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年经济腾飞的四个支柱--可持续发展新探_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20年经济腾飞的四个支柱--可持续发展新探_世界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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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世纪、两个千年的历史交错点上,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都站在一个命运的新起点上: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型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体制转轨正处于一个关键期。

在这个大转折、大变革的历史关头,中国面临的头号迫切问题就是:怎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探索一条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解决好“稳定-改革-发展”三者统一的大难题,力争持续20年的经济起飞期,协调发展期,“试看21世纪,东方世界舞巨龙!”

这个震憾人心的时代课题,呼唤着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在高速发展中实现体制转轨、避免双驹争道:社会解体──这在走向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的世界历史上,几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难题。在西方欧美国家经济体制转轨与产业结构转轨,乃是一个持续三五百年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体克疗法式的失控改革,使国家与社会相当长时期地陷入停滞混乱。

中国需要新的现代化理论,新的社会发展理论,既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更根本区别于前苏联的僵心模式与休克疗法。为了探寻这样一种新思路、新观念,我在这里试图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新理论”:时代主题论:特殊矛盾论;经济起飞论;协调发展论;双重转轨论;四大支柱论。

时代主题论。我们需要从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中国,又从中国发展角度看世界。纵观世界历史长河,文明社会有三大转型期,关键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的文明雏型期,时代主题是从人类历史野蛮期转向古代文明期;第二次是公元1500年前后,可称为世界历史的文明转型期,时代主题是从古代中世纪走向现代工业化;第三次是在公元2000年左右,堪称世界历史的文明新型期,时代主题是从近代工业化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化。

当前面临的世界历史新型期,是社会有机体五大革命的代数和:一是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现代产业革命;二是以市场化为表征的现代商业革命;三是以全民参与制新型民主为走向的现代政治革命;四是以确立主体性又超越主体性为核心观念的现代文化革命;五是以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为远景的现代人的革命。正基于此,和平与发展成为现时代的两大主题。古代文明化──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这三大转型期、轴心期、关键期的循序上升,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我国长期广泛的流行观念中,近代化与现代化、工业化与社会化这两大不同范畴几乎是不加区分、完全混同的;但从全球史观的高度来看,这却是间距五百年的两大世界历史进程。从全球史观的大视角、大视野来看中国,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特殊形态、特殊规律恰恰在于:我们在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历史前提下,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文明出发,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把“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这两大世界历史进程浓缩起来,合二为一;由此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具有远远超越西方欧美国家所特有的矛盾特殊性、集中性、复杂性。

由此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150年, 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种种看法:阶级斗争主线论;多次革命高潮主线论;两大主要矛盾主线论;两主要矛盾主线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历史阶段主线论。我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特别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主题,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就是一个: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所谓“走出中世纪”,就是走出“农业自然经济+君的主专制政治+封建蒙昧文化”三位一体的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谓“走向现代化”,就是走向“现代新型市场经济+现代新型民主政治+现代新型精神文明”三者一致的现代社会形态。

这是一跨世纪的时代主题,从19世纪、20世纪、直到21世纪,这三个世纪中的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为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前仆后继,拼搏奋斗。19世纪,在旧民主主义的柜架中,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力量、三代领袖人物、三条革新道路:50、60年代,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农民阶级,试图走一条“小农经济、平均地权”的农民革命之路;70、80年代,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技术现代化层面上多少有点开明倾向、主张“师夷之技”、“招商助官”的封建官僚买办阶层,企图走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道路;80、90年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代表脱胎于封建地主阶级、而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力图走出一条“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的自下而上改革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未能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提供切实可行的崭新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因而在这条大道上都中途而废。20世纪二个时期、三位巨人、三面旗帜,带领中国在走向化过程中先后迈出了三大步:20世纪前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旗帜,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中国猛醒过来;20世纪中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启动者毛泽东,举起了新民主主义旗帜,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站立起来了;20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的伟大倡导者邓小平,又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开始向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中国富强起来。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三大步,但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势必成为21世纪新中国的时代主旋。

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尺度的什么?决不仅仅是人均收入多少美元的简单量化指标,也不单单是物质技术方面的四化而已。在这里,需要确立现代历史唯物论和社会主体论的双重尺度:一是从社会机体的尺度实现生产力这一深层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的“现代新型市场──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新体制;二是社会主体的尺度,要确立现代化的民族精神,造就现代化的新型的人。

用这种现代化目标尺度来衡量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就可以发现转轨关键期中亟待解决的十大特殊矛盾:

(一)底子薄与任务重的特殊矛盾;

(二)人口多与耕地少的特殊矛盾;

(三)资源总量高与人均资源低的特殊矛盾;

(四)现代技术用人少与就业人口日益多的特殊矛盾;

(五)增长高速度与经济低效益的特殊矛盾;

(六)稳定、改革、发展的特殊矛盾;

(七)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的特殊矛盾;

(八)经济起飞与农业、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弱的特殊矛盾;

(九)经济高速增长与教育严重滞后的特殊矛盾;

(十)中国现代化大与人的素质低水平的特殊矛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中,改革开放的大潮把中国这只大船,推向了经济起飞、现代化起飞的新航道。这15年,大体上可以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开始走出了“左”的僵化模式束缚,进入了现代化重新起步阶段,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左右,可以说进入了经济起飞准备阶段;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体制改革进入了转轨关键期,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上升到10%左右,看来中国似乎已经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起飞期,并预示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的现代化起飞期。

要想抓住大机遇、求得大发展、迎接新世纪,就必须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为了使中国经济起飞期成为边连续20年的持续发展期、协调发展期,我们需要全面牢固的确立四大支点──新型市场经济、新兴乡镇企业、科学技术革命、人的素质教育。

新型市场经济──这是中经济起飞的第一个动力源和支撑点。依靠什么动力来加快发展呢?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自下而上,行政命令、外力推动周期阵式的国家强制动力论;另一种是内在自生、自然而然、广泛持久、均衡连续的市场竞争动力论。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解决上述问题走出了一着活棋、高棋、妙棋。从“破旧”的角度讲,这里点出了中国盘旋碾转的中世纪的主要症结,挖去了旧中国最根本的墙角;从“立新”的角度讲,这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埋下的第一块奠基石,给构筑现代新型社会形态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出发点;从“起飞”的角度讲,它是打破国家垄断、开展市场竞争、使企业外有压力,内有动力,推动科技、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加速器,又是使中国经济走向国际、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大大激发自身活力的起跑器。

新兴乡镇企业──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大启动器和活力源。中国有11亿多的人口,其中8亿在农村。迄今为止,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8亿农民、3亿市民”的农民国度,二元一体的经济结构中农村仍是大头。这就是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农民多而耕地少,人力资源过剩而资金资源短缺,农村剩余劳力剧增而城市就业机会极其有限──这巨大特殊矛盾,大大加剧了中国农业社会化、现代化的难度。正当中国农村现代化“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却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熹微曙光。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乡镇企业从江浙一带起源,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从娟娟细流,汇成滔滔洪流。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的产值,已经达到4500亿元,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8%,首次超过了传统农业、种植业在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此开始,中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半农半工”的特殊经济格局,已不完全是传统农业意义上的农村了。在90年代改革开放新阶段,发展乡镇企业进上步成为中国农民的主要脱贫致富之道,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之道,中国经济起飞之道。

科学技术革命──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火车头和助推器。中国经济起飞三翼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条路是走外延增长为主的传统老路,主要是以力取胜、以量取胜的传统道路──以高积累、高投入求经济经济增长的高产值、高速度;另一条路则是内涵发展为主的新型道路,主要是以智取胜、以质取胜的新型道路──以科技进步,适度投入求适度增长、优化效益。走前一条路,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最多做个蓬间小雀,房檐之间,扑腾几下,却很难远走高飞,争雄世界;走后一条路,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做一个展翅大鹏,扶摇几万里,,超越太平洋。要发展新型乡镇企业,要改变贫穷、落后、愚睐的农村状态,要走向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带头。现代市场经济,能否起飞,有无后劲?关键要看两头:一是看下头,有无坚实深厚的基础产业为之打底;二是看上头,有无现代高科技产业为之牵头。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富饶的土地,丰富的水产资源,是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农业启动成了主要致富之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蕴藏丰富的矿山、可供开发的能源等自然资源,成了致富之道的主要资源,工业劳动成了首要致富之途;而在现代社会文明时代,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主体资源,成了首要富源,科学劳动成了主要致富之道。科技进步之光,也就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希望之光,富国富民的普照之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现代第一生产力,也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人的素质教育──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主心骨和新能源。中国经济起飞,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关系全局、不可回避的深层矛盾,就是现代化的高目标与人的素质的低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复杂过程和双重难题。怎样解开这个死疙瘩,迈出第一步?走出迷宫、超越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把基础打在人的教育上,并且在人的素质教育上,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新路径。这条新路径的思想主旨,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主体先行论、教育先行论、带头人先行论──也就是说,以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带头人的素质教育为先导,带动整个社会现代化。中国古语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代的流行谚语“人才难得,人才关键”,“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全都可以极期鲜明地昭示着这个真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带头人的选择、培养与教育,由此带动一代中国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

中国经济起飞的四大支柱不是孤立的,而是两两一组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包含着相互补充的两种机制,加速发展机制与持续发展机制,新型市场经济加上新兴乡镇企业,构成了前期起飞的一对翅膀,主要是经济起飞的直接动力源和生长点。这是决定经济起飞初期的加快发展机制,主要影响当前经济的运行态势,增长势头,当前经济发展的势头能否高涨起来,首先要看这个加速发展机制能否运转起来。现代科技进步加上人的素质教育,构成了后期持续的一对翅膀,它们是经济起飞能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源和生长点。这是决定经济起飞后期的持续发展机制,主要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速度耐力、后劲问题。中国经济起飞的调整增长,是昙花一现,后劲不足,难以为继,还是厚积薄发,潜力无穷、势不可当?中国能不能保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发展?21世纪能否成为中国、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主要取决于前面的加速发展机制能否与后面的持续发展机制,有机结合,协调一体。

“从一滴水可以窥见整个太阳”。透过改革开放15年的创业史、开拓史、改革史这面镜子,不是可以突窥见中国现代化这条新路吗?

*本文为1994年7月18-20是在北京举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理论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经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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