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错不成书”何以成为老大难——兼谈出版校对队伍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大难论文,成书论文,队伍建设论文,无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善本难索，错错错”
1992年，一位读者有感于“无错不成书”，填了一首词，词曰：“书情急，读者哭，满眼‘臭虫’，善本难索，错错错。”
何谓善本？《辞海》释义云：凡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称为善本。善本是历代读书人的至宝，也是历代编校家的追求。
《文心雕龙》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扉，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妄也。”可见，“字不妄”“句无玷”是著书立说的基础。正确地用字、遣词、造句，应当是出书的起码要求。
然而，确如本文所引的词中所说，时下要寻索“善本”，实在是一件难事。请看新闻出版署1993年以来5次检查图书编校质量的情况：
第一次查书（1993年10月至12月），抽查20家出版社1991年、1992年出版的23种图书。检查结果：优质品（差错率低于0.25/10000的）0种，良好品（差错率低于0.5/10000的）0种，合格品（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3种，不合格品（差错率超过1/10000的）20种，不合格率为87%。
第二次查书（1994年3月至4月），检查9家出版社出版的9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检查结果：无一合格，平均差错率为6.3/10000。
第三次检书（1994年8月至9月），检查新闻出版署查属出版社选送的32种图书。检查结果：优质品1种，良好品2种，合格品7种，不合格品22种，不合格率为68.75%。
第四次查书（1995年4月至10月），抽查35家出版社的35种图书。检查结果：优质品0种，良好品1种，合格品6种，不合格品28种，不合格率为80%。
第五次查书（1996年6月至8月），抽查15家出版社出版的30种教学用书和少儿图书。检查结果：优质品5种，良好品0种，合格品9种，不合格品16种，不合格率为53.33%。
4年时间5次查书，总共检查了129种图书，优质品、良好品加起来，仅仅9种，还不到被查图书总数的7%，而不合格品却多达95种，占被查图书总数的73.6%。
如果把“优质品”、“良好品”作为“善本”的标准，善本不是太少、太少吗！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出了问题
新闻出版署十分重视图书的文字质量。早在1992年就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试行），对图书的文字质量提出了量化要求，把1/10000作为图书差错率的上限，并对不合格图书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不仅如此，从1993年到1996年，新闻出版署还组织了两次图书质量普查和5次图书质量抽查。新闻出版署历次主办的国家图书奖，都把图书文字差错率不超过1/10000作为评奖的基本条件。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增强出版者的质量意识，对于提高图书的文字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遗憾的是，“无错不成书”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致成了我国出版业的老大难。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有三个重要环节：编辑、排版、校对。这三个环节，又是图书生产工艺流程中的三个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工序。编辑是首道工序，是图书文字质量保障体系中的基础工序。后续工序是排版、校对，这两道工序是交叉进行的，编辑也参与校对。这样，就形成了图书质量保障的连环体系。按照图书出版规律，对编、排、校三个环节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编辑工序要经过“三审”，质量要求是“齐、清、定”；排校工序要经过“三校三改”，质量要求是“消灭一切差错”。应当说，这个体系是相当严密的，“无错不成书”的现象是不应该出现的。
造成“无错不成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编辑环节的问题主要表现是：三审制没有严格坚持，编辑加工粗放。这样，就在原稿上留下许多错漏。历次查书发现的差错，十有七八出在原稿上，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排版环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排版（录入）人员文化水平偏低，排版差错率高，改版准确率低。按照印刷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一校样上的排版差错率上限为20/10000，而实际排版差错率大大高于这个标准。
校对环节的问题尤为严重，是三个环节中最薄弱的环节，其主要表现有四：（一）约有1/3的出版社没有校对科室，没有配备专职校对人员；（二）编校人员比例严重失调，校对人员严重不足；（三）校对人员任职条件偏低，校对队伍整体素质偏低，高级校对人才缺乏；（四）校对质量管理粗放，缺乏有效的质量保障机制。
由此可见，解决“无错不成书”的治本之策，是加强编、排、校队伍建设和建立编、排、校质量保障机制。
校对队伍现状令人忧虑
全国出版社校对队伍的现状，是令人忧虑的。
1995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研究委员会，采取书面调查方式，对全国出版社校对队伍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发出调查表500张，收回264张，其中14张因填写项目不全而作废，有效调查表250张。校对研究委员会对250张调查表进行了统计，得出如下6项数据：
1.250家出版社，已建校对科室的117家，占70.8%，其中有20家虽有校对科室建制，但只配备一两名校对员，因而形同虚设，这样，未建校对科室的出版社，实际上超过出版社总数的1/3。
2.250家出版社，共有编辑8589人，而校对员仅有1042人，编校人数的比例为8.2:1。
3.由于编校人数比例严重失调，校对任务总量超过校对员实际承担能力的2.3倍，70%以上的校对任务依靠缺乏专业训练的社会力量。
4.1042名校对员中，技术副编审仅30人，占3%，一级校对（中级职称）也只有323人，占30.9%，三级校对、二级校对及未评定职称的多达689人，占66.1%。这表明，我国出版社校对队伍是一支以初级校对为主的队伍。
5.30名技术副编审中，中央及国家部委出版社占15人，26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有技术副编审。这表明，多数省、市、自治区和绝大部分出版社没有高级校对人才。
6.校对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1042名校对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仅144人，占14%；具有大专学历的502人，占48%；高中及初中文化程度的396人，占38%。
上述6项数据表明，我国出版社校对队伍的现状是：人数过少，素质偏低，任务繁重。显然，这样一支校对队伍，与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极不相称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在指导思想上存在误区，相当普遍地轻视校对工作。不少出版社的领导人，对校对工作存在着错误认识，认为“校对是字对字的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少出版社撤销校对科室，裁减校对人员。有些出版社根本就不设校对科室，或者推行编校合一，或者依靠社会力量校对，有的甚至把分派校对任务当作本社职工福利待遇和扶贫措施。这样，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校对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相当薄弱。
2.长时期来，校对科室归属出版技术部门。这种体制抹杀了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1952年10月，国家出版总署颁布的《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把校对机构归属于编辑部，将校对的职务名称叫做“校对编辑”，正确地反映了校对的本质属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对忽然变成“技术性”工作，校对科室忽然变成技术部门。由于体制上的改变，校对人员的任职条件随之降低，终于导致校对队伍整体素质的日益下降。
5.一度风行出版界的“编辑经营责任承包制”，实行集编、校、印、发于编辑一身的所谓“一条龙”，不仅使编辑室名存实亡，也使校对科室遭到瓦解的厄运。这种所谓“改革”，违反了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近来又出现名为“二级核算”实为编辑室承包，将校对部门解散，将校对人员分散到各个编辑室。这种做法，必将造成校对质量的进一步下降。
4.由于校对地位低，待遇低，职称设置不合理等等政策上的原因，校对员普遍不安心校对工作，致使校对队伍很不稳定。
必须加强校对队伍建设
上述情况说明，解决“无错不成书”的治本之策之一，就是加强校对队伍建设。
要加强校对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必须走出“校对是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这个误区，正确认识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校对摆到出版工作中应有的位置。
出版物是一种思想、文化载体，其作用在于将负载的思想、文化传递给读者，从而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出版物又是一种思想、文化贮体，其作用在于文化积累，从而实现代际承传和文化继承的目的。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最重要的条件是“保真”，即准确无误，完整无缺，所以，“保证一字不错”（毛泽东语）应当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列宁语）。在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校对这个环节处在编辑后、印制前文字质量最后把关的位置。编辑的疏漏，排版的疏漏，都可以通过校对来修补完善，而校对的疏漏，就无可挽回地造成书中的差错。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最重要的出版条件是：保证校对得很好，做不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出版。”
校对是从编辑中分流出来的，这是出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校对从编辑中分流出来后，其本质属性与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从本质上讲，它依然是学识性、文字性的创造性劳动，依然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
今年2月，新闻出版署于友先署长在一封谈论校对工作的信中（编者按：见本期第5页），阐述了三个重要观点：（1）校对是图书质量保证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削弱了，图书质量保证体系就很难实施奏效；（2）出版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出版社的基础管理，改来改去把校对给“革”掉，那不叫改革。重不重视校对，直接反映出版社的内部管理水平；（3）校对是一门大学问，是出版工作中的一个独立专业，编校合一违背出版规律。这些观点阐明了校对的性质、任务，阐明了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阐明了校对在图书质量保证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建立校对机构，配备专职校对，培养校对人才，是现代出版生产的客观需要。
我以为，1952年国家出版总署在《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中，将校对归入编辑系列，建立校对编辑机构，是加强校对工作的可行办法。
出版界有些人提出“校对社会化”，但对“社会化”的理解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有的人认为：依靠社外力量校对就叫做“社会化”。有的人认为：社会化是一种社会分工专业化现象。我赞成后一种理解。我以为可以试行组建书刊校对服务实体，独立于出版社之外，为出版社提供有偿服务。但是，这种实体（国外还有编辑事务所）应当是专业水平很高的，创办这种实体应当有资格认证，并且通过“校对合同”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为把校样撒到社会上去就是社会化，是不正确的。
校对工作量是由编辑发稿量决定的，因此，校对人员的配备应当与编辑人数保持合理的比例。
根据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的测算，一个校对员只能承担三个编辑发稿的校对任务，编校人数的科学比例应为3:1。50年代的“人民”、“科学”、“人民文学”等出版社都是这样做的。当前，编校人数的比例不应低于5:1，因为只有做到5:1，才能保证终校和通读检查这两道质量关由专职校对来把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三校一读”是保证校对质量的基本制度。
一般图书不应少于三个校次，最后再进行一次通读检查，确认没有差错后才能付印。特殊图书还应增加校次，以确保出书质量。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规定差错率不超过1/10000为合格品的标准，是对图书进入市场的一项质量检测标准，不是对校对职责的要求。校对的职责是：把一切差错消灭在出书之前。
为了保证图书的校对质量，还必须建立校对责任制和责任校对制。
校对责任制，即对各个校次和通读检查规定量化的质量标准。责任校对制即在“三校一读”基础上由专人对校对质量承担最后责任的制度。责任校对不是一人包揽三校一读，实践证明集体交叉校对优于一人包校。责任校对应当参与集体交叉校对，但其主要职责是：在各次校样上进行技术整理，并协助编辑解决各个校次对原稿的质疑，排除原稿遗留的各种差错。
从校对队伍的长远建设来看，要着力培养中高级校对人才。
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要求建立一支文化素质比较高、心理素质比较好、校对技术过得硬的校对队伍。校对队伍同编辑队伍一样，也要讲究人才结构，没有适当比例的高级校对人才的校对队伍，是不健全的队伍。要培养高级校对人才，就必须为高级校对人才脱颖而出创造客观环境，包括提高校对人员的待遇，提供校对人员深造的条件，合理评定校对人员的职称。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曾经建议：将校对职称并入编辑职称系列，改称校对编辑，与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并列。我以为，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既反映了校对工作的本质属性，又有利于校对队伍的稳定和高级校对人才的成长。
鲁迅早就指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在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的同时，加强校对队伍建设，并且建立编、排、校质量保证体系，解决“无错不成书”的问题，当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