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拒斥中国传统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又是在以往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哲学家的思维不仅必须探求哲学与导致其形成的现实世界的联系，而且必须探求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哲学同似乎是已经过去了的哲学之间的联系。每一世代在哲学方面所创获的成果，都作为哲学传统链条上的一环保存下来，并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接受这一份遗产，也就是掌握这一份遗产，因而它就成为新一代哲学家集中自己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定势的构成因素。一个对待历史和现实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哲学家，应该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既要继承哲学的传统，又要根据自己时代的精神将它推进到新的阶段。这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个想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接受和掌握传统哲学的遗产并把它转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他就不可能形成一定的哲学定势；而没有这种哲学定势，他就不可能以哲学的方式集中自己时代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哲学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传统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但是，历史上的哲学总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映和统摄着自己时代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展开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关系。因此，在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中总是包含着某些跨时代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因素。只不过这些因素在传统哲学中往往以胚胎、萌芽的形式存在着，离传统的源头越近就越是如此。我们继承和接受它们，是要在人与世界关系展开的当代水平上，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使它们得到发育、成长、充实和完善，以成熟、发达的形式出现在当代哲学中，并转变成为现实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最开放、最富有生命力的哲学。它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发展史中的一次革命变革，但它不是同以前的哲学传统没有联系，相反，它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集中了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产生的，同时，它还要随着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性展开，随着人类文明的总体性进步而不断发展。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从总体上把握我们时代的精神，而且要建立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紧密联系。中国哲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构成整个世界哲学史中的一个独特的巨大的哲学传统，有极其丰富的优秀哲学遗产。这些遗产对于当代的人们理解和处理自己同世界的关系来说，始终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源泉。要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决不能拒绝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决不能堵塞这个富有启迪意义的源泉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一些站在前沿的一流的科学家都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启迪意义。普里戈金认为，“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为此就要“把西方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完善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哈肯也强调，当我们研究复杂系统时，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强调的整体性的方法“变得至关重要”。看到这些西方科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所表现的积极态度，我们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中国传统哲学难道反而可以漠然不顾吗？
过去有一种偏见，即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除了伦理道德观念以外，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很贫乏，所以人们宁愿从西方哲学史中去寻找启迪，对中国自己的传统哲学反而投以轻蔑的眼光。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所涵盖的领域和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和十分丰富的。就以认识论思想来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就非常丰富。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如天人关系、主客关系、形神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知行关系等等，就逐渐受到哲学家们有意识的普遍关注，并引起哲学家们越来越热烈的研讨。对这些关系的研讨，涉及到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条件、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与方法、认识的内容与形式、认识的检验与评价、认识的目的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论观点。这些认识论观点虽然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形式，并具有与它们赖以产生的时代、历史关系相适应的特殊意义，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于人类认识的认识论研究的普遍的共性。因此，如果哲学认识论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它们的胚胎、萌芽。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不仅是为了理解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时代和历史关系之内的特殊意义，而且是为了从中发现对现代认识论研究，特别是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启迪意义的因素。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努力探索和开拓实现这种结合的途径。这对于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绝对必要的；同时对于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适应时代和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要求，也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