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及其推进路径
高津津 裘 斌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主动奉献、热心公益、与时俱进是当代新乡贤精神的核心内涵。实践表明，新乡贤精神在引领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乡村民众文化自信心、激励乡村社会良性运作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新乡贤精神引领下，村庄中更能形成主动奉献、热心公益、与时俱进的村落文化，从而有力推进了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弘扬了社会正气，创新了乡村治理。新形势下，需要通过政策激励、经济支撑、文化涵育等多方面发力，以进一步弘扬新乡贤精神，推进新乡贤引领下的村庄治理。
关键词： 新乡贤精神；村庄治理；乡村振兴；治理特色；推进路径
在中国“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的传统乡村社会，土生土长、告老还乡的士绅在乡村治理中饰演着重要角色，乡土中国根植着深厚的传统乡贤精神。新形势下的新乡贤精神则具有独特的内涵，所谓新乡贤精神，主要是指在乡村治理和建设中当代新乡贤身上所彰显的主动奉献、与时俱进、热心公益等可贵精神品质。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当代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的新兴群体，在经济建设、基层治理、文化引领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乡村振兴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其身上所彰显的精神更是弥足珍贵。因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需要进一步发挥新乡贤精神的引领作用。本文拟围绕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特色及其推进思路等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从传统乡贤文化到新乡贤精神：中国乡村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一)传统乡贤文化是当代新乡贤精神的重要源泉
“乡贤”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乡先生”是先秦时期对乡贤的一种具体称谓，在《礼记》中已有所记录。乡先生被认为是退隐乡里的士大夫或专以教学为职的士人，负责道德教化与传播文化。汉初刘邦确定三老制度，史称“乡三老”，掌教化乡人之职。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体现对尊老礼仪的重视，更是为了用三老的道德教化弥补县吏的管制式治理对百姓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巩固自身政权。秦汉之后，以“乡三老”为乡村最高领袖的乡治制度开始逐渐推行。“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指皇帝对有作为的官员、有崇高声誉、为社会做出卓著贡献的社会贤达逝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同时也是对其人生价值的一种肯定。明清时期地方上乡贤祠林立，乡贤被列入当地志书。明清以来的“乡绅”“绅士”“士绅”是三个内涵有所不同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等；“绅士”是明代以降至晚清对所有绅衿的统称；“士绅”通常指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传统乡贤身上所蕴含的爱国爱乡人本主义精神，“他们的道德精神和力量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宗儒守道，匡扶正义，崇文右学，敬宗收族，乐善好施，务本求实”[2]。村民的尊重与爱戴，乡贤的自我价值追求，又促进传统乡贤继续奉献自身造福乡里，传承与弘扬乡贤精神。但这种传统社会的乡贤精神亦具有局限性，“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3]166。在传统社会，“乡”与“贤”是紧密结合的，乡贤即为“在地的贤达”或“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乡贤的经济基础、社会根基和文化认同都在本乡，其在乡性限制了乡贤精神的传播，古代“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告老还乡制度亦只能保证乡贤精神在本地得以接续。此外，由于传统乡贤处于封建官僚管控之下，因此其所体现的乡贤精神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封建皇权统治的色彩，乡贤的个人志旨难以充分彰显。“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是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的典型特征[4]89。而事实上，“皇权止于县政”仅指国家政权组织的设置止于县一级，其并不代表国家政权力量没有渗入乡村社会。
(二)新时代乡贤精神是对传统乡贤精神的创新和超越
迈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乡村治理和建设对人才振兴的迫切呼唤，创新发展新乡贤精神、发掘当代新乡贤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调查研究表明，当代新乡贤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为扎根乡里治理乡村的“在土乡贤”，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村党支部书记杭兰英，1986年担任书记以来已主政村治三十多年，其对村庄建设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了很多村民；第二种为外出打拼取得成就后回馈乡里的“离土乡贤”，例如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新河村的乡贤陈志江，他本在外地经商创业，后在2016年接受村支部书记邀请，担任孙端镇新河村乡贤参事会的秘书长，同时成立老娘舅工作室，在调解村民邻里纠纷、促进村庄和谐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第三种为离乡到外村创业，逐渐发展为当地新村民带头人的“舶来乡贤”，例如扎根在绍兴市柯桥区大山西村发展的“新村民”佼佼者，他们以大山西村为第二故乡，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为村庄发展带来诸多新技术和新观念，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负责“新村民小组”的日常运作。与此同时，随着党和政府对创新和发展乡贤文化的积极推进，新乡贤群体的外延不断延展，涌现出治村型乡贤、道德模范型乡贤、身边好人型乡贤，等等。这些新乡贤或是认真履行本职工作奉献乡村建设，或者慷慨捐资助力村庄发展，或是投身公益泽被乡民。他们通过自己的嘉言懿行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获得了社会威望，阐释和弘扬了当代新乡贤精神。
较之传统乡贤精神，当代新乡贤精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赋予了当代乡贤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新乡贤身上彰显出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这些当代新乡贤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摒弃了旧式文化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别的糟粕，融入了创新、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因子。例如，不少德才兼具的乡村精英把现代公益、绿色环保等新理念注入新乡贤精神中。因此，这种新乡贤精神是对与时俱进中华传统文化的阐释。另一方面，传统乡贤精神的地域性局限被逐渐打破。王泉根基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理念创新，认为“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是已扩展到“名人”，尤其是广义上的“文化名人”，包括在人文、社会、科技界等各个领域取得不俗业绩、具有重要影响或在本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各界精英名流[3]165。这表明“乡”与“贤”的结合不再固化，“乡”所指代的范围不断扩大，“乡”的类型不断拓展，“贤”的判断标准呈现出多元化和时代性。
二、内生驱动：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特色和亮点
式中：QL，QR分别为服务于IOL和IOR的堆垛机执行出库任务运行时间的数学期望;Pijk和分别为存储在第k排货架，第i列、第j行货位的货物的出/入库频率和最短出库时间；E，e共同描述当货位中货物出/入库交由用时最短的堆垛机时，两堆垛机的工作区域，即第1列～第E列货位由左端堆垛机负责，第e列～第I列货位由右端堆垛机负责；xijk为判断第k排货架，第i列、第j行货位是否为空的决策变量。
(一)依托新乡贤精神引领，村中更易彰显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态势
这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孤零零的两座小楼默默矗立着，霍铁抬头看看天，黑色的天幕显得无比厚重，一颗星星也看不见。
在村庄治理中，新乡贤们将现代公益理念融入新乡贤精神中，创新发展传统乡贤文化中的公益精神，以多种形式参与践行公益理念。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在治村型乡贤杭兰英的引领下，设立了文化礼堂乡贤专项公益基金，专门支持村中公益文化活动；绍兴市孙端镇新河村的乡贤参事会成立了乡贤慈善基金，专门用于村级公益事业的发展；绍兴嵊州市下王镇石舍村创建了“村嫂”志愿组织，鼓励普通村民积极奉献自身，建设美丽家园。除此之外，绍兴市新河村的陈志江等乡贤还成立了老娘舅工作室，自创调解三法，“和青年交朋友谈未来，和老年交朋友谈过去，和精英交朋友谈创业”(2) 材料来源：笔者于2018年7月完成的绍兴市越城区新河村调研笔记。 ,在促进村庄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绍兴嵊州市石舍村，“村嫂”志愿服务组织对村级治理的推进是村庄一大特色。治村型乡贤、村党支部书记任团结引领村民依托“村嫂”等志愿服务组织，齐心协力投身到各项村庄建设工作中。“村嫂”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既诠释了美丽人生的价值，又在乡村中实现了志愿精神的普及。除了引领与推进村庄日常志愿服务，石舍村“村嫂”还开展了“爱心端午，情满乡村”“清洁家园，和美共建”“五水共治，五美共创”等一系列志愿服务主题活动(3) 材料来源：笔者于2018年7月完成的嵊州市石舍村调研笔记。 。石舍“村嫂”组织从2014年创建至今，组织建构及其功能从单一到不断拓展、影响力从村庄到周边不断延伸，其所经历的每一次锤炼和提升既离不开治村型乡贤、村支部书记任团结的支持，也离不开身边好人型乡贤“村嫂”们的共同努力。为了推进该村的公益设施建设，乡贤任伟永、任建国、任廷煊等人带头出资，其中任伟永一人出资30万元。最让人称道的是81岁的老党员任廷煊，他是村内的五保户，平时居住在下王镇敬老院。一听说村内要建设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年迈的他毅然决定卖掉自己在村内的老房，并将所得的两万元及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一万元全部捐给村里，其热心村庄公益的精神获得了村民的一致赞赏。发挥身边好人型乡贤的力量，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有利于村庄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完善，有利于邻里守望和谐乡村的营造和建构，有利于村庄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和提升。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待村庄激发出内生性的治理力量，使村庄建设进程中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得以整体推进。鉴于新乡贤精神对于激发农村发展潜力、提升乡村民众精神面貌所具有的特殊价值，积极创建乡贤组织、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大力弘扬新乡贤精神成为新形势下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思路。调查研究表明，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呈现出内生驱动的特色和亮点，因而更有利于乡村的全面振兴。
(二)借助新乡贤精神引领，乡村更能萌发泽被民众的现代公益理念
出租车来到一个街口，蒋大伟问：告诉我，往哪走？郑馨还在抵抗：我不知道！蒋大伟不耐烦地：咱不是说好了吗？要了钱就去兰江大桥。郑馨道：我说过，他不会给你钱的。蒋大伟不信她：那可不一定，他现在傍上了富姐，有的是钱，还在乎那一点？郑馨说：有钱的人没良心，你去了也白搭！蒋大伟说：凭什么呀？你曾经是他的恋人，他就得替你买单！郑馨一哼：我就是告诉你他在哪儿，你也找不到他。蒋大伟自信地：你这话说错了，这几年我开出租，哪没去过？他就是在老鼠洞里，我也能把车开进去！郑馨说：他呆的地你就开不进去。蒋大伟：胡说！你说出来试试？郑馨道：他在十八层地狱里！
调研表明，在经济建设方面，捐资助力、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已成为当代经济型新乡贤发扬奉献精神、报效桑梓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榆林村企业家型乡贤潘根富，已累计出资近千万元为村庄修桥铺路，解决了村民长期以来深受困扰的出行困难问题。出于村庄发展的需要和干部群众的期待，他义无反顾地担任了村乡贤参事会会长，带动其他企业家积极反哺桑梓，泽被乡里。在村庄治理方面，新乡贤的主动奉献精神之一体现为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新乡贤们往往选择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例如，在2016年初，绍兴市越城区新河村打算兴建文化广场，这项工作需要征用部分村民家的自留地，而此之前，许多村民已经在自留地上盖起了房子。当时，该村乡贤参事会秘书长陈志江家的自留地上也已建起了车库，许多村民找到陈志江，希望抱团跟村里谈条件。但当村支书找到陈志江时，他二话不说就同意拆除自留地上的车库，当场表态将全力支持文化广场的兴建。见此情景，别的村民也不好再坚持，拆迁工作顺利进行(1) 参见钟宏娇：《乡村治理尝试“软着陆”》，《绍兴日报》2018年2月7日第13版。 。由此可见，在村庄治理和建设的协同推进中，新乡贤的主动奉献精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榜样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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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凭借新乡贤精神引领，村治中更有望孕育与时俱进的当代村落文化
“建构与时俱进的村落文化是推进村庄发展的内源性举措”[5]，新乡贤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顺应时代的潮流，他们用村民们能够理解与接受的方法来传递现代知识，协调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增强村民对村落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因此，全面推进当代村落文化的建构，离不开新乡贤身上与时俱进的精神引领。例如，在内侄的帮助下，64岁的绍兴市孙端镇新河村乡贤陈志江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孙端乡贤论坛”，乡土、草根、正能量是该公众号的特色，讲述身边的感动、颂扬乡贤的事迹、总结老娘舅的工作是该公众号的内容。该微信公众号版幅虽小，提供的信息却很丰富，因此得到村民的关注和喜爱。不到一年时间，其粉丝量已稳定在3000人左右(4) 材料来源：笔者于2018年7月完成的绍兴市越城区新河村调研笔记。 。该乡贤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与照片既对村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乡贤精神。
“乡贤”的特征之一在于其主动奉献精神，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的主动奉献精神体现在诸多方面。在新乡贤精神的引领下，村庄更易形成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局面。徐晓全认为，“乡贤热心村庄事务，多有奉献村庄事务的大公无私精神，而且经济精英也具有反哺家乡的愿望，他们的奉献精神对于乡村建设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4]89。调查研究表明，为数不少的乡村先富能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价值追求目标不断提升。投身村庄公益事业、助力村庄全面振兴已成为其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落脚点，而其对村庄治理和建设的积极作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获得了村民群众的推崇和赞誉。很显然，这些当代乡村精英已经完成了自身从“能人”到“乡贤”的创造性转换。
玛吉和夏洛特、亚美利戈和亚当互为情敌关系,“情敌”这一至关重要的叙事代码使得他们处于对立关系。而这一反义关系的对立程度深于上述矛盾关系,前者是主动选择的,后者是被动接受的。
“孙端乡贤论坛”微信公众号借用一首首幽默风趣的小诗，潜移默化间提升村民的道德素质，弘扬了乡贤文化。例如，在《家乡很美，因为根在》一文中，陈先生写道：“老景老街旧房存/翻新改造资金少/单靠政府难度大/众人配合事好做/美景建设都说好/触及私利不肯让/顾全大局稍微让/孙端村村美景添”，阅读量达到300次，村民们纷纷在文后留言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你我努力，共同关心，未来可期，加油孙端”。“因为我既是乡贤参事会的秘书长，又要主持村里老娘舅工作室，所以现在每星期只能写两三篇文章。我有这个想法，是觉得老娘舅调解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要建公众号，公众号是治本的，通过微信公众号中的信息沟通、感情交流、乡风引导，村民的道德意识有了潜移默化的提升。我自己感觉从去年到今年，公众号中的精气神好了很多。去年村里的微信群上还有很多消极、负面、发牢骚的话语。今年感觉这种话少多了，这就是一种村民思想意识上的进步。”陈志江先生说(5) 材料来源：笔者于2018年7月完成的绍兴市越城区新河村访谈实录。 。
“工业化、现代化并没有根本瓦解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也没有使传统社会的架构完全坍塌，那份被时间冲淡的乡愁始终隐藏在乡村游子们记忆的最深处，一旦有合适的场景，这份乡愁马上就会复苏。”[6]“孙端乡贤论坛”微信公众号也成了远在异乡的村民们寄托乡愁的“网上故乡”。例如，外出村民在公众号中一篇有关村中雪景的文后留言“雪后景色别有韵味。”陈志江看到后马上回复：“多回来看看。”一言一语之间，激起游子浓浓乡情。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表达上最大特点是多模态话语的呈现。一个乡贤公众号，通过多模态话语的运用，既可以为地方政府传声，做快捷的新闻播报，又可以在村民中作正确的舆情引导，增强村民对政策的理解，潜移默化间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基层的落细、落小、落实。
三、内外联动：新乡贤精神引领下进一步推进村庄治理的思考与讨论
当代中国乡村与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相比，其治理思路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阶段，在新乡贤精神引领下，不少村庄治理和建设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然而，新乡贤精神对村庄治理的引领作用是循序渐进的。调研表明，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内外联动，应是新乡贤精神引领下推进村庄治理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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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期盼更有力的政策层面支撑
当代新乡贤群体由本土型乡贤、离土型乡贤、外来型乡贤等各方面乡贤组成。对于本土型乡贤来说，由于从小扎根乡村，熟悉乡村的人和物，因此已经习惯于乡村的生活。但对离开乡村多年，一直在外面从事文教、创业或从政等工作的离土型乡贤来说，要吸引他们回乡参与村庄治理和建设，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就显得十分重要。调研表明，大多数返乡助力村治的新乡贤在村中一无官职，二无待遇，小部分乡贤虽有一定补贴，但所得到的微薄补贴与他们对村庄建设所倾注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也是极不相称。例如，绍兴市孙端镇新河村乡贤陈志江担任乡贤参事会秘书长以来，村里给予每月1250元的津贴，一年总共15000元。而去年他为村里的支出则有近20000元，其中包含编写村志捐款10000元，春节村里演戏捐助2000元，乡贤参事会会费2000元，以及交通费、礼品费等个人支出的费用。住房与医疗，则是阻碍返乡乡贤在家乡安居乐业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对回乡的新乡贤来说，“在传统的户籍制度下，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房产。回乡后，个别有自己的老宅住，很多没房住，甚至只能租房住。”[7]当前，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还在推进过程中，尽管村庄环境优美，村民淳朴善良，但住房与医疗这两大难题，却令返乡乡贤望而却步。而没有返乡乡贤等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乡贤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就容易疲软。
由此可见，支持与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传承与创新乡贤精神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政策性保障，这是一种对村庄治理的外源性支持。一方面，政府应该完善农村的住房与医疗制度，早日完成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返乡参与乡村治理的乡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在新乡贤精神的培育、乡贤类组织的创建方面亦予以政策性支持。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在政府组织、民政部门的牵头下，成功打造出了55个具有德清特色的乡贤类自治组织。在调研走访绍兴市新河村时，笔者了解到该村的乡贤参事会也是在政府的倡议与推动下成立的。具体而言，为保障乡贤参事会的有效运行，首先要指导村庄制定和完善乡贤参事会的规章制度，可以在前期举行乡贤参事会议，制定工作计划；后期可以召开乡贤表彰大会，总结工作中的成果与不足。其次要引导参事会健全考核机制，可以设置乡贤信箱，保障村民的发言权，防止乡贤沦为乡愿。总之，乡贤类组织的有效运行既离不开内部机制的合理建构，也离不开外部政府的政策支持。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新乡贤精神对村庄治理的引领作用。
在绍兴市孙端镇新河村，当代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现代公益理念在村庄不断发展。为了提升村民精神面貌与道德素质，一方面，通过成立乡贤慈善基金会、公益基金会，充分发挥了新乡贤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新乡贤们积极发挥自己特长，开设公益作文辅导班、越剧学习班、经典阅读班，依托这些当代新乡贤们的献智助力，村庄在公序良俗的建构、村庄公正法治理念的涵育、现代公益精神的落地等诸多方面收到积极成效。同时，新乡贤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也真切地感染了村民群众。
(二)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需要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8]。因此，在探讨新乡贤精神对村庄治理的引领时，不能忽视物质条件的支撑作用。以绍兴市孙端镇新河村为例，该村在两委会与乡贤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乡贤参事会和老娘舅工作室，其中乡贤参事会秉承民事民办、民事民治的理念，老娘舅工作室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宗旨，互谅互让调解内部矛盾，推动村民共同参与乡村和谐社会创建。
然而，调研表明，孙端镇新河村乡贤参事会等乡贤类组织在村庄建设中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其中物质因素的制约是较为主要的一个方面。新河村乡贤参事会成立四年以来，其日常运作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乡贤们的捐资。因此，除了乡贤们自发的捐款之外，其中在乡贤参事会中担任职务的乡贤每年还需要固定捐资2000元，没有在参事会担任职务的乡贤也需要每年捐资1000元。长此以往，就容易造成乡贤捐款疲软，也不利于乡贤精神的接续和发展。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多管齐下，一是可以根据各地村庄特色，因地制宜，积极发展以乡贤文化为题材的乡村旅游，以增加村庄的集体性收入，减少乡贤们个人捐资的压力。二是在积极鼓励新乡贤回乡创业的同时，政府还应给予高质量服务和政策性激励，以帮助其降低创业成本，从而充分调动新乡贤回迁兴业的积极性。总之，村庄只有通过办实事，办实业，才能在新形势下扛起振兴乡村经济的旗帜，才能让新乡贤精神的传承获得持续稳定的产业发展支撑。
(三)新乡贤精神引领下的村庄治理呼唤更丰沛的乡贤文化浸润
“新乡贤精神的培育，需要创造适合的平台载体，使乡贤文化转化为乡贤精神。”[9]现阶段新乡贤精神引领作用的发挥跟乡贤文化的宣传创新是分不开的。调研发现，因为文化水平的有限与宣传力度的欠缺，部分村民并不十分了解新乡贤精神，亦看不到乡贤参事会的成绩，从而令一些新乡贤心存委屈，影响了其为村庄奉献的积极性。有些村民认为，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回馈家乡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以企业家乡贤为例，他们之所以有今日事业上的成功，往往离不开其创业初期艰辛的付出。他们事业有成后愿意报效桑梓，希望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这是值得被赞颂的有益于村庄和村民的善举。村庄和村民应该知晓其嘉言懿行，充分肯定“为报乡恩做乡贤，反哺桑梓泽乡里”的新乡贤精神，形成“学乡贤、做乡贤、颂乡贤”的氛围，从而吸引和激励乡贤源源不断地返乡投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因此，一方面要鼓励新乡贤们继续做村民群众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善事，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以多种形式宣传新乡贤精神与新乡贤所做的贡献，让村民知道、感受到村庄中所浸润的乡贤文化和精神。首先，应植根于本土乡贤文化，探寻历代乡贤事迹。搜集整理村庄中本土乡贤的文献资料和现存建筑，把弘扬传统乡贤精神与创新新乡贤精神结合起来，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乡贤文化宣传。例如，可以利用戏剧的形式颂唱乡贤事迹、请村中的长辈讲述古乡贤故事、绘制乡贤文化长廊、制作乡贤人物小册子，等等。其次，需要紧跟时代潮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展示当代新乡贤形象。政府有关部门和乡村基层干部要顺应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新趋势，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微博等新媒体与新乡贤们交流互动。鼓励新乡贤讲述自己的故事，宣传新乡贤的模范事迹，以真实质朴的文章感染村民、以具体传神的照片打动村民，让新乡贤精神可以被“看到”，从而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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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Governance Guided by CountrySages ’Spirit and Its Promotion Path
GAO Jinjin QIU Bin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Proactive dedication, a zeal for public welfare, and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re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country worthy spirit.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spirit of country sages is of great value in gui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rural peopl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country sages’ virtues, villages can form a village culture full of proactive devotion, enthusiasm for public welfare,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villages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and innovating village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must further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country sages through policy incentives, economic support, and cultural nurture, and advance the village governanc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country sages.
Key words ：country sages’ spirit; village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promo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9) 04-0094-07
收稿日期： 2019-06-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治理中乡贤的定位、作用与规范机制研究”(16BZZ062);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 “治村型乡贤主导下的村庄治理及其推进路径” 阶段性研究成果(201810349002)。
作者简介：
高津津(1998— )，女，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校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中国乡村治理。
裘 斌(1970— )，男，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变迁。
doi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9.04.014
(责任编辑 林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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