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同中国古代哲学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表现在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向中国；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一改传统的态势，跨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儒、释、道并用或儒、道互补等论断显然已不再适用于20世纪的中国哲学，我们必须研究它的特殊性，作出新的概括，得出新的结论。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格局
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两次对中国哲学颇具影响的重大事件，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另一次是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在体制方面已经走出了中世纪；而新文化运动比较彻底地清理、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标志着中国在思想方面开始走出中世纪，跨入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口号无疑有偏颇之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口号的提出恰恰是中国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它表明，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开始以清醒的、批判的眼光审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勇敢地探索中国哲学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非是对儒家文化价值的全盘否定，其目的在于清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承认，这一运动的确有许多形式主义的缺点，但这是前进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因此，绝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轻率地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那种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文化断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首先推翻了旧式儒学在思想界的权威，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他们倡导白话文，找到了表达新思想、新内容的新形式；他们高扬科学与民主，拒斥封建专制主义，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达到了新的水平。正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旧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传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儒家思想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实证哲学的发展方向。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实证哲学的传统，它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且传入的时间很晚。在西方与人本哲学相对峙的实证哲学思潮，直到19世纪中叶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严复曾介绍过英国实证论者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的某些观点，梁启超、王国维也曾介绍过实证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材料，但他们都没有确立实证论的哲学信仰。真正把实证哲学引入中国的还应当从胡适算起。他在美国亲炙于杜威，接受了实证哲学的一个分支——实用主义。回国后，他撰写长文《实验主义》，发表在《新青年》上，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哲学。他还请杜威到中国讲学，讲学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杜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作了数十次演讲，影响之大，波及全国。胡适以实证哲学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发起冲击，宣传科学思想和人权观念，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骄子。胡适那时之所以暴得大名，除了他的才气以外，恐怕主要得益于时代的需要。正如艾思奇所评论的那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价值，可以说远不及他的‘拿证据来’的实验主义精神之价值。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胡适在当时之能成为得意人物，不是因为有什么系统的大贡献，也不是如某人所说，能给中国人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罢了。”（《艾思奇文集》，1版，第1卷，6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这可以说是一种中肯之论。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知识界追求真理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唯物史观引入中国以后，迅速地传播开来，其思想影响很快就超过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哲学思潮，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李大钊。1919年2月， 李大钊帮助《晨报》改版，增设“自由论坛”、“名著介绍”等专栏，开辟宣传唯物史观的园地。同年5月， 他又在《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配合五四运动宣传唯物史观。1919年9～11月， 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绍述了唯物史观。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以及社会革命论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的后半年，全国各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达二百多种，出版的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有数十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再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实证哲学思潮，都采取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消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现代新儒家与此不同，它采取维护传统哲学中的积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我们仅仅抓住这种不同，便把现代新儒家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显然是不合适的。诚然，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对实证哲学思潮都有所批评，但他们并不反对倡导科学和民主，并不反对白话文运动，并不否认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现代新儒家的开山梁漱溟清醒地认识到，守旧派一味株守旧学是无济于事的。他说：“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指陈独秀——引者注）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版，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1987。）在梁漱溟看来，儒家思想必须善于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才能走出困境。这一点也是所有现代新儒家的共识，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吸收、融会西方哲学，试图建立融通古今中外思想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援西方哲学入儒”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这一点说明：现代新儒家虽然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但他们同顽固不化的守旧派有原则的区别。
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期，中国现代哲学格局已明朗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或称文化保守主义）、实证哲学思潮（或称自由主义思潮）竞长争高的局面。以胡适为开山的实证哲学思潮发展到鼎盛阶段，出现了以丁文江为主将的科学派。 到30 ～4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学派已不再走红。但实证哲学提出的中心议题即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仍然引起相当多哲学家的理论兴趣，出现了张东荪的《多元知识论重述》、金岳霖的《知识论》等知识论方面的哲学专著。他们的理论研究弥补了中国传统的薄弱环节，甚至有的成果在世界哲学论坛上达到了前沿水平。李大钊首次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逐步实现了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涌现出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和领袖人物。梁漱溟开启的现代新儒家思潮也绵延不断，继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第一代新儒家之后，张君劢、钱穆、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活跃在港台论坛之上，在世界范围之内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
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哲学、新儒家哲学可以说都是在20世纪产生的新哲学。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变革，都有其存在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是，三者在中国现代哲学论坛上的地位毕竟有主次之分。
实证哲学思潮在五四时期一度在哲学论坛上执牛耳，发挥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思想营垒发起攻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之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高扬实证哲学精神，对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口诛笔伐，也占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由于中国的实证哲学家习惯于用借来的语言说话，在理论上缺乏创新之处，故而不能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理论需要。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实证哲学很快便在思想界被挤到了后排。到了30年代，实证哲学已显出颓势，很少再有人问津。贺麟在分析实证哲学趋于衰微的原因时说：“由于实验主义者重行轻知，重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故其在理论上乏坚实的系统，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在他们的目光中，一切都是假设，随时可以改变。所以其理论是消极的破坏的意义多，积极的建设的意义少。理论和行为，都缺乏建设精神。”（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版，66～67页，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这番话可以说触及了实证哲学的致命伤。
尽管现代新儒家哲学思潮有传人，然而始终没能形成强有力的思想运动。它只不过是一些学者的理论探索而已，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认同。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无法同实证哲学思潮相比，因为实证哲学思潮至少在五四时期轰动一时， 而新儒家思潮从未发生轰动效应。 熊十力在40年代深感“茫茫斯世，知我者希”，“孤冷到极度，不与世谐和”。50年代以后，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世界再倡新儒学，也未能改变“儒门清淡，收拾不住”的局面。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对传统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敬意，一方面对科学和民主以及现代的经济制度表示欢迎，然而没能将这两方面很好地统一起来。他们希望能够从传统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民主等新的外王事功来，可是找不到二者的结合点。他们为了走出理论困境，费尽心机，提出“三统”说、良知“自我坎陷”说、“暂忘”说等等，但在理论上都经不住推敲。
无论是实证哲学思潮，还是新儒家哲学思潮，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欠。实证主义者批判传统哲学走过了头，表现出全盘西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现代新儒家力图推进传统儒学的发展，但始终摆脱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结，因而无法把传统的价值体系同现代的价值体系贯通起来。由于各自的理论缺欠，这两种哲学都无力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最迫切的时代问题，而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解决的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思想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因为它切合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需要，便在中国迅速地得到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进一步介绍唯物辩证法，第三次是30年代系统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三次高潮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1935年，有一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家孙道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评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辩证唯物论近二十年来传入中国以后，马上风靡全国，深入人心；它的感化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它的熏染，马上都会变成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与它比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在传入中国的同时，就开始了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危机之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把它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没有把它看成一般的哲学学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时期，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时期。中国人出于实践的需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相结合，已经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辉煌的理论思维成果，它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们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否认实证哲学和新儒家哲学的理论价值。无庸讳言，三大哲学思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就能在与实证哲学、新儒家哲学的对话中得到锤炼，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实证哲学或新儒家的哲学立场，但可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实证哲学家宣扬“全盘西化”无疑是错误的，但他们开放的文化心态却是健康的，可以纠正那种夜郎自大的偏狭心态；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是不足取的，但他们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并没有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吸收他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为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开创现代中国哲学的新局面。
三、发展契机和未来走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中国哲学正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其发展显然离不开实践基础；倘若没有充分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我们找到了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必然促进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总结概括实践经验，论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哲学基础，回答新形势下提出的新问题。
其次，世界局势的巨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发展的机会。自1989年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急剧变化，东欧和苏联相继改变了社会政治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落入低潮。面对这种巨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因此而动摇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这种巨变向我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也向我们提出了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任务。东欧和苏联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勇敢地迎接挑战，抓住发展机会，尽快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完善，为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日走出低谷，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现代中国哲学应该把握发展的契机，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面临着新的飞跃。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微处理器的运用以及电脑的普及，部分地代替了人们的脑力劳动，提高了某些脑力劳动的效率。网络技术加快了信息的传递，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地球村”。这种变化促使人们越来越认同于注重普遍的有机联系的世界观。生物工程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和工业面貌；“白色农业”有可能取代传统的“绿色农业”；小小的生物反应塔有可能把整个庞大的石化工业挤出历史舞台。生命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哲学思考方式。西方那种“征服自然”的观念业已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中国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切都充分地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或者说现代中国哲学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可以断言，发端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哲学在21世纪仍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哲学应该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见，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葆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的中国哲学将出现在新的世纪。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对中国哲学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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