐发、而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史学理论范式。较之前者，它更是发生在史学理论内部的理论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专门学科领域内的主要范式。
分析学派的史学理论虽然探讨的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却极少受到职业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觉得那是和自己的研究实践渺不相关的玄想。与此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对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的理论观点，虽则很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颇不以为然甚而极为反感，但似乎很难有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更无法像当初有人对待分析的史学理论那样，将对其漠然无知引以为自傲的资本。⑤ 仅此而论，比之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实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从而更加受到实践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使得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它始终将自身的关注点投射于历史学家工作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分不开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开辟的所谓史学理论领域中的“叙事的转向”（又有“语言学转向”、“修辞的转向”等不同说法，但各种表述内涵相近），确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为将史学实践的诸多现象纳入理论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譬如，古今中外诸多史学名著在其若干史料已被订正、解释框架已被大幅度修正甚至更新——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就是彰明较著的一个例证——的情形下，为何似乎依然葆有永久的魅力和价值？又比如，研究同一历史现象、同样建基于精密严格的史料考订之上、同样由可靠无疑的对“事实”的陈述构成的历史图景之间，为何会出现互不相容的冲突？对于这样一些不在思辨和分析路数视野之内的问题的讨论，叙事主义者如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思路虽然未必就让人完全满意，却无疑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史学家法、史家技艺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
在我看来，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简单来说，其含义在于：（1）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各种文字性的文献，但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历史学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历史学著作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是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此，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2）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他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而是使用怀特所谓的“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3）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因而，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用语言造成“实在性效果”）之下，就蕴涵了虚构、想象、创造的因素。
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恩·亨特说：“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⑥ 这一番话，正是对于上述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基本特征的精要概括。
然而，叙事主义将历史学文本化，并非就如同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要取消历史学与文学的差别、写历史与写小说的差别，从而走到了完全否认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的地步。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即便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各种文本才能对其有所言说）、历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搜集、考订和使用史料的种种传统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才、学、识、德”这样的史家技艺和职业伦理，并非是叙事主义理论家们所回避和否认的。尽管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甚少措意，但就我所见，还不曾有人对此公然提出过疑问或否定。有人说，“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了史学实践中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或者“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之间的分别，由此，后现代将史学规范完全置之不理的断论仿佛就铁证如山了。实则，后者的意思不过是说，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就其都是文本性的这一点来说，并无差别；由这一论题并不能推演出，两种史料在史学实践中的不同地位就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否认。就像怀特的一篇题为《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标示出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若干相通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看来，历史文本就可以像文学文本（如小说）一样，不受史料和史学家法的约束。常言道，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诸多论题未必就是真理，但至少大多都有其言之成理的学理包含在其中。那往前走出来的一望而知的谬误，常常是有些论者望文生义、私心臆断的结果。
怀特明确说过，他的《元史学》一书的宗旨“就是要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⑦ 但怀特对历史学客观性的动摇、其思想中明显的相对主义意涵，等等，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出身的他会走到否定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的地步。事实上，怀特反复强调历史学是一门“技艺性（craft-like）”的学科。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史学家贝林谈到历史学的特性时，说历史学“有时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永远是一门技艺”。⑧ 对这样的论断，怀特想必会有“深得我心”之感。而这样的立场，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阵营内，乃是一种常态。
三、叙事与“讲故事”
怀特和琳达·鸥尔（Linda Orr）等人在发挥他们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时，常常是以19世纪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名著作为其解析对象的，而那些著作大都出之以传统叙事的方式。当代史学著作中被普遍认为带有明显后现代倾向而可以作为叙事主义理论佐证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都是以优美文笔将一波三折的故事娓娓道来（虽然，这三位史学家并不认可被加之于自身的后现代标签，对怀特等人的理论也或者径直反对、或者有所保留）。这样的情形，使得叙事（narrative）与“讲故事（story-telling）”常常就被等同起来。而“叙事的转向”之后的史学理论范式，仿佛就没有能力对史学界的众生说法，而只能将自己的论说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和新兴的叙事类型的历史体裁上。
这样一种认识，当然部分出自叙事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因素。比如被认为叙事主义前驱之一的伽利（W.B.Gallie），针对当时所向披靡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提出传统的历史叙事以讲述让读者可以追根溯源（followable）的故事，本身就提供了有效的历史解释。⑨ 后来的利科和明克，虽然或者认定历史叙事所讲述的故事来自历史实在，或者认为故事形式是史家施加于历史实在之上的，却都在很大程度上将叙事限定在“讲故事”的传统意义上。早期的怀特本人也未能完全脱离此种倾向。
安克斯密特在推进叙事主义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就在于他前后所变换使用的“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历史解释”、“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等概念，使得叙事主义所着重考察的文本较为彻底地摆脱了“讲故事”类型的历史叙事，而将目光扩充到了所有的历史文本。一方面，表面上并非传统叙事的历史文本，也未必就不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来对其文本进行分析。比如，布罗代尔最明确地反对叙事史，但却有人提出，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在结构上却仿佛以地中海作为拟人主角的一个故事，并由此出发对年鉴学派的这一巨著进行了文本分析。⑩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成果最后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无论历史文本是出之于“讲故事”的形式，还是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的形式，历史学家必定是在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中选取其中某些成分，并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将其勾连成为一幅历史图景；完全由“真实”陈述组合起来的针对同一现象的历史图景，却可能互不相容甚而构成直接的冲突；历史学家所使用来传达他所领会的历史图景的语言，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中立客观，都不可避免地蕴涵了各种超出常识所要求的“如实直书”的蕴涵……只要这样一些因素是所有历史文本无法回避，概莫能外的，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就绝非像有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制在传统的和新兴的叙事史的范围之内。
四、“其来有自”与“别开生面”
讨论一种具有重大效应的理论，常常会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姿态：一种是将新的理论分解为前人早已有所阐发的各种成分，从而将新的理论看做不过是做了一番重新组装的工作而已；另一种则是将其视作横空出世、前无古人的创作。怀特本人，尤其是他体现于《元史学》一书中的理论框架，在形式上就完全是不同学科领域各种概念范畴的拼合，而这一点正是他自己也毫不讳言的。然而，虽则怀特的理论立场常常受人诟病，似乎倒也没有人由此而否认其原创性。
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即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并不像有的论者所以为的那样脱离常识，走到了将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罔然不顾的地步。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诸多论点，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学科前提和预设有着足够自觉和警醒的传统史家而言，并不陌生。例如，福柯一系的思路启发史家在接触史料和过往的历史著作时，要仔细辨析那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是“何种视角？谁的声音？”。与此相类的是，社会史名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说过，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历史学家就被教导“文献——我们当时还不叫它文本——都是由那些易犯错误的人写出来的，他们会犯错，会提出谬误的观点，会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引导他们的写作，所以我们就需要慎重地考察他们，仔细考虑诸如写作的意图、文献的特性、写作所处的语境等问题。”(11) 更早的时候，卡尔在其《什么是历史？》中就指出过：“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部分已偶尔丧失，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做出的。5世纪时的希腊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从斯巴达人、哥林多人、须卜兹人看来它是怎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于波斯人，对于奴隶，或者居住在雅典的非公民它是怎样的了。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12)
再看一个这样的例证。怀特提出，历史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他明确赞同阿瑟·丹图的说法：事实乃是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13) 而吕思勉在其问世于1945年的《史学方法论》中则说：“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14) 不同时空之下的两个论断，其间相似相通之处，自不待言。
我想要借此说明的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当然包含在内）与传统史家对学科前提预设的反省和方法论自觉相通相连，对史学实践的高度关注，就是其不同于传统的思辨和分析路数的优长之处。它的诸多理论观点其来有自，其中最为主要的来源，就是史学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和史学家自觉的理论反思。后现代史学理论并不排斥常识，它所排斥的是往往不加反思就引以为当然的成见。在我看来，安克斯密特在回应扎格林（Perez Zagorin）的辩驳时，实际上写作的就是一篇“从常识角度来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15) 另一方面，思想资源的“其来有自”，并不意味着新理论的创新意义就被打了折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构筑的理论平台“别开生面”，为我们从不同于传统思辨的和分析的路数来考察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委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换言之，“别开生面”并不排斥“其来有自”，而“其来有自”也并不就降低了它“别开生面”的理论贡献。
五、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破”与“立”
据说，后现代史学的一大特点（或者不如径直说是一大缺陷），就是有破坏而无建设。宏大叙事的瓦解、历史学统一性的丧失、过去的碎片化、历史的连续性被淡化而非连续性和断裂被强调、历史知识客观性根基的动摇……这一切都的确可以归因于后现代史学理论包括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对于传统史学的冲击。然而，对这种种“破”的工作，我们在看到其严重地冲击了历史学的传统根基的同时，也不妨多看看其具有积极性的“立”的层面。对此，艾文斯有极为精到的总结：
在其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呈现，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它还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同时将以前看来许多已难做出新意的旧课题重新提上研究日程；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皆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还会促使读者更加强调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公开认可，有助于读者更严格地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还改变了历史书写的侧重点——虽然并非是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科的——从侧重社会科学模式的历史书写转向了侧重文学模式的历史书写，此种改变可以让历史作品更易为学院外的大众接受（实际上也包括学院中的大学生）；它还使具有独特个性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重新恢复了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社会科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把它们排除在外。进而，后现代主义还促使了，或至少刺激了过去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许多杰出的历史作品之产生：这些作品在很多方面是完全符合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强烈鄙视的诸多传统学术规范的。(16)
仅就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新的学术领域的开辟、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新的问题意识的萌生而论，我们就不难辨识出后现代主义史学包括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影响。在人们谈论后现代给历史学带来的危机之时和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史学研究实践在诸多方面所焕发出来的生机，而这其中至少部分来自后现代深化史学实践的理论自觉和开拓史学研究新视野之功。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
陈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构成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主要元素是多元解释、反权威、分散话语权力。在历史学领域里，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者希望带给史学界的是，他们要令历史学家们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文本不可避免地会隐含着主观的、伦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这就是说，理论预设或历史哲学是任何一种历史文本的内在核心，因而，传统意义上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只能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来协助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抱有怀疑精神的思想来源，却不能借它来限制多元化的历史表现，更不能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客观历史而对他人的研究采取盲目拒斥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界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扩展开来，在9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史学界也有一波不小的传播。这种传播除了学术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剖析的文章之外，并没有出现某种涉及具体历史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典范。然而，我认为，史学工作者心态的改变，或许多多少少就是他们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后果。
记得笔者1996年在苏州世界古代史会议期间向刘家和先生请教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那时刘先生认同历史研究中存在相对主义思想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当时的学术环境未必达到了可以向更大范围内的读者说明相对主义思想的恰当时刻。那时候，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需要重写，但大家依据的是，相信史料会不断丰富和充实，这将使我们需要提出重写历史的要求，这样，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令历史研究一步步接近客观历史或历史真实。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历史认识论中，现有的历史文本之于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客观历史的假设，它是相对真实的，然而要承认在不同时代、同一主题的那一类文本之间均有其真实性，并且，我们对其真实性的确定并非来自那个客观历史的假设，而是来自作者与读者作为不同认识主体之间所取得的认同，这却是21世纪之前令多数中国史家较难接受的观点。
如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可在历史文本的不同叙述策略与历史意义的表达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而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介入历史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说历史研究主体的主观性渗入历史研究的各个环节，最终不可避免地隐含或显现在历史研究的最终表现物——历史文本中，这些都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于是，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对于历史真实的未来期待转变成了对于历史真实的现实领悟，即，将历史真实认定为一种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如果这样一种历史性真实依赖的是作者和读者的确信，那我们就不能让某种历史表现成为天生的历史真实之代表。
这一领悟并没有抛弃传统历史认识论中让历史学家产生研究动力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而是其中更多了一些研究者的现实精神和宽容精神。当我们承认历史真实是一种历史性或时间性存在的时候，这类似于以往我们承认某种历史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或者个人的局限性；当我们能够接纳这种局限性时，这就让我们对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研究者保持了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因为我们认识到这种局限性恰恰是研究者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要积极地对待这种局限性，其表现就是，我们用不着借助于不同时代或不同研究者的成果，尤其是假想的未来的研究成果来否定或贬低当前现实中历史学家自身的史学实践的价值，相反，我们确认这种有着局限性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现实价值首先是其表述者所坚持的，同时也是其接受者所倡导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位有着个体独特性的历史学家或接受者的价值在此时此刻的全部体现，因为价值本身也是一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于是，重写历史便是源于历史学家的价值观的变化与历史认识水平变化的内在要求，新增史料并不是其决定性的要素。
这样理解的话，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就会将18世纪末期开始的职业化历史道路带到一个新的岔路口。如果我们套用正、反、合的辩证逻辑模式，那么，设定在1800年左右和2000年左右的两个转折，或许就可以理解为非职业化历史学、职业化历史学、非职业化历史学（公众史学）的正、反、合三阶段中的那两个转折。前一转折令历史写作转向资产阶级与精英化史学；后一转折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普及，令专业历史学转向公众史学。
毫无疑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媒技术的出现，加速了职业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分散过程；后现代主义在各人文学科中的广泛传播，也在帮助消解职业历史学家曾经通过公众对学院制度的尊重而获得的权威性。从传播形式上，倘若过去的历史学家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历史文本被称之为内容的话，那么，过去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口耳相传进行的内容传播，如今随着媒介的多样化，在形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基于即时通信工具和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历史传播，其中包括BBS或网上论坛中的民间历史写作、电脑游戏中运用的历史情节、门户网站的历史频道、非官方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等等。这些易于自由发表、阅读或观看的形式都在逐渐改变我们过去以官方或半官方方式传达和培养大众历史意识的途径。尽管当前历史学家还占据着历史意识传递的主要途径，但话语权力分散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面对非职业化历史表现的急剧增加，职业历史学是蜗居在自己的领地自得其乐，还是适应新的现实情境，这同样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带给史学领域的新问题。在此，或许有的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历史话语权力的掌握者。的确，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只有少数人会有那种感受，但从整体上讲，历史学家仍然被公众视为真实的代言人。在人们相信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够理解现实和未来的那种历史意识之下，表达真实的过去，就意味着为现实和未来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参照，这是历史学家握有话语权力的独特方式。若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公众分离，只为自己的小圈子提供作品，那么，特别是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文化”产品极盛时代，历史学家的社会价值将逐渐减弱，甚至丧失自称“良币”的资格，因为它不具有流通性。
公众史学的兴起，话语权力的分散，历史学家在无须违背这一趋势的情形下，有没有可能顺势而为，同时又改变当前这一趋势当中的混乱状态？如果历史学家要立志纠正各种“戏说”历史中的史实错误，那未必是良策，因为许多“戏说”当中其实也包含着对“正说”的各式各样的不满，以及借助刻意误用史实来讥讽职业历史学家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许多听众／观众不是不知道“戏说”当中有不真实和玩笑的成分，他们为之欢欣的那种“野史”或非职业历史表现，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职业历史学家深思的地方吗？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主要表达者之一海登·怀特自称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实践。他将历史写作当成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他的理论文字也有些艰深，这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时预设的理想读者是历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一般知识分子，尽管如此，他表达的思想仍然可以视为在实践着哲学家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怀特在影视如何表现历史、博物馆陈列如何更易于构成观众的某种历史意识等方面都实践着自己的史学理论。历史使人明智，这种智慧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知识，而更多的是指阅读历史可以令人们通过类比历史经验，形成各自对于现实的反思能力。如果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从历史中获的智慧总是因其表达的习惯，深深地埋藏在艰深的文字之下，那么，生产“易读性”历史作品，建造起沟通职业历史学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就需要一组新的人员——公众史学家来实现。
历史学家如何在建造这座职业历史学与公众的沟通之桥中发挥作用？公众史学家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最终可以令公众能够信服职业化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并且令他们明白，历史学家并非以众人所视的清高轻视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从而最终重建历史学家的尊严，体现专业历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是时下最为迫切的任务。
克里奥无从回避真理
韩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生）
本文打算从三个方面谈谈历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真理：第一，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主题的转变，第二，后现代历史哲学式微的原因分析，第三，后现代历史哲学新动向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劳伦斯·斯通在评价后现代史学发起的争论时曾言，后现代主义“狂暴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袭来”的预言不会实现就将过去。(17) 如果说当时作此结论尚早，如今看来，倒不失为一个先见。近来，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开始悄然谈论起后现代史学的转变。似乎不是现代史学，而是后现代史学提前进入“知秋时节”。
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主要奠基者，海登·怀特极力从转义、叙事、文本、话语等语言学层面解析历史理解和历史书写的多样性。虽然他反复辩称，从不怀疑曾经存在一个真实不妄的过去，甚至也不怀疑历史知识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依照他的历史理论，真实的过去完全退到历史研究的幕后，甚至隐而不见，而历史真相也在诡秘莫测的历史书写语言含义的遮蔽下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一方面，按照怀特的转义和叙事理论，理解大屠杀现象似乎完全是个体化的问题，对大屠杀的理解固然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但决定“大屠杀”故事模样的毋宁是意识形态因素和研究者的审美倾向。如此说来，修正主义史学对于大屠杀的否定似乎也合情合理。另一方面，怀特又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基本的共同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必须得到捍卫，大屠杀问题上如果不能坚持历史真相和真理观念，必然会导致人类共同价值的毁灭。理论自省以及外界批判共同推动怀特逐渐放弃对于转义、叙事、话语等的热忱，重新关注历史、过去、事件、实在等问题。他近年陆续撰写《历史的事件》、《实用的过去》、《历史研究的公共适用性》、《诠释的目的在于面对实在时制造困惑》等文(18)，认为历史研究应选择“实用的过去”为研究对象，以实践的方式联系现在，服务“当前”。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构建的、存在于书本和学术论文中的“历史的过去”，(19) 怀特重新强调历史实在性、事件与事实的区分、历史知识的社会功能，以及对待“进步的”历史的态度，倡导以“实用的过去”为研究对象、旨在“教化”公众的“实用的”历史学（the practical history）。(20) 怀特以其“历史的过去”的提法隐约其词地承认关于“历史的过去”的认识可以具有客观性。这些问题在怀特以前的作品中虽有涉及，多只是在理论论述无法退却时一掠而过。
海登·怀特昔日因其激进的文化批判曾获“新文化守护神”之誉。与其理论立场颇为接近的是历史学“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林恩·亨特。21世纪初，出于对新文化史研究种种问题的深度反思，亨特首倡“超越文化转向”。如今，在被认为颇能代表后现代史学在实践领域表现形态的新文化史研究，也在悄然转变之中。(21)
从不讳言自己后现代主义者身份的安克斯密特，他的理论研究主题经历了从“叙事实体”到“历史再现”的转变，近来更转向“历史经验”问题的探究。安克斯密特最初试图依据语言的自足性和文本作为过去不在场的替代物，赋予叙事语言以历史本体地位。但叙事作为一种陈述语言，具有一切语言所具有的缺陷，它在处理实在，使之进入人们熟悉的、可认识、可理解领域的过程中，或者如同怀特所说在“驯化过去”中，肯定不能完全准确地传达其含义，结果造成“对于实在的客观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由于只对文本感兴趣，所再现的历史实在最后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不见。用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的方式把现代主义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代价太高，为此，他开始探索“历史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崇高、记忆、意识等问题，希望穿越“现代主义的真理和后现代主义的再现，到达后后现代主义的经验”。(22) 这种“历史经验”包括复原失去的“过去”时所经历的情感体验，其中交织着“失去”和“热爱”、“痛苦”和“快乐”，等等。“历史经验”由此更多地带有心理学和美学含义。不过，怀特认为，按照术语，“过去”已经结束，此刻不再，拥有“过去存在的”或者“过去现象的”经验已不可能，安克斯密特表达的只是想拥有关于“经验过去的现象”的想象。(23)
在笔者看来，上述史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其研究主题转换显示的共同特点是，都从致力于揭示历史“本真性（authenticity）”幻象、消除历史实在的激进立场退却，转向有条件地承认历史过去“本真性”的存在，这较之于从前完全回避历史实在、在纯粹语言学领域内兜圈子无疑是一个进步。
较之于20世纪中期分析的历史哲学内部围绕历史解释模式的论争，后现代主义史学挑起的争论更加关系到历史学的学科地位。概括说来，“后现代派”与“现代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历史书写语言能否反映历史书写者的意图；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历史审美是否作为历史思维的独立层面发生作用。单从史学方法和史学认识方面看，双方的见解都不同程度地触及真理的一面。后现代史学甚至也不乏深刻之语，其影响才因之一度扩大。例如，后现代派认为，古典修辞传统中存在的、与转义密切相关的叙事法同样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尽管它有别于史料考辨、逻辑论证的历史研究法，19世纪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就曾有过类似见解。而且，文本中的每一项陈述为真，并不能保证整篇文本的结论为真。再如，后现代派警告历史研究者对于历史语言的复杂性保持警惕，认为历史语言能够真实不二地表达书写者的意图，完整地到达读者的心灵，只是朴素实在论者把历史语言视为一面镜子的误解。客观而论，拓宽史学视野和历史学领域是后现代史学的最重要贡献。
后现代史学在争论中虽一度占居优势，但能量很快耗尽，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核心历史观的局限。一方面，它们在历史实在问题上态度模糊。海登·怀特等人虽然不像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否认曾经存在一个真实不妄的过去，但是，对于历史过去究竟为何物，“后现代派”闪烁其词，他们总体上将它“加括号”，拒绝讨论。在“后现代派”看来，鉴于过去本身一去不返（当下的不在场），对于它的触及，只能依靠研究者在现有历史遗迹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而且对于给定的同一组历史事件，要把它描绘成历史“事实”，需要研究者从情节结构、论证方式以及道德蕴涵方面进行不同的编织。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家否定启蒙运动的真理观念。他们认为，启蒙运动者关于真理与虚构、科学与神话的区分机械而僵硬，抹杀了神话、虚构的写实作用。在史学方法范畴上把真理与虚构加以对立，与在心理学上把理性与想象对立同样片面。实际上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一种可称为“半真理（half truth）”的历史知识，它同样具有积极的认识作用。沿用传统的实在与想象、真实与虚构标准来区分史学与文学已经过时。(24)
在抛弃历史实在和真理的同时，“后现代派”极力争取历史叙事语言的历史本体地位。在他们看来，叙事语言作为自我指涉的不透明的一套符号体系，有自己独立的本体地位。海登·怀特受列维·斯特劳斯启发，认为人类认识中的主客观二分法无法解释语言的特殊性质。因为语言就其符号形式而言似乎是客观存在的，而就其符号意义而言又是主观的。安克斯密特在回应扎格林的批判中声明，如果能够将叙事语言、文本作为历史本体看待，发展相关的一套哲学逻辑，那么，依照“现代主义”的观念，它同样具有正当性。例如，历史文本是对于不在场的过去的替代；就叙事涉及内容而言，文本是自足的，绝非指向它外部的实在世界。(25) 由此，叙事语言、历史文本、话语研究遮蔽了作为实在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力、发展规律和特征的研究。固然，历史叙事语言作为形式可能包含一定的内容，但如果抽掉其指涉的内容，语言本身也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它的产生、发展、变化无不源于数千年来现实中人们生产生活的创造。语言和语言学本身的发展总体上伴随客观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加强语言学研究正是要充分认识语言的特性和特定情势下的不同功能，以便更好地认识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历史本体的地位只能赋予作为客观进程的、实在的历史，而不是作为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语言中的历史。围绕历史进程的动力、发展的规律性等的认识才是历史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对历史学进行文本分析，虽然有利于纠正现代主义史学范式在客观性观念上的缺陷，但借此只能透过语言缝隙瞥见克里奥女神裙子一角，永远无法欣赏到她的真实全貌。
后现代派对历史实在和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在史学史上本无新意，历史哲学的新康德主义诸公和新黑格尔主义者都曾有过类似批判，甚至他们在当今“现代派”中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只不过这次“后现代派”借助语言哲学的声威，来势更加凶猛。但它终究未能取得史学主流的地位，根本原因即在于它秉持虚无主义和文本主义。因此，真正捍卫历史学的学科地位，还必须从史学本体论上进行彻底反思。
第一，史学研究的前提预设。如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也必然离不开特定的理论预设。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曾经有“天命—神学”为前提的史学，更有以普遍人性为前提的史学，还有以人的理性为前提的史学。后现代历史哲学攻击的正是以往历史学研究中预设前提的可靠性。在他们看来，既然任何理论体系都离不开一项赖以展开的预设，而作为终极预设的“元预设”，它的科学性难以保证。基于同样理由，他们质疑逻辑三段论的有效性和因果解释在历史学中的适用性，认为因果解释终会陷入“无穷后退”导致的“终极原因”无法证明的困境中。怀特等人试图应用语言哲学的成果，将历史研究的终端产品当成整体文本，借助隐喻和转义来解读，寻求历史认识的模糊一致，以此取代对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
在历史学理论前提的追问上，后现代历史哲学陷入一个误区，即完全局限在历史认识的抽象层面上，具体而言，建立在历史书写语言的语用分析上，没有认识到历史学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问。“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和“元预设”，具有合理性和自明性，它也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后现代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悬置历史实在，拒绝探讨客观的历史进程。相反，它把文本当成历史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这使得它虽然在某些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不失一些深刻的见解，但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终究有限。
第二，历史研究中的真实与虚构。后现代历史哲学对于现代历史学的颠覆就是从文学和史学中同时包含真实和虚构这一立论开始。当然，怀特意义上的“虚构”不是像有些批判者认为的那样，凭空捏造、向壁虚构，而是指属于“想象的”但不一定是“虚假的”。它可能是具体内容方面的无中生有，但却有其合情合理之处，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联句成文、联段成篇的组织材料方式的设想和预构。比如为了使要叙述的“故事”结构完整，融贯一致，历史学家或隐或显地预先构建某些论证模式、伦理模式和审美模式。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在书写模式选择中表现出的理论预构，与文学家、艺术家的“虚构”没有二致。
的确，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现许多新的历史作品形式，如历史影视剧、历史图片展、文献纪录片、口述史等，它们是对人类广泛而多样的生产生活的反映，呈现出历史学和文学表现形式的双重面相，如何界定它们的学科属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妨重温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加工问题，经典作家曾论述指出，普鲁东、雨果关于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描述同样包含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绝不可能是同一个模样，其认识价值也各不相同：雨果要攻击“个人的暴力行为”反而把小人物变成了伟人；普鲁东本意是对政变的历史说明，结果变成了为政变辩护。(26) 这固然与书写者的修养和技艺有关，归根到底在于各自历史观的差异。不同的历史观促使他们选择不同的书写方式，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捍卫不同的价值观念。普鲁东看重社会制度环境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而雨果更重视精英人物的思想意志动机的决定作用，而这两种历史观主导下的解释都不能真正揭开法国爆发革命的秘密，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相比之下，大约同一时期，同样是关于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分析，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表明特定环境下个人力量的作用，揭示出法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本来，怀特已经认识到历史书写中存在多种多样的模式，而且这种多样性的背后有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但他显然被语言学迷住了，他把这个因素归之为转义修辞法，而不是归之于个人实践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历史观，结果与真理失之交臂。
经典作家还曾注意到，某类文学作品确实能够提供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27)《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得益于它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了该时段内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阶级统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这使得它兼具历史学的科学品格，但它终究不是历史作品。因为，首先，历史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不仅要求“类型之真”，还要求“个别意义上的真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具有“类的真实”，多数情况下，单个人物特定时空下的活动很难确定为真。“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28) 其次，历史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它依赖研究者运用一套历史同行们公认的程序和家法，通过严格细密地论证来揭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某种结果的必然性，而不仅仅是通过一群各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显示那种历史必然性；再次，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具有较之审美功能的优先性，但文学作品不受此方面的严格限制。
可见，史料真实构成史学研究的严格限定条件，但它不是确保历史研究结论为真的唯一条件。历史研究始终无法离开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突出反映在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过程中对历史事实的组织加工上。面对同样的事实，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固然方法多样，结论各异，但其史学价值高低不等，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所持历史观的差异。
第三，历史真理问题。真理问题与上述历史真实问题相关，但不是一回事。后现代历史哲学悬置客观实在，反对实在论，否定存在真理，自然也就谈不上能够认识真理。后现代历史哲学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与西方哲学界盛行的符合论和融贯论这两种真理观有关。符合论是指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相一致。而融贯论是指认识内容融贯一致能够达到广泛共识。后现代历史哲学认为这两种真理观都有缺陷。符合论实际上是“幼稚的”实在论，因为实在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随着历史学家的解释而流动不居。就算历史学家澄清了历史事实，但那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还存在着与历史意义解释相关的真假问题。兰克史学的缺陷正在于此。融贯论中，历史认识的真值依靠的是历史学“行会”中少数历史学家同行们的认可，而历史学家无不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历史认识的真理性也很难获得保障。结果，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学仍然无法揭示出真理，只能是一门利用一些互不关联的历史素材构建出的首尾连贯的历史构图的艺术。
历史实在确实不是像任何实物一样，静静地躺在历史博物馆里等待人们去发现，它一经发现和解释，就会打上历史学家个人的烙印。再者，舍弃了科学前提预设的历史认识，就算其解释非常融贯一致，甚至一度为多数人认可，但也很难最终证明它是真理。比如天命—神学主导下的中世纪历史学。但就此认为，历史学中“不再有真理”，未免走得太远。因为该命题类似“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一样有自毁性。写历史绝不是单纯的“讲故事”：历史故事进一步的特征在于追索真理，这一点连被认为有后现代倾向的观念史家昆廷·斯金纳也不否认。(29) 再者，历史实践研究中放弃真理，也会导致史学功能的滥用。但要从学理上解决历史学是否包含真理的争论，首先必须界定科学的真理观的内涵。一种不具有终结性的观点认为，只有那些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真正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知识才能称得上真理。后现代历史哲学从“沛然莫能御之”之势到逐渐式微，在我看来，这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阿基里斯足踵”不无关系。后现代历史哲学一直搁置历史本体问题，但历史本体论在历史哲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用怀特自己的话说，“真理问题无从回避”。(30)
注释：
①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页。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前面部分的一些论点和表述，已出现在拙文《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载《书城》2009年第10期）一文中。
③ 顾炎武：《日知录校注》（中），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卷21，“诗体代降”条，第1163页。
④ 参见拙文《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例如帕·伯克在其《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所访谈的当代重要史家中，大部分人对于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无论持何种态度，大都对其有所了解。
⑥ 转引自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⑦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⑧ A.R.Ekirch,“Sometimes an Art,Never a Science,Always a Craft: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 51,No.4(1994).
⑨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
⑩ Cf.Hans Kellner,“Disorderly Conduct:Braudel's Mediterranean Satire”,in his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11) 转引自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80页。
(12) 引文出自爱德华·卡尔《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载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April,1995),p.238.
(14) 转引自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5) Frank 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in Brian Fay,Philip Pomper,Richard T.Vann eds.,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16)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248页。
(17) Lawren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ed.Keith Jenkin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1997,p.258.
(18) Hayden White,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History and Theory,44(October 2005),p.73.The Historical Event,Differences,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Vol 19,No 2,2008.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History and Theory,48(Feb 2009).
(19) 关于“实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的区分最早见于迈克尔·奥克肖特。
(20) Ewa Domanska,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Rethinking History,Vol.12,No.1,2008,pp.3-21.
(21) 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另见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1期（2001，3）。
(22) Ankersmit,The Three Levels of“Sinnbildung” in Historical Writing,Languag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Edited by J
rn Rüsen.New York & Oxford:Berghahn Books,2006.p.122.
(23) Hayden White,Erlend Rogne,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History and Theory,48(2009),p.73.
(24) 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3-134.
(25) Ankersmit,F.R.,“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History and Theory,29(1990),pp.295-296.
(26) 指的是维克多·雨果著《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68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3页。
(29) Maurice Mandelbaum.“A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6(1967),pp.413-419; Quentin Skinner,Regarding Method,Visions of Politics,Vol.I(2002),Cambridge,pp.57-89.
(30) Ewa Doman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8.pp.23-24.
标签：历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艾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