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制造业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L69，014，R1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1)06-0053-014
一、引言
从直观的感性认识上看，产业集聚实际上包含了两类经济学现象。一是从大区域范围看，非农产业(特别是可贸易的制成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块特征，某些区域布满了非农产业，而大部分区域则经济活动与人口分布稀疏。如从太空中看地球的经济活动分布，则北美洲、欧盟与东北亚的少部分区域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集中地；而在中国，1978年以来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集中的区域。二是从小区域范围看，集聚体现为城市与农村、大型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差别及其效率差异。基于这些经济现象，本文将产业集聚归类为两类：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外已有的产业集聚文献还没有做出如此的分类。促使我们做出这样分类的另一动机是，这两类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大区域范围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是新经济地理学，其产生的空间外部性是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Fujita and Thisse，2002)，目前这一理论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小区域范围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是城市经济学，其产生的空间外部性是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Fujita and Thisse，2002)，但其微观基础还远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鉴于产业集聚的分野是清晰的，本文的目标是对现有国内相关实证文献做出分类与评述，具体内容包括大小地理范围集聚的现状及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同时，小地理范围集聚的微观理论基础目前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对小地理范围集聚形成机制的实证没有进行相应的文献综述，况且国内这一类的文献也相当少见。在进行文献梳理的同时，更多的工作是阐述中国现阶段产业集聚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我们力求以“用故事叙述引领读者了解中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及其影响”为原则，而不单纯以数据或模型证明中国产业集聚存在为目标。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性地分析了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状况，第三部分给出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是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国内实证文献的总结及其今后研究的展望，第五部分为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描述性证据，第六部分是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框架及其文献综述，最后是全文的结论。
二、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演变的描述性证据
本部分主要从地区与省级层面上阐述1998-2007年这十年来制造业空间集聚与转移状况，需要说明与事先交代的情况如下：
1)我们对于国内各地区的划分是：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省)、京津地区(北京与天津市)、北部沿海区域(山东与河北省)、东部沿海区域(江苏、上海与浙江省)、南部沿海区域(广东、福建与海南省)、中部区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省)、西北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西藏、新疆与青海省)、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这一划分依据详见国家信息中心(2005)。
2)时间节点上，我们选择以2004年为界，认为改革开放至2004年是产业集聚加深的时期，2004年至今是产业空间扩散的时期。做出这样的划定，是基于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
3)这里的计算指标与数据均是作者本人计算得到的。不引用他人文献中数据的原因是：一是本人计算的结果与其他作者大致相同，二是这里数据最近时间是2007年或2008年，能恰当地反映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最新进展。
4)各地区和省份的制造业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最近解密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
本文的一个重要叙述目标是2004年成为沿海地区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分水岭。在2004年以前，沿海地区成为产业集聚的空间优先位置的内在机制基本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沿海地区政策倾斜、接近国外高收入市场的优越地理位置(金煜等，2006)、本身所具有的高人口密度(范剑勇，2004a)、中西部劳动力流入扩大了市场规模(范剑勇等，2004)、中西部地区资本的流入(郭金龙等，2003)。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累积循环机制使得沿海地区市场规模与空间效率呈现出“滚雪球”式的上升趋势，产业空间分布呈现出较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甚至城市体系空间分布也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许政等，2010)。
图1 1998-2007年八大地区产业份额演变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历年)的计算。
但是自2004年以后，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趋势出现了逆转。尽管学界还没有得出一致公认的实证结论，但我们认为以下几个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1.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非贸易品价格特别是土地等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上升，这表现近十多年来沿海地区房价急速上升；2.1998年以来逐渐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同时禁止非农建设用地指标的跨省交易，极大地限制了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大型城市发展非农产业的用地需求，这迫使沿海地区地价快速向上蹿升。①
图2 1998-2007年制造业集聚前七位省市的产业份额演变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历年)的计算。
在上述故事背景下，我们提供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有代表性的描述性证据，并以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中的增加值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就计算结果来看(见图1、图2)，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份额②在考察期间始终处于最高的水平，占据全国26.7%～30.3%的份额，其次为南部沿海地区，其产业份额占据全国19.2%～21.5%的份额，接下来依次为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其他四个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京津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产业份额为最低，均在7.4%以下。需要指出的是，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与北部沿海地区产业份额之和在1998-2007年期间达到62～67%，在1998、2004、2007年时点上的值分别为62%、67%、63%，因此，这三个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我国制造业的中心地带。但是，上述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布结构在2004年开始发生改变，制造业开始向北部沿海与中部地区扩散。
我们以图2所列的制造业最为集中的7个主要省市情况为例。处于产业份额“不断下降”的省市是广东省与上海市；而制造业份额处于“先上升后下降”变化趋势的省市是江苏与浙江省，其拐点大约都在2004年；制造业份额处于“先上升后不变”趋势的省市是山东与福建省，其中山东省的制造业份额从1998年的9.6%上升到2005年的13.8%；制造业份额处于“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的省份是河南省，其拐点是2004年，从3.8%上升到2007年的5.7%。
至此，从八大区域层面上看，制造业在1998-2007年期间各省份间的空间分布变化是以2004年为拐点的。在1998-2004年期间由于浙江、江苏与山东省的制造业份额不断上升致使制造业总体上呈现出集聚的趋势，但在2004-2007年期间由于广东、江苏与上海的产业份额下降，使制造业总体上呈现扩散与转移的特征。
三、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工资关系的实证分析框架
本部分延续产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思路，讨论如下内容：第一、将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收入关系的通俗含义表达出来；第二、除了地区收入简单地用工资予以衡量外，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通常以何种指标进行衡量？上面两层关系构成了本部分的主要内容与综述的切入点。
(一)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通俗表达
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通常是指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较大地理范围内的不平等分布，其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通过这种不平等分布产生的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起作用。一般来讲，货币外部性大小取决于供需双方交易的密度与频度、交易成本的节省状况，而交易成本的节省又取决于地理空间位置、基础设施状况等有形因素与制度、文化、习俗等无形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出发点是采取了规模报酬递增假定(Fujita et al.，1999，第4章；Helpman and Krugman，1985，第6章)。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递增，认为一个制造业厂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只生产有差异化的某一类子产品(variety)，在这一子产品中，该厂商的生产体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二是地区层面上的规模报酬递增，它是由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假定结合产生的(见下文)，如果某地区集聚的制造业产品种类数越多，则该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规模报酬递增越明显。新经济地理学另一个主要假定是制成品的跨区域流动具有运输成本(通常被刻画为“冰山成本”，Samuelson，1954)，如果一单位的某种商品从r地区运输到j地区后，只有1/T[，rj]单位的数量到达(T[，rj]大于1)。在这两个假定条件下，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制造业厂商在空间上的地理集中产生的机制是：在地区间的运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造业等先进部门的技能劳动力跨区域间流动成为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Krugman，1991)。在这种机制下，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即地区层面上的规模报酬递增)实际上是内生的，它是由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递增、制成品跨区域流动的运输成本、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等三因素决定的(Fujita et al.，1999，第4章)。
我们现在描述由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产业集聚机制(Fujita et al.，1999，第4章)。假定存在资源禀赋相似、偏好相同的两个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在地区间相互流动。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在某一时点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稍微领先于内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以下两种力量推动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见图3)：一是由制造业前向联系产生的价格指数效应，通俗地讲，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具有这一效应就是看其“配套产业”是否齐全。二是由制造业后向联系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俗称“市场规模效应”或“地区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先看价格指数效应，制造业内部具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同一个区域，则能减小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和运输成本，共享知识外溢等好处，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进而降低整个制造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指数，提高了生产效率。如果沿海地区在期初的制造业领先于内地，则内地厂商可能会预期在沿海地区存在价格指数效应，内地厂商纷纷转移至沿海地区进行投资。同时，由于沿海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较低、制成品的差异性也较强，工人的实际工资高于内地，此时内地劳动力也向沿海地区迁移，于是扩大了沿海地区的市场规模，这一市场规模的扩大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或“市场规模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作用下，原本初始状况差异不大的两地区，在上述集聚力量发生作用下，内地的制造业将逐渐萎缩，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将扩张。同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价格指数效应是由制造业前向联系所引起的，市场规模效应是由制造业后向联系所引起的。
图3 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内在机制
从上述集聚机制叙述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制造业等先进部门能否集聚起来，关键取决于其集聚的力量大小，而后者又取决于厂商与技能劳动力流动等因素。一个地区具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较大的“市场规模”，就是本文所言的货币外部性。
我们进一步探讨，货币外部性通过怎样的中间机制来影响工资水平？而劳动力流动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来影响货币外部性？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货币外部性都是通过怎样的中间渠道来影响工资水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通过构造一个真实市场潜能指标(Real Market Potential，简称“RMP”)来完成(详见下一部分的阐述)。
(二)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工资水平之间关系的模型表达
这里将从需求、供给两个部分论述一个理论框架。使用Dixit-Stiglitz-Krugman的垄断竞争模型(Fujita et al.，1999，第4章)，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推导过程请参考原书。
1.需求角度
上面的等式显示出一个地区的工人在均衡时所能获得的工资受等式右边的真实市场潜能影响。至此我们从理论上建立起真实市场潜能和工资之间的关系。现有关于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研究无不源于式(2)，如范剑勇和张雁(2009)、刘修岩等(2007、2008)。
四、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工资差异：基于经验研究的综述
(一)真实市场潜能的地区差异
利用式(2)和1997年区域间贸易流量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各地区之间的真实市场潜能(见表1，范剑勇等，2010)。结合上一部分产业分布状况，我们更易理解真实市场潜能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平均真实市场潜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分别达到0.072、0.055；第二层次是京津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分别为0.032、0.028；第三层次是中部地区，达到0.024；第四层次是东北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在0.019左右。同时，根据真实市场潜能的来源可以分为区域内部城市自身需求、区域内部其他城市的需求、国内其他区域的需求与国外需求四个部分，从绝对值与比重来看，本地区其他城市的需求占据了该区域总真实市场潜能的主要份额。
从总量上看(表1)，国内八大区域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第一层次是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体现在该区域内中心城市、本地区其他城市的需求引致的真实市场潜能充足，在这两个沿海地区形成了显著的集聚效应。第二层次是北部沿海地区与京津地区，对于京津地区，北京仍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天津在1997年作为北部经济中心没有体现出来；同时，北部沿海地区内部其他城市需求引致的市场潜能过小，只有0.015，显著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或南部沿海地区0.04左右的水平，因此，这一地区内部地级城市间的体现为分工、协作、配套的集聚效应还未形成。第三层次是中部地区，略低于北部沿海地区与京津地区，但高于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这一地区城市自身需求引致的市场潜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只有0.00437，其比重也是17.3%的最低值，因此该地区内大型城市发展得极不充分；而最体现集聚效应的本地区其他城市需求引致的市场潜能也显著低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但与北部沿海地区持平。第四层次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其货币外部性在0.017～0.019之间，大型城市发展水平的自身需求引致的市场潜能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衡量地区内部本身的集聚效应——本地区其他城市需求引致的市场潜能也是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只有在0.009～0.012之间。
(二)真实市场潜能与地区间的工资差异
从前面叙述中可以看出，尽管在2004年开始省份之间的产业已经发生空间扩散，但沿海地区仍然是产业分布的中心区域。这里延续前面的描述性证据与理论机制，继续以故事形式提供产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水平的经验证据。这里的叙事线索与主要内容包含：首先从市场潜能定义、计量方法、计量结果大小等方面综述已有的新经济地理学文献；其次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论，提出今后研究的展望。
1.不同的市场潜能定义
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讲，国内尝试应用式(2)进行实证的文献仅有以下4篇，分别是范剑勇和张雁(2009)、刘修岩等(2007)、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与Hering and Poncet(2010)，详见表2。其中范剑勇和张雁(2009)与Hering and Poncet(2010)均借鉴Redding and Venables(2004)的方法，在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测算各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而刘修岩等(2007，2008)使用Harris(1954)定义测得名义市场潜能来代表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水平。③真实市场潜能与名义市场潜能的差别有两点：一是名义市场潜能定义中的距离指数为-1，而真实市场潜能定义中的距离指数是通过贸易引力模型中回归得出的，一般在-0.5至-0.9不等；二是名义市场潜能没法包括地区的价格指数与替代弹性，而真实市场潜能可以从严格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推导出来，包括了地区价格指数与类似产品间的价格替代弹性系数，因而名义市场潜能的公式由来是直观的、没有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的。
这里需要对范剑勇和张雁(2009)与Hering and Poncet(2010)得出的真实市场潜能计算方法作一比较与说明。虽然两篇文章的方法均源于Redding and Venables(2004)，但是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数据来源。范剑勇与张雁的贸易数据来源于2005年出版的199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它将中国分为8大区域和17个行业，贸易的数据是分行业区域，因而是双向的。Hering and Poncet(2010)的数据是1997年23个省贸易数据，其缺陷是贸易数据是单向的，没有分行业的贸易数据，同时各省份数据中没有每个省销往国内其他各省的贸易流量数据。她们采取Wei(1996)方法，省内自身贸易数据值是从该省总产出值减去该省总出口值(含出口到国外与省外)，而出口到省外数据又是从对外经贸部的相关不公开数据间接估计得出的。鉴于Hering and Poncet使用的数据多为估计的，误差也更易产生。
第二，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得出的真实市场潜能差异。真实市场潜能计算的基础是距离与边界效应的估计系数，Hering and Poncet(2010)得到的边界效应的各省之间隐含等价关税税率为54%，这一税率水平相当于早期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因而她们提出中国国内有走向“非一体化”的危险。范剑勇得出的边界效应的隐含等价关税税率为28%，远低于前者水平。
2.不同的计量方法
鉴于市场潜能与工资水平(不管是城市工资还是微观调查得来的工资收入数据)之间存在联立性或变量缺失性内生性问题，市场潜能系数的偏误可能是难于避免的。上述文献均考虑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刘修岩等(2007)与Hering and Poncet(2010)均采取了工具变量法，且工具变量均为每个城市到其他城市之距离的倒数和，因为每个城市的距离倒数之和相对于该城市工资水平来说是外生的，而相对于该城市的市场潜能来说，其隐含了固有的地理因素。需要说明的是，Hering and Poncet(2010)的距离处理方法更加严密，她们将全球分为11700个方块，其中的条件是含有每公里面积上有2人以上的城市才被列入“其他城市”。刘修岩等(2008)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动态一阶自回归进行二步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范剑勇和张雁(2009)没有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将真实市场潜能滞后1～2年、或者将真实市场潜能进行按其来源分开来检验，或者进行省份的固定效应控制。
3.不同的计量结果
上述四篇代表性论文得出的市场潜能系数迥然不同，其中以名义市场潜能得出的系数达到0.6～0.9不等(刘修岩等，2007，2008)，而范剑勇与张雁得出的真实市场潜能系数也高达0.22～0.32之间不等，Hering and Poncet(2010)得出的系数仅为0.05～0.10之间不等。我们无从评价各种结果谁优谁劣，但Redding and Venables(2004)通过对101个国家的计量结果也在0.15～0.25之间。我们认为，四种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名义市场潜能与真实市场潜能的选择有密切关系，真实市场潜能得到的系数值明显低于名义市场潜能。尽管刘修岩等应用到了更能得到一致估计的GMM方法进行回归，但其得到的仍然是名义市场潜能对于工资的影响，由解释变量选择引起的系数估计如果偏高的话，并不能由GMM方法的应用得到校正。
(三)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之间的研究展望
正如梁琦和钱学锋(2007)所言，对于货币外部性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其理论基础已经比较成熟，也涌现出一批较好的经验研究文献。多数实证文献是建立在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式2)，由于所采取的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市场潜能系数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经验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1.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向新贸易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延伸，应用中国区域间丰富的贸易数据或其他数据进行相关命题的实证检验。如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应用中国区域间各行业投入产出表的贸易流量数据检验了新贸易理论中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是否存在。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应用新贸易理论来检验厂商的自我选择与适者生存能力与该地区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否成立。诸如此类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挖。
2.与本文主题更为紧密联系的是，大地理范围的产业集聚是否只影响了工资，而不影响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命题是否只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不适合于国外的情况？因为从国外相关文献来看，生产效率越高，往往也体现为劳动力要素的报酬——工资水平也越高，地区间收入差距同样也与生产效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有密切关系。但是，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财政分权体制下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县级地方政府较为强势，每个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都在竭力招商引资以发展制造业，以至于多数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同样，在沿海地区的县级经济体中，其每个县域经济所属的市场潜能都较大，但由于规模效应不足和地方保护因素而表现为生产效率低下、环境恶化等弊端。因此，李坤望和黄玖立(2006)也证实，名义市场潜能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现阶段扭转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科学发展任重而道远。
3.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经验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政策研究？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否能与大地理范围产业集聚联系起来？例如，范剑勇等(2010)将真实市场潜能等同于空间效率，发现国内8大区域的空间效率差异显著，进而指出现行的以区域平衡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调政策可能会损失已经累积起来的空间效率。
五、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描述性证据
这里对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描述主要是从应用于地级城市层面的泰尔指数与应用于县级经济体的基尼指数，④所有数据来源均是国家统计局采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计算对象为企业的增加值，且所有引用的计算结果均为作者本人计算所得。
(一)泰尔指数
我们使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中的增加值指标，首先在地级城市层面上计算全国平均的泰尔指数值，其次将地级城市层面的泰尔指数分解成两部分：省际间各城市的泰尔指数值与省内各城市间的泰尔指数值(计算结果见表3)。第三，为了借助于国际经验可作参考，我们罗列了法国三个时点的各城市间制造业分布的泰尔指数值，其中1930年可以粗略地被认为与中国现阶段相当的工业化中期。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征：1)在全国地级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T)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1998-2007年期间的均值为0.43。相比之下，法国制造业分布的泰尔指数在其工业化中期的1930年为0.93，在工业化后期的2000年为0.50。2)将全国地级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为省际间与省内的各地级城市间不平等分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省内泰尔指数均低于省际间泰尔指数，其均值仅为0.20，占全国总体上泰尔指数的份额为47%。作为对比，法国省内的泰尔指数在1930与2000年分别为0.62、0.33，其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份额达到67.7%与66%。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法国的同期发展阶段来讲，在各地级城市之间的分布较为平均，尤其是以沿海地区省内各地级城市之间的分布为甚。
(二)基尼系数
从大区域范围看，尽管制造业区位分布在2004年出现了拐点和向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但是制造业整体来看其分布相当不平衡，沿海地区的集中优势仍较明显(王非暗等，2010)。那么，如果将区域从省级层面降为县级，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将是如何呢？我们计算了县级层面的制造业二位数与四位数行业的基尼系数，并按照各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行业增加值的份额进行加权平均(见表4)。从计算结果看：1.县级层面的基尼系数处于高水平，二位数行业与四位数行业的基尼系数均值分别达到0.81与0.91，这揭示了在全国2800多个县中，制造业中的每个行业分布是极其不平衡的，多数行业可能集中在少数县；2.从静态变化趋势看，县级层面的基尼系数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也没有一个走势拐点的年份，这不同于大区域或省级层面的产业集聚在2004年出现拐点的特征；3.与这里的发现相联系的是，范剑勇和邵挺(2011)发现，从地级城市和制造业各行业产值加总后反映的区位分布来看，各地级城市之间的制造业分布是比较平均的，其泰尔指数值在1998-2007年均值达到0.43；这就提示我们，如果将制造业各行业产值加总后来看其空间分布情况，县级层面的制造业分布应该是较为平均的，致使出现城市体系的扁平化特征(范剑勇和邵挺，2011)。结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并鉴于县级是较低的区域层面，我们推断县级经济体的制造业专业化生产处于较高水平。
综合起来，从地级城市层面上、用泰尔指数衡量的制造业分布是比较平均的，但是，如果从县级区域层面上、用基尼系数衡量的制造业分布是相当不平衡的，这实际上是从多角度真实地衡量了制造业各行业在小地理范围的集聚状况。我们认为，上述指数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从泰尔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是在地级城市上加总制造业所有行业的产出，而在县级区域层面上得到的基尼系数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各行业在较小地理范围的集聚状况。
六、小地理范围产业集聚的影响：实证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一)实证分析框架
如何阐述区域层次较低的、由小地理范围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生产效率产生的影响？如果联系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调整均与小地理范围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有密切关系，因此技术外部性的实证研究相对于大地理范围集聚产生的货币外部性更具有现实意义。从新古典增长模型出发，技术进步一般来说是一个黑箱，而技术外部性正是在较低区域层次上揭开这个黑箱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何将技术外部性应用于实证研究？鉴于研究的区域层面是城市级别甚至更低区域层次，同时又有别于宏观经济模型的抽象性，这里的技术外部性是直观的和可触摸的，技术外部性一般是从产业外部性、地理外部性与时间外部性入手的(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其中地理外部性是从就业密度入手、时间外部性是从动态性入手的，这里将着重说明应用最广泛的产业外部性。
就较低区域层次中的某个企业而言，其受到的产业外部性实际上是规模经济的产业层次选择不同而已，如果该企业所享受到的产业外部性来源于企业所属行业的规模经济大小，是由于同一类行业内的众多企业集聚在某一城市上，促进了该行业内部厂商之间的技术与知识溢出，这类产业外部性被称为“地方化经济”，其动态形式被称“MAR外部性”(Marshall，1920；Arrow，1962；Romer，1986)。如果该企业享受到的产业外部性来源于该城市所有行业的规模经济或行业种类数，也就是说，不同行业之间的知识互补或外溢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回报与促进作用，这类产业外部性被称为“多样性经济”，其动态形式被称为“Jacob外部性”(Jacob，1969)。
从以往的研究与国际城市发展经验看，产业外部性体现为地方化经济的区域层次往往是一些中小城市和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产品生产(Henderson，1986；Henderson et al.，1995)；而产业外部性体现为多样性的区域层次往往是大型城市或高新技术产业(如Glaeser et al.，1992)。这一普遍的经验法则是否能应用中国城市间产业分布的现实情况检验？这是本文综述的目的之一。
(二)文献综述
那么，如何进行已有文献的综述呢？结合小地理范围集聚的定义与国外相关文献揭示的普遍经验，我们梳理出以下几条线索：1.区域层次选择是否为地级城市甚至是县级经济体？2.衡量地方化经济或多样性经济的行业选择层次是否合适？上述两点实际上构成了实证研究是否恰当的前提条件，目前国内实证研究的瓶颈制约也恰恰体现为这两个前提条件没有达到。3.技术外部性的着眼点是企业的生产效率、或者较低区域层次与较细行业层次的生产效率，最简单与直观的衡量指标是要素生产率，但这种选择可能会产生向某种要素的技术偏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全要素生产率最为恰当。4.由于本类实证研究的因变量一般为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而解释变量为小地理范围集聚变量—专业化与多样性指标，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往往互为因果，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内生性问题，无论应用固定效应、或是工具变量法、或是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程度不同的估计偏误，因此计量方法的选择往往是本类实证研究的关键。5.计量结果的大小是否统一，由于存在上述计量指标构建、技术手段上的先天性缺陷，我们预计技术外部性的定量结论目前远没有统一，更可靠与稳健的结论将依赖于上述缺陷的克服。这里将以上述五点作为标尺来综述已有国内相关实证文献。
1.区域层次的选择
从小地理范围集聚的定义来看，展开技术外部性研究的适宜区域层面应该是较低的区域，这在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已经提及，且在国外经验的实证研究中已经达到这一要求(Glaeser et al.，1992；Henderson et al.，1995)。其中的原因是，如果区域层次过高，则衡量产业外部性的地方化经济或多样性经济指标无法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因为地方化经济等概念本身具有很强的小区域产业构成特征。以这一标杆来观察国内相关实证文献，总体来看，多数研究是省级层面的(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少部分研究达到地级城市甚至大型城市内部的区级水平(范剑勇，2006；刘修岩，2009；陈良文等，2008)，其中陈良文等(2008)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市内8大地区的生产效率。在省级层面上计算技术外部性不合理的原因是，在中国大多数省份的规模相当巨大，并且省内产业门类相对齐全，其计算得出的专业化经济指数势必较低，如浙江省某个二位数行业的专业化指标多数较低，但从县级层面看，各县的专业化特征异常明显(即通常所说的块状经济)。
在省级层面研究技术外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但是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技术外部性本身的内涵上讲，研究的区域层次选择应该是越细越适宜，例如Rosenthal and Strange(2003)、Henderson(2002)采用的是邮政编码区(ZipCode)层次的数据，Arzaghi and Henderson(2006)采用的地理单元更是纽约市曼哈顿地区每100m×100m的栅格。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关于小地理范围集聚的研究应在较低的区域层面上进行为宜。
2.行业层次选择
从技术外部性直观的含义来看，行业层次的选择应该在较低层面为佳。纵观国内文献，基于数据可得性的无奈情况，多数文献是在二位数行业上，只有少部分文献是从三位数甚至四位数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如范剑勇和石灵云(2009)和张卉等(2007)。为什么行业选择越细越好？我们认为，行业选择越细，越能正确地度量该行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外部性指标，越易控制行业特征，进而准确地衡量技术外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同时，二位数行业是一个较粗的层次，其包含显著差异的多个四位数行业，因此，从理想的角度看，研究技术外部性的行业选择应该是四位数及以下。
3.技术外部性的衡量指标
技术外部性的静态指标是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其动态指标是MAR外部性与Jacob外部性。由于这些指标的含义较为直白，国内文献中该类指标与国外相应文献较为统一。从指标的分类看，一般可以分为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如陈良文和杨开忠(2008)用本行业产出水平与其他行业产出水平分别代表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范剑勇和石灵云(2009)应用四位数行业的就业人数或企业数量作为专业化经济的指标，也有学者应用某城市中最大行业的就业比重大小作为专业化经济指标(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刘修岩，2009)；而对于多样化经济而言，多数学者直接应用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如薄文广(2007)等。
就专业化经济而言，相对指标的基本含义是某地区某行业在该地区的比重相对于全国该行业平均值，实际上这仅是一个区位熵，如张卉等(2007)、Batisse(2002)、薄文广(2007)、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等文献中衡量的专业化经济指标。就多样性经济而言，多数学者应用某地区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相对于全国赫芬达尔指数倒数的平均水平值，如Batisse(2002)、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刘修岩(2009)。
4.生产效率的指标选择
技术外部性影响的对象是行业生产效率。从直观的含义出发，这一生产效率可以是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是全要素生产率。多数研究均是采用了劳动生产率，而非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文献(陈良文等，2008)用工资替代劳动生产率。我们认为，采用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目前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装配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个向下低估的效率估计；而应用工资进行估计，产生的向下低估可能更加严重，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存在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由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效率决定。
对于行业生产效率的指标选择，我们认为宜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更合适。同时，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内部的各个构成成分(技术效率改进、技术变动、要素重置、规模效应)对技术外部性的反应。因为在城市层面上，技术外部性是否可以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得到反映，或者更进一步是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某个构成要素产生影响？
5.计量方法的选择
在分析技术外部性与生产效率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内生性问题，即究竟是由技术外部性引起了生产效率的改进，还是生产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并吸引外地要素不断流入、以至于提高了地区专业化经济或多样化经济？纵观已有的文献，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滞后若干年、或引入工具变量、或者采用固定效应，例如薄文广(2007)、范剑勇和石灵云(2009)等均参照Henderson et al.(1995)的方法，将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多样化经济指标或非农就业密度滞后一至四年；刘修岩(2009)、范剑勇(2006)等文献采用1933年该城市是否通铁路、城市土地面积等作为技术外部性的工具变量。更多的文献是采用产业固定效应来解决这一问题，如Batisse(2002)、张卉等(2007)、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等。
对于技术外部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认为适宜的计量方法应视具体的数据可得性等情况而定，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6.计量结果的比较与结论
除地理外部性(以非农就业密度来衡量)对生产效率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外(10%左右的弹性系数)，多数文献分析了专业化经济或多样性经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由于在区域层面的选择差异，得出的结论也有较大差异。在省级层面上，多数文献得出专业化经济对该省经济增长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多样性经济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如Batisse(2002)、薄文广(2007)；但在地级城市层面上，多数文献得出以多样性为特征的Jacob外部性比专业化为特征的MAR外部性更显著，如张卉等(2007)、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而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发现，专业化经济与多样性经济对增长率均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但初始阶段专业化经济促进产业增长，越过一定阶段后阻碍产业增长，而多样化经济则相反，在初始阶段多样性经济阻碍产业增长，但越过一定阶段后促进了产业增长。
上述实证结论的机制并没有取得公认一致的看法，本文从区域层面的选择差异解释技术外部性的计量结论差异。在中国的省级层面上，由于其经济规模巨大、产业门类数众多，致使多样性经济会促进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提高；相反，如果某省专业化倾向明显，则会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增长潜力枯竭。但在城市层面上，由于其经济规模与产业门类数相对大大缩小，各城市均致力于制造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差异较小，专业化经济反倒能够促进其效率提高与经济增长。因此，上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有文献得出的计量结果。
七、结论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的区位分布进行了多行业层次、多指标指标、多区域层面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描述，发现：1.从大地理范围看，沿海地区在整体上的集聚优势还较明显，尽管在2004年左右出现了产业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扩散的趋势，从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向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扩散尤为明显；2.基于小地理范围的地级城市及以下区域层面和制造业各行业加总数据得到的计算结果，各地级城市之间的制造业分布较为平均，城市体系的扁平化特征显著，但是，在县级区域层面上，制造业各行业的集聚水平仍然较高，从侧面揭示了县级层面上的专业化水平较高。
本文的另一个工作是，回顾了货币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主要是产业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率、生产效率或收入水平的影响，发现货币外部性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始终为显著为正，但技术外部性因区域层次和行业层次等因素的选择不同而没有取得一致公认的认识。
贺灿飞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于上述第2个因素，范剑勇和邵挺(2011)发现沿海地区与内地、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房价相差悬殊，直接推动了制造业向内地或中小城市扩散。
②本章的产业份额即对应于范剑勇(2004b)的产业平均集中率，或见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