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蜀汉论文,政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3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四十余年后，蜀国最先灭亡。关于其灭亡的原因，三国以降，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略而言，其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宦官黄皓专权。第二是蜀中无人，事业后继乏人。第三是姜维连年动众，导致蜀汉兵疲民困，急剧衰落。以上诸说，均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也存在着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本文试图考察分析蜀汉政权的势力构成及其之间合作与矛盾，就蜀汉政权的演变及衰亡提出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刘备入川，建立蜀汉政权，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统治蜀国的，因此势必要受到益州本地势力和刘璋旧部的抵制与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较之益州本土的势力，刘备带领的外来势力内部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当蜀汉政权面对孙吴、曹魏及内部西南少数民族的压力时，各个势力之间又不得不抛开眼前的矛盾，而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抵御外敌。这些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对蜀汉政权政策的实施构成实质性的制约，并影响着蜀汉政局的微妙变化，使看似平静、团结的蜀汉政权内部虚弱，逐渐走向灭亡。
一、蜀汉政权的政治构成兼及灭亡诸说
打着“匡复汉室”旗号的蜀汉政权何以最早被曹魏所灭呢？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少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宦官黄皓专权。持此种看法的代表人物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在《三国志》中说道“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①黄皓是后主的宠臣，“弄权于内”②，使蜀国后期政治混乱，蜀人无不恨之。陈寿作为蜀国人，对此当有权威评价，也为史家所推崇。应该说，这个说法未免过分抬高黄皓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知道，黄皓完全控制蜀汉政权是在景耀元年③，而景耀六年蜀国灭亡。也就是说，黄皓开始干预政权时，离蜀国灭亡仅有五年的光景，而蜀国那时已经走向了衰亡的末路。在姜维掌军、董厥主政的情况下，黄皓在短短的五年内，将井井有条的蜀汉政权彻底颠覆，毕竟缺乏说服力。同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也就是在景耀元年，益州土人谯周已经提出了著名的、卖国的《仇国论》。这表明，一直备受压抑的益州本土势力已有力量公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决不是黄皓一个宦官所能控制的形势。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专门讨论，兹不赘述。要之，后主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姜维、诸葛瞻、董厥和樊建共同掌权，姜维劝后主杀了黄皓，未遂，恐遭报复，再加上与其他掌权者意见不和，便长期驻扎在外，不敢回成都，使得蜀汉政权的权力分裂。因此，黄皓充其量是加速了蜀国的灭亡，并不能成为决定因素。
二是蜀中无人的结果。持有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道：“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必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④王夫之是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其涉猎广泛，并具有真知灼见。但是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蜀汉无人”，指的应该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荆襄势力和刘璋东州兵里面的人才，而不包括蜀地的益州人才。关于这一点，王夫之也有过简单的概括：“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⑤言外之意，有不肯与蜀汉政权合作的才华人士。那么刘备所用的只是东州人士吗？刘备为何不愿提拔东州之外的人才？王夫之并没有回答。而这也是本文将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三是姜维连年动众，蜀汉兵疲民困的结果。姜维是蜀汉后期的重要人物，延熙六年，迁镇西大将军，自此掌握蜀汉的军权。自延熙十年至景耀五年，曾先后九次北伐，消耗了蜀汉有限的人力、物力，使蜀国兵疲民困，因此在邓艾的进攻下，溃不成军，导致蜀汉灭亡。第一个持有此种观点的是与姜维同时代的谯周，他在《仇国论》中讥讽姜维“极武黩征”，造成蜀汉“土崩势生”⑥。陈寿因师从谯周，对姜维也进行批判，说姜维“玩众黩旅，明继不周，终致陨毙”⑦。持此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是北宋的叶适。他指出姜维“勤兵无名”，导致“隙开于内，衅起于外”，最后“国被覆灭之祸”⑧。我们知道，历来史家对姜维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晋干宝就称赞姜维是“见危受命，投节如归”的“古之烈士”⑨。南宋胡三省赞许姜维“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⑩。今人张大可先生对姜维也持肯定观点，认为“姜维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他维系蜀汉政权十余年，最后殉国而死，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11)。由此可见，把蜀汉之亡，归罪于姜维的穷兵黩武，是不妥当的。姜维继蒋琬、费祎之后，支撑了蜀汉政局，是有功劳的。公元247年洮西战后，魏凉州刺史陈泰说“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招纳羌胡，传檄四郡，此我所恶也”(12)。司马昭兴兵灭蜀，在灭蜀诏书中称“蜀所恃赖，唯维而已”(13)。但是姜维的连年征伐，使得蜀汉内部兵疲民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灭亡，这也是难辞其咎的。因此，综合各方面，姜维的用兵失误，可以称为是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认为这也并非是蜀汉覆亡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以上说法，关于蜀汉的灭亡，还有关于天命说、国祚论的解释，例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有“天欲废汉，人不能兴之矣”(14)之类的感叹。因与本文联系不大，在此不作具体论述。
关于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近年来国内外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关注。首先在国内，尹韵公先生率先指出，蜀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或一元的因素，而是多元的或多方面的综合效应”(15)，为蜀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雷近芳先生以区域史研究的角度，对蜀汉统治势力进行地域划分，让人耳目一新。(16)这是不乏识见的看法。著名三国史专家罗开玉先生将蜀汉政权的法制和用人政策与益州土著豪族的矛盾结合起来，指出蜀汉政权消亡的真正原因与其对待土著豪族的失误有直接联系(17)，给人以独树一帜的印象。在三国史研究中，对蜀汉内部矛盾进行最系统梳理的学者当为田余庆先生。田先生在其大作《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将刘备蜀汉新政权分为“主、客”或者“新、旧”阵营(18)，对复杂的新旧之争有精辟深入的论述，将蜀汉史研究推向了深入。同时，田先生指出：“蜀汉受中原风气熏染毕竟较浅，本地又还没有发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刘备统治层中的矛盾也比较容易解决。”(19)对于这一点，本文试图作出一定的补充，请方家指教。
二、蜀汉政权的势力构成
刘备蜀地立国，其政权官吏的构成大致来自于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四个群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团体特征。首先是刘备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的核心成员。其次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第三是刘备进入两川，取刘璋自代，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最后是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从外来投奔的、以部曲相随的实力派人物。
草莽势力
刘备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的队伍，主要由刘备微时便跟随其征战南北、漂泊四方的兄弟级人物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草莽势力。他们与刘备出生入死，人数虽不是很多，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蜀汉政权内部处于位高权重的地位，且深受刘备的信任。其代表人物有关羽、张飞、赵云、简雍、麋竺等等。据《三国志·蜀书》记载，该势力中的主要人物皆出身微下。《蜀书》第二《先主传》虽称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是，至刘备时已经“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20)，后得商人资助，才略有徒众(21)。关羽的记载见《蜀书》第六《关羽传》，云关羽“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22)。又记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少与关羽俱事先主”(23)。同样，简雍也与刘备同是涿郡人，“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24)。而赵云本属公孙瓒，后追随刘备(25)。以刘备为首的这些人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袁绍、曹操，在群雄夹缝中生存，虽有英雄之名，其实并无根基。在入荆州之前，追随刘备的，麋竺是惟一可以称作为地方豪族的，他后与刘备结成姻亲。《蜀书》第八《麇竺传》记载：“麇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后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谦卒，竺奉谦遗命迎先主于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2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势力内并没有士大夫，即使麇竺，也是“便弓马，善射御”(27)，当为“豪人”(28)。正如毛汉光先生所说的，这支队伍“是由若干武夫所结合的一股小势力”(29)。东汉末期，各地豪强势力涌现，在争夺土地的同时，士大夫也成为他们争夺的目标，刘备的草莽势力正是缺少谋划的文士，所以无法与各路豪强争锋。《后汉书》卷七○《孔融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北海相孔融)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30)可见，刘备在这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屈意求贤，以扩大实力和声望。刘备后来依附刘表，在荆州吸收了大量人才，而这些人才大部分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力量。
荆襄势力
刘备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后来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荆襄势力。荆州统治者刘表在汉末是士人领袖，被天下士人奉为清流“八俊”之一。他在治理荆州期间，对内兴起儒学，表彰文化，招贤纳能，安抚流亡；对外则以守疆安土为战略方针，想方设法远离中原诸侯厮杀角逐的战火，汲汲于自保。这样，便使得荆州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成为一方相对安宁的土地，收容了不少因躲避中原战乱而流离颠沛的士人。曹操南下荆州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王粲、文聘、韩嵩、邓义等)归附了曹操，另有一部分则在此前后，跟随了刘备。刘备在荆州积极吸收人才，先后有荆州豪杰和士人加入其阵营。《蜀书》第二《先主传》载“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31)以及《蜀书》第九《刘巴传》载“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32)。这中间的最著名人物便是诸葛亮和庞统，其余还有蒋琬、董允、杨仪、费祎、刘敏、向朗、伊籍、马良等人。他们在刘备政权内部虽无涿州首义功臣的根基与声望，但是人多势众，且有诸葛亮这样的角色充任领袖，在蜀汉整个政权结构中无疑属于中坚力量，后来居上，前途未可限量。
益州势力
刘备进入四川，反客为主，取刘璋自代，奄有整个巴蜀之地后，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益州势力。在这个势力中，其实存在着两股势力：益州地方势力和刘焉、刘璋入蜀所依恃的东州势力。东汉末年，中央失去统御的力量，州牧拥兵自立，各自为政。刘焉、刘璋父子雄踞四川，倚仗蜀地天险，成一方之主。但是，以四川人而言，刘焉、刘璋却是外来统治者，因此两者的关系并不融洽。刘焉在益州曾经“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33)，蜀人因此进行反抗，“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34)。而刘焉此次克岐、龙，多得力于东州兵。《蜀书》第一《刘二牧传》裴注引《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35)东州兵与刘焉一样，都是外来者，又助刘焉平定蜀乱，因此备受优容。到刘璋执政时期，东州人更加骄暴，与益州地方大族间的矛盾激化，由此引发了一场冲突。《蜀书》第一《刘二牧传》裴注引《英雄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赵韪起兵，得到了蜀郡各地的响应，可见益州本地势力与东州势力的矛盾已经十分激化，尽管最后以刘璋胜利告终，但是益州大姓与刘璋、东州兵始终怀有芥蒂。值得注意的是，刘璋的统治又出现了其他潜在的威胁。因此，张松极力劝说刘璋引刘备入蜀，除为了剿灭张鲁，还另有缘由。《三国志集解》之《刘璋传》记载张松说服刘璋云：“今州中诸将庞义、李异等皆恃功骄豪(胡三省曰：据裴注，庞义免璋诸子于难，而李异杀赵韪，故各恃功)，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36)可见此时的蜀地危机重重，刘璋也深为这些矛盾所困扰。而刘备就是在这样复杂而严峻的局势下进入了看似平静的蜀地。在蜀汉新政权中，益州势力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官吏队伍中，他们占了很大的比重，可谓是蜀汉政权真正的基础。
外附势力
蜀汉政权的最后一部分，是外来的实力人物，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部曲，因种种原因入蜀投奔刘备。相对于与蜀汉政权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三种势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附势力。这部分人中以马超、魏延、霍峻为典型代表。之所以把他们分为一类，是因为他们为蜀汉政权的成立与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刘备攻蜀的关键时刻，西凉马超前来投奔，导致刘备队伍的实力与名声骤然大起，对刘备夺得蜀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37)。而魏延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为刘备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38)。霍峻原是刘表部属，率众来归，更加充实了刘备的军事阵营。(39)在蜀汉政权中，外附势力始终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他们没有草莽势力的根基，也不及益州势力的地方实力，由于发挥过作用，所以在蜀汉政权中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是爵位高，权力小。这些人中最典型的就是马超。马超兵败来投，势单力薄，加上参与政权时间短暂，这种现实，决定了马超及其部属拥有众多的头衔、很高的爵位。当年刘备属下群臣拥戴刘备即位汉中王，在这个一百二十人联名上书的《劝进表》中，领衔的就是马超，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具体的军政大事上，他却不可能具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什么决策权了。实际上，马超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归附刘备之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着杜门不出、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半隐居式生活——“羁旅归国，常怀危惧”(40)。彭羕找他叙话，其中有“吾主内，君主外，天下不足定也”(41)等言，马超闻后大惊失色，赶快向有司举报，将彭羕送上断头台，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深谙自己不受信任、时时检点留意，但求全身自保的心态。凉州马氏势力的处境以及与朝政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随着马超的英年早逝，凉州势力也就很快烟消云散，消亡殆尽，只有马岱等孑遗以个体的身份依附于当时的政权主流之中，保存点滴凉州军人的荣耀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蜀汉政权的整个构成体系中，上述四大势力的地位、实力以及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直接制约和影响着蜀汉政权内部的整合，给蜀汉政治格局的演变、政治生态的嬗递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换言之，四大势力的彼此消长背后，实际上规范了蜀汉政权的前途与命运。
三、蜀汉政权中诸势力的妥协与合作
公元221年四月初六，刘备祭天登皇帝位，重建汉朝，建元章武。到公元263年十一月，刘禅举国投降，蜀汉灭亡，蜀汉政权经历了四十二年的风雨统治。虽然在三国中它是最早灭亡的国家，但是其政权较之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亦非短祚。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蜀汉政权诸势力之间在共同利益下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首先，对于荆襄势力，以刘备为首的草莽势力对其大加笼络与重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莽势力中的人才不断凋零，荆襄势力逐渐代替草莽势力的地位，成为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关于荆襄势力在蜀汉政权发挥的作用，下文将列表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叙。
其次，是外附势力。由于其实力有限，还不足以与草莽势力、荆襄势力以及益州势力相抗衡。其代表人物如马超、霍峻等又大都英年早逝，惟有魏延跟随诸葛亮北伐，冲锋陷阵，但是在诸葛亮死后也落得个身死名灭。因此外附势力与其他各势力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在蜀汉政权中并不显著，亦没有构成太多的问题。
最后，以草莽势力、荆襄势力为首的外来势力与本土的益州势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我们将要分析的重点。首先，刘备代表的草莽势力对益州势力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对益州士人加以笼络。刘备控制益州后，领益州牧，除了重用自己带来的人才外，对刘璋旧部和蜀地人才的安置，也有精心的部署。据《三国志》记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42)
诸葛亮是荆襄势力的代表，关羽、张飞、麋竺、简雍是自己圈子里的主力，法正是刘备的心腹，许靖、马超属外来依附力量，这些人在刘备攻蜀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刘备得益州后，理应受到相应的重用。因此，刘备对统治地的益州势力中各色人物的任用就显得别有深意了。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刘璋统治蜀地时先后任成都令、益州太守，在益州及南土少数民族地区威望很高。刘备执蜀后，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荆襄势力代表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这样的安排对安抚蜀地士人、缓解益州势力的敌对情绪具有积极的作用。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原为刘璋主簿，曾极力阻止刘璋迎刘备以伐张鲁，后刘备攻蜀，黄权又坚持闭城坚守。刘备领益州牧后，不计前嫌，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大为重用，以表示对益州势力的宽容与合作态度。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在刘璋统治时期为成都令，以能显名。刘备因其率众归降，控制益州后任命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以此彰显对益州势力的倚重。
吴壹，字子远，陈留人。壹父与刘焉有旧，刘焉为子刘瑁纳吴壹之妹，即刘璋之嫂(43)。刘璋治蜀时，吴壹为中郎将。刘备定益州，以其为护军、讨逆将军，并纳壹妹为夫人，结为姻亲，巩固了益州上层的士人地位，以求获得益州上层的支持与拥护。(44)
费观，字宾伯，江夏鄳人也。刘璋母为费观之族姑，刘璋又以女妻费观(45)，可谓益州权贵。刘备定益州，拜费观为裨将军，后又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刘备对费观的安置与吴壹相似，使益州势力中的上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敌意与排斥有所缓和。
彭羕，字永年，广汉人。因“姿性骄傲，多所轻忽”(46)，不被益州势力看好，被刘璋髡钳为徒隶。刘备领益州牧，拔彭羕为治中从事，对其恩宠日加。这表达了刘备对益州势力一视同仁、惟才是举的态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益州势力产生了威慑的作用。
刘巴，字子初，零陵
阳人。多次表现出对刘备不合作的态度(47)。刘备入益州后，辟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后代法正为尚书令，也表现了其对益州势力宽容、既往不咎的诚意。
显而易见，刘备入蜀后对益州势力的笼络是十分有利于蜀汉政权的统治的，不但为蜀汉政权吸收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为蜀汉政权在益州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刘备去世后，刘禅即位，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在用人上基本贯彻刘备的合作方针，赏罚分明，提拔对蜀汉政权有用的人才，杨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刘璋时虽历部诸郡，并不显名。刘备争汉中时，杨洪向诸葛亮献策，受到诸葛亮的赏识，破格表其为蜀郡太守。《三国志》记载：
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榦，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48)
诸葛亮“对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49)，对董允就是一例。
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后主即位，董允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临行上表，请后主大小之事都要咨询董允，后又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大为信重。董允后来被蜀人号为蜀中“四英”之一(50)，和诸葛亮的提拔亦不无关系。
对于益州势力中不为蜀汉政权服务的人物，诸葛亮也对其保持友好的态度，避免其对蜀汉政权造成危害，以维护蜀汉政权的统治。杜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少受学于广汉任安。刘备定蜀，杜微就常称聋，闭门不出，以此逃避为蜀汉政权服务。建兴二年，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51)，选杜微为主簿。但是杜微坚决不接受，并拒绝与诸葛亮交谈。诸葛亮只好通过书信对他进行劝解。杜微不听，借口老病求归，诸葛亮又与杜微书，恳求其出仕。诸葛亮以丞相之尊低姿态对待杜微，不仅仅因为杜微是蜀中知名的学者，这样做的目的，也想向那些不愿意服从蜀汉政权的益州士人示好，尽可能减少内部的问题与矛盾，共同建设蜀汉政权，抵御外敌。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被孙权袭杀，荆州失守，吴蜀同盟正式破裂。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改年黄初。蜀汉政权面对孙吴、曹魏的军事危机，形势严峻。此时，蜀汉政权内各个势力之间因外敌而加紧了合作，这是历代史家关注较少的情况。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秋七月，刘备举军伐吴。从刘备所带领的部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从而验证蜀汉各势力之间的合作关系。吴蜀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役)中，蜀军出现的将领及重要人物先后有吴班、冯习、陈式、张南、辅匡、赵融、廖淳、傅肜(52)、马良、向朗、黄权、马忠、阎芝以及武陵五谿蛮夷等。其人背景以及在伐吴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列表进行类比分析(表1)。
从表1可以发现，刘备的伐吴大军中，除去身份不明的几个将领外，几乎囊括了蜀汉政权各个势力的人物，这些人有的直接参与战争，有的驻守地方，有的送兵支援，甚至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战死。虽然夷陵之战以失败告终，蜀汉政权的军事实力有所削减，但是，面对外敌的压力，蜀汉政权内部各个势力能够将矛盾搁浅，达成一致，协力战斗，这对凝聚蜀汉政权的力量，维护蜀汉政权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章武三年，刘备去世，诸葛亮受命辅政。益州的西南少数民族一直是蜀汉政权治理的重点。刘备死后，南土叛乱频繁，诸葛亮为稳定政局，开始了南征的路程。蜀地艰险，要深入到不熟悉的西南地区镇压叛乱，并非易事。此时，以诸葛亮为首的外来势力不能不依靠益州势力的协助。而益州势力中的许多人物也由于各种原因与诸葛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蜀汉内部又一次出现了同力对敌的形势。
诸葛亮南征，主要依靠的是益州人士，他们对蜀地的地形熟悉，与一些耆帅有所交往，更利于收服或镇压那些西南少数民族。其中，李恢、吕凯、马忠、张嶷等就是与诸葛亮积极合作的益州势力人物。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李恢的姑夫是南土大姓爨习，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享有声望，因此刘备任李恢为庲降都督，以统治南土。刘备死后，南土大姓高定、雍闿、朱褒反叛，丞相诸葛亮决定南征，任用李恢进行镇压。李恢利用熟悉南土的条件，与诸葛亮声势相连，在平定南土的战争中出力颇多，并为蜀汉政权获取了大量的财物(60)，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
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刘备去世后，雍闿与孙吴相结，意图占领永昌。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等闭城对抗雍闿，与诸葛亮南征相应，受到诸葛亮的赞许。(61)被封为阳迁亭侯，任云南太守。
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建兴三年，诸葛亮拜马忠牂牁太守。牂牁郡丞朱褒叛乱，马忠对平叛后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与体恤，为蜀汉政权在西南地区获得了声威。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叛乱，马忠接任庲降都督张翼进行镇压，消灭了刘胄，使南土安定，被任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马忠利用自己蜀人的条件，多次协调西南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的关系(62)，为蜀汉政权在益州的统治巩固了根基。
张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张嶷善于军事，随马忠“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辄有筹划战克之功”(63)。值得一提的是，张嶷对西南少数民族，不仅在军事上与之较量，更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化，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恩威并施，使之为蜀汉政权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三国志》记载：
始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64)
益州势力的一些人物在诸葛亮南征过程中，先后参与了平定南土少数民族叛乱的军事活动。陈寿评论这些人“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65)。可见，他们通过与蜀汉政权的合作，实现了声名显赫，加官封侯，这对于蜀汉政权的稳固和个人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蜀汉政权内部暗涛汹涌的矛盾及其命运
在看到蜀汉政权诸势力进行妥协与合作以维系局面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缘于集团利益而不可逆转产生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本来，存在这类问题对一个多种势力组合而成的政权乃是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最高当局是否善用高明的政治智慧和手腕加以化解或至少减缓，然而，在这方面蜀汉统治者却未能表现出政治上的最大成熟性，不能真正跳出“圈子”意识，在政策制定、用人授任等方面厚此薄彼，师心自用，结果是弱化了各势力之间应有的合作，激化了各山头之间固有的矛盾。这样就为蜀汉政权的内部凝聚力涣散乃至力量衰微，走向最后的覆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打败刘璋，进入成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称汉中王。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称帝，改元章武。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蜀汉政权基本稳定下来，完成了共同的目标，政权内部再次呈现出矛盾。由于所属不同势力，其地位与利益上的差异决定了冲突在所难免。而这些矛盾同样存在着复杂性，主要包括刘备早期的草莽势力与后来吸收的士大夫阵营的矛盾，以及荆襄势力与益州势力的矛盾，而后者正是贯穿蜀汉政权灭亡始终的线索。
自从刘备开始有意识地吸收士大夫，就引起了士人阵营与原本武人组成的草莽势力格格不入的现象。例如《三国志》卷三五《蜀书》第五《诸葛亮传》载：“于是(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66)可见，关羽、张飞等人对诸葛亮也是心存芥蒂的，这不仅仅是争宠的表现，而且隐含着武人与士人之间的矛盾。同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愤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67)
在名士刘巴心中，与“兵子”张飞一类人物交往是有失名士身份的。同时，存在这种想法的并不仅仅为刘巴一人。同传引《零陵先贤传》曰：
辅吴将军张昭尝对孙权论(刘)巴褊厄，不当拒张飞太甚。权曰：“若令子初随世沉浮，容悦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称为高士乎？”(68)
东吴孙权可以说是务实的政治家，他也认为刘巴接好张飞是有失名士身份的事。由此看来，刘备为首的武人势力并不受当时大族名士的欢迎，那么，蜀郡的士人同样也应该持有此类态度。为什么士人会有如此反应呢？原因不外乎：以刘备为首的武人势力，是一个主要由下层豪侠武人组成的武装势力，而在世家豪族风气兴盛的割据时代，他们是不被名士看好的。刘备虽名为皇室胤胄，实际不过是布衣下士。陈寅恪先生也说刘备“只能是寒族中的人物”(69)。而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70)，志趣风格亦与名士迥异。他早年所结交者，多是豪侠下士，商贾布衣。曹丕称刘备为“老虏”(71)，刘巴称刘备为“雄人”(72)，彭羕斥刘备为“老革”(73)。老革即老兵，是当时对少文黩武、出身卑微的武士的蔑称。前文已经提过，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物，都是无名之寒门人士，而这些人都是刘备入荆州前的中坚，也是后来蜀汉政权的中坚。正如李开元先生说的，“这样一个文化很低、政治力量弱小，并且四处流窜的武人势力，对于中原地区的大族名士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真正对他们感兴趣并能够吸引他们的，是名士曹操以及‘四世五公’的袁绍一类人物”(74)。
除了武人与士族的矛盾，蜀汉政权所要面对的，还有刘备的老部下以及在荆襄地区招揽的人才等外来势力与益州士族、刘璋旧部的矛盾。这是蜀汉新政权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早在刘璋时期，刘璋的东州兵与蜀地大姓就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刘备势力的入蜀，对于益州大姓来说，无疑又是一股入侵势力，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中间有的反对招刘备入蜀，甚至作出极端的行为来阻止，如有官员“倒悬城门”以警告刘璋(75)；有的是当刘备兵临城下，刘璋万念俱灰，束手投降之际，顺形势而被动地归依新的统治者。当然，也有的则见刘璋闇弱，禀执乱世之时“君固择臣，臣亦择君”之观念，提前和刘备互通款曲，相与交结，等到刘备真的对刘璋兵戈相向，遂主动投向刘备，而成为蜀汉重要开国之臣，张松、法正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可以对益州势力的成分先进行梳理。王永平先生认为，蜀之士人势力，包括侨寓北士和本土士族两部分。(76)东州人应属前者阵营。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势力。一为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员，二为益州本地的豪强。他们在刘璋、刘焉父子统治蜀地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了一股松散势力。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文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势力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据地自保，来抗衡外来势力的地步，因此他们只有借助外来力量，并与之暂时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之初，蜀地益州势力与刘备阵营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客主”之分。田余庆先生称之为“新人”和“旧人”之分(77)。最早说到这种关系的，是时任刘璋主簿的黄权。黄权劝谏刘璋不要迎刘备入蜀，认为这样容易造成尾大不掉、彼此难容的局面，“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78)。刘备围攻刘璋时，法正在刘备军中，与刘璋致笺，也劝他不要以“客主之势”自恃。(79)这里说的客、主，指的就是对垒双方所处的地位。
刘备战胜刘璋，吸收刘璋部属之后，两派得到合流，但是其分野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双方从原来军事上的对垒，转化为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差异。这正是以后刘备、诸葛亮君臣所要解决的难题。
刘备、诸葛亮对于益州势力，采取的是排斥、压制和限制的政策。蜀汉统治者吸收了部分愿意为他们服务的益州势力，但是发现其中如有不满蜀汉政权的人，就毫不留情予以坚决打击。广汉人彭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彭羕是益州势力中比较有才气的士人，因为“姿性骄傲，多所轻忽”(80)，为诸葛亮所不纳，多次密告刘备，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81)。彭羕后因向马超发牢骚，被告发，最后被杀。还有一个例子是蜀郡人张裕。刘备入蜀之初，张裕曾经对刘备无礼。到蜀汉政权建立，张裕又造谣“刘氏祚尽说”，刘备不顾众人阻拦，最后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鉏”(82)的理由，杀掉了张裕。鉴于刘璋“以宽治蜀”的失败教训，刘备、诸葛亮反其道而行之，对反抗的益州势力进行镇压，因此“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恨”(83)。连曾是刘璋旧部的法正都不得不出来劝阻，请诸葛亮顾虑“主客之义”(84)，说明当时他们对益州势力确实进行了严刑峻法，以加强蜀汉政权的稳定。
应该说，刘备、诸葛亮任用了一些愿意为蜀汉政权效力的益州人才，而且还能破格提拔，如法正、杨洪、张裔、黄权、马忠、尹默、李譔、秦宓等人都是蜀汉政权的骨干人物。但是对于这些人，刘备、诸葛亮还是时时不放心。刘备北征汉中，诸葛亮向属下犍为武阳人杨洪征询意见，杨洪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85)诸葛亮对此十分赏识，破格任用杨洪为蜀郡太守。但是刘备北伐之后，“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86)。杨洪的官职虽然升了，但是却离开了独掌实权的位置。可见，刘备、诸葛亮始终对益州势力保持警惕，不给其发展壮大的空间。因此，在下面的列表中，绝大多数益州势力的成员进入不到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也是有因可循的。
同样，面对刘备、诸葛亮一方的压制和不信任，益州势力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抵抗态度。一些握有兵权的，尤其是南中地区与少数民族为伍的豪帅，总在等候时机反蜀；一些益州士人制造舆论，造谣惑众，在为蜀汉的衰落、益州势力的复兴大肆活动。刘备定益州，从荆州带来了大量军队，加上刘璋东州势力的兵力，有足够镇压益州势力的实力，使益州本土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0年)与东吴的猇亭之战后，兵力与物资都损失大半，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刘备在蜀汉新政权的威望逐渐下降。此时，握有益州兵权的本土势力开始举兵反蜀。汉嘉太守黄元、益州郡大姓雍闿、夷帅高定以及牂牁太守朱褒等，先后率众反蜀，虽然后来被诸葛亮等人强行镇压下去，但是对蜀汉政权来说，益州势力的疏离甚至对立，始终是一种威胁。
以蜀人而言，刘备与刘焉、刘璋一样，都是外来的统治者，刘备除了对益州本地势力进行控制外，对自己在荆州招揽的人才大加重用。“豫州入蜀，荆楚人贵。”(87)这句话比较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学者狩野直祯先生将《蜀书》中自《诸葛亮传》至《杨戏传》的五十六个人物传记进行整理，并按照籍贯分类，得出荆州人物传记最多，由此推论荆州人物在蜀汉政权居于首要地位。(88)从刘备、诸葛亮在决策机关的人员选任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以下是蜀汉政权历任核心势力的人物简表，从表中所反映的人员职掌与势力分属的关系上，能够说明蜀汉统治者对势力之间矛盾的处理方法(有一人任多职、一职多人重复者，亦如数列出，以防混乱)。
如表2所示，除郎中外所列职务均属于蜀汉最高决策机关。我们从表2中可以了解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蜀汉政权核心机构的成员组成。除去重复任职者，共30人。其中，荆襄势力18人。凉州地区2人，不详者1人，蜀人9人。以尚书为例，共15人，荆襄10人，蜀人5人，除刘巴外，其他4人均是蜀汉后期出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刘备、诸葛亮对核心机构的垄断设置，以及刘备、诸葛亮死后，益州势力在后期崭露锋芒的事实。
第二，以郎中为代表的下一级机构的成员组成。在所列郎中人物里面，共15人，蜀人占了11人，其中本地大姓占了5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作为六品官的郎中一职，主要由益州势力的人物担当。究其原因，应是蜀汉统治者为均衡各个势力力量所作出的妥协。
由此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较量，到了蜀汉后期，也就是后主景耀年间，随着蜀汉政权中草莽势力、荆襄势力中人才的相继过世与损失，益州的本土势力逐渐在蜀汉政权中取得了一定的权力。上表关于最高机关的尚书人选的任用就是证明。景耀元年(公元258年)，益州名士谯周提出了著名的《仇国论》。这篇文章实质上是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势力、东州势力等外来势力四十多年来斗争的产物，代表了益州本土势力对蜀汉政权的系统看法与责难。同时《仇国论》也为后来刘禅投降奠定了思想上的准备。王夫之说“国尚可存，君尚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之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不灭，惜矣哉！读谯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89)值得注意的是，谯周如此明目张胆地宣扬“国灭论”，竟然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么当时执政的人物为什么不对这种危害社稷的行为进行制止呢？这是让人深思的。
景耀元年，蒋琬、费祎已经去世，执政的是董厥、诸葛瞻、陈祗和姜维。这四人中，董厥是义阳人，诸葛瞻是南阳人，陈祗是汝南人，姜维是天水人。按照上表所透露的信息，这些人物属于非益州势力，符合进入核心机构的条件。但是，他们对益州本土势力的出格举动并没有作出像刘备、诸葛亮那样的严峻镇压，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警告，这是匪夷所思的。事实上，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原因。董厥曾为诸葛亮丞相府令史，诸葛亮常称赞他“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90)。但是董厥、诸葛瞻却与姜维存在矛盾。孙盛《异同记》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招还益州刺史，夺其兵权”(91)。但是他们对蜀汉的腐败政局不加治理，“咸共将护，无能匡矫”(92)。同时，姜维与陈祗相比，也缺乏决策权力。姜维当时任大将军，职位高于陈祗，但是“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而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93)。这样，蜀汉统治层的分裂使益州本土势力有机可乘，才使他们坐大。
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九月，魏国大举伐蜀。此时的蜀汉政权，危机四伏，四面楚歌。对外失去了东吴的援助，对内政治分裂，益州本土势力幸灾乐祸，袖手旁观。邓艾入蜀，蜀汉百姓“惊进山野”、“众皆四散”(94)，所以邓艾才能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成都。成都蜀汉中枢只有诸葛瞻统兵迎敌，最后战死于绵竹前线。刘禅软弱无能，召集群臣商议，结果又是谯周公开主张投降。王仲荦先生认为，“在益州本土势力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本土势力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95)。可谓真知灼见。刘禅听从了谯周的建议，也是听从了益州本土势力的建议，举国投降了曹魏。从魏国攻蜀到平蜀，仅仅花了两个月，可见蜀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
曹魏灭蜀后，益州本土势力的愿望得以实现。因为司马昭在公元264年下令将荆襄势力和东州势力这些外来势力全部迁往中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益州本土势力“蜀人治蜀”的要求。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蜀人治蜀”，主要指代益州本土势力希望排除外来势力、自己做主的政治意愿。在刘备、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他们因此意识到这种意愿在逐渐落空。到刘禅时期，蜀汉政权已经内部空虚，而益州本土势力对此也回天乏术。或许，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推翻蜀汉政权，得不到梦想的利益，不如借助外力来消灭蜀汉，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后来谯周等人的劝降以及他们在晋朝的显赫地位就能说明这一点(96)。事实上，在以前的刘焉、刘璋统治时期，益州本土士人也是持有如此抵抗的态度的。后来在269年晋武帝司马炎对蜀地名臣的子孙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换句话说，益州本土势力以灭国的代价换得了外来势力在蜀汉政权统治的衰亡，并随蜀汉政权的覆灭而撤出益州的土地。
“蒋琬死，费祎刺，蜀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在蜀汉政权里，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的人才耗尽，而益州势力的实力却在日益壮大，这也许是刘备、诸葛亮当初没有预料到的。蜀汉政权出现所谓的“人才匮乏”的现象，责任并不在有些人认为的诸葛亮身上，而是蜀汉政权因势力分化而采用的用人路线上。而这条用人路线，不但不能遏制益州势力的发展壮大，反而为蜀汉政权挖掘了灭亡的坟墓。虽然刘备、诸葛亮等人试图与益州势力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最终导致蜀汉政权的灭亡。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刘备、诸葛亮为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诸葛亮治蜀期间，蜀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也有一定的恢复，以至于有学者称蜀汉是三国中治理得“最有条理的一国”(97)。总而言之，蜀汉政权的灭亡，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因政权内部各势力矛盾的冲突与制衡，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中消失在历史的舞台。而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所导致的灭亡结局，则让人不禁发出“后世治蜀要三思”的千古感叹。
注释：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九《蜀书·陈祗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87页。
②《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65页。
③《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记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第899页。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6、337页。
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国》，第337页。
⑥《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谯周传》，第1029页。
⑦《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陈评，第1069页。
⑧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八《三国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裴注引，第1069页。
⑩《资治通鉴》卷七八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81页。
(11)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12)《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泰传》，第640页。
(13)《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49页。
(1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一《三国志》三“蜀诸臣年”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4页。
(15)尹韵公：《论蜀国灭亡的原因》，《文史哲》1982年第5期，后收入其著《尹韵公纵论三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6)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势力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7)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四川文物》2001年第5期，后载入其主编的《“攻心”联与赵藩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相关论述亦可见其主编的《四川通史》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204页。
(18)原刊《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2页。
(19)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原刊《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也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92页。
(20)《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1页。
(21)《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2页。
(22)《三国志》卷三六《蜀书·关羽传》，第939页。
(23)《三国志》卷三六《蜀书·张飞传》，第943页。
(24)《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第970页。
(25)《三国志》卷三六《蜀书·赵云传》，第948页。
(26)《三国志》卷三八《蜀书·麋竺传》，第969页。
(27)《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糜竺传》，第970页。
(28)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
(29)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见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20页。
(30)《后汉书》卷七○《孔融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63页。
(31)《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6页。
(32)《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第890页。
(33)《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第867页。
(34)《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岐、龙等皆蜀郡人。”第867页。
(35)《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第869页。
(36)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一《蜀书·刘璋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9页。
(37)《三国志》卷三六《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养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第947页。
(38)《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第1002页。
(39)《三国志》卷四一《蜀书·霍峻传》，第1007页。
(40)《三国志》卷四○《蜀书·彭羕传》，第995页。
(41)《三国志》卷四○《蜀书·彭羕传》，第995页。
(42)《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82—883页。
(43)《三国志》卷三四《蜀书·穆皇后传》，第906页。
(44)《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第1083页。
(45)《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第1081页。
(46)《三国志》卷四○《蜀书·彭羕传》，第994页。
(47)《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適交阯，先主深以为恨。”第980页。
(48)《三国志》卷四一《蜀书·杨洪传》，第1013页。
(4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下编《论诸葛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50)《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曰：“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第987页。
(51)《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微传》，第1019页。
(52)辅、赵、廖、傅四人名字不见《蜀书》，见《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6页。
(53)《三国志》卷四○《蜀书·李严传》注诸葛亮《免李平公文》中有“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臣吴班”，第1000页。
(54)《三国志》卷一七《魏书·徐晃传》：“太祖还邺，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第529页)刘备与夏侯渊交战阳平关，时间在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尚未入蜀。
(55)《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建兴)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第924页。
(56)《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记载张南“亦自荆州随先主入蜀”。第1088页。
(57)《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记，“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第1084页)李严为都护时间始于章武三年，见本传，第999页。
(58)见《三国志》卷四五《吴书·杨戏传》，第1084页。
(59)《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第1437页。
(60)《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第1046页。
(61)《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吕凯传》：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馀年，雍闿、高定偪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第1048页。
(62)《三国志》卷四三《蜀书·马忠传》：“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第1048—1049页。
(63)《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第1051页。
(64)《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第1053页。
(65)《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第1055页。
(66)《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3页。
(67)《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第982页。
(68)《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第982页。
(69)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7页。
(70)《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71页。
(71)《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注引《魏书》，第1125页。
(72)《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981页。
(73)《三国志》卷四○《蜀书·彭羕传》，第995页。
(74)李开元：《浅谈蜀汉统治势力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
(75)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一《蜀书·刘璋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9页。
(76)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77)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2页。
(78)《三国志》卷四三《蜀书·黄权传》，第1043页。
(79)《三国志》卷三七《蜀书·法正传》，第959页。
(80)《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彭羕传》，第994页。
(81)《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彭羕传》，第995页。
(82)《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周群传》，第1021页。
(83)《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第917页。
(84)《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第917页。
(85)《三国志》卷四一《蜀书·杨洪传》，第1013页。
(86)《三国志》卷四一《蜀书·杨洪传》，第1013页。
(87)《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6页。
(88)[日]狩野直祯：《蜀漢政權の構成》，《史林》42卷4期。
(8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9页。
(90)《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附传，第933页。
(9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第933页。
(92)《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第933页。
(93)《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允传》附传，第987页。
(94)《华阳国志》卷七，第101页。
(9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第3节《蜀汉的兴起与衰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
(96)《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谯周传》：“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第1032页。
(9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章《继续对外扩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第七节《汉国(蜀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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