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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1-0032-06
秘书监与著作郎，是中国古代职官体系中同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的职官，三国时期则是它们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对于二者的研究，传统都是从职官制度本身或史官制度的角度进行。如各相关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百官志》或《职官志》、《通典》、《历代职官表》等，均是从职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考述；而刘知几的《史通》等著作，则是以史官制度为切入点展开讨论。牛润珍的《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近几年研究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发展演变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就从三国时期史官制度发展的角度，对这个时期秘书监、著作郎等职的职掌、作用、隶属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制度研究，贡献颇多。
然而，从图书出版的角度对秘书监、著作郎等职的研讨，力度明显不够，将它们当成图书出版机构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或著作，迄今无见。200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瑞良的《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一书，其中也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官机构，并对它们在这个时期国家图书流通中的作用有所讨论，但主要是从“藏书管理机构”，而不是从“图书出版机构”的角度展开，且内容过于简略，实不足以说明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从图书出版机构的角度，将秘书监、著作郎等职，作为图书出版专职机构进行分析探讨，并通过从这个角度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三国时期图书出版发行的情况，及当时图书出版趋于活跃的原因。
一、曹魏的秘书、著作官
秘书监一职的设置，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设有秘书监一人，职掌图书保管及古今文字，并负责考订古今图书在文字方面的异同。因其所典掌的图书文字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故而称为“秘书”。其时之秘书监，还不是独立机构，其上级领导机关为太常，职能与东汉时期的东观类似，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主要是收藏东汉国家的藏书，与现实政治之间似无直接关系。其后，秘书监一职曾一度废罢，大概是由于桓灵时期政治腐败，国家政局动荡不宁，已无暇于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秘书监的再次恢复设置，则已经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其时三国鼎立已初现端倪。是年，曹操任魏王，在王府内设置秘书监一职，以原魏公府赞令刘颁、孙资为秘书郎，负责机要命令的撰拟。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主要目的当然不在于收集整理或保管图书典籍，而是以秘书监“典尚书奏事”，即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并撰拟机要命令，夺取了尚书的出令权，从而控制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的秘书监职能相当于后世的中书机构，是以杜佑认为此时之秘书监，“即中书令之任”[1]（卷26,P732）。因此，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所恢复的秘书监，其功能主要是通过秘书监“典尚书奏事”的方式，控制政治决策中枢。当然秘书监也典掌图书典籍，但那只是其附带职掌。很明显，这时候的秘书监仍不是专职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秘书监的名称、职掌一仍其旧，只是将刘颁、孙资所任之秘书郎改名为秘书左丞、右丞。同年十月，曹丕代汉建魏，改元黄初（220年）。魏朝建立后，曹丕下令改秘书为中书监，以刘颁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二人各加给事中。这样，刘、孙二人正式成为中书机构的首长，职掌中央中枢决策文书。中书监已成为曹魏中枢决策机构。这时候如果仍由它承担图书典籍的管理收藏，显然已经不太合适。因为就重要性来讲，后者显然不及前者重要、机密。因此，成立新的机构负责图书、秘记的保管，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在改秘书监为中书监的同时，曹丕还成立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1]（卷26,P733），专职负责典籍的收集保管工作。由于新置秘书监，与政治决策基本无涉而专职负责图书典籍，因此，可以认为曹丕新设之秘书监，才基本算得上专职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不过，这时候的秘书监，还未成为独立职官机构，而文属少府。其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大约在魏明帝景初（237-239年）前后，时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2]（卷13,P416）。王肃认为魏秘书之职，即东汉时期的东观，不宜仍隶属少府，此事载《初学记》卷十二秘书监条：“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从此秘书监就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
以上只是对曹魏秘书监设置、变化等情况的大致概述。欲明了其具体职掌，还必须对其组织机构、组成人员稍作详述。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初置秘书监时，置令丞各一人，主要职掌为“典尚书奏事”，其中秘书令当为秘书长官，丞为长官助手。有迹象表明，起先可能只有一丞，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才有左、右丞之分。据《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秘书丞条注：“文帝（曹丕）徵何祯，至为秘书郎，月余，祯因事，帝令向外曰：‘吾本用祯为丞，何故为郎？’按主者罪，遂改为丞。时秘书监尚未转，乃以祯为右丞。”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秘书丞原本只有一人，魏文帝曹丕本来欲用何祯为丞，“主者”却用为郎，文帝认为未尽其才，故而治“主者”罪后，将何祯由秘书郎改为秘书丞。由于原秘书丞并未迁转，故而只好任命何祯为右丞。又《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秘书丞何祯“康才如何？”则何祯所任为秘书丞，或者即秘书右丞的省称。这样，秘书监就由一丞，增加为左、右二丞。秘书监除令、丞为长官、副贰之外，尚有秘书郎、秘书校书郎等职。秘书郎一职，在东汉时，主要是在东观典校图书。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设秘书监时，即有秘书郎一职，时刘颁为郎。据《通典》，西晋时秘书郎的职掌为“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1]（卷26,P734）知曹操所设秘书郎及曹魏秘书郎职掌与此类似，由于秘书监长官主要参与中枢决策，故而其附带管理图书典籍的任务，具体就由秘书郎负责。至于秘书郎员数，《宋书·百官志》云：“郎四人，”《南齐书·百官志》则云“不著员数”，《通典》云“（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看来，秘书郎有定员四人，在西晋时是不成问题的。《宋志》言有郎四人，说的可能是晋定员以后，《南齐书》言“不著员数”，则未敢肯定。如所周知，任何职官机构从产生到成熟都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三国时期的秘书郎，起初极有可能并无固定员数，但随着其职能的发展，秘书郎员数逐步相对固定。到晋武帝时，终于定员四人，此后南朝也基本以此为准。秘书校书郎一职，两汉均有设置，属兰台、东观属官，西汉兰台及东汉东观，既是藏书地方，也是著述的场所。校书郎一职，主要就是在兰台或东观负责校雠图书。两汉校书郎，人员组成似也不确定，如“后于兰台置令使十八人（注：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可见组成人员并不固定，他官亦可临时充任。正由于此，两汉校书郎名称似不确定，即“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曹魏时正式定名为秘书校书郎，职掌当与两汉时类似，主要负责图籍的整理校订。附带指出一下，两汉时人多看重秘书校书郎一职，主要是由于它的荣誉性。该职晋、宋时似无设置。
曹魏时秘书监，主要是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及保管，作用性质与西汉兰台、东汉东观基本相同，属于国家文化事业机关，可以视为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由于秘书监所从事的职业对文化素养要求较高，因此能够到秘书监任职者，多为博学多识之士。如曾任职于秘书监的王肃、刘颁、杜挚、薛夏等人，均为饱学宿儒。是以，任职于秘书监所代表的崇高荣誉，仍为世人所瞩目。
尽管由于中书的崛起，使得秘书监远离了权力中枢，但仍无法完全脱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三年十月，魏文帝曹丕表首阳山为寿陵，作诏书、令曰：“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这表明曹魏秘书监仍负有保管国家诏敕政令副本的职责。在这一点上，它与尚书府、三公府的政治职能是一样的。再则，秘书监所负责的修撰、校正图书的职能，正是先秦时代史官政治职能的演变，与国家政治本来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注：参见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等文。见氏著《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1版。）也正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故而才有王肃上表论争秘书监官员的政治待遇（地位），《通典》卷二六“秘书郎”条注引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王肃上表认为应提高秘书监的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秘书监官员政治地位的的高低，是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重视与否的一个体现，可以反映“陛下崇儒术之盛旨”。
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除秘书监外，还要提到著作郎。作为专职的著作官员，著作朗、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为著作佐郎）也是国家出版编撰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郎一职，东汉时已有设置，其时国家图书尽在东观，故而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称为著作东观。当时入东观著作者，都是以他官兼领。如班固、傅毅著作东观时的职官为兰台令史，陈宗则以睢阳令，尹敏以长陵令，孟异、杨彪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入东观著作。可见，这时的著作官还未成为专门的职官，专职的著作机构尚未成立。曹魏初年仍未见专职的著作机构出现，其国家编撰机构一直由秘书监独力承担。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始置著作郎官一人，负责国史修撰，其上级领导机构则为中书省。从现有史料来看，这时的著作郎官仍是由他官兼领，如卫觊以侍中尚书之职受诏典掌著作。这种他官兼领著作官的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曹魏末年。如应璩在曹爽秉政期间，也是以侍中典掌著作。[2［（卷21,P604）那么，曹魏时期的著作官员与东汉时是否完全相同呢？我们认为，在以他官兼领而无独立职官机构这一点上，曹魏与东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曹魏的著作郎官职掌更为明确，即专门负责国史的修撰，这是著作郎官走向专职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
除著作郎以外，曹魏还设置佐著作郎，以副贰著作郎，协助著作郎工作。据《初学记》卷十二“著作郎”条云：“著作佐郎，魏置，常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可见，著作郎与佐著作郎为曹魏时著作郎官，由于隶属中书省，故而又称中书著作郎、中书著作佐郎。虽同为著作官员，著作郎与佐著作郎的工作却各有侧重。据《通典·史官建置》，著作郎主要负责撰写，而佐郎则“主广采博访”，主要负责收集史料，提供给著作郎作为撰写依据。著作郎与佐郎之间的这种分工合作，协调行动，有效地保证了修撰工作的质量。佐著作郎员数，西晋时八人，估计曹魏时也有八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曹魏已设有秘书监典掌图书文籍，为何又要设置著作官员？据《初学记》卷十二“著作郎”条：“魏晋之际，中书兼国史之职，史官在焉。故魏代王沉为中书著作郎。”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秘书监与著作官所掌之事均与著作图籍有关，但侧重点不同，中书兼修国史，具体承办人就是它属下的著作郎官，由于它专修国史，故而朝着专职史官的方向发展。而秘书监则重在典掌其他图书及诏敕政令等副本的收藏保管诸事宜，因此，与著作郎相比，其与现实政治依然保持着更多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强证。据《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注引《别传》：任嘏，字昭先，“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同书卷一五《司马朗传》载：司马朗曾上复五等爵等建议，裴注引《魏书》曰：“文帝善朗论，命秘书录其文。”凡此均可见，臣下行状及奏书文集等，秘书监均有收藏保管之责，而且常常是奉君主诏令行事。
尽管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旋涡，但秘书监、著作郎还是朝着日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文化色彩渐趋浓厚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做出较大贡献。曹魏时期在图书整理出版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秘书、著作官的相对独立是分不开的。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参诸同书卷二一《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可知《皇览》乃是儒家经典著作的汇编，其修撰乃是曹魏图书编撰出版业所取得一项重大成就，是一部能够反映曹魏图书出版水平的国家级项目。其具体修撰事宜，即由秘书监负责，据《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注引《魏略》：“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220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八百多万字，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煌煌巨制，由此可见曹魏图书出版业盛况之一斑。如此巨著，若非有秘书监这样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组织协调实施，要在短短数年之间完成，是很难想象的。曹魏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中经》的修撰，《中经》即由秘书监完成。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又《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引王隐《晋书》云：“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郑默所修《中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书为了解当时图书存佚状况有很大帮助。另外，荀勖于西晋时在此书基础上编《中经新簿》，在《新簿》中，荀勖使用的四部分类法也很有可能就是对《中经》分类法的沿袭。另外，大凡在著述方面作出突出成就者，几乎都有任职秘书监或著作郎的经历。如卫觊曾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2]（卷21,P612）。再如刘劭，除主修过《皇览》外，在法律、考课、音乐、辞赋等方面，均有大量著述，“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2]（卷21,P620），刘劭也曾担任过秘书郎。
二、孙吴与蜀汉的著作官
同时期的吴、蜀两国，由于相关的史料较少，情况不甚明了。但根据情理推测，也应该有类似职官设置，特别是孙吴，职官设置与曹魏存在更多的相似性。
先说蜀汉，蜀先主刘备，从小“不甚乐读书”[2]（卷32,P871），彭漾也曾讥骂其为“老革”[2]（卷40,P995）。然实际刘备对于经学还是知其一二，如他早年曾追随名儒卢植，在徐州时也曾向郑玄问学。而在入蜀以后，更是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对于“耆宿学士”备加礼敬，并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官，职掌文化教育。有记载表明，刘备对于图书文籍的收集整理也颇为重视。据《三国志》卷四二《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据同卷诸传，时来敏为典学校尉，孟光为议郎。另外，谯周在诸葛亮时曾任劝学从事，“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学》之属百余篇”。因此，我们认为，蜀国的图书编撰可能就由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劝学（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机构承担。
另外，有记载表明，蜀汉也设有秘书监之类机构，《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有云“后进文士秘书郎邵正数从（孟）光谘访，光问正太子所习读并性情好尚……”同卷《郤正传》“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杨、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幅，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郤正传》所载，不但有秘书机构，而且职官设置次序井然，有秘书吏、秘书令史、秘书郎、秘书令四个级别，从郤正所习均与图书有关，似可推知，蜀汉的秘书机构也参与了图书文籍的管理收集等工作。因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蜀汉的著作官员包括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官员及以秘书令为首长的秘书诸职，如果从不太苛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机构同时就是蜀汉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
东吴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这首先与孙吴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图书典籍的编撰整理收集有很大关系。如孙权就非常重视史学，他除了注重对吴国国史的编撰外，对于继承人和部属臣僚读书学史，也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再如孙休，少年时代即从射慈、盛冲等人受学，即位之后不久即下诏兴学，史言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2]（卷48,P1159）。除了统治者重视这一因素外，孙吴能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还与孙吴的图书编撰机构设置比较完备有一定关系。综考诸书，东吴职官设置，其中与图书典籍编撰出版有关者，有秘府中书郎、太史令、东观令、左右国史等。下面就依据相关史料，对这些职官略加分析。
（一）秘府郎、秘府中书郎：据《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载，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这是秘府郎。同书卷五三《薛综传附薛莹传》，莹“初为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孙皓……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综合二传，秘府郎人选以“文学”充当，因此当与图书文籍有关，秘府郎有可能就是秘府中书郎的简称。（二）太史令、太史郎中：《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附莹传》，载右国史华覈上疏，其中有云“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同书卷六五《韦曜传》（即韦昭）：“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祚，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综合二传，太史令之外，可能还有太史郎中，其职掌则是修撰国史。（三）东观令、丞：《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孙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又同书卷六。《周鲂传》：鲂子处，“亦有文武材干，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据《晋书》卷五八《周处传》：周处“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为无难督”。从孙皓所言及人职东观的要求可知东观令一职的设置，明显是沿袭东汉的做法，不但名称未作改变，就连职掌也基本相同。《晋书·周处传》言周处为东观左丞，与《三国志·吴志·周鲂传》所载为东观令略有不同，虽难以判定孰是孰非，但却透露出孙吴的东观不仅有东观令，而且有东观左丞一职，而根据其时职官设置一般规律，既有左丞，也应当设有右丞一职，至于令、丞之间，则有可能是长贰的关系。又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牧之在濡须，深以进取可图，而不敢陈其策，与侍中东观令朱育宴，慨然叹息。……”朱育官职是“侍中东观令”，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特点，“侍中”为加官，看来孙吴的东观令有时还可以加侍中参与中枢决策，这说明东观令一职在政治上也相当有地位。（四）左右国史：此职主要是为修撰吴国国史《吴书》而设置。从孙权末年至孙皓时，先后参与《吴书》修撰者有丁孚、项峻、韦昭（即韦嚯，陈寿修《三国志》时，为避司马昭讳，而改为曜）、华覈、薛莹、周昭、粱广等人。[2]（卷53,P1256）以上诸人或亡或黜，历久未成，最后实际由韦昭独自完成，但仍剩下述、赞等部分未就，韦昭即因事下狱被杀。其中韦昭、华覈、薛莹诸人，曾任左、右国史之职，有材料表明，左、右国史似不能独立成职，而一般用作加官，如韦昭在孙亮统治时期奉命修撰《吴书》，官太史令；孙休即位后，“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时昭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皓即位后，“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2]（卷65,P1462）华覈，“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其余诸人，在参与修《吴书》时，也都有不同官职。因此，左、右国史之职，当是领官或兼官，另外也有迹象表明，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这个加官或兼官。
三、三国秘书著作官在图书出版史上的意义与局限
以上是对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有关图书编撰出版机构的简略考述，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宁，三国之间军事斗争连绵不断，三国国内的政治风波也是不时或起，但三国的统治者并未因政治的动荡，就完全漠视礼乐教化，他们充分认识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2]（卷48,P1159）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于包括图书编撰、收集、整理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三国都设置有相对专业化的职官机构，如曹魏的秘书监、著作郎；蜀汉的儒林校尉、劝学从事等；孙吴的东观令、太史令、左右国史等，对各自国家图书文籍的收集整理、编撰出版，都程度不同的做出了贡献，象曹魏修撰的《皇览》、《中经》，孙吴的国史《吴书》等，都是较大部头的图书著作，它们的修撰完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修撰者个人努力的结果，但与秘书监、著作郎等图书编撰出版机构的组织协调也有关系。如孙吴史学家韦曙，修撰有《吴书》、《国语解》等史学名著，固然体现了他突出的史学才华，但他任职于东观，领左国史的经历，也是他完成这些著作的重要条件。因为韦氏修史所引据的大量文献典籍，并不是仅凭个人力量所能收集到的，而必然要参考东观、太史、秘府等国家藏书机构所收之典籍。
当然，我们也承认，无论是曹魏的秘书监、著作郎，还是蜀汉、孙吴的儒林校尉、东观令、太史令等官职，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它们还承担文化典籍事业之外的其它政治职能，有些机构、职官在某些特定时候，政治职能还远大于它在文教方面的职能。它们所负责保管、收集或整理的图书秘籍，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国家发布的诏敕政令，从而与现实政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从职官隶属关系来看，这些机构也很难完全摆脱与现实政治的干系。如著作郎一职，就隶属于中书省，中书机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央政治决策的核心所在。至于以秘书著作官员带侍中之类的加官，以参与政治决策的情况，也可表明这些官员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另外，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本身也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教化从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统治者对于图书的编撰出版传播，始终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样就必然考虑设置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三国时期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职编撰出版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分工的日趋细致化、专职化，三国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也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两晋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较之三国时期更为完备、成熟，正是这个发展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2003-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