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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维奇教授的巨著（按涉及的问题的规模和范围）在本质上不仅是对社会生态学、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学当今情势的总括。因为，在作者看来，社会生态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学科学。何况，社会生态学还与生物学、经济学、法学、医学部分和其他学科处于互相密切的联系之中。作者依据文献的范围很广泛，而且语种也很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俄语、英语、德语和了语言。
这本著作的特点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马尔科维奇本人及其专著，是具有世界社会学家和不仅是社会学，而且是世界科学、特别是操英语科学的发展水平的代表人物。因为作者就是在提出全球生态问题本身的读数的标准和体系内，采纳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生态学知识的特点和水平。这种情况为解决或试图解决作者提出的实际上是当代世界的主要和迫切的问题，提供了非常适当的根据。
《社会生态学》的构成特点之一，是它有类似于黑格尔的创造性。如果说黑格尔在自己的《自然哲学》中，“在注解中放逐自然”，那么马尔科维奇也科学地完成了类似的程序：在逐页非常丰富的注解中，他在实质上一点也不是提供不同的作者有关所研究的问题的意见的文选。必须说，所引的引文选得很好，并与《社会生态学》这本著作本身同样地具有独立的意义。
首先，试图依据作者的那些主要结论——以便用它们作为出发点，并依据它们，力图对所讨论的、十分迫切的地球上人和生命的保护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看来，主要的结论之一可以这样说“任何社会体系应当与自然环境相适应，而自己利用自然的手段和方式、自己的生产要适应自然的条件，社会体系应当完全适应自然条件、自己的群体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原书第10页）。作者把这个结论与对自然的实践和人组织自己社会发展的特点对立起来。后者使社会关系的发展从仿佛是“自我的发展”中，或者是从“客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在人和自然服从它的条件之下摆脱出来。研究者要摆脱技术中心论的经济学。从他的这一意图来看，就没有理由不赞同他。
有关科学实现了自己“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目的，不仅是世界生态学家共同体，而且非常自然也是马尔科维奇所特有的。但不同的是，作者进一步看到了自然中人自身的生态危机的深刻的根据：“当然，人创造了否定自然中生命活动方式的技术。对技术的利用，导致熵（注：科学技术上泛指某些物质系统状态的一种量度或者某些物质系统状态可能出现的程度。——译者注），导致生命活动的否定。事实上，技术与生态之间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同时是自然界的生物和技术发展载体的人本身”（原书第11页）。这里指的是，作为自然界生物的人，——与其他的自然一起——按其自然的本质是协调的；他（包括作者和技术使用者）造成了全面生态灾难的威胁。因此，正是通过它而创立工业的人，形成了生态危机。从表面上，在自己的社会经济表现中，看到如下情况：“实际上，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业，因为它的发展趋势是反人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上。在这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破坏性……”（原书第11～12页）。我们，南斯拉夫和原苏联各国都盲目地予以效法。应当重新修改自己的生态灾难性的政策。
我们把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有关自然和人）概括成一个：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各个范围的真正一般历史的根据，是自然和人和谐联系中的自然和人本身，而它们之间的不协调和灾难的条件是工业生产和发展它的自然科学，以及决定科学机构和整个社会学、甚至是社会学的特殊部门——社会生态学的性质的不协调的机构。复兴（和发展）亘古以来存在的、本质上的生态的协调，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人类的这一伟大使命，应当规定了现代人的全部社会行为的性质，其中包括确定社会生态学、社会学和整个科学、但是和谐－审美创造的体系的前景，以便发展人的能力，挖掘人的潜力和创造精神。在理解智力圈概念的本质方面，可以赞同马尔科维奇的意见：“人类应当自己建立智力圈概念，并依靠天然的自然力。自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生命机体建立一个“家”——生物圈。现在，它对人的帮助，只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人能认识、尊重和利用它的规律”（原书第40页）。标志着整个生态关系史主要转折的人的这一前景、这一全新的使命，应当按照渗透一切的思想来实现，其中包括必要的科学生态化的过程，并从社会生态学开始。由此可得出结论：必须弄清楚社会生态学的对象。
马尔科维奇自己对社会生态学的认识，在实质上是从达尔文的生物生态学及其“为生存而斗争”（原书第22～23页）中引伸出来的。但是，根据现实的社会需要，“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环境的状况所肩负的责任”（原书第53页），——这就导致作者把重点放在争取协调的斗争上：“对人争取在地球上的生存的责任的认识，需要建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原书第54页）。其次，社会生态学“应当研究的是，不仅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且人本身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仅要根据侵占的观点”，而且“要根据保护（和完善）它的观点进行研究”（原书第62页）。“社会生态学应当有助于获得对下述问题的答案：“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究竟是什么样的‘良好的’自然？从维持自然中生态平衡，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的再生产的观点来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原书第62页）。
马尔科维奇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生态学以下特殊的本质：研究人—社会与（活生生的）自然—社会—自然的（更准确地说：生物社会的）关系的相互关系，“构成后者基础的是，具有规律性的本质力量”（原书第105页）。这些规律是全新的生态相对的类型， 既不归结为生物的规律，也不归结为社会的规律。
在这条道路上的强大的障碍，是现代人类的具体—经济—工业的定向：“因技术发展而兴起的工业系统，不仅要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破坏两者的关系。因此，作为人的环境的社会组成部分的因素的劳动的（工业的）环境，不仅对于周围环境的社会组成部分的其他因素，而且对于自然的组成部分，都具有消极的方面”（原书第128 页）。这里说的还是比较温和的。下面，在确定生态危机的本质时，作者就非常明确地说到对人本身生存的威胁（原书第159页）。“因此， 现代人看来在自己的发展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怎样克服有限的自然资源储备引起的人类的危机”（同上）。在后面这个问题上，诸如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据等等，我们与很有成就的作者之间存在着分歧。
时代的矛盾，社会生态学、社会学和整个科学内在的矛盾的原理，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不够深入，都在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的内部矛盾中得到反映，——不过，在这方面也赞同世界许多学者的看法。在深入了解马尔科维奇和大力支持他的创造性的深刻意图的同时，我们试图依靠所引用的原理来回答非常复杂的三个层次上的问题：1.这些问题蕴涵着所得出的结论；2.这些问题甚至既不是马尔科维奇提出的，也不是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学者的世界共同体提出的；3.按照这些根据，构建世界规范的生态预测和整个人类—生物圈的方案。
不过，这三个层次的差别是相对性的。并不是一直可以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而有时就根本不需要。在一系列问题中，“关键的”、决定性的方面，是必须解决社会学的生态化问题，而更准确地说，是“提高世界的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和各种学者以及整个创造性知识分子集团的创造潜力。然而，作为必要的条件，我们试图使社会生态学清除西方狭隘具体的自由主义唯理论的影响。这种思想在过去历史上，对科学和整个人类—生物圈的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周围环境”概念。这是社会生态学、人的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及整个现代生态课题的主要概念。
首先说有关这个概念的相对性问题。还在很久以前，С·С·施瓦茨院士（现已去世）在担任苏联科学院乌拉尔科学中心动植物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和《生态学》杂志主编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以下主要的结论（在口头谈话和文章中所表述的）：人和自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与其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建筑样式）一起构成了自然的周围环境，而不是自然构成人及其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周围环境。这个结论至今不为各国生态学家所了解。由这个结论可以得出大量基本的结果。但它应当再以其他的结论（原则上，是在同一层次）作补充。施瓦茨诉结论：……而人以他的现代形式，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以这一范围内的创造的个性来塑造自己，这样，他就可能适应这一对他来说是全新的、 “广义上的新的天空和新的地球”的创造者的伟大使命（H·A·别尔佳耶夫的话）。或者，用西方社会生态学的术语来说，创造了人、自然的自然的“周围环境”，因而创造了新的环境。
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因各种各样消极的生态后果、技术急剧的进步、不希望放弃经济利益和利润的许多国家的漠不关心而遭受损害。在“稳定发展”的实践中，国家和社会给予解决生态问题的帮助最少。
然而，主要的问题甚至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所研究的概念过分夸大了人与自然的差别，过多地缩小了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差别，——这要么“开辟一条道路，”要么通过对生物圈的技术装备和普遍地改变“周围环境”，从科学上核准抑制生物圈的危险过程。
我们建议根本放弃这一术语和概念，全人类的、广义的自然概念：有机界和无机界，——并把技术、人所人工创造的无机界的形式列入后者。
大体上说，整个西方的技术—工业文明——与东方—欧亚的经典文明有着质的差别——把重点放在实物的—原子论的—消耗的—进行技术装备的无机界，并使人和其他的有机界服从于它（及其雇主）。因此，以下的论点是一种素朴的错觉：人类的危机是由“自然资源的有限储备”引起的（原书第159页）。 与这一限制密切相关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时也创造了整个人类的生态灾难（全球的和全面的）。马尔科维奇近似于以下的结论：摆脱这种灾难的出路——改变人组织自己生态社会关系的类型，复兴和发展自古以来与东方—俄罗斯—欧亚文明所创造的自然联系的生态体系的本质的体系。或者用马尔科维奇的话说是：“社会改革和新的工业发展概念势必把技术的参与看作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这种发展应当为社会最重要的人的形成创造条件”（原书第246 页），看作社会的基础和主要的动力。“这一概念不是消费社会的概念，而将具有人道主义的定向，并包括了各种需要。对需要的满足，将促使人的创造力丰富， 以及具有创造价值的‘生物’的形成”（原书第247页）。不是简单的“丰富”，而是“发展”，促使人的创造潜力的发展水平普遍提高。正是人，应当构成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基础。我们认为，新观点的实质在于，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其互关系人道化的前景”（原书第212页），以及它们的“创造力”， 即增强创造性因素在人、社会和自然中的作用和发展的水平。
根据上述所说的东西，需要对下列作者的论点作重要的修正：“在人及其对自然的活动出现之前，在生物界占主宰地位的是生态上的协调。随着人的诞生，开始了破坏生态协调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4 万年之前”（原书第41页）。其次——按照对象化的—火炮的—对抗性的劳动的逻辑，与马克思相反，人们往往把这种劳动与一般劳动等同起来，有鉴于此，“自然”也就把阶级—对抗性社会与一般社会等同起来，把人—消费者（自然的竞争者—敌人—摧残者）与一般的人等同起来，而西方文明的生态问题变成整个生态关系史的全人类的问题。
实际上，情况远不是这样想象的。М·И·布德科早在自己的《全球生态》（1997）中就写道：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在生态上是协调的。
人的知识的协调，也就是人的一系列素质和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即通向消灭生态灾难的途径，并过渡到全新的、人的—生态的—创造性的进步的水平。这一过程可能从社会生态学、社会学开始，尔后是整个科学—文化体系的生态化。因为社会生态学正好是要把人与生物界“融合”在一起。
马尔科维奇在一处感觉到了社会生态学“接合部”的特点：“社会生态学的诞生，应看作生物学的发展，把生态学变成社会科学，尽管它仍然是自然科学……是控制周围环境的一个领域”（原书第49页），而更确切地说……是对生物圈的调节。这是科学崭新的职能，把科学提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因而更好地产生了一门广义的“生物学”。这个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俄罗斯生态哲学经典作家的标志，他们称之为完整的科学。С·Л·弗兰克、Н·О·洛斯基、В·И韦尔纳茨基等发展了这条路线。
马尔科维奇还指出社会生态学以下方面的问题：“教育应当既促进生态意识的发展，也要感觉到责任……这种教育……其基础应当是人道主义的。这种教育应当运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原书第101～102页）。
马尔科维奇在说到社会生态学的方法时，试图把辩证法与罗辑斯提（也指数理逻辑、符号逻辑——译者注）结合起来。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这种结合，尽管他非常理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这也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差别（原书第86页）。由于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与生物圈的联系、相互作用及其两者之间的协调，因而也就导致方法论、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发展的崭新的阶段。
然而，也有实证的方法。它的根据是东方、斯拉夫、欧亚和俄罗斯的古典文明。这是В·С·索洛维约夫的“有机的逻辑”，Н·О·洛斯基的“世界是有机整体”的逻辑，马克思的“审美整体”的逻辑，В·И·韦尔纳茨基的“自然科学逻辑”（生物圈和智力圈的水平）。这种方法论的真正提法是勒里希的广义的“生物伦理学”。
道义上的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现在带有地区性。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按全新的方式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已完全不可能。正是在这方面，国家和个人的道义与全人类和生态的道德、伦理结合了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纯理性的和规范—道德的科学，成了同时具有深刻的个人的、国家的和全球的特征和规范的创造性的广义的生物科学。
从全球角度看，俄罗斯与南斯拉夫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这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而且在生态方面。正是在20世纪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灾难和如此多历史考验的这一特点，成了他们天然的生存愿望的和平和友谊的重要的条件。是的，真的是生存。生存本身及其最广义上的延续，从自然的存在和人的创造起，成了国家的、地区的、全球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普遍采纳的现代思维、教育和培训的科学范式的范围内，还没有完全为社会所了解和认识。
摘自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杂志1997年第1期