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宇[1]2010年在《新疆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文中提出经济学家舒尔茨说“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经济系统内最具不同凡响的特点”。长期以来,按照传统的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沿袭少数国家以攫取世界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智力支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全球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已逐渐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兵团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实施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其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目前国内针对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少,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交叉学科间的理论基础上,以兵团为例,构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选取兵团2000-2008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首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力资源相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从而建立了全文的理论前提和依据。其次,从人力资源的储备状况、开发状况、配置与利用状况等方面对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得出兵团人力资源数量逐年增长,但其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结论。再次,基于对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把握,以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为指导,初步构建了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基础、开发、利用3大类及所包含的14个指标,旨在为评价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兵团2000-2008年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的核算与评价,得出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虽然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人口素质低,人力资源开发潜力不足等问题的结论；通过对兵团下设13个师局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并排序,从核算结果中得出农八师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水平最高,农一师次之,农十四师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水平最低的结论。最后,针对兵团人力资源现状,以加快提高其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为目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探索促进兵团经济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和有效途径。
魏江茹[2]2004年在《新疆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加，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等问题凸现出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实际采用的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孕育出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它首先要求人的素质。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可以提高自然资源和其他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利用人力资源替代或互补自然资源，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新疆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与内地相比，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文化素质较低，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备，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遇到人才流失和人力资源开发使用不合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一直面临比内地更加突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因此，从理论上揭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与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研究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本文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章 引言。在引言部分，首先提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与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出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且就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做出详细说明，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行解释。 第二章 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首先引出本文研究必须探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回顾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理论中和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界定本文所探讨的人力资源研究概念。最后结合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等理论，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做出论述。
李君锐[3]2017年在《基于戍边使命的兵团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习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提出“要壮大兵团综合实力,提高维稳戍边能力,建设高素质兵团队伍”,为此,石河子大学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专门组织实施了“兵团边境农牧团场维稳戍边能力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为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1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国家“万人计划”专业学科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兵团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工作。边境团场具有先天的戍边使命,保证边疆的安稳、国家的安全,在其长远发展中,需要得到国家、兵团更多的支持与保障,然而,近年来随着兵二代的老龄化、兵叁代的成长和走出去,边境团场环境条件日趋恶劣,与腹心团场及内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边境团场人力资源规模和素质已经严重阻滞了人力资源的发展,边境团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面临极大的挑战。本文旨在通过了解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真实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促进边境团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兵团边境团场为研究对象,以人力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屯垦戍边理论等为理论指导,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现状,评价边境团场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提取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促进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第一,本文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配置、可持续发展理论、屯垦戍边理论等理论,为全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第二,从人力资源规模、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叁个方面分析了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得出边境团场人口结构和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呈老龄化状态,人力资源素质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与兵团整体相比还需进一步提高的结论。第叁,基于本文对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定义,以人力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构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对边境团场2000-2014年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近两年,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升斜率开始下降,呈缓慢上升趋势。到2014年,边境团场人力资源素质、保障支撑因素的发展都已经高于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而人力资源的规模却成了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此外,与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相比,边境团场在人力资源规模、素质和保障条件方面均低于兵团整体水平。第四,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得出影响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包括:文化教育因素、经济基础因素、兵团政策因素、人口与环境因素、医疗保健因素。第五,以十叁师红山农场为例,分析了红山农场人力资源发展的历程,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正在进行的促进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理论联系实际,更易于本文的理解。通过以上分析,从国家、兵团、师团、职工层面提出促进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国家层面:明确兵团法律责任,找准定位;建立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力度,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政府政策倾斜与深化,提供更多机会。兵团层面:深化兵地融合,实行融合型战略,发展融合型经济;优化布局,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壮大兵团;改变戍边形式,分类实施反贫困战略。师团层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招商引资,不断提升资本竞争力;做好边境团场文化建设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和民兵队伍建设,注重基础教育,实施再教育。职工层面:放开眼光,提高自身素质;遵守法律法规,牢记使命。
朱俏俏[4]2016年在《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演化路径的异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这种地理集中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显现,并以“增长极”的形式推动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模式,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热点。升级与转型是产业集群生命周期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无论是资源富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产业集群还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大都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诸如自主创新能力低、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等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且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形成方式不同,其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也存在差异。因此,探索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将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和制造业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进一步将制造业产业集群细分为传统制造业集群与高端制造业集群,运用集群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按照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产业集群的集群特征异同分析——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同分析——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的异同分析”的分析框架,探讨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群特点、集聚态势、空间布局、驱动因素、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提出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差异化的转型升级演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发现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群特征异同。(1)从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群特点来看:1)资源型产业集群具有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产业转移约束大,成长路径需要政府规划培育,产业链具有极强的延展性,生命周期特征明显等特点。2)制造业产业集群受自然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低,产业转移的成本低,产业集群形成受市场机制及其规律的影响较大,政府主要起引导和辅助作用。传统制造业集群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导,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产业集群具有可迁移性和可复制性,集群内企业多善于“模仿创新”,而“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高端制造业集群多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自主创新网络广泛、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特点,产业关联性强。传统制造业集群与高端制造业集群作为制造业两种不同特征的集群类型,二者之间还存在许多共性与联系:传统制造业集群是高端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基础,既为高端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完备的辅助性工业基础设施和系统,又为其提供必需的资源、资本、人才、技术等外部环境条件;高端制造业集群是传统制造业集群的先导,传统制造业集群要不断吸收高端制造业集群的创新成果,自身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从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聚态势来看:不同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存在差异,总体来看,高端制造业集聚度最高,属于高集聚度产业,且高端制造业的区域集聚最为稳定。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及其平均变化率均居中,属于中集聚度产业,产业内集聚度最高的4个细分行业均为采掘业。传统制造业集聚度最低,但仍属于中集聚度产业,且传统制造业的区域集聚最不稳定。(3)从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来看:资源型产业集聚特征明显的省份(13个)多于高端制造业(7个)多于传统制造业(6个)。资源型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而东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则呈扩散趋势;传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扩散趋势,而西部地区的传统制造业集聚趋势加强;高端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区,部分省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扩散趋势,但扩散趋势不明显,且东部其他省份、中部、西部地区均存在高端制造业集聚趋势增强的现象。(2)揭示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集聚影响因素异同。对于资源型产业来说,以矿产资源储量表征的自然资源禀赋及地方保护程度是促进其集聚的关键影响因素,产业技术投入强度是阻碍其集聚的重要因素;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产业劳动力密集度、产业出口程度是促进其集聚的显着影响因素;对于高端制造业来说,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和产业出口程度是促进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地方保护程度是阻碍其集聚的主要因素。(3)揭示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同。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动态的,无论是资源型产业集群还是制造业产业集群,集群初期的“集聚效应”均大于“拥塞效应”,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拥塞效应逐渐显现,并取代集聚效应阻碍了经济增长。该结论启示我们集群的发展要保持在适度合理的范围内,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及时对低端产业集群进行转型升级,规避或改善由于集聚过度导致的规模不经济效应。与资源型产业集群和传统制造业集群相比,高端制造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且该促进作用由集群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进的双重积极影响共同拉动;而资源型产业集群和传统制造业集群对行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由技术效率单轮驱动。(4)提出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差异化的转型升级演化路径。资源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以内部路径为主,具体为资源型产业集群内部由采掘业集群向资源型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资源型产业集群整体由以资源消耗为主的低端产业集群向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兼可采取内部路径与外部路径,内部路径具体为以传统制造业为核心的低成本型产业集群向现代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外部路径具体为购买者驱动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高端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以外部路径为主,具体为生产者驱动的高端制造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
胡亚楠[5]2014年在《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科技进步与全球经济服务化浪潮的推动下，许多地区正经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的发展阶段，尤其以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为主。而且从全球来看，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更是一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一环。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对于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对新疆而言，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也必须要有发达的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支持，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新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疆应该把握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汲取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是新疆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在对相关经济理论和模型进行梳理后，界定了现代服务业的内涵、范围与分类，分析了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分析与比较,研究了新疆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总体和内部结构特征，重点是对新疆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和典型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评价。分析结果显示目前新疆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联度处于中等水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在选取典型行业的同时，选取了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典型地区进行个案分析。在对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并总结出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原因，表现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导致重点行业发展不突出、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导致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关联度不强、区位的优劣导致新疆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不平衡、新疆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较差、人才的缺乏限制了新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五个方面，通过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提出应当在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中对新疆经济影响和带动作用强的交通运输邮政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和教育业；在人才引进方面以及借助集聚区和产业园区集聚发展方面加大优化改进。
纪晓宇[6]2010年在《新疆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适度的人口规模,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结构都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体到兵团实际,文章从人口规模、素质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兵团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保持兵团适度人口规模、加快兵团产业结构调整等具体建议。
孙兰凤[7]2009年在《可持续视角下的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果业是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林果业以其较大的经济生态效益,较为广泛的从业人数和深远的产业开发前景,以及对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成为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建设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支柱性产业。由此,近年我国林果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这就需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方式,以改变传统的片面追求的数量型的粗放经营模式。本文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己被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己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共同遵循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目标的今天,强调林果业是在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倡一种对环境、对社会以及对人更为友好的方式和态度,来确保其具有可以继续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的问题。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又是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具体体现。新疆素有“水果之乡”的美称。由于种植栽培历史早,形成了众多的名特优果品。新疆特色林果业从改革开放以来得到长足发展,己初具规模。目前,林果业己成为新疆仅次于粮食、棉花的第叁大产业,2007年林果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9.72%,2006年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把林果业列为新疆农业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并予以政策上的扶持,以此带动新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广大果农增加收入。特色林果业的发展是实现新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新疆自然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农民增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新疆虽为果品生产大省区,林果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水平。但其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林果大区和支柱产业的地位极不相称,严重制约了特色林果业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良好宏观背景下,如何协调种植业与林果业之间的关系,探寻把林果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目前促进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实践需要与理论研究的需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审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林果业的发展问题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产业界的重视,很多省区都做了林果业发展规划,将林果业的发展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但是,林果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尚很零散、缺乏系统性,对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或者是集中在以产业发展的不同环节的经验总结方面,或者是对产业发展对策等局部内容的研究与探讨,因此,建立系统的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丰富和发展产业经济理论、指导现代产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大量搜集相关数据、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新疆特色林果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论文除引言和结论与展望外,主要分为四部分:理论篇: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产业实践,梳理了当前的林果业研究理论,探讨了林果业发展的理论及实践依据。主要阐述作为研究林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农业产业化理论等,并阐述之所以选择这些理论作为理论依据的主要原因;在分析世界林果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总结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世界主要林果发达国家林果业发展的经验,从中提炼出林果业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新疆发展特色林果业提供借鉴,以此作为全文研究的大背景。基础篇:剖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现状。对新疆特色林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重点分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定性及定量分析了新疆发展特色林果业具备的优势,剖析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的特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全文研究的另一背景。研究篇:对林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用来解释和分析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要素的“钻石模型”,探讨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影响因素及借鉴林果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尝试地对林果业可持续法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提出了适合新疆区情的林果业发展战略;探寻新疆特色林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策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新疆特色林果业的基地能力建设、加工能力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市场营销能力建设、灾害防控能力建设及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等问题,为有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张芊芊[8]2015年在《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内涵及其驱动因素。论文首先对制造业发展相关理论进行较为系统地回顾、分析与评述,界定制造业"新型化"内涵、构建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进行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及其驱动因素,并以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化"为样本进行案例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评价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探究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动力机制,提出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政策建议。制造业"新型化"内涵及其总体评价部分,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四个方面界定制造业"新型化"的内涵;根据制造业"新型化"内涵,构建由4个主指标、30个子指标构成的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进行总体评价,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新型化程度不断提高,保持了良性的发展势头。在区域比较方面,本文评出了 2011年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十大强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上海、福建、湖北、辽宁。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逐年提高,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为:江苏、山东、广东、上海、辽宁、河南、吉林、海南、浙江、河北。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资本投入、贸易因素,制度因素对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驱动因素。劳动力投入对制造业总产值有显着地驱动作用,但对制造业利润总额的作用并不显着,金融发展水平并不能促进制造业总产值的增加,但对制造业利润的增长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湖北和湖南。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创新的资金投入对创新能力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劳动投入的作用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但对制造业新产品产值的增加起着显着的推动作用;进出口总额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较为显着;以人均GDP表示的创新环境对专利申请量的提升起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新产品产值的增加不显着。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基本上呈逐年增强的趋势。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海南,上海,吉林,重庆,黑龙江,江西,陕西,福建。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FDI都是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的正向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其中自2006年以后,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的幅度较之前有了明显提高。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天津,河南,福建,辽宁,海南。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出口依存度、总产值、技术进步、地理区位、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产业聚集程度等对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驱动作用,而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进口依存度、外国直接投资则对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表现为一定的负向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化"案例研究显示,电子信息产业是制造业行业中发展速度较快的行业,其经济创造能力在整个制造业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其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但其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系数并不高;并且该产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大,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应当引起警觉;此外该产业社会服务能力也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政策建议。1.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2.加大投入增强制造业发展动力。3.鼓励企业优化R&D配置。4.注重FDI的质量与资源保护性。5.鼓励产业集群式发展。
陈锋正[9]2016年在《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发展方向,为破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矛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矛盾日益严峻。在相关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单向度研究的局限性,不能真正探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源,提出的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系统观和协同学思想,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置于更加宏大的系统视野中,统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关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内容、特征和机理,以及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可以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进行科学、有效的研判,为深入探究二者耦合机理和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有效联系,将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体行为分析纳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中,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主体行为对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影响,为农业生产实践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和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都表现出随时间发展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发的响应类指标的拉动所致,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中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的贡献率相近且都表现较为稳定;第二,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耦合度都在0.9以上,属于优质耦合关系,二者协同度在0.40488-0.89117之间,并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以2008年为界线,2008年之前的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功效值大于农业经济子系统功效值,2008年之后二者关系倒置;第叁,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耦合系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协同发展非有效;第四,在主体行为分析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可以统一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其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和受控制程度等变量是影响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社会大众增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共识、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科技与信息建设投入、促进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张莉[10]2015年在《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而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历经近20年的实践,它已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扶贫政策,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和西部还普遍存在的贫困与返贫现象使得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未来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并且构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可持续机制。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的深入,扶贫的特征有了新的变化,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本身也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要求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度化的提升。为此,本文以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为目的,对扶贫协作的现状、问题、政策效果、内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我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和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立足于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角度,构建了西部反贫困影响因素模型,综合分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市场化、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九个因素的变化对西部地区反贫困的影响,为扶贫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实证支撑。其次,本文以天津—新疆扶贫协作为例,设计了针对农户、企业、政府基层干部叁类不同主体的调查问卷,从不同参与者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扶贫协作政策的效果以及该政策在实施层面存在的问题;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了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当地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和致贫原因,得到了有重要价值的结论。再有,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具体包括中央与东部、西部地区政府,东部与西部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与扶贫部门以及扶贫部门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博弈,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为完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制、进行相关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最后,本文针对当前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从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四个方面,创造性地探讨和构建了新时期推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新疆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D]. 纪晓宇. 石河子大学. 2010
[2]. 新疆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D]. 魏江茹. 新疆大学. 2004
[3]. 基于戍边使命的兵团边境团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D]. 李君锐. 石河子大学. 2017
[4]. 资源型产业集群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演化路径的异同研究[D]. 朱俏俏. 新疆大学. 2016
[5]. 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D]. 胡亚楠. 新疆师范大学. 2014
[6]. 新疆兵团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J]. 纪晓宇. 新疆农垦经济. 2010
[7]. 可持续视角下的新疆特色林果业发展研究[D]. 孙兰凤. 新疆大学. 2009
[8].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 张芊芊. 东南大学. 2015
[9].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陈锋正.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10]. 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D]. 张莉. 天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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