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峡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文化论文,论三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峡文化是以长江三峡为中心、包括重庆直辖市与湖北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三峡文化对巴蜀文化、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发挥过积极作用。正值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这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之际，探讨三峡文化的底蕴和内核，揭示三峡文化精神的要义和特点，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继续腾飞与繁荣，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三峡文化的底蕴和内核？或者说，什么是三峡文化精神？我们认为，大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
一、厚德载物，和合圆融
“厚德载物”、“和合圆融”体现出包容万物、落落大方的气魄与追求和谐统一的气质。这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文明岁月里所形成的传统美德之一，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之一。这种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当然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先民们共同缔造与发展的，自然也包括三峡地区的先民们。由于三峡地区大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武陵山）、大江（长江）、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位一体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狩猎、捕鱼、稻作经济三位一体的生产方式的左右，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文化精神在三峡先民（应为山林猎户、水上渔民、农耕居民或渔猎居民、猎耕居民、渔耕居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华阳国志·巴志》记巴地：“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认为自大禹时代开始，仁义礼智、协和万邦一类的伦理道德就浸染于东至大海、西抵流沙的广阔大地上；巴地自然在其中。《巴志》还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性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这段记载，反映巴地居民在中原儒风的熏陶下，将仁义忠孝的道德置于头等地位，同中原民风一样，也是重义轻利的。《巴志》也指出，巴地民风不同于中原民风之处在于：“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辨丽之气。”不过，这与其说是巴人的缺失，不如说是其难得的优点。因为常璩在这里实际是对巴蜀民风淳朴敦厚本色的褒奖，而对中原与江左虚浮狡狯的风气则以委婉的批评。巴地不仅是仁德敦厚之乡，而且文化氛围很重，整日里诗书琅琅，歌舞蹁跹。在前引一段里，常璩随手便拈来巴人诗歌四首为证。纵览整篇《巴志》，共载巴人诗歌达13首之多。这在《蜀志》、《汉中志》及《南中志》是没有过的。
巴人诗歌在早是配有乐曲，作为歌儿来唱的；有的还伴以舞蹈，且歌且舞。《巴志》记叙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实际是在对殷人发动心理攻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以尽量减少双方的伤亡，避免殃及广大百姓无辜流血。这较早地典型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不尚暴力的民族本色。
三峡先民这种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文化精神，表现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方面，就必然造就出一种怀柔远人的情怀和百川汇海的气势。《老子》云：“为天下谷”。地处中国中、西部或东、西部结合部的三峡文化不仅承担起沟通大江上下的责任，并且还承担起会合南北甚至于海内外的义务；而三峡文化则通过对这种责任或义务的承担，既丰富与发展了自己，也丰富与发展了包括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在内的中华古代文化。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学、民族学等角度作出大量论证，这里只是从人才学、人口学的角度略以补充——三峡文化所以能“为天下谷”，成为当时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第一乃得利于川江黄金水道这个天然优势，第二则当受益于通过这个水道进行流动的人，即移民。
三峡地区最早的明显的移民活动大约是《山海经》所记夏代居民两次来到三峡地区的定居，继后又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巴人先祖的一支禀君统率巴部落从长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县）沿清江的西进。而那位后来在成都平原建立蜀国开明王朝的荆人鳖令，他溯江西上的时候，想必不会是一次孤家寡人的个人行为吧？鳖令以后又有战国秦国与秦朝之交、东汉末至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唐至五代时期、都有大批的中原及江南人民入峡入川。他们中有很多腰缠万贯、富有经商头脑的工商业者以及各类有造诣、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过，汉末至五代的移民多是避乱或参战而来，待形势稳定后，又陆续折返。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发生在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即所谓“湖广填四川”，尤以明末清初声势最大、移民最多。他们大多经三峡地区进入四川盆地甚或云贵高原，但有的则在三峡地区滞留下来。滞留者多来自两湖、两广、闽、赣、浙以及皖、陕、豫诸省，主要成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分布在从宜昌至重庆的沿江地带，由此成为三峡地区的主要居民以及三峡地区建设的主力军。仅以巫山县为例：“县境自明末清初迭遭兵焚后，土著人口稀少。县人95%以上由湖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湖南、广东等地迁入。”[1]
三峡文化从移民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一种移民文化，是一种移动的、对流的、开放的文化。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特性的不断催化作用，使得三峡文化精神厚德载物、和合圆融的内核更显结实、丰满。
二、刚健有为，勇猛精进
刚健有为、勇猛精进从来便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居住于南方的中华民族的一种可歌可泣的文化精神。《山海经》及陶渊明《读〈山海经〉》诗里塑造的精卫与刑天坚韧、威猛的形象，也是古代南方民族有别于北方民族的一种民族形象或称地域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三峡先民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与具体。
我们首先来看巴人。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禀君在经过比试剑术与驾船功夫取得酋长身份后，率部落溯清江西上，在盐阳（今恩施市附近）射杀盐水女神（为当地母系氏族部落酋长），占领夷城（今恩施市附近）而立国。禀君一生英勇，富有开拓精神，所以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来禀君的子孙们又继续沿清江向西、向北推进，进入川东地区，在与巫截部落的长期联合与斗争中发展壮大，和其他巴族部落一道，建立起势力北抵秦岭，南达夜郎，西至沱江，东到巫山的巴国（或若干巴国）。周武王伐纣时，巴国国王亲自领兵参战，同蜀军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华阳国志·巴志》因此记道：“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克殷后，巴国由于其师勇锐，功勋卓著，遂取得赐姓姬氏、列为子爵的荣宠。
再说楚人。据《史记·楚世家》及《括地志》等典籍，楚国的祖先据说出自颛项高阳氏一个名叫季连的六代孙，芈姓。周成王时，季连的后裔熊绎因为祖上有功而受封于楚，分得一部分土地，居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县东南），后世称为西楚。熊绎虽然受到周成王册封，但楚国仍被中原各国看作是“披发左衽”的蛮夷，不但在冠盖盛会的场合耻于与之同伍，而且“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始终被置于中原诸夏的伐挞之列。这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造就了历代楚王和他的臣民们的励精求治、发愤图强的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勤劳勇敢的楚国人民在芈姓王室的领导下，经过一代代的艰苦奋斗（中经吴起变法），到屈原登上政治舞台时，一个“不毛之地”的“夷邦”已跻身于关东六国之首。所以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其“述赞”中对兴起于三峡丹阳的坚韧不拔的楚族历史叹曰：“僻在荆蛮，筚路蓝缕。”
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公元前312年的丹阳（在今陕西、河南两省间的丹江以北）大战。是役秦使魏章、樗里疾、甘茂破楚师于丹阳，虏其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人，斩首8万，取汉中地600里，置汉中郡。丹阳之战给了楚国以沉重打击：楚国从此一蹶不振，面临强秦威逼，国势岌岌可危。不过爱国诗人屈原没有回避这一事实。他以这场不堪回首的惨烈战争为题材，写出著名的《国殇》，以向那些还整日陶醉在地大物博（楚国在战国时期楚、齐、秦三大最强国中疆域最广大）的昔日辉煌光景中的人们猛击警钟，让他们及时清醒过来。与此同时，屈原在《国殇》里透过楚军的战败、楚国的危亡，更向人们展示出楚人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誓死拼搏的顽强斗志。楚国最终虽然亡于强秦，但民间始终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河先生认为，楚文化中有“以歌代哭”的丧俗，它势必影响到楚民族的民风，形成“视死如归”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在与异族作战的时候，为民族牺牲的荣誉感，更增加了他们“敢死轻生”的力量，因此便造就了楚民族在生前愿意踊跃赴死的刚强性格，造就了楚民族在《国殇》中所表现的英雄心理。[2]这在《国殇》的后8句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活要活得意气风发，轰轰烈烈，做人中豪杰、世间表率；死也要死得悲壮慷慨，英勇豪迈，做鬼中英雄、后人楷模——这就是《国殇》所要传达的一种英雄意识、一种文化精神。这既是楚民族的英雄意识、文化精神，也是长江文化居民的英雄意识、文化精神。它与巴民族同样突出的英雄意识、文化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三峡地区既包容、交汇了巴、楚两大民族，因而刚健有为、勇猛精进便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精神的一项主要内容。
屈原之所以能写出这篇令人热血澎湃、回肠荡气的“国魂颂”、“英雄颂”，是因为他是在三峡地区这片英雄的热土上诞生、成长的，长期受着三峡文化精神的濡染。他后来自尽于汨罗江，虽然最终壮志未酬，可是他那同倒退黑暗腐朽没落势力作顽强斗争的精神，他那为坚持真理、坚持理想而宁死不屈的立场，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为之英勇献身的情操，他那嫉恶如仇、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却永远长留在历史的记忆里。屈原既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更是三峡文化的骄傲。他的一生，为刚健有为、勇猛精进的三峡文化精神作了最好说明。
长江自古水患频仍，其间三峡地区可谓重灾区，因而三峡治水神话传说亦不绝如缕。最早者也是最有韵味者当数大禹、瑶姬（即巫山神女）携手治三峡以及鳖令开三峡的故事。它们不仅存留于诸多典籍里，而且至今还在三峡人民中广为流传。从神话学的角度看，这些故事，乃是远古时代或上古时代三峡人民面对长江水患而有所作为、英勇斗争的历史折光。这种斗争，尽管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具有今人无法想像的困难，但是三峡人民却仍然以战天斗地的决心、勇气和智慧，一代一代地顽强坚持下去，形成传统，不仅逐渐改善了生存环境，发展了人类社会，而且还为后人积累了治水经验，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条件下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建，正是在包括近现代以至上古时代、远古时代三峡人民治理长江、治理三峡的大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基础之上进行的。这种经验，属于生产斗争、属于人与自然斗争方面的经验；尽管如此，它同样也贯穿了三峡地区代代相承的文化精神——刚健有为，勇猛精进。
三、浪漫旷达，热烈奔放
三峡地区群山险峻，大江奔流，背靠高大宽厚的青藏高原而面向广阔纵深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与茫茫东海，可谓山高水长海阔天空；加之历来文教敦厚，民风淳直，因而就其地域文化整体而言，显出浪漫旷达、热烈奔放的精神风貌。这首先表现在三峡地区的民俗文化上，如夔州竹枝、川江号子、秭归龙舟、锄草锣鼓、秀山花灯、重庆火锅……
这里仅举夔州竹枝以说明。夔州竹枝的渊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周武王伐纣时期巴师的“前歌后舞”。联系到《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阆中有渝水，赉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的记载，巴人歌舞的本色是极粗犷激讦而又质朴亲切的。《万州图经》云：“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峨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正月七日是人日，古称“人胜节”，是民间驱凶求吉、祷祝人寿及人事如意的一个重大节日。《竹枝歌》从“武王伐纣之歌”演化而来；大约因其高昂激越，有镇邪压祟的功用，鬼怪闻之，莫不远避，所以入宋后竟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陆游《蹋碛》诗记述了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县）人日踏碛的盛况：“鬼门关外逢人日，蹋碛千家万家出。《竹枝》惨戚云不动，《剑器》联翩日初夕。”……千万男女身着盛装，于人日出游传说是诸葛亮在夔州长江之滨留下的“水八阵”（此即为踏碛或蹋碛），千万支歌喉引吭高歌《竹枝》，声遏行云，响彻峡江河谷。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场面！
比较起来，夔州一带女子尤喜唱《竹枝》。何以至此呢？这是因为女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地位最低，而夔州劳动妇女则在中国古代妇女中地位最低，且生活最苦。夔州地带山高水险，虎狼出没，谋生极为艰难。而当地陋俗竟使女子农活劳作，男子中少数富者驾大舸经商，多数贫者则终身充纤夫、船夫、渔夫。在这种情形下，夔州女子遂将满腔的悲戚哀怨愤懑寄发于伧佇激讦的《竹枝歌》，并在联唱之际，以“竹枝”、“女儿”嵌入其间，连连呼应，造成撼天动地，使鬼哭神嚎的悲切气势。直迄清季，光绪举子易顺鼎还记有三峡歌《竹枝》盛况说：“水远山长思若何，《竹枝》声里断魂多。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3]由此，也就难怪顾炎武会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里断言：“夫竹枝者，闾阎之细响，风俗之大端也。四方莫盛于蜀，蜀尤盛于夔。”当然，民间《竹枝歌》也有轻松、开朗、田园牧歌式的格调。曾任夔州刺史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摹拟过这种格调写过被后世拥为情歌经典的《竹枝词》（杨柳青青）。
总之，民间《竹枝歌》这种不假矫饰、直抒胸臆、敢恨敢爱、无所羁绊的艺术形式，引起古代文人士子的注意，以至杜甫、顾况、刘禹锡、白居易、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等唐宋卓尔拔群的大诗人皆奋起仿效，争做《竹枝词》或有《竹枝》风韵的七言绝句。这样，《竹枝》这颗三峡文化艺术的明珠便越唱越红火，越唱越生辉（至元、明、清而大盛），以至于唐宋之际涌出三峡，冲向湖湘吴越江浙粤桂闽台等南中国的广大空间；甚至还伴随着漫漫丝路的驼铃摇曳声北越黄河长城，西抵西藏新疆，并进而远播朝鲜、日本。可以说，三峡《竹枝歌》充分展示了三峡文化精神浪漫旷达、热烈奔放的魅力，不仅为中国诗人、中国诗歌并及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注入一股新鲜血液，而且还为国人认识三峡文化、世界认识三峡文化，树立起一块光彩夺目的鲜亮标记。
三峡文化的另一块醒目标记便是屈赋以及与之相关的巫山神话。屈赋的代表作是《离骚》——这是一部光耀千秋的浪漫主义诗篇。它和《天问》、《九歌》等姊妹篇一道，运用楚国民歌的表现手法，以其雄壮的气势、大胆的构思、磅礴的感情和丰富的想像，表现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屈赋的文化渊源应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合璧。但屈原首先是楚人，而且是生长于三峡地区的楚人，因此屈原首先受到涵容了楚文化的三峡文化特别是巫山神话的影响。巫山神话的核心是瑶姬神话。而瑶姬神话最撼人心魄处则是作为巫山神女的瑶姬向楚王的自荐枕席。这与三峡地区的另一个女神故事——盐水女神向禀君自荐枕席异曲同工，相映成趣。这大致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至迟在战国时代，三峡地区的母系氏族制度或者残余还存在并且力量很大。第二，在前一个事实的基础上，使得三峡地区特别是峡江地区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纯朴而开放的婚姻习俗。这便是屈原笔下何以频频出现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缠绵而大胆的爱情女神形象的奥秘所在。
屈赋归根到底属于南方文化，属于楚文化，属于三峡文化。它吸收南方文化或楚文化及三峡文化的营养最多，因为它的根深扎于巴山楚水中。从典籍记载及有关出土文物中，我们会发现，汉以前的楚文化，具有一种奇异而大胆的宇宙意识——这在黄河文化是没有或薄弱的。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屈原得以在他创作的一系列诗作中，潇洒自如地描绘出一幅幅天国神游图，熟稔巧妙地调遣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楚文化—三峡文化的早期浪漫体系。这个体系，乃是建立在原始的巫文化基础之上的。巫山神话则是巫文化的原生神话和典型神话。《山海经》里所记载的十巫神话群，包括登葆山神话、巫咸国神话、灵山神话、巫山神话、禹攻云雨神话、以不死药疗害
窳之尸神话等，都属于巫山神话的范畴，讲的都是巫文化或言巫术文化。这种巫文化深渗入屈赋中，使屈赋乃至整个楚辞作品充溢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深刻喻义和神秘象征，充溢着一处处浪漫旷达、热烈奔放的文化精神，因而屈赋和巫山神话便成了今人探索与认识三峡文化底蕴的一个突出的切入点。
四、服从大局，舍生取义
儒家“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的思想是中国古人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准则。它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观一样，也在三峡地区发生得很早，也很有特点。《华阳国志·巴志》载大禹治水事：“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大禹是何方人氏？争论激烈。仅四川就有“汶川”、“北川”之争。不过，无论大禹是否汶川人、北川人抑或连巴蜀人也不是，但有一点却是不该怀疑的：这就是大禹是中华民族传说中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而且还是一位有大义大德的大英雄。倘按《华阳国志》的说法，大禹的夫人是江州（治今重庆市区）涂山女，那么大禹便至少算得上是巴蜀的“半子”或三峡的“半子”了。若再依照大禹、瑶姬携手治三峡的传说去分析，大禹委实当是三峡文化的骄傲。而所谓大禹精神的一个核心点，乃是舍私为公的大义大德。这实际也是三峡文化精神的一个主要点。
春秋战国之际，巴东长江盐泉发生过一次盐工暴动。镇守巴东的巴国将军巴蔓子，不得不向邻近的楚国借师救援，条件是事成之后许割巴东三城（大致是巫山、鱼邑、巴乡）。结果楚王出师帮巴蔓子平定了巴国内乱，于是便向巴蔓子要求践约。孰料巴蔓子竟作如此回答：“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4]巴蔓子事当是三峡地区无可争议的最早的忠义典型，无可争议的最早的“舍生取义”的典型，因而为三峡地区广为纪念。他的墓，不仅重庆夫子池有，而且在今湖北利川市西七曜山麓也有。
西汉末，毗邻屈原秭归故里的今兴山县（汉代属南郡）湘坪河—香溪河畔，还出了一个千古传唱的大美人王昭君。她不仅人漂亮，而且心灵更美。这美，就美在深晓民族大义，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及《汉书·元帝纪》均载有昭君此“美”，后人据此演为诸多“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及相关戏剧与说唱艺术。昭君出塞和亲的重大意义在于：确保了汉朝与匈奴边境的和平安定，加强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相互沟通与交流。难怪汉元帝要改元竟宁（边境得以安宁之意，或言永远安宁）。据说昭君出塞后，汉朝匈奴之间果然60年无战事。三峡山水哺育出的一代美人王昭君（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为了汉朝的国家利益，为了保持汉族与匈奴的长期友好睦邻而远嫁人地两疏的塞外并终老在那里。她个人所付出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三峡儿女服从大局、舍生取义的优秀品质。
这种优秀品质或言优秀文化精神，还表现在南宋后期抗击十万蒙古军入侵的长达36年的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上（在这场保卫战中，涌现出像余玠、王坚这样的坚持抗战而又足智多谋的杰出军事家，涌现出像张珏这样宁死不投降的爱国将领），表现在明末石柱土司夫人秦良玉及其“白杆兵”听从朝廷召唤，数次万里赴戎机，抗击后金军队入侵的行动上（《明史·秦良玉传》）称赞她：“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表现在明末农民军夔东十三家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奉明朝正朔，坚持长达18年的抗清斗争上，表现在当代三峡百万大移民的空前壮举中（淹没区人民服从三峡工程建设需要，有组织有次序地离开熟悉的村落，去开辟新家园，从而使得百万大移民这一被视为“天下第一难”的大课题正在按计划得到步步解决）……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三峡人民用热血与生命，将“服从大局，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义大公的历史活剧，创造出一个个璀璨夺目、令日月失光、山河减色的历史奇迹！
三峡文化精神的四大内核犹如四面红彤彤的大旗，高扬在700公里长的三峡线上，高扬在滚滚东去的三峡水上，高扬在容光焕发，面向新世纪的三峡人的心里！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永恒的三峡文化！
永远的三峡文化精神！
注释：
[1]《巫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2]参见林河：《国魂颂》，《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
[3]易顺鼎：《三峡竹枝词九首》之八。
[4]《华阳国志》卷一《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