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家庭论文,浙江省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7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8）04—0061—09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夫妻两人共同外出为主的家庭式迁移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1]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在城镇中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在承受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各种家庭责任，同时也能在工作之余享受家庭和亲情的乐趣。在我国，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影响，城乡两个系统分别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进城农民工有着不同于传统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绝大部分都在工商企业工作，具有明确的作息时间，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这与传统农民那种松散的时间观念和作息方式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这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又相去甚远[2]。然而，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是通过个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中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互动和影响。那么，在这种既不同于传统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中，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呢？
工作—家庭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备受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很少针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技能的员工进行[3]。员工能否保持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是关系到个人身心健康、组织效率与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Lambert（1999）认为如果中等收入的员工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上有问题的话，那么低收入员工就会面临更可怕的困境[4]。我国进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及低技能的、低收入的工作，农民工作为我国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城镇中能否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问题还将影响到他们继续在城镇中生活下去的意愿、市民化的程度，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最终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鉴于国内缺乏对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以及国外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西方国家进行，并且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本文将建构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构思维度，探讨这一特殊群体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特征，为日后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二、相关重要概念的界定
1.家庭式迁移
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迁入人口”的规定（迁入人口指的是在本地居住满半年以上的移民）以及以往文献关于家庭式迁移的定义，本文的家庭式迁移指的是户主与配偶均为农村迁移人口，并且家庭成员在迁入地一起居住、生活达六个月以上，而不是分散与他人混居混住，这里的家庭形式具体包括：只有夫妻二人；夫妻二人及其未成家子女；夫妻二人及其中一方（或双方）的父母。
2.农民工
在诸多关于农民工的定义中，农民工范畴与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农民工，其范畴相当宽泛，凡是目前依旧保留农民身份即农业人口户籍性质的，被企事业单位雇佣从事二、三产业劳动，主要收入来自劳务工资收入的劳动者都称为农民工；狭义的农民工是指异地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5]。基于相关文献及现状，本文所指的“农民工”包含四层含义：从职业上说，他们被企事业单位雇佣从事二、三产业劳务，主要收入来自劳务工资；从制度、身份上说，他们和其配偶都还是农业户口，属于农民身份；从劳动关系上说，他们是被雇佣者；从地域上说，他们和其配偶都是由户籍所在县（或县级市）流出至户籍所在县（或县级市）外的地区，并且他们和其共同迁移的家庭成员在流入地生活达六个月以上。
3.工作、家庭、工作—家庭关系
基于以往文献，本文对工作和家庭做如下界定：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商品和服务来维持生活所进行的工具性活动，典型的工作是为市场或雇佣组织做出贡献来获取报酬；家庭是指通过血缘关系、婚姻、社会风俗或收养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基于中国农村的传统，本文谈及的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家庭是由夫妻两人和未成家子女及在老家一同居住的夫妻双方或一方的父母所组成，不论这些家庭成员是否一同迁至迁入地。
本文采用Demerouti等（2004）给出的工作—家庭关系的定义，即工作—家庭关系是指个体的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过程，个体一个领域的运行（如：家庭）受到另一个领域（如：工作）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负荷效应的影响[6]。
三、研究回顾
Frone（2003）认为若要全面理解工作—家庭关系，就应该包括冲突和促进两个部分[7]。
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8-9]，由于来自工作角色的要求和家庭角色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冲突，即工作（家庭）角色的要求使得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变得更加困难。研究者们认识到冲突的方向是双向的[8,10]，既有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ork-to-family conflict,WFC）也有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FWC）。
与工作—家庭冲突相比，工作—家庭促进仍然处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中[7]，工作—家庭促进也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概念。已有研究显示工作—家庭促进不只是没有工作—家庭冲突，而是一个独立的构建。[11]因此，综合研究工作与家庭角色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利弊的净影响以获得工作和家庭互动方式的全面了解可能是很重要的。[12]Greenhaus和Powell（2006）总结以往观点，认为工作—家庭促进是一个角色的经历能提高另一个角色的质量，其中角色质量主要表现为角色绩效或积极情感方面。工作—家庭促进也有两种形式：工作对家庭产生的促进（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WFF）及家庭对工作产生的促进（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FWF）。[13]
Grzywacz和Marks（2000）开发了工作—家庭关系量表，并证明了工作—家庭关系包括WFC、FWC、WFF和FWF等四个维度。Aryee等（2005）对Grzywacz和Marks（2000）所开发的量表进行修订，并在此基础上支持了四维度假设。[14]Kinnunen等（2006）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202个已婚芬兰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工作—家庭关系的四维假设。[15]Geurts和Taris等（2005）等基于工作心理学理论和E－R模型发展了新的工作—家庭关系量表（the Survey Workhome Interaction-NijmeGen,the SWING），他们对荷兰2472个员工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工作—家庭关系的四维结构假设[16]。然而，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工作—家庭关系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17]，所以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具体内容有待研究。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法获取关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第一手资料，然后采用内容分析技术对访谈内容进行结构化分析，具体探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及特征。
1.访谈设计
本研究属于探索式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不仅可以充分展现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相关经历，而且还能获得关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及家庭生活状态的感性认识。
本文围绕“工作—家庭关系”问题，根据“工作—家庭关系”的界定，设计了两类题目：（1）您的工作对您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产生影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是由工作中的哪些方面引起的？（2）您的家庭生活对您的工作有没有产生影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是由家庭中的哪些方面引起的？访谈时间一般在30－60分钟左右。访谈后，及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word文本，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2.访谈对象
本文采用典型抽样方式约请农民工参与访谈。为尽可能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保证样本中包含由外省迁入浙江省的农民工和来自浙江本省的农民工，并且这些农民工至少在性别、年龄、学历、原籍、行业、工种、在迁入地的家庭结构、在现单位的工龄等主要个人背景上要具有差异，并保证样本中涉及行业为浙江省农民工集中的主要行业，即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和饮食行业[18]。本文共访谈了17人，其中男性8人，女性9人；小学以下学历的1人，小学学历的4人，初中学历的8人，高中2人，大专2人；外省农民工14人，本省农民工3人；年龄在30岁以下的1人，30－39岁的11人，40－49岁的5人；夫妻携全部子女迁入的9人，夫妻携全部子女及一方母亲的1人，夫妻携部分子女的2人，有子女而仅夫妻两人迁移的5人；在现单位工龄为1－5年的13人，工龄为6－10年的1人，10年以上的3人。
3.访谈资料分析
（1）访谈资料分析方法。由于以往文献缺乏对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专门研究，因此本文必须从第一手资料中离析出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构成要素和特征，这就需要对访谈内容进行客观的结构化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访谈记录进行定量分析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它能对文本资料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可以减少研究推论的主观偏差[19]；所以，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技术分析访谈内容，采用定量语义内容分析方法，以具有相对独立完整信息的语句或语段作为最小的内容分析编码单元进行分析，获取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相关数据。经分析，首先确定了113个与工作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分析单元。经过专家预编码，113个分析单元中有8个分析单元因为含义属性不清晰而被删除，最后保留了105个编码单元进入正式编码域。
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效度，本文采用了较常用的3人编码方案，由1位研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授、1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副教授和1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生进行编码。在编码前对编码者进行了培训。
（2）编码表的构建。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回顾和对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以工作—家庭关系的四维模型为概念构建的背后逻辑，并根据内容相关性①、类别互斥性和构思完备性的内容分类原则对访谈材料进行初步分析、筛选，初步形成了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以家庭形式进行迁移的农民工的家庭（工作）领域对工作（家庭）领域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关系。它是一个多维的构思，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四个维度。从内容分析的角度看，这四个维度就对应了访谈材料编码的四个内容类别，其各自的概念内涵如表1所示。
内容分析的完整过程既要包括对所分析的内容特征进行详细地表述，又要在清晰简洁的编码规则基础上，从访谈材料中重新识别和验证这些内容特征[20]。内容分析是一个从理论演绎实践，又从实践归纳理论的双重过程，是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的结合。因此，在完成了上述内容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确立清晰的、可操作的编码工具和规则，进而开展编码工作。
在内容分类的基础上，给出了每一个维度的操作定义，构建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编码表。具体见表2。
（3）信度和效度检验。本文采用计算编码者的一致性程度（Category Agreement,CA）来检验内容分析的信度，即用每个编码者在每个类别上编码结果的交集，分别除以每个类别上编码结果的并集，所得到的商数就是编码者分类一致性系数，计算公式为[21]：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编码者一致性程度如表3。
表3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要素编码者一致性程度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 编码的一致性程度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
94.3％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
86.9％
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
96.4％
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
95.5％
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作—家庭关系的四个方面中，只有“FWC”的编码者一致性系数达到了可接受水平0.80以上，其他三个方面的编码者一致性系数都达到较好水平0.90以上。可见，本文中的内容分析有较高信度。
本文采用在内容分析效度检验中最常用的“内容效度比”（Content Validity Ratio,CVR）[22]作为效度检验的指标。内容效度比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的ne表示认为某编码项目很好地表示了内容类别的评判者人数；N为评判者的总人数。所以，当CVR为负值时，说明认为该项目归属适当的评判者不到半数；CVR为零时，说明认为合适和不合适的人数刚好相当；CVR为正值时，说明认为该项目归属适当的人数超过一半[23]。本文有101个分析单元的CVR＝1.00，4个分析单元的CVR＝0.33。由此可见，编码结果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4）工作—家庭关系编码结果的统计分析。表4是对访谈材料部分内容进行归类后的描述举例和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三位编码员归类的内容在涵义上都能准确地反映相应的类别，可见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的四维度构思是具有较好内容效度的。
五、结论
基于对前人文献的总结与思考，通过访谈材料内容分析，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得到初步验证，此概念包含WFC、FWC、WFF、FWF四个维度。
（1）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发生的频率很高，达88.2％。
访谈发现WFC在以家庭形式迁移的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WFC涉及到由工作使农民工产生的身心倦怠、工作和家庭对共同资源的争夺（如：时间资源、精力资源等）而产生对承担家庭责任、履行家庭义务的干扰；涉及到农民工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和环境中仍被工作的事情占用及因之产生的情绪干扰。Greenhaus等（1985）在细分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双向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三种形式：①基于时间的冲突：一个领域的时间投入必然有碍于另一领域的时间投入，而时间投入一定会消耗精力同时产生紧迫感；②基于压力的冲突：指一个领域内产生的压力（例如，紧张、焦虑、疲惫等）会导致对另一个领域的消极情感性溢出，从而使另一个领域的角色任务难以完成；③基于行为的冲突：一个角色所要求的特定行为不兼容或无法满足于另一个角色的行为期望。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WFC的表现形式与Greenhaus等描述的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的涵义大致相同。
仅夫妻两人迁移而未携带子女的5位农民工都认为自己进城打工给家庭带来的最坏影响是不能很好地照顾、教育子女，而以夫妻携全部子女的形式迁移的农民工则没有这一顾虑，而未能携子女迁移的深层原因是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入学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落后于社会需要。
（2）除WFC外，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发生的频率也占到88.2％，但WFF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以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Carlson（2006）把WFF划分为：发展促进、情感促进、心理资本促进[24]。发展促进是指工作获得的一些知识、技能等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家庭领域内的角色；情感促进是指工作带来的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家庭领域内的角色；心理资本促进是指工作带来的心理感受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家庭领域内的角色。本文发现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WFF表现在相比务农所得的收入而言，因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能更好地满足家庭对物质的需求，改善家庭成员的生存状态；工作时间的安排、工作所获得的技能和经历有助于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处理家庭事务。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WFF的表现形式与Carlson描述的发展促进的涵义大致相同，但本文并没有发现Carlson所指出的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结合以往关于进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的研究结果和本次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城镇农民工的就业主渠道是非正规就业[25]（“非正规就业”就是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不很稳定的就业，即所谓的“临时工”），这种临时工身份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的人[26]，工作对他们而言只是生存的手段，再加上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往往也只是把农民工这一低成本的劳动力当成赚钱的工具，没有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加以培养、开发和利用，从而导致农民工几乎不能从工作中获得任何积极情感和积极心理感受，由此产生农民工WFF中的情感促进、心理资本促进的缺失。
访谈样本中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带给家庭的积极影响在于工作收入能够改善家庭生活的频次占WFF的总频次的44.4％，认为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从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和经历有助于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处理家庭事务的频次占WFF的总频次的55.6％，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进城镇打工能提高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说明农民工对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已开始从除经济层次外的更深的层次来认识工作岗位的意义，比如，有受访者说到：
“我工作时候也要考虑怎么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毕竟是计件制的。产品的质量、干活的速度主要由我自己来控制，如果检验不合格的话要返工的。车间主任就只把图纸给我们，具体怎么来干，怎么能干得快、干得好要由我自己来考虑。这种锻炼对我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也会有好处，我也会教他们怎么来做效率最高。”（男，39岁，高中毕业）
“我这个工作要接触到很多人的，在跟人沟通方面的技能还是能够提高的，这有时也对我处理家庭中的事情有帮助。”（女，39岁，初中毕业）
还有一些农民工把自己辛苦的打工经历作为“教材”来教育子女好好读书，这是在以往对其他群体的工作—家庭促进的研究中所没有谈及到的，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已认识到受教育程度是制约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障碍，比如，有受访者说：
“看我这么辛苦地打工，小孩也都能体谅我，比我没出来打工时更听话了，我也经常会跟他们说要好好读书，否则的话就只能像爸爸妈妈这样，所以现在他们读书也用功多了。”（女，37岁，小学毕业）
结合蔡昉对2004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的解析（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过去的薪资水平已经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使部分农民对外出打工产生了恐惧感是产生“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和本文关于“农民工已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认识工作岗位的意义”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用人单位把农民工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并加以培养、开发和利用已是不宜拖延的现实需要，企业要关注并满足农民工合理的非物质需求，为他们的自我发展创建良好平台，促使他们能从工作中获得积极情感、积极心理感受，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农民工在城镇生活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找到情感上的归宿，最终顺利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
（3）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C、FWF发生的频率分别是76.5％和70.6％。
本文发现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C涉及到由于家庭和工作对共同资源的争夺（如：时间资源、精力资源等）而产生对工作的干扰，比如因为家庭事务影响工作时的精神状态，因为要处理家庭事务、履行家庭责任而导致工作不能按计划进行等；涉及到农民工在工作中仍被家庭的事情困扰及因之产生的情绪干扰；涉及到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而使农民工在工作中产生急躁心理，从而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C的表现形式与Greenhaus等描述的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基于行为的冲突的涵义大致相同。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F发生的频率是工作—家庭关系的四个维度中发生频率最低的一个维度。Carlson（2006）把FWF划分为：发展促进、情感促进、效率促进。发展促进是指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一些知识、技能等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工作领域内的角色；情感促进是指家庭生活带来的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工作领域内的角色；效率促进是指家庭对个体工作效率的要求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扮演在工作领域内的角色。本文发现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F表现为：家庭的经济压力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动力；家庭生活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消除因工作产生的消极情绪和疲劳感，为继续工作积蓄能量；和家人的交流沟通有助于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工作绩效。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FWF的表现形式与Carlson描述的发展促进、情感促进、效率促进的涵义大致相同。访谈样本中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消除因工作产生的消极情绪和疲劳感，为继续工作积蓄能量的频次占FWF的总频次的61.9％，表明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行迁移无论对雇佣农民工的单位的企业绩效而言还是对农民工个体的身心健康而言都是有利的。因此，对政府而言，应该消除不利于农民工进行家庭式迁移的各种体制障碍，满足农民在实现职业转换后对就业和生活空间提出的进一步的要求。
六、不足和展望
本文把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访谈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初步验证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但毕竟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今后还需通过编制问卷的方法，收集关于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构思的大量数据，并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
收稿日期：2008-11-14
注释：
① 内容相关性是指设置的内容类别必须与研究目标紧密相关；类别互斥性是指每一个编码单元有且仅有一个类别可供归属；构思完备性是指内容类别必须能涵盖所有的编码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