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美学的历史渊源和方法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方法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95（2000）04—0030—（04）
美学是研究人类审美活动规律的学科。人的审美活动的产生源于人类行为方式的分化。回顾人类形成和发展历史，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便是要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因此，物质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它是具有明确功利目标的活动。但是，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它还要对世界获得认知和情感认同，由此而在社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科学认识和审美这样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科学与审美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前者诉诸于人的概念和理性功能以追求真理价值，后者诉诸于感觉经验、意象和情感等感性功能，追求审美价值。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方式，成为发展人的感性生活的重要工具，成为人对自身力量进行自我意识和自我享受的重要方式。
科学态度和审美态度作为不同的行为趋向，它们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生理—心理学根源。这种精神活动的两极化趋向反映在人的大脑功能特化和定位上，形成了左右脑的不同分工。左脑具有言语功能的优势，右脑具有非言语功能的优势。前者可以称为逻辑半球，它的功能主要在于语言、计算和逻辑推论，其思维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和逻辑性；而后者可以称为情感半球，它的功能主要在视空间知觉、形象记忆、模式识别、身体感受和情绪反应，作为形象思维具有整体性、不连续性、弥散性和空间依赖性的特点。大脑功能的特化与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分化具有直接的关系。[1]
审美作为人的一种价值取向精神需要，也具有渗透性，它会融入人的全部实践活动过程之中，由此，使人类审美活动表现出多样的形态。艺术是以审美为中心的活动，在想当长的时期里，艺术探索曾经占据了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以致美学被称为艺术哲学。但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领域却远大于艺术范围，对科学美和技术美的关注几乎与美学思想的发展相始终。可以说对科学美和技术美的探索也是渊远流长的，它构成了整个美学思想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翻开西方美学史，早在古希腊时代，对审美现象的考察，便与科学和技术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活跃在公元前6 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由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等所组成。他们提出了“美是和谐和比例”的观点，对于整个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正如鲍桑葵所说：“因此，审美批判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几何科学和初级数学、声学的进步所开辟的前景，一旦人们想到可以证明音乐效果或对称图形的魅力得自数的比例，这种想法本身大概就具有进一步的意义。”[2]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圆形是体现和谐与比例关系的最美的图形，并且揭示了音阶构成中数的比例关系。 就此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1901 ～1976）指出：“这种数值比作为和谐源泉的数学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最重大的发现之一。”[2]由此， 数学结构的形式特性成为沟通科学与审美的重要中介。
在物质生产和技术领域，对于功能美的发现也早于艺术美的探索。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最早提出了“美善”说，他认为“凡是我们用的东西如果被认为是美的和善的，那就都是从同一个观点——它们的功用去看的。”“因为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的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和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3] 如果说这种美善说观点反映了人类早期对于功利与审美关系的认识还处于混淆状态，那么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于审美价值的认识则已经达到了质的纯净化。
美与功利目的的区分，通过康德（1724～1804）“合目的的形式”概念的提出而实现。由此，把事物符合功能目的的性质作为审美形式的内容和背景，而与形式本身区别开来，从而使美与功利成为不同性质的价值规定。黑格尔（1770～1831）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谈到建筑时他指出：“这种建筑的美就在于这种符合目的性本身”，“尽管是应用的，它却结合成一个本身完备的整体，通过它所有的形式使它的目的显得一目了然，而在它的这些关系的和谐配合中就把单纯的符合目的性提高到美”。[4]这已经是涉及技术领域的功能美的一种初步表述， 尽管这一认识尚未就技术要素而充分展开。
近现代以来，许多重大科学的发展始终受到科学认识和审美这样两种行为动机的推动。1543年哥白尼（1473～1543）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成为近代天文学的开端。“在他和他的直接后继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由之产生的互相斗争而最终相互结合的两大因素：对于一种从逻辑上看和从艺术上看都是完美无缺的自然秩序——由此可以演绎出自然法则的秩序—的信念和要对每一理论都进行那种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做出决断的实验检验的决心。”[5]
哥白尼的学说正是按照他所信奉的科学美学原则——简单、合理、和谐而提出的。开普勒（1571～1630）也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所以相信哥白尼体系，不仅基于他所积累的大量行星观测资料，也在于他相信哥白尼体系具有更大的数学简单性与和谐。他说：“我从灵魂的最深处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以难于相信的欢乐心情去欣赏它的美。”[6]
伽利略（1564～1642）创立了严密的科学实验方法，同时又以简单的数学定律表现出物理运动的规律，由此成为近代精密科学的奠基人。在现代科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样是以数学作为它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这就是说，数学语言为科学理论取得了直观和形式特性。对此海森堡指出：“对于现象的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理解，就出现于在其中认出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示的统一的形式原则。据此，在可理解的东西和美的东西之间也就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7] 这种数学语言的形式原则为审美的直观提供了具有可感知的形象性，这种形式特性为科学理性内容的表达形式取得了走向感性直接性的途径。
二
科学美的形态特性并不是科学的本质，但是明确认识科学美的形态特性却是对科学美的本质探索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科学理论的形式特性是构成科学美的要素之一，这就体现了传统美学“美存在于形式中”的基本观点。但是，科学理论的形式特性却与科学真没有直接的联系。有些科学家曾经把“简单性”、“对称性”、“统一性”看作科学美的形式特性，但是当代非线性科学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特性。
1975年，曼德尔布罗特出版了《分形图：形状、机遇和维数》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海岸线的长度是随测量尺度而变化的。从不同高度观察和拍摄照片可以发现，海岸线不同层次的细部具有相似的曲折性和复杂程度。由此形成了分形几何，它是介于欧氏几何的极端有序和一般的几何混沌之间的中间状况，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同样，混沌学所揭示的也不是自然界中的和谐与统一，而是非线性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即事物之间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的差别性。
这里的问题是，对科学美形式特性的分析不能脱离其科学内涵。也就是说，在科学审美中的对其形式美的判断不能脱离其特定的科学内容。这与艺术美的鉴赏道理是一样的，残缺可以成为美，完备也可以成为美，关键在于它所反映的内容。残缺往往是对历史原创性的珍重和历史感的保存。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一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技术美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忽视这一原理的深刻教训。罗斯金（1819～1900）是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他在《威尼斯之石》一书中发表了许多建筑评论，其中对圣马可教堂的表面装饰大加赞赏。以至同代建筑学家罗·克尔教授颇为反感地指出：若相信诗人和建筑师之间有任何共同之处是最危险的，“罗斯金先生的思想，在幻想艺术的诗歌中飞翔得够高的，因为诗歌是他的本行。但是它们不能降落到简单的无诗意的构造细部上来，因为建筑不是他的本行”。[8]这就是说，对建筑美的评论， 不能脱离其功能目的和结构适应性而只孤立地从外表形式来看。
对于形式与内容（功能）相统一的原理，阿恩海姆在《建筑形式的动力学》一书中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就各种形式要素之间作出合乎比例与和谐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形式的构成是与特定的功能目的相联系的并受其影响。也就是说，对建筑形式美的判断也要依据于形式与功能目的的关联，而不能只就形式关系自身确定。
三
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根本性质，但是任何事物往往都不具有单一的本质规定。因此，科学研究的任务，便在于深入事物内部具体地揭示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运动的规律。
人们曾经从价值论的观点对美的本质作出过各种概括。人们说：“美是真的光辉”（福楼拜）；“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狄德罗）；“美是道德的象征”（康德）；“美的形式只是真理、合目的性和完善性的一种自由表现”（席勒）以及“美是真与善相统一的自由形式”或“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由形式”（李泽厚）。显而易见，这种概括既适合于艺术美和社会美，也适合于科学美和技术美。因为科学美正是以真即合规律性为其内容的，在这里善即其社会功能成为一种中介；技术美则分别以其合目的性的善为内容（功能美）或以其合规律性的真为内容（技术美）。在这里技术美表现出审美内涵的二重性，即技术生产物中包含技术美和功能美这样一对并蒂莲。[9]
同样，人们还从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了美”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出发，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美是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这是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对美的本质的一种概括。显然，这种概括也同样适合于科学美和技术美。科学理论作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成果，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物。科学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而技术产物作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成果，它的美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展示。但是，上述这些对美的本质规定，并不能具体说明科学真是如何能转化为科学美的、技术功能的善是如何转化为技术功能美的。因此，还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论证。
有人提出以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来建构新有理论范式，以能指和所指的变换构成二级符号系统来描述科学真的认识与科学美的本体论的联系，[10]认为这将是现代美学核心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理论范式究竟说明了什么：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德·索绪尔（1857～1913）。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与其他同类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语言符号是由音响形象和概念含意构成的，前者称为“能指”，后者称为“所指”。它们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他说明，语词具有相对于物的世界的指称意义，语词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它是指称物（语音）和被指称物（概念）的统一，指称就是语词的意义。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是以自然语言为中心的，主要揭示了语言的意指关系，从而开创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
在索绪尔符号学体系的基础上，罗兰·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结构注义语言学研究。他对文艺作品的叙事结构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从而推进了叙述的研究。但是，他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产品造型的意义时，却没有取得了什么进展。这说明，任何科学方法都有它特定的应用领域。
那么，用能指和所指关系来描述科学理论真与科学理论美的关系又说明了什么呢？由此建构的二级符号系统揭示了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二级符号系统的联系，例如，你指着一位先生告诉别人说：“此人便是张三”。在这里“此人”属于一级符号系统，“张三”属于二级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变换完成的只是一种指称关系。结合上述命题来说其意义便是：“科学理论真就是科学理论美”。原来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是一种真与美（或善与美）的同一论或混同论！
也许该文作者要申辩说：“我的这种描述系统是要揭示科学认识论与审美本体论的联系和转化。”然而，符号学的优点恰恰在于，在语言认识论的研究中可以排除本体论问题的纠缠，而非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符号学不能把认识论变为本体论，这种应用是对符号学本身的误解。
科学美的产生是与审美本体论的研究相关的，它要具体研究人的审美经验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介入到科学认识活动中去的。由此才能说明，为什么科学理论的创造有可能同时达到认识上的真和表现形式的美。我在《探索科学美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途径》[11]一文中已经简要谈到人的形式感的形成和它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这里不再重复。
[收稿日期]200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