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思想论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4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7699（2000） 03—0011—05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了大量科学的论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宝藏。但是，对这一宝藏尚欠发掘。人们对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还研究不多，更谈不上深入。而周恩来这方面的思想，是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急待开发的重要思想资源。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此，只能谈谈其中最基本的、具有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以期抛砖引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的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化。
他在1957年4 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且使下级对上级也能够有监督的责任。这对我们的民主化有极大的好处。”[1]（P351—P352 ）在这里，他把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指出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要把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做得好的。”[1]（P351）
从这一总的要求出发，他在论述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的时候，强调了民主在人民内部政治生活中基础的意义。他在1957年8 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谈到政治改革的时候指出：“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 2] （P266 —P267）
在处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强调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扩大民主，是他早就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建国初期，针对仍然有大量的匪特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待肃清的情况，他在一个重要报告中提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2]（P40）经过镇反、肃反等运动，我国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3]（P378 ）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而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当时，苏联的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他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2]（P207）
他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这首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他看来，民主首先是个国体问题，即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务的权力。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人民必须通过自己的代表和政权机构来行使这种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由中国人民革命进程所决定，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是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方面的条件成熟的时候，三年以后准备进行普选，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担，就又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他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1952年12月25日，他在召集研究选举问题的会议之后，提出了以“民主建政”为目的的普选方针。[4]（P247）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要使政治建设完备起来”，“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并且强调：“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选举原则是普选，实行普选最主要的还是基层的直接选举。”[4]（P279—280）在后来的一份讲话稿中他写道：根据实际情况，“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4]（P383 ）在1956年7月21日的重要讲话中， 还提出了人大代表每年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以便经常接触人民；所有代表在全国人大上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都发表出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允许辩论；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包括对公安、司法工作的检查，等等。这些措施，有的已经实行了，如基层直选，有许多还没有做到，因此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了扩大民主，使民主制度化，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不仅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可以学的，而且针对老百姓见当“官”的难的问题，提出了封建社会的有些办法也是可以学的。
为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他特别重视反对封建主义政治意识的斗争。他指出，中国的特点是封建性很大。“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思想“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而且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2]（P55）“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2]（P230）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中，专制主义是最常见的，也是对民主政治建设危害最大的。他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2]（P229）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他是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讲得最多的一个人。
搞好民主政治建设，关键是搞好党内民主。为了搞好民主政治建设，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民主生活。他提出，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才能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了造成党内民主风气，他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他在1961年6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 要造成民主风气，“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出意见，加以修改”[2]（P324—325）。他在这里讲得多么好哇。他在1962年2 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2]（P351）。多年来，这种情况在许多单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要搞好党内民主，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锐利武器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都是周恩来经常强调的。特别是自我批评，他不光说，而且以身作则。他对自我批评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提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作自我批评“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批评自己重一点不要紧，但批评人家时，要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然后再批评人家的短处”。[2]（P63—64）这真是至理名言。他不但对自我批评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是全党公认的自我批评的模范。在改革开放搞了二十多年的时候提起这个问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来，在中共党内很少听到自我批评的声音了，长此下去，对党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二、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是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反官僚主义的措施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他不断地讲要反对官僚主义。他大概是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讲反对官僚主义讲得最多的，也是讲得最系统的一个人。
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 全面阐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着重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他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2]（P418 ）他分析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到目前为止，这是对官僚主义最系统的分析。在这20种官僚主义中，第一种“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第四种“老爷式的官僚主义”，第十三种“特殊化的官僚主义”，第十九种“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第二十种“违法乱纪”、“敌我不分”、“作奸犯科”的官僚主义，这在当前也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又危害最大的几种官僚主义。特别是第十九、二十种官僚主义，如果说在当时还是个别存在，现在却发展成了一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了。在中共各级党和政府机构内，都产生了一批腐败分子，有少数地、县级领导班子几乎全部烂掉了。这是建党、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又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他在报告的最后做出结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2]（P422 ）他的这个报告，在今天也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
他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其根源有四个方面。其一，封建官僚政治的影响。他说：“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2]（P418）其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指出，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也容易为人民所谅解，这就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其三，上级机关、主要负责人高高在上，不调查研究，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他特别强调，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更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其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他指出，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即使那里的领导人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样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多年来，这些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并没有消灭，有的还有所发展。例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当前的各级党政机关比周恩来时代严重得多，不但官僚主义盛行，而且在有的党政机关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官僚特权集团，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他还提出了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讲话中，十分赞赏《见都》一场戏中击鼓上堂的一节，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连巡抚周忱都不如，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他十分痛心地说：“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2]（P199）并由此提出， 我们需要有一套制约办法。就是说，要有一套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措施。从战略上，他认为反官僚主义一是要坚决，二是要持久。他多次强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官僚主义。早在1956年7月， 他就指出反官僚主义必须持久。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必须“经常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2]（P209）在这里，他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即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反复进行。
他还提出了反官僚主义的一些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人民民主。针对中央高度集权和单位过分集权于第一把手而导致官僚主义，他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有效地抑制之。他说：“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2]（P13）他主张公开人民对政府工作缺点的揭露，允许人民代表辩论：主张贯彻“双百”方针，多有些不同意见。他还主张：“政府没做好的事，工会可提意见。党派互相监督，工会也可以同其他方面互相监督。”[2]（P397）
第二，各级领导多下基层，多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多搞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2]（P224）他不仅这样主张，而且带头这样做， 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模范。
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干部道德建设，提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政府首脑，行政责任感是异常强烈的。其“戒慎恐惧”的行政心态使他对行政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1952年他对外交战线的同志提出了七点要求，多数是从思想政治、道德观念上讲的。这些虽然不都是直接讲的反对官僚主义，但加强干部道德建设，也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措施。
第四，中央与地方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特别是要让地方、基层监督制约中央。因为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他主张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以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他还特别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领导干部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到领导干部子弟的问题。他指出：“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2]（P427）显然， 这里说的是人民群众的数以亿计的子孙后代，而不是某些“大人”们的子弟。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要造出一批少爷。”“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2]（P426—427）实践证明，他在这里的担忧和提醒并不是多余的。
三、统战工作思想
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奠基人，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仍然是统战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统战工作思想。
第一，提出和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中共处理和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
关于长期共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3]（P394）他还提出，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 长期共存的思想，周恩来早在1949年8月就提出来了。他在为筹备建国于8月26日至27日举行的新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组织要长期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1]（P348）关于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他认为： “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1]（P350）
关于互相监督，他强调指出：“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1]（P350）。这是因为，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容易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有人监督，而民主党派的监督就是必不可少的监督。他还精辟地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1]（P351）
第二，总结和形成了一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和优良作风。主要有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尊重别人。
民主协商是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1]（P129）政协是一个协商议事的统一战线组织。 周恩来历来反对党的领导机关以领导者自居、强加于人的官僚主义作风。1975年5 月他病重期间，对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时采取简单通知了事的做法，十分不满，在其请示报告上批示：一定“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1] （P452）。
求同存异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原则，参加统一战线的各方面成员既在共同目标下保持一致，又由于各自的具体利益而存在矛盾和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在统战工作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完满地、辩证地统一和结合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要求：“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1]（P202）
广交朋友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贯作风，这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的需要。他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同几个党外朋友交往，并且要交“畏友”、“诤友”。他要求党内外的朋友要坦诚相见，“在大的关键问题上互相提醒，才是真正的朋友。”[1]（P243）
尊重别人是共产党员在统战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他一贯强调，共产党员必须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尊重党外人士，搞好合作。他在1950年6月关于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党组活动的方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对党外人士应当一视同仁，不得歧视，要鼓励党外人士讲话，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对党外人士的意见，哪怕只有一分是对的都应接受”。[1]（P190）
第三，建立健全政治协商制度。
我国的政治协商组织和制度，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又一贯把健全政治协商制度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指出，政协系统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既要同国家的中心工作相配合，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讨论，又要动员广大的力量从各方面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他还指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实行监督，除政协要去做，民主党派也要负起责任。
他在1956年7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要允许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唱“对台戏”[2]（P208）。 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就是这样一种“对台戏”。他说，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多听不同的意见，“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的好意见，改进工作，都是有益的。”[1]（P204）对于政府来说，“多有些不同意见， 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更恰当的方案来执行。”[1] （P204）实践证明，多听取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是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四，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倡导全党做统战工作。
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提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统战政策是要全党贯彻的，决不是统战部一个部门的事情。“要使全党同志了解，团结、带动非党群众同我们党一起前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1] 。（P177）统战工作能否做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或者说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方面是党的领导和统战各方的关系。他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搞好关系。关键是对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认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党员个人的领导。他在1962年4 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2]（P392—393）。作为领导人，有保护被领导者的义务，周恩来就很出色地尽到了这个义务。在“文革”期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运用自己的崇高权威和聪明睿智，同各种“左”的错误进行了顽强斗争，保护了大批著名的党外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竭力维护了党的威望和统一战线。
另一个方面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内部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党的领导任务就是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合理照顾的原则，正确地协调和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保障各方面成员的合法权益，使大家心情舒畅，各得其所，使党与非党更紧密有力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好各项任务。
收稿日期：200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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