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派对论文,性传播论文,资产阶级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择性传播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在一定的语境下传播经过有目的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①某种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并传播，“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有选择地加以传播也是如此。那么，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他们到底选择了哪些内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盗火者”最终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一、历史机缘：“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毛泽东曾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③，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游荡”到中国。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轮番东侵，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危机。面对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器物、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处，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⑤之西学东渐主张。这种主张沿着对“西器”(科技)先进性的肯定，到对“西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先进性的肯定，再到对“西学”(思想文化)先进性的肯定，最后到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向前延伸。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悄然来到中国，这引起了当时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注，并将其当作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新学理而予以传播。
其次，留学日本的相似经历与日本的中介作用。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的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⑥，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这些以救国救民为志向，以寻求真理为目的留日学生，不能不对当时风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景梅九后来回忆，他正是在日本社会党人开办的夏季讲演会上，感到“对于社会主义，更加一番研究”，并发现“各种社会学说，里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心折剩余价值说”⑦。因此，正是通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国民众“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⑧，也正是他们相似的留日经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背景之一。
再次，寻求救亡图存的国内形势所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变迁与转型的十字路口。“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端绪，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姿态毫不留情地推垮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⑨尤其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救亡图存”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成为当时知识界急切思考并需要回答的焦点问题。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按照孙中山和同盟会同仁的理解，“平均地权”就是欧美各国社会党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⑩。在游历欧美期间，孙中山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现象，认识到欧美社会虽然生产发达，但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社会主义在西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救世良药”。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1)可见，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希望从欧美吸收社会主义思想，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复次，资产阶级革命语境下革命派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强调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覆辙，中国可以不经过社会革命，通过民生主义一举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民生主义的理论依据，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然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致某友人函》中，孙中山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他希望通过平均地权消除“贫富之悬隔”(12)，使中国避免出现欧美贫富悬殊的弊端。这种思考从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冯自由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冯自由指出：“审夫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而吾党犹蹈其覆辙，不思设法预防，则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今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耶?故曰：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13)
由于以上的历史机缘，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讲马克思主义”在先者，那么，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二、选择性传播：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择了什么?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根据当时所接触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如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译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朱执信)、《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社会主义论》(仲遥)以及《民报》和《建设》等杂志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传播和介绍。(14)
首先，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拥护国利民富者，实社会主义”(15)、“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16)等主张。这些主张表明，孙中山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孙中山还研究了“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人。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17)。宋庆龄也说，孙中山“曾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18)。这说明，孙中山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但他没有选择传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用不着”(19)，他更没有选择传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孙中山虽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是“科学派”社会主义，甚至宣称实行社会主义是中国“今日唯一之要图”(20)，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21)。但他最终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次，朱执信与阶级斗争学说。朱执信被公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22)，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23)。
1906年，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指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24)在他看来，“凡社会主义之运动，其手段诚为阶级战争，而其目的则社会全体之幸福也”(25)。他认为，要消除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必须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方法“去不平”(26)。这表明，朱执信已经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打破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手段，这表明他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五四运动后，朱执信相继发表《舆论与煽动》、《野心家与劳动阶级》、《新文化的危机》等文章，形成了他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粗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划分了三大阶级。他根据是否做工及其享受的劳动生产成果的多少，把近代中国社会分为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三大类。其中，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是两个“对抗”的阶级，中等阶级是介于两者之间日趋“没落”的阶级。资产阶级榨取“余剩价值”，是“不劳而食”的人。所以，革命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只能依靠劳动阶级。应该指出，朱执信的这种划分阶级的标准与列宁的标准是不相符的，但与他此前关于阶级的观点相比却有了很大的进步(27)，即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转述提升，到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简要分析。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说：“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种手段。”(28)他指出，近代中国之所以产生劳动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因为劳动阶级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这种阶级斗争不是“野心家”凭空煽动起来的，而是根源于近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缺陷”，因此“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关键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条件如何”(29)。这表明朱执信已经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这就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三是探讨了消灭阶级斗争的步骤问题。朱执信认为：“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30)可见，朱执信不仅提出要消灭阶级，而且指出要“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和赞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这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朱执信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阶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真正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他选择和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真要在中国实行，而是为了配合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由此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甚至还有曲解之处。如他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全部内容，但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就他所介绍的内容来说，他只选择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私有财产权和改造社会的十大纲领、剩余价值学说的要点等，而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第四部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却未涉及；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过程，他也未提到。这说明，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介绍，是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进行有目的选择的。
再次，胡汉民与唯物史观。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胡汉民侧重选择和传播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31)。
一是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内涵，并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胡汉民指出，唯物史观在“古代哲学者已透露多少意思，在社会主义中，更有圣西门、布鲁东等，认经济事情及于政治的影响。但到了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因此，创立唯物史观的名誉应当“归于马克斯和他友人恩格斯”。这样，胡汉民就对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及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还指出：“唯物史观实是贫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并高度评价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32)。
二是选择并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胡汉民节译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译为《赁银劳动及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为《法兰西政变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为《〈经济学批评〉序文》)、《资本论》第1卷附注以及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两封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等。依据这些资料，胡汉民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含义。他说，唯物史观“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33)，其基本内容“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34)。因为，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35)，他的这种理解与列宁对“阶级”的理解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组织之改造常依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行”，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的最后解决，也是因这个原故”。(36)
三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解读历史和观察现实问题。他公开宣布，要把唯物史观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分析和观察中国现实问题及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并首先对中国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诸如《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女子解放从何做起》等研究成果。通过这些研究，他认识到，我国战国时期之所以思想家辈出，思想空前活跃，是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组织的根本变动”，从而“牵连到社会一切关系”的变化(37)，由此，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社会各种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经济，经济发生变化，社会问题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所以，胡汉民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部改造”，而“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
当然，胡汉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也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如他在众多的唯物史观内容中，选择和接受的仅仅只是唯物史观中“单纯经济的理论”。这是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对资产阶级革命无害，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而对唯物史观中除阶级斗争以外的“政治理论”部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旧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新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只字不提，他不敢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列宁指出了其中的原因：“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8)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走向革命的反面。(39)
复次，戴季陶与经济学说和劳动问题。戴季陶的“思考兴奋点始终围绕着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注重其经济学说和劳动问题”(40)。仅1919年6月至1920年底的这段时间内，戴季陶就在《建设》、《星期评论》、《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50篇，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41)其代表作主要有《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革命、何故?为何?》、《经济之历史的发展》等。
一是从经济的角度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经济的角度给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了定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世界经济组织”(42)。
二是选择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如“经济是决定人类社会构成形体的，工具是决定经济的组织的。一旦工具发生了大变化，于是生产、分配、交换、交通，一切社会之经济的条件都要随着变化”；再如“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形体没有不随应用工具的变迁以为变迁。每有一种工具的发明，社会的构成上一定受很大的影响”(43)。在论述“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时，他认为真正科学地揭示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的，要算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几个问题的学说”(44)。因此，戴季陶希望中国人要“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45)要予以反对。
虽然戴季陶还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知道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但这些都没有成为他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
三、反戈相向：“盗火者”最终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绝对没有达到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以戴季陶、胡汉民为例，他们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盗火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佼佼者，但后来二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决反对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以预防资本主义弊病并为三民主义寻找依据的目的来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如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精髓，亦不外此三者。”(46)把社会主义看作“人道主义”，把社会主义的精髓看作“博爱、平等、自由”，这无疑使马克思主义“意义减少”。同时，孙中山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美国亨利·乔治的思想对等起来，甚至认为：“亨氏与麦氏(即马克思)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并认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实为精确不磨之论”(47)。很明显，这又使马克思主义“意义扩大”了。不仅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带有主观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也是如此。如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认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竟之旨合。”(48)所以，“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虽谓达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义乃完，可也”(49)。这样，马君武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完善了，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缩小。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中国式的解读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人们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既有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等古代社会主义思想，也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共同之点”，正是这种“共同之点”，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中国传统式的解读。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话说，就是“从传统中找真理”(50)。如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孙中山，当看到西方社会贫富悬隔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之时，他自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解释，并把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等同。他说：“考诸历史，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51)因此，他认为，欧洲盛行的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52)。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演说词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53)
由此可见，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主要是从中国的传统资源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容之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中国传统式的解读，这有助于他们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毕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当他们用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时，难免会使马克思主义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54)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核心和结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从根本上说，这三部分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概括和总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应该作为整体的理论体系传播到中国，才能发挥其革命性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部分内容采取了分割的有选择的传播和研究，如孙中山侧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朱执信侧重阶级斗争学说、胡汉民侧重唯物史观，而戴季陶则侧重经济学理论，这种分割的、各取所需的，甚至是断章取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具体实践上的误差，从而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解。
复次，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本性使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持一定的同情与欢迎的态度，并注意从中吸取对他们有用的成分，以完善“三民主义”，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求理论根基，但他们在主观上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如胡汉民就公开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55)宋教仁也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真正之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硬要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那只能得到“恶结果”，从而造成“画虎不成，反至类狗”的“悲惨之状况”(56)。正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所以虽然高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对唯物史观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却一字不谈，更不敢接受；也正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他们一方面宣传阶级斗争学说，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工人阶级觉醒与动员起来以致不能控制，所以主张资本家与工人“互让”，从而使工人放弃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作为“盗火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究其根本原因，是其政治立场所致。所以有论者指出：“戴季陶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李大钊是有差异的。前面两位强调的是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李大钊则信奉阶级斗争学说。这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57)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拙文：《论早期中国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⑤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⑥《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载《晨报》1919年4月24日。
⑦景梅九：《罪案》，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07—908页。
⑧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3日。[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⑨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⑩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页。
(1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289页。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13)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
(14)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拙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42页。
(1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3页。
(16)同上书，第340页。
(17)[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18)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1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2页。
(2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9页。
(21)同上书，第523页。
(22)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23)瞿秋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24)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第11页。“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今译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25)同上书，第44页。
(26)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第15页。
(27)陶明兰：《朱执信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与研究》，载《高等函授学报》2004年第3期。
(28)朱执信：《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9页。
(29)同上书，第724页。
(30)同上书，第879—880页。
(31)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
(32)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载《建设》第1卷第5号。
(33)同上。
(34)胡汉民：《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载《建设》第2卷第6号。
(35)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载《建设》第1卷第5号。
(36)同上。
(37)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载《建设》第1卷第6号。
(38)《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9页。
(39)陶季邑：《五四时期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宣传》，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40)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第93页。
(41)李田贵、赵学琳：《二十年代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4期。
(42)戴季陶：《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页。
(43)同上。
(44)同上书，第1186—1188页。
(45)同上书，第1240页。
(46)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8页。
(47)同上书，第333页。
(48)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载《译书汇编》1903年2月。
(49)同上。
(50)[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页。
(5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
(5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页。
(5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54)对于这三个组成部分，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
(55)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载《建设》第1号。
(56)宋教仁：《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
(57)[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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