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弱国民性的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国论文,法家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时下鲜有听见人们议论国民性问题之际，《探索与争鸣》1997年12期发表的《陈独秀“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正确的》一文，打破了许多年的沉寂，重新提起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旧话题。
法家理论融铸了国民劣根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性问题。什么是国民性？最权威的《辞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均未收入这个词条，这使我们难以凭籍精英们的智慧对国民性作最直观的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国民性就是国民的普遍性格或社会性格。国民的社会性格具有二重性，国民性中的闪光点我们常称之为优秀品质或传统美德，不良国民性我们常称之为弱国民性或劣根性。闪光点和劣根性共存于国民的社会性格中，这是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的。国民的社会性格是受这个国家的文化涵养培育生成的，民言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以最通俗的语言说明国民性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深刻道理，并非形成于朝夕之间。国民性一经形成就较难更易，并且融入国民的血脉代代承传。因此，改造国民性也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几乎是人言人殊，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定在历史上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儒家。确切地说，应是“内法外儒”的文化格局，这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所谓“内”，当是指内在的、隐蔽的、处在核心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所谓“外”，当是指外在的、装饰性的、处在表形的起辅助作用的文化。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用儒家包装法家的文化，支配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是法家文化，而非儒家文化。
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王朝瓦解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裂土纷争的无序局面，秦国顺应历史潮流，从诸子百家中挑选了法家学说作为建立新秩序的理论武器，扫六合，平四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法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首次获得成功，秦始皇也被后世尊为“祖龙”。然天不佑秦，汉代秦兴。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大抵汉武帝认为始皇帝不善包装，所以秦祚不永，于是信誓旦旦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然而学者们另有说法。从本质上看，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汉兴以来，承用秦法”（顾炎武《日知碌·会稽山刻石》），即便是汉武帝首创“独尊儒术”，儒学也未处独尊地位，如胡寅论道：“武帝虽曰崇儒，实则好以刑法寓下”（《读史管见》卷二）。事实上，二千余年来并未脱秦汉窠臼，这也是史家的共识。
汉武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的帝王之一，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懂得用儒家的“人情味”掩饰法家的“血腥味”。如果说秦始皇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那么汉武帝则开创了“内法外儒”的历史新纪元。这是“秦皇汉武”能并列于史的原因。正是这种内法外儒的文化，涵养培育了中国国民的社会性格。因此，“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鲁迅先生讴歌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是中国国民性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他们那以身践道、殉道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我们从古以来，也有谄谀取容的人，也有攀龙附凤的人，也有任意作奸的人，更有崇尚卑鄙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所凸显的大抵都是国民劣根性，他们的恶行，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难以掩饰，而不得不将其归于“奸佞”之属。这类人在历史上绝非少数，他们蠹国害民为祸之烈，决东海之波也难尽其毒。
综上所述，如果说以法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国的脊梁”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铸炼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主要承当者。
《韩非子》是国民劣根性的经典
法家最后一位理论大师是韩非，他的大著《韩非子》人称是集法家之大成者，被奉为帝王之学、御下之术。这部帝王经典洋洋大观，不过法、术、势而已。这里需特别提出的是，法家的全部理论是以“性本恶”为立论的逻辑起点，而儒家学说是以“性本善”为立论的逻辑起点，由此推导出的许多理论也是大相异趣的，即是同一种观点，其内涵也各不相同。例如，儒法两家都主张尊崇君权，儒家持有限君权论，法家则持无限君权论；儒法两家都主张人治，儒家倾向于德刑并用，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等等。
什么是法？韩非没有直接解释，但也说过“君之立法”（《饰邪》）；“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利，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独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主道》）。韩非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法”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归一的专制独裁，韩非教导帝王们要牢牢抓住，不可假手于人。韩非也没有解释什么是势，但势是与权威、权势同层次的概念，可理解为是帝王的无尚权力和崇高地位。“势足以行法”（《八经》），“威者足以行令也”（《诡使》），失势就意味着丧权，因而韩非教导帝王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势。然而帝王的权势是“人设之势”（《难势》），为了强化帝王的权势，韩非教导帝王们要以术保势。什么是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术者，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人所执也”（《定法》）。可见术就是权术，是帝王独操、深藏不露、驾驭群臣的阴谋韬略。郭沫若曾作过统计，韩非在“他的书中关于术的陈述在60%以上”（《十批判书》），可见术在法家学说中的地位之尊。
帝王该怎样玩权术耍阴谋呢？韩非如是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只能“恃势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不然“信人则制于人”（《备内》）。“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主道》）。要装聋作哑，然后挟知而问，显得高深莫测，使臣下常存惕怵畏惧之心。密设暗探、广布耳目，实行特务政治，以达到“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奸劫弑臣》）的独裁统治。实行愚民政策，“圣人之道，去智去巧；巧智不去，难以为常”（《扬权》）。禁锢思想，限制自由，服从驯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行，其次禁其事”（《说疑》），等等。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韩非子》无异于是一本玩弄阴谋诡计的教科书。
以法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级关系，具有模式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超稳定性的特性。二千余年来，无论是皇冠易主还是山河变色，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级关系基本不变。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专制主义统治手段——“术”不断在变，但方法论已被技巧化了。例如，国民，尤其是跻身官僚行列的国民们，或为了自身免祸，或为了既得利益，或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特权，他们必须学会明争暗斗、钩心斗角，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卑身贱体、屈邀恩宠，朝秦暮楚、韬光养晦，巧媚阿谀、伪恭伪敬……这林林总总、花样翻新的技巧，无不是卑劣的臣民心态、权力欲与服从欲的分裂人格和奴才品格的反映。祖上留下的这份遗产，是心理定势的产物，实利主义的需要，使其成为一门显学，以致今天的国民对什么欺、瞒、哄、骗，什么厚黑学、钻营术、窝里斗，什么东方式妒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玩艺儿岂只是毫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师自通。某些国民玩起这些技巧，娴熟得令人叹为观止，游刃有余，毫不比古人逊色。这说明国民对劣根性有某种亲和感和认同感。
当然，侈谈弱国民性可能是个犯忌的话题，因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民有太多的美德。然而，为何每到改革的关键时刻，就会听到人们无奈而委婉地说：国民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阻力！并何以会听到人们痛心疾首地议论：腐败严重、道德滑坡、内耗很多……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十分艰巨的。朱熹说过：“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法，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卷134）。 这说明法家学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清除这个基础是十分困难的，这里不妨举二例说明。朱元璋删《孟子》是历史上有名的《孟子节文》事件，所删除文字为“民为贵”之类。这位开国皇帝为何不删出一本《韩非子节文》来？这足以说明后世人君绝不可能变更尊君卑臣的专制制度，那怕是撕破遮羞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专制主义的思想并未清算。即使是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仅是打倒了孔家店，并未彻底摧毁以法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阎王殿”。专制主义的遗毒被历史带到了新中国，成为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这就是“文革”中张春桥提出的“臭豆腐理论”。“臭豆腐理论”时至今日是否还在起作用呢？当然，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我们甚至可以遥想当年汉武帝如转而实行“外法内儒”的文化政策，中国的历史又该是何种景观呢？这些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