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取向：市场驱动与激励相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市场内生驱动和激励扭曲两类不同的因素出发，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原因发现，从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和我国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不合理性则是由于激励扭曲所致。因此，未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在平衡目标的指引下，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内生动力，将激励机制从扭曲调整为与市场相容，让市场发现新的产业结构。
一、对我国产业结构突出问题的总体判断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并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产业间、区域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及各产业内部的若干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
(一)农业基础地位仍然薄弱
第一，耕地等自然资源对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约束不断增强。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扩张、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自然灾害频发、生态退耕等，我国耕地资源每年都有一定的“流失”，并开始挑战国家耕地红线政策。因耕地流失导致的耕地资源锐减，以及人口的相对缓慢增长，使得我国人均可耕地资源大幅压缩，粮食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受到约束。在当前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人地矛盾”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产品供需失衡，还将可能威胁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抗风险能力不强，年均农业生产损失较大。农业基础设施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等风险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多年来，因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例如水利建设不足、农业灾害预警系统建设滞后等，以致难以有效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得我国农业年均生产损失较大。
第三，我国长期采用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已成为阻碍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较低。“家庭作坊式”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模式下，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狭小，使得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推广。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大趋势背景下，这种生产组织模式已阻碍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第一，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偏大，挤压了服务业发展空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持续高于世界其他按收入标准划分的主要经济体，这不仅包括处于工业化时期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高收入国家，也包括工业发展严重不足的低收入国家。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横向和纵向比较还发现，我国工业的发展，无论在工业化率，还是在工业化持续时间上，都呈现出过度工业化的迹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表明，截至2007年，世界各主要国家中，中国历年工业增加值比重的最高值，显著高于除南非和马来西亚之外的其他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历年最高值。①在工业化持续时间上，20世纪已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平均耗时大约在15至20年之间。然而，中国工业化的持续时间已远超过这个年限。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偏高，工业化时间持续延长，尤其在我国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下，其已挤压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第二，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力受限，制约了产业间联动效应的发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持续低于世界其他按收入标准划分的主要经济体，这不仅包括服务业发展程度最高的高收入国家，也包括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制约了服务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限制了产业间联动效应的发挥。有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和需求提升，并能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力。②来自主要发达国家之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伴随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的上升，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也上升；而随着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也下降，二者大体呈双升或双降的趋势。然而，我国因服务业发展不足，例如研究开发、设计、营销、品牌、咨询、技术服务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造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受阻，其国际竞争力难以有效提升。
(三)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问题突出
第一，重化工业比重过高，造成资源能源耗费高、环境污染严重。来自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经验表明，如果经济采用集约型和内涵式的增长模式，重化工业过程不会必然带来资源能源消耗高和环境污染重等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型和外延式增长模式发展阶段，资源能源利用率较低、环境保护力度不大，这使得在资源能源投入较大的重化工业化过程中，相比于世界同期其他发达国家，就出现了资源能源耗费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第二，工业产业投资增速过快，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在刺激政策的强化之下导致现阶段出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双双过剩的新困局。中国历年的投资增速很高，尤其是工业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持续高企。因高投资形成的产业生产能力不断积累，以致出现产业产能供过于求的状况。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突破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藩篱，呈现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双过剩的新局面。
第三，制造业产业低度化问题明显，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中国的制造业呈现出名义高度化较高，而实际高度化较低的特征。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较高，并在2005年之后，其值还一度高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我国的高收入国家(见表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造业产业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化是一种虚假的高度化，而非实际高度化。出现这种特征的原因主要是当前的国际分工模式已从产业间、部门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而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处于生产和加工制造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而并未占据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等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的关键环节或高端环节。制造业实际高度化不足集中体现在技术含量不高、人均增加值低。
(四)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服务业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一是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消费性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等发展不足。相比于东亚主要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全球发达国家的美国，中国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明显偏低。二是直接提升产品增加值的生产性服务占比较低。我国的生产服务业更多地集中于运输、仓储和通讯，而金融中介、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活动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见表2，下页)，特别是设计、营销等服务发展不足。
(五)产业结构地区趋同性突出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环境、地理区位等都有较大差别。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各地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发展特定的产业。然而，我国产业结构地区分工不明，各地产业结构相似度极高。以工业产业结构相似度为例，2003年以来，各年各地工业产业结构平均相似度高于0.7(见图1)。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不仅阻碍了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而且还造成产能过剩，引发过度竞争，加剧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的紧张，并使得地区经济割据和自我保护现象日趋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调整目标的唯西方论。在对当前产业结构问题的判别标准上，认为产业结构遵循着一条一般规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的产业结构，这个规律就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二是调整对象的重构论。在对于导致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上，基于对当前增长方式的批判，特别是过度重工业化导致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现状，认为应该重构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三是调整思路的供给论。在产业政策策略上，应该从供给方面入手，补短限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因此，未来我国需要的是“供给经济学”。这些看法虽然有合理方面，但也存在问题：一是这些观点先验地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标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予以否定性的判断，忽视了全球分工格局以及发展阶段；二是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形成原因的认识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难以系统性地调整产业结构，趋于碎片化；三是设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中过分依赖于对立的视角，以至于不少目标是相互冲突、根本无法达到的。
图1 中国工业产业结构相似度
注：这里计算的是各省(区、市)工业产业结构与全国工业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似度。以全国产业结构特征作为比较基础，有利于采用较少的数据比较各地产业结构的相似度。相似度指标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明各地产业结构越相似。
二、产业结构的市场内生驱动力
在特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产业结构是由特定分工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动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均收入增长本身塑造了当前的产业结构。从静态角度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经济成果的重要标志。从动态意义上说，产业结构又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起点，它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其必然与合理性。
(一)人均收入提高是三次产业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这一过程中，居民对食品等必需品的需求逐渐减少，从温饱等基本需求过渡到对于居住和医疗保健等较高层次需求的追求。[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1下降到了2011年的40.36。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了2011年的36.3。居民已经从温饱等基本需求过渡到对于居住和医疗保健等较高层次需求的追求。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农业持续下降和第三产业大幅度攀升的特征。同时，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和医疗服务业的比重也随之出现较大升幅。
为了从数量上刻画收入提高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这里进行了相关数值模拟实验(Herrendorf,2013；Dennis,2009；Dekle,2012)。通过构建我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模型，从模拟结果中发现，收入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36%，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48%。
(二)对外贸易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和内部结构变化的主要成因
在全面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在获得比较优势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征，特别是第二产业占比和内部结构。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制造业创造了大量需求，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二是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导致了工业大而不强；三是铸就了制造业内部各自部门的比例，特别是就业结构。[3]
1.外需促进了工业化
我国在开放之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我国的贸易增长是国际分工细化的结果。国际分工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并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我国因其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出口的增长，我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机械设备等占比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巨大的提高。
2.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导致了工业大而不强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但是，受制于世界分工格局和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的产业地位并不高。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生产受制于亚洲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体现了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而对区域外全球价值链的依赖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
21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使得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生产价值链条，我国是这一链条上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中心。2000年以来，我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体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出口目的市场。2000-2009年，在我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的总出口中，对我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从7.3%升至16.2%。在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我国作为目的市场的份额显著增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亚洲区域价值链条，我国出口价值的最大国外来源是东亚和东南亚，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所占比重分别为48.9%、46.3%、39.7%和41%。随着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的形成，我国逐步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基地。上述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第一，大比重的加工贸易导致我国进口中间产品的再出口比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降低。2000-2012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再出口比率从26.93%增至50.21%；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81.19%降至67.37%。由于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细分的出口商品中，农、林、狩猎、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中包含较高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于总体水平；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成分较低的产品集中在制成品，其国内增加值占比都低于总体水平。
第二，我国在全球生产格局中，产出份额要远大于收入份额，产出增加率低。从贸易品产出情况看，美国的产出最高，2009年为24.8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为15.1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相差不到2倍。但是从收入即增加值上看，美国为14.1万亿美元，而我国只有4.98万亿美元，相差了近3倍。计算产出与收入两者之比，相当于产出与增加值之比，即增加值率的倒数。我国在这些生产大国中，这一比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我国在全球生产格局中，产出份额要远大于收入份额。
3.出口铸就了制造业内部结构
出口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世界分工格局则影响着我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近年来，制造业内机械运输设备等行业发展迅猛。这主要由于机械运输设备等产品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例如，1990-2000年，世界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9%，而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则达到25.7%。尤为明显的是，2000-2009年，当世界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到4.6%时，中国的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则仍保持了25.3%的年均增长率。
同时，出口贸易对于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也存在一定影响。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的快速增长，上游产品的需求旺盛，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也随之大幅增加，这就导致我国2000年之后再度重工业化。可以说，我国出现二次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选择结果，是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体现。只是在收入增长之后所产生的消费升级效应叠加之下，21世纪的再度重工业化加速形成而已。产能过剩有其深层次的外部成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诟病产能过剩或许有失公允。
(三)资本深化是产业结构形成的主要供给驱动力
在供给方面，产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各个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和资本深化程度区别。
一方面，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将导致三次产业的结构转型。如果农业生产率快于工业和服务业，就可以将大量劳动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同样，如果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第三产业，就可以将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释放到第三产业(Baumol，1967；Kongsamut，2001；Ngai，20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累积增速的均值达到1.029%，快于第三产业的0.989%。[4]这就导致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
另一方面，资本深化也驱动了我国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资本深化是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反映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的相对增长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投资增速远快于劳动力增速，我国一直处于资本深化过程中。在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会发生从资本密集型部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型。现代制造业部门相比服务业而言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大于劳动力的增加速度，那么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型部门)必定比服务业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得更快，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导致制造业部门产品的相对过剩。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并使得部分的资本会从制造业部门转移至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中的资本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必将增加，即发生从制造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转型。[5]
为了便于比较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这两种供给效应的相对重要性，这里首先刻画了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数值模拟实验发现，技术进步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8%，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17%。
接下来观察资本深化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数值模拟实验表明，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本深化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61%，资本深化效应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67%。
通过对影响我国结构转型的国内供需因素的贡献程度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收入因素和资本深化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具体来讲，就第一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动而言，收入效应的贡献度为36%，资本深化的贡献度为61%，部门间劳动份额差异的贡献度为18%，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度为8%；就第三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动而言，收入效应的贡献度为48%，劳动份额随时间改变(资本深化)的贡献度为67%，部门间劳动份额差异的贡献度为39%，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度为17%。
(四)城镇化：资本深化的动力和放大器
第一，金融危机之后，资本深化的动力已经从出口拉动转向城镇化驱动。长期以来，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长期以来资本深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然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分化。在进出口下滑之后，投资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态势。填补进出口留下的缺口而对投资形成拉动的因素是城镇化。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日益上升。房地产投资在近些年发挥了较大的拉动投资的作用。
第二，城镇化拉动下的资本深化，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下，我国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并带动了相关金融领域的发展。目前金融机构长期贷款中房地产相关贷款比重日益上升，房地产行业成为拉动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重化工业化和产能过剩。由于房地产投资在2000年之后迅猛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的发展，使得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同期快速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度重工业化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有其合理性。近两年来在政策影响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滑，这必然导致曾经受到房地产拉动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产能过剩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五)单纯区位优势决定了产业空间分布
这些年广受诟病的产业结构地区同质化现象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驱动我国产业空间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外贸易，而我国总体外贸优势又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这种低成本优势单纯由距离港口近等地理区位优势决定，而其他决定产业空间布局的成本和技术等因素作用不明显。这使得我国产业的空间构成，在对外贸易的驱动下，无法通过成本分化来形成全国的产业区划。
第一，单纯区位优势决定的总体外贸优势，是我国产业空间转移的驱动力，并由此决定了我国产业的空间布局。按照自然断裂法将产业结构相似性系数分成三类，即高度同构、中度同构和弱度同构。与全国平均水平高度同构(系数在0.788至0.930之间)省份最多(13个)，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中度同构(系数在0.584至0.788之间)省份居中(12个)，东中西部地区全有；弱度同构(系数在0至0.584之间)省份最少(6个)，主要是西部地区(海南除外)；而东北三省与全国的同构水平比较分散，高度同构、中度同构和弱度同构都有。这说明，我国地区工业产业同构现象以东部地区最为严重，其他的依次为中部和西部，而东北地区的产业同构问题最弱。这也表明，我国产业同构性的空间布局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是一致的。同时，这也说明，外贸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并且其他要素难以成为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动力。
第二，土地、劳动力和创新等成本与技术因素难以成为我国产业空间转移的动力，因而不能决定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下面从不同角度分析为什么企业生产成本在全国间差异较小，以致难以成为空间布局分化的力量。
土地成本是指随着区位不同而形成的地租。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践表明，发展空间受限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土地价格在大区域范围难以衡量，而这里表现的是土地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故采用不同城市的人口密度，通过土地使用密度间接表示土地成本。人口密度越大，土地成本越高。要素分布的空间差异用离散度的三个指标(极差、平均差和标准差)表示，离散度值越大表明各空间单元之间的差异越大，所形成的成本分布空间梯度变化方向越有利于产业转移，不同地区明显的成本差异在低成本地区吸引企业进入。采用不同地区、不同空间尺度的人口密度来表示土地成本对产业转移的作用。鉴于城市是第二产业的主要载体，这里选择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单位。表3显示，以人口密度间接度量的土地成本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地区内部城市之间、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内部城市之间、全国四大地区之间。这表明，产业在四大地区之间的转移，最为缺乏土地成本动力。这实际上也是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难以发生产业转移的原因之一。
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供给紧缺推动了工资不断上涨，使得劳动力成本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项主要开支。地区间的劳动成本差异，逐渐被纳入到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中。为此，计算了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地区的劳动工资差异，以此来观察产业地区间转移的劳动成本动力。表4显示，区域间劳动工资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京津冀和长三角内部各城市之间、各省份之间和珠三角地区内部各城市之间、四大地区之间。这说明，若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企业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内部各城市之间发生迁移的可能性最大，而在四大地区之间进行迁移的可能性最低。并且，即使随着劳动力供需缺口增大，以及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的提升，产业转移最有可能发生的范围仍然是地区内部迁移而不是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在劳动力成本差异最大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企业将呈现出由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趋势。
创新动力是继成本动力之外的另一个促使产业区域间转移的驱动因素。其与成本动力不同的是，因创新效率引起的产业转移是主动迁移，而非被动迁移。它是由于地区经过长期积累而具有了创新能力，主动将成熟技术产业外迁，利用已经形成的创新能力发展高端产业。其中，创新能力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和内在动力，这就不仅要求转出地区具有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要求转出地区与转入地区之间具有合理的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由此可见，自主创新能力的空间梯度是产业转移并能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最常用的反映地区科技进步或创新能力的指标。为了便于观察其梯度状况，需要将各地区TFP值进行分类。根据地区的划分，将不同地区的TFP值分别按照等分法和自然断裂法分为三类。等间距分类法显示，所有省份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都属于最低类型，中上水平的两种类型全部空缺。这表明，我国工业目前科技进步增长率偏低，没有形成空间梯度。这直接导致产业区域转移的核心动力缺失。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产业区域转移动力不充分。若传统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过度被动转移，还将可能导致东部地区产业空心化的不良后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当前产业地区同构等空间分布特征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产业结构困境中的激励扭曲
我国产业结构有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在外部环境及其扭曲既定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有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不能过分夸大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些产业结构问题，还将因外向型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日益凸显。因此，只有把握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产业结构调整攻坚战的胜利。
(一)要素价格扭曲
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集中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等要素市场上。
1.土地作为最基础的生产性资源，在我国受到了行政性扭曲，由此影响了我国三次产业的基本构成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理体系当中，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其往往利用手中的土地管理职权，通过“招、拍、挂”方式歧视性地为社会供应土地，借此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同时抬高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以达到发展能够取得更多地方性财政收入和更快经济增长的工业产业的目的。事实上，降低工业用地价格还是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一贯做法。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被行政手段扭曲和压低，人为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生存成本和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利润，促使社会资本大量流入工业产业，造成我国工业比重持续高企而商业等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三次产业结构特征。
图2 1980-2009年我国劳动力、资本以及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2.在土地要素价格受到显著扭曲的同时，我国的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并通过不同产业的要素密集程度差异，对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甚至还阻碍比较优势的发挥
首先，将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以及能源要素的边际产出除以相应要素的价格，计算各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该指标大于1，表明价格小于边际产出，从而要素价格被低估；反之则被高估。数据显示，1980-2009年我国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以及能源要素价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现象(见图2)。第一，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扭曲现象在整个考察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5年以前，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价格被低估；第二个阶段为1985-2000年，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均小于1，存在被高估的现象；第三个阶段为2001-2006年，劳动力要素价格在边际报酬水平上下波动；第四个阶段为2006年以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正向扭曲程度不断增大，说明劳动价格被不断低估。第二，资本要素价格扭曲。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现象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4年以前，这一阶段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基本等于其价格，没有明显的价格扭曲现象；第二个阶段为1994年以后，这一阶段资本要素价格呈负向扭曲，且扭曲程度不断扩大。第三，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相比于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能源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更为明显。数据显示，除了1990-1993年能源要素价格被高估外，其他年份的能源要素价格均被低估，且在1994年以后，能源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越来越大。尽管在2002年后出现短暂的下降，但2005年后，扭曲程度继续保持扩大的趋势。第四，我国各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并不存在收敛的趋势。
其次，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扭曲对我国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重要影响(易信、刘凤良，2013)。第一，要素价格扭曲误导了企业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使得低端产业仍保有利润，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调整升级。在我国，因为要素价格扭曲的存在，使得要素价格不能客观、正确地反映在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这导致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仍然能够大量生存。例如，能源价格过低，降低了高能耗重化工业企业的生存成本，造成其发展势头大大超过社会最优量。另外，在正常的要素价格体系下，如果考虑到治污成本、环境保护支出等开支，企业必须不断开发新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求得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但是，由于投入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企业不仅能够在维持现有技术下获利生存，而且还能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不需考虑拓展产业发展思路，适时转型升级。
再次，要素价格扭曲还阻碍了企业创新动力，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化特征。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主要体现在要素的正向扭曲，也即要素价格偏低。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以低价格获取资源，满足于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并以低价格参与市场竞争。在没有成本和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低端加工制造业企业就没有以技术替代资源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处于更下游的资源深加工企业也因从中获得了额外的利润而缺乏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寻找更经济的替代资源或可再生资源的动力。这不仅不利于节能技术和节能设施的推广，而且也纵容了企业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粗放经营模式，并且还阻碍了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发生。最终，这将不仅固化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趋势，而且还将导致企业现有的竞争力被进一步弱化。
最后，为定量分析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的产业结构扭曲效果，这里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重工业总产值占比就会增加0.3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对重工业占比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我国目前的能源要素价格所受到的扭曲程度更大。
(二)金融数量型调控模式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数量型调控模式对于产业结构扭曲产生了放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货币存量虽然加大，但中小企业仍然长期面临资金饥渴，融资成本依然高企。在2013年M2存量突破100万亿元的大环境下，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虽然连续5个月下降，但月降幅趋向缩小，依然维持在20.35%的相对高位。从融资用途结构看，温州市民间融资中用于企业流动周转的比重在50%以上，2013年5月比2012年12月上升0.64个百分点，而融资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比例则有所下降，2013年5月比2012年12月下降1.56个百分点。
第二，企业定期存款激增，货币沉积加重。在M2中，企业定期存款2013年5月比1月增长了11%，而同期企业活期存款基本没有增长，居民存款增速仅有6%。货币大量沉积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购买原材料、促进流通的作用。
第三，资金使用效率较低，不良贷款率攀升。现阶段，大量资金要么投向房地产市场，要么投放到产能过剩领域，或者用于偿还大量到期债务。从长远看，容易造成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融资风险、“两高一剩”行业风险以及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积累，形成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隐患。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至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逐季度上升。银行体系逾万亿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这可能引发的银行系统呆坏账风险亟待关注。
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目前我国银行业在价格管制的条件下受到严格的数量控制。贷款规模管制强化了商业银行对于贷款质量抵押品的要求，导致了商业银行在表内贷款资金配置上“抓大放小”、“重公轻私”，使得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更容易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重工业由于其抵押品充裕，相较智力密集型的新兴行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这就从供给层面阻碍了资源在行业间的转移，放大了产能过剩，推动了过度重工业化。
此外，为规避贷款规模管制，商业银行表外票据业务风起云涌。通过灵活地调整票据承兑余额，商业银行既不占用信贷额度，又可增加存款，创造中间业务收入。受75%存贷比监管红线的要求，商业银行存款压力巨大，由于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可以计入银行存款科目，出现了银行和企业合作连环套开票据从而以票引存。这就造成了信用大量虚增，导致资金流转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脱节。
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受到存款利率管制，投资者需要追求具有较高收益率投资产品，导致影子银行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存款利率上限不能超过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但是，由于我国的存款基准利率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因此，上调浮动区间只会导致一浮到顶，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针对客户投资于高收益产品的要求，各银行开发了大量理财产品。相对于传统的存款，其收益率没有上限。因此，理财产品相对于传统的存款项目更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截至2012年，上市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已经占到存款余额的30%。商业银行发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于长期的信托计划。这些信托计划进行信托贷款。当前信托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业高速发展，而对其他实体经济支撑不足。
(三)地方政府行为扭曲
在整个政府与市场调整定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的中坚力量。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交通和通信不太发达，中央也无法实施有效控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层级人事权和财权进行相应安排。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财权安排上进行了较大变革。
1978年以后，在增量改革的思路下，我国采用“财政包干”，地方政府参与剩余分配，获得了财权，因此具有很大的激励谋求经济发展。同时，为了适应多轨运行的改革思路，这一时期税收体系十分复杂。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体制也必然催生出地方政府隐藏税源的行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在经历了从1980年的24.5%回升到1984年的40.5%之后便一直回落到1993年的22%。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一套与市场经济制度相衔接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1994年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收入”的问题，基本理顺税制和税收征管、财政体制，中央收入比重大幅提高，中央向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量增长。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解决“支出”的问题。
由于当前分税制责任与收入不对等，当前分税制与扭曲的要素市场纠缠在一起，相互放大，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扭曲。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了较计划经济时期更多的权力，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投资决策主体。各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比如，对企业土地价格减免、税收减免、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等，在吸引外部资本的同时，控制本地资源流出，以实现本地财源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在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技术水平的加工工业倾斜。这在客观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生了扭曲性的重要影响，导致了“资本深化过度”与“重工业化偏离本地资源禀赋”的现象发生。一方面，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必然使城镇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镇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了制约。另一方面，如果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并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消化，那么，持续增长的低端出口扩张就是必然的选择，这会导致我国的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长期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水平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
(四)周期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协调
1.现阶段我国以财政政策为主要实施手段的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存在不相匹配性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以短期刺激性投资计划为主要手段的。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单一的直接投资或政府补贴企业投资手段为主，在财政投资资金的运用上主要是实行单向的大规模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并没有发挥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应。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因而实行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将其考虑在内，否则财政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这也迫使我国政府一直试图以国债和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载体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需不足，实质上表现为低水平上的内需不足：一是它是以中国产业结构的低度化为基础的；二是它是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中形成的。以拉动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关键是没有考虑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我国内需不足的影响，没有把握住内需不足的根本性所在。实质上，我国现阶段的内需不足，既有在产品结构上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问题，更有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而且，其既有因我国某些低效率产业和传统技术产业的压缩而挤出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又有优势产业增长缓慢、劣势产业退出艰难而导致相当部分的居民陷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窘境。简言之，在我国现阶段，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之所以乏力，是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脱节的结果。改变二者的脱节问题，才是提高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途径。
2.以大规模刺激计划为主、短期保增长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为导向的政府干预行为，加剧了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削弱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内生动力
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偏好于采用短期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与投资，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实现短期内经济稳增长、保增长的目标。然而，这往往造成短期内重化工业等能够创造更多GDP且需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部门巨大产能的进一步扩张，进而造成这些产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为有效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增加区域的整体福利，缓解社会就业问题，会相应地制定区域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投融资成本，导致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从而削弱了区域经济结构内生的调整动力。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偏好于采用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型以短期目标为主的财政政策，必然会在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在现有的财政分权体系以及具有路径依赖式的财政政策操作思路下，这种矛盾存在固化的可能，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应该瞄准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要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关系，积极发挥调结构、促改革对稳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实施调结构与促改革来主动地实现稳增长的战略目标。依靠构建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这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融合且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出一个稳定且可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需要重新根据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针对当前政府如何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作出相应的积极且全面的调整。
(五)产业政策本身设计不当
第一，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针对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而不是针对特定产业，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很好地弥补了市场失灵问题。我国现行产业政策的基础是2005年11月9日国务院第1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它是引导投资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例如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
第二，产业规划对我国应在哪些特定行业上有所作为作出了限定，从而扭曲了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的初衷。例如，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提出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目的是引导市场，让市场转向这些行业。为此，基于五年规划，政府制订具体的行业规划，推动某些行业超常规发展。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政府明确集中力量，重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目标是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局面，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影响。另外，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并带动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促进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为达到这些目标，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在支出方面，政府一是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投入规模，二是调整利用机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集中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应用示范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创新能力建设等，引导创业投资发展。在税收方面，政府强化了激励程度。针对这些产业中人力资本、研发费用比例高、产品发展初期进入市场难度大的情况，针对产业的具体特征，制定流转税、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支持政策，形成普惠性激励社会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手段。在金融政策方面，由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创业投资和政策性融资，政府允许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获取资金；同时加快完善创业板、场外证券交易在内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同时扩大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资金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支持的行业就获得了政策红利，可以销售税收减免、低价土地等，而无论在这个行业中从事什么活动，哪怕是最为基础的配套性工作。这就会导致企业扎堆进入政府支持的行业，企业的利润来源就是政府的优惠。由此，导致新兴行业快速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在分税制的框架下，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一窝蜂涌向政府支持的行业，而不考虑自身禀赋，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趋同。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寻求市场驱动与激励相容的产业结构新调整(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3年第三季度”主报告(上)。执笔人：刘凤良、阎衍、于泽、易信。
①②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次高速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2009年。
标签：激励相容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产业增加值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